病毒溯源 科学家:是时候对武汉病毒所独立调查了

上个月世卫组织调查团在结束中国之行后做出病毒从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初步结论,尽管后来又称将继续审查所有假设,但仍以病毒是自然演化为研究的最高优先。与此同时,独立科学家发出另一种声音,认为北京和世卫组织永远找不到COVID-19病毒自然演化的证据,“因为它就是从实验室里泄露出来的”;科学家呼吁,现在是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独立和透明调查的适当时机。 

“所有假设都将进行定期审查。”世卫组织武汉调查团负责人恩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最近的说法跟在北京略有不同。 

恩巴雷克说的这些假设包括COVID-19病毒是由动物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的、蝙蝠直接传播的、来自东南亚进入武汉市场的带病毒冷冻野生动物传播的,即所谓“冷链”;以及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的四项假设。 

世卫仍坚持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 

但世卫组织仍坚持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立场。“根据我们拥有的数据,我们认为实验室事故的假设具有较低优先(less priority),因此被归类为极端不可能的情况。”恩巴雷克说。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项目执行主任麦克·莱恩(Michael Ryan)认为,外界对这次世卫组织病毒源头调查团的使命理解有误。他澄清,这项行动“是根据世卫组织的决议,由世卫组织与中国政府进行的合作努力”,“不是什么对可能的错误进行的调查,也不是世卫组织可能会拥有而其实并不存在的调查权力。” 

2003至2004年在中国广东省爆发的萨斯(SARS)大流行后,科学家先查到动物中间宿主果子狸,然后查到源头蝙蝠。这次COVID-19病毒大流行则不同,科学界已知病毒源头是蝙蝠,但不知道是蝙蝠的病毒怎么传播到人类社会。 

世卫组织武汉调查团成员、澳大利亚的多米尼克·德威尔(Dominic Dwyer)2月22日在英国《卫报》发文指出,“我们的调查总结病毒最可能起源于动物,可能是从蝙蝠传到人类,借由一种我们尚且未知的中间宿主,在一个未知的地点。”德威尔说,类似“人畜共患”疾病引发大流行过去也曾发生过。“但我们仍在试图确认到底是什么事件导致如今的大流行“。 

穿山甲扮演病毒自然进化宿主? 

2020年3月安德森等六位科学家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发表论文认为,COVID-19病毒不可能是在实验室对相似冠状病毒进行操作产生的,而是在人畜共患前在动物宿主中进行的自然选择和人畜共患后人类的自然选择。总之是一种自然演化的产物。 

该论文指“非法进口到广东省的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含有类似于SARS-CoV-2的冠状病毒(即COVID-19)“,是可能的动物中间宿主。 

一年后,类似论述还在继续出现,周二(3月2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期至少有四项研究已在东南亚和日本的蝙蝠和穿山甲身上发现了与COVID-19毒株密切相关的冠状病毒,表明这些病原体的存在范围比以前所知更为广泛,病毒有充分的机会进化。 

但穿山甲为动物中间宿主假设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证据证明市场上的穿山甲如何导致了人对COVID-19病毒的感染,“在链条中我们没有所有这些环节。” 病毒学家拉瑟姆(Jonathan Latham)对美国之音说。 

拉瑟姆是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科学机构“生物科学资源项目”的创办人和《独立科学新闻》网站主编。 

所有证据指向武汉病毒所? 

他认为,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永远都找不到COVID-19大流行病毒自然起源的证据,“简单说就是人们所知道的所有证据都表明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他告诉美国之音。 

他说,如果排除武汉是蝙蝠病毒研究和冠状病毒研究的重镇,这一“难以量化且几乎未知的本地因素”,武汉人成为本次大流行零号病人的几率跟全世界其他人一样,是630分之一,即70亿除以1100万。如果COVID-19病毒是自然演化而来,那么它从已知的28个冠状病毒物种引发大流行的几率是28分之一。如果将两者加在一起,武汉成为自然演化的COVID-19病毒大流行暴发地的几率是630乘以28,即17640分之一。 

拉瑟姆说,病毒从实验室泄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COVID-19病毒泄露的可能性则更高。“这种病毒通过空气传播,也不会出现严重症状,这意味着人们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感染,而且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个研究机构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被病毒感染了,这使研究实验室泄露的人们非常警惕,他们已经将这种情况标记为导致实验室泄露的最大可能性。” 

拉瑟姆认定大流行源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泄露,源于对一篇中国医生的硕士论文研究。“其中包含的证据导致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认为已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一切。”他说。 

2012:云南矿井蝙蝠冠状病毒致6病3死 

2012年4月,云南墨江的一个矿洞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疾病暴发。6名矿工在矿井里清除蝙蝠粪便14天后被一种神秘冠状病毒感染,其中3人最终死亡。 

为这些矿工治病的李旭(Li Xu)医生后来在论文《对6例由未知病毒引起的严重肺炎患者的分析》中,描述这六名矿工具有现在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基本症状:干咳、咳痰、高烧、四肢酸痛,有的呼吸困难、头痛。 

他们接受了呼吸机,以及类固醇、稀释血液和抗病毒药物的治疗。李旭认为他们有可能引发流行病爆发,因此跟包括“萨斯英雄”钟南山医生在内的大学专家举行了远程会议。 

患病矿工的检测样品送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钟南山那里,“跟钟南山的远程会议很重要,”拉瑟姆说。“这说明六名矿工的疾病引起了高度关切。其次,一个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被认为是他们患病的可能病因。” 

拉瑟姆说,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实验室从2012年8月到2013年7月就前往距武汉1000公里之遥的云南墨江矿山四个不同场合收集蝙蝠病毒。“他们的搜集之旅甚至始于这些矿工还在住院的时候,”拉瑟姆补充。 

石正丽拥有相似度最高的病毒序列 

拉瑟姆说,从他们获得的一封信中,石正丽向病毒学数据库证实,她搜集的BtGoV/4991和RaTG13来自同一个矿井的同一批蝙蝠粪便样品。这两种毒株是与COVID-19病毒关系最密切的序列,相似度分别为98.7%和96.2% 。 

拉瑟姆认为,“RaTG13在患病的矿工体内后来演变成了COVID-19病毒。而这种病毒在2019年从武汉病毒研究所逃逸了。” 

拉瑟姆将此COVID-19病毒起源的假设命名为“墨江矿工通道”(Mojiang Miners Passage 或MMP)。 

拉瑟姆说,根据这种假设,“COVID-19病毒不是一个人工合成的病毒;但是,同样地,如果没有将它带到武汉,并且没有对它进行任何进一步的分子研究或计划,那么该病毒将因自然原因而灭绝,就不会逃脱从而引发COVID-19病毒大流行。” 

拉瑟姆认为,“有关COVID-19病毒起源的最重要问题可以通过简单检查武汉病毒研究所相关研究人员的完整实验室笔记本和生物安全记录来解决。” 

德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 

2月18日,德国汉堡大学纳米科学家罗兰·维森丹格(Roland Wiesendanger) 教授发布的COVID-19病毒研究发现,“目前的大流行源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事故”。 

汉堡大学在新闻声明中说,“有许多直接迹象表明,COVID-19病毒(SARS-CoV-2)病原体来自实验室,并指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位年轻研究员是第一位被感染的人。” 

研究报告说,“她的名字叫黄艳玲,生于1988年10月20日。自2012年以来,她一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并在该研究所的网址发表了至少六篇科学论文。自2019年底以来,她消失了,她的照片和个人资料已从学院的网站(以及她的个人网站)中删除。” 

这份104页的研究报告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领导的研究小组不仅搜集自然产生的冠状病毒,而且还操纵它们,以使它们对人类更具传染性和危险性。这项所谓的“功能获得性”研究在相关专业杂志上发表。 

这项研究报告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严重的安全缺陷。在大流行爆发前两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员多次访问武汉市一个中国研究机构,并向华盛顿发出了两次有关实验室安全措施不足的正式警告,实验室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及其潜在的人类传播方面存在着新的类似于SARS大流行的风险。 

中国央视2017年12月播出的有关石正丽实验室在云南收集蝙蝠病毒样本的纪录片说,“尽管戴着手套,被蝙蝠咬伤的风险依然存在。”片中一位研究员说,“透过手套就可以把你的手咬到,就跟扎针一样”。 

研究报告揭示,中国从疫情一开始就试图掩盖真相。在感染和死亡人数上造假。腾讯在《疫情实时追踪》中曾无意中发布了真实数字,2月1日23点39分的数字是,全国确诊病例154023,死亡24589;但2月2日16点的数字却变成了全国确诊14446,死亡人数304。 

报告说,中国在大流行初期,非官方和官方诊断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发生偏离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官方新冠病例”的奇怪定义。财新网2月5日报道,国家卫健委专家规定,阳性诊断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全基因测序,这三条都达到才能确诊。 “尤其是第三条,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基因组测序,” 报道说。 

拉瑟姆:实验室逃逸假说不应被当“阴谋论”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5月3日说,“大量证据”显示COVID-19病毒来自中国的实验室。今年2月23日,蓬佩奥和他的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联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中国的疏忽让世界付出高昂代价:北京痴迷于病毒,但不关心生物安全》。 

余茂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2003年的SARS大流行后,中共“搞大跃进的劲头又来了,”“中国有250多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在八大学科领域,生化实验室就占了40%,”。 

“中国科学家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已经发现了将近2000种新病毒。而全世界花了200年才达到了这么多。” 他引用中国科技协会和中国科学院的数据说。 

余茂春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和管理验证存在隐患。“被官媒吹捧为生物安全级别最高的病毒研究所,被授权研究剧毒和最危险的病毒和病原体。但武汉病毒研究所居然没能被评上前20名的‘优秀类实验室’。 

“现在已经有了可靠且可测试的实验室逃逸假说,这项任务可能变得容易得多了。”生物科学资源项目创办人拉瑟姆说。“因此,现在是重新呼吁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独立和透明调查的适当时机。” 

他表示,科学建制派把病毒从实验室逃逸的假设标记为“谣言”、“未经验证的理论”和“阴谋论”。通过采取这种立场,科学建制机构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即认真对待实验室逃逸可能性的科学家正在危及他们的职业生涯。” 

拉瑟姆呼吁,新闻记者应调查其中的一些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使科学家和研究机构无法正确调查实验室病毒逃逸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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