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美国权威杂志《科学》周二公布的两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新冠大流行病始于中国武汉市的市场，研究指出该病毒极可能来自于动物。 第一项研究是地理分析，显示2019年12月发现的第一批病例集中在武汉市市场周围。第二项是对首批病例的病毒进行基因组分析，显示该病毒在2019年11月之前在人类中广泛流通的可能性极小。 自该大流行病爆发以来，专家们一直在争论，几乎在三年之后，他们仍然试图揭开该病毒的起源之谜。 这些研究的作者之一，亚利桑那大学的病毒学家Michael Worobey本人在2021年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认真考虑新冠病毒泄漏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的假说。 但是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过大量分析数据，他的看法在改变。 “我现在也相信，除了通过武汉市场动物交易的渠道外，根本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引入病毒”。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克里斯蒂安-安德森也是这些研究的共同作者，但他说：”我们是否推翻了实验室泄漏理论？没有。我们能否做到这一点？不能，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明白，有些情况是很可能的，有些只存在一种可能性。” 第一项研究分析了2019年12月确定的首批155个病例的地点。研究人员表明，这些病例集中在武汉市场周围，与随后几个月记录的病例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病例与高密度社区相吻合，显示了病毒的传播。 研究人员还分析了2020年1月从市场上采集的样本，例如从笼子或小车上采集的样本。他们的分析表明，新冠病毒阳性样本集中在华南市场，那里正是出售活体动物的地方（包括浣熊犬、獾、狐狸等）。但是在携带冠状病毒的蝙蝠和人类之间充当中间宿主的动物目前还没有被确认。 第二项研究是基于对感染这些首批病例的病毒基因组的分析。结论是，在2020年2月之前，存在两个病毒品系，即A和B。而且，这两个血统可能是由两个独立的传播事件导致的，且都是在武汉市场传播给人类的。以前的研究表明，B系是由A系演变而来。 科学家们特别强调了解武汉市场上出售的动物来自哪里的重要性，以便将未来的风险降到最低。 因此，虽然仍有灰色地带，但研究人员强调，关于这一大流行病早期的信息实际上是非常详细的。 克里斯蒂安-安德森评论说， “有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是，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告诉我们关于Covid-19大流行病的起源”，”但这根本不是事实。” 中国经常被指控隐瞒信息或不与国际调查充分合作。其实，让科学研究人员了解这种大流行病是如何开始的，对于帮助预防未来的类似事件至关重要，并有可能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
病毒的秘密能永远保密吗？不可能。几天前，中共把又一个公安部副部长撤职查办，送交司法了；紧接着，把另一个曾经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已经退入二线的政协常委也给抓了，说是开始调查。实际上这种调查就是进秦城的前奏，几乎没有例外。 去年就被抓的孙力军副部长，被抓得很蹊跷。他正在武汉抗疫前线督导，是钦差大臣，无任何征兆突然被抓，据说是泄露了病毒来源的秘密：给自己的妻儿传递了病毒十分严重的秘密，本意可能是警告妻儿不要大意，没想到被澳大利亚情报单位获知，成为习近平的一大政治丑闻。这促使西方认识到生物战的真实性，并把目标集中在武汉病毒研究所。 他迅速被抓说明了两件事：第一就是共产党间谍渗透西方十分严重。西方情报单位获得的第一手机密信息，可以迅速传递到北京，这比当年的克格勃厉害多了。中共的间谍不仅破坏西方，而且成为监视中共内部官员的利器–或者说内斗的利器，是出口转内销的方式之一。 第二就是证明孙力军泄漏的消息非常准确，是促使西方人相信这个令人不敢相信的事实的证据。中共根据情报迅速抓捕孙力军这个钦差大臣，就说明消息是正确的。如果消息不正确，或者说没这么回事儿，也就不必要有这么大的动作，就像小偷被按住了手之后那样惊慌失措。 抓得快，却审得慢。审了一年半才尘埃落定，是因为意见分歧。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不得不避嫌。可是抓都抓了，也很难避嫌，补救措施就是这一年半来的各种甩锅，再加上收买学术界的无耻之徒和弱智来诡辩。效果还是不错的，毕竟老百姓的大多数不懂科技，好糊弄。 公布孙力军案的第三天，又抓了个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这让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下子联系不到一块儿了。据早前传说，这个傅政华很善于三级跳，看风使舵。几年前就出卖了恩主周永康，一举成为习总的亲信，是倒周倒薄大将。怎么就牵连到孙力军案子里呢？ 估计这个傅政华属于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之辈。心思缜密是查案子的好手，从一个小侦察员一路顺风升到了北京的公安局长。可是没背景，再往上爬就得靠厚黑学了。一不小心得罪了谁，或者参与了谁，就落入了某个政变阴谋中了。可能还与孙力军有关，但也可能是孙力军在酷刑之下揭发的。据查，是在孙力军被捕后几天就被撤掉了常务副部长。 孙力军毕竟巧妙地揭发了中共的罪恶，可以被人们原谅。傅政华靠扫黄打非，破几个刑事案件，无法赎罪被人们谅解。有他们两个的前车之鉴，据传说有个政法高官叛逃到了美国，而且不和被渗透的两大情治单位联络。同时习近平用职业军人替换了中央警卫部门领导等等反常动作，都说明在中共风雨飘摇之际，人们藏在心底的良心和小算计，都可能成为引爆火药桶的导火索。 纵观中外历史，一个国家到了内斗不止、离心离德、分崩离析的阶段，就是到了产生大变局的时刻。怎么变？各种可能性都有。每一个火星都有被扑灭的可能，也有引爆火药桶的可能，没有一定之规。唯一必然的事情，就是向着大家认为更好的制度变局。 两汉变局到隋唐，宋元变局到明清，都是制度上的变化。现在又到了旧制度无法继续，新制度蓬勃欲出，并且阵痛了一百多年的时刻了。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情报机构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没有得出定论，不能排除新冠病毒来自自然界和实验室泄漏的两种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和中国外长王毅通话时（8月29号）表示，在新冠溯源问题上，美国无意指责任何国家，美中都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信息，彻底调查病毒源头。而中国则维持强硬立场，王毅说，中国坚决反对美情报机构“炮制出台”的溯源问题调查报告。 那么，病毒专家如何解读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报告？北京关紧大门，对调查可能得出的结果有何担忧？新冠溯源前景如何？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和传染病学系荣誉退休教授李敦厚对美国之音谈了他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见解。 李敦厚说，美国情报界在病毒来源问题上没有得出定论，一是因为这次有多个情报机构在做调查，各自结论不一致。二是中国政府拒绝合作，至今没有交出最初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174份病例的原始资料。 美国情报界虽然在病毒来源问题上没有得出定论，但是在其他几项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一，病毒不是作为生物武器被开发的；第二，多数情报机构以低度信心评估，新冠可能没有被基因改造；最后，情报界评估，中国官员在新冠最初爆发之前并未预先了解这一病毒。 李敦厚博士说，他同意病毒不是作为生物武器被开发的，因为开发生物武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在疫情爆发初期，中国本身也没有抵御病毒的能力。 但是，他对新冠病毒“可能没有被基因改造”这点存在怀疑。他说，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向做很多功能增强研究，和很多嵌合病毒研究，就是把几个病毒的不同部分组合起来。他指出，这类实验中存在事故机率，他倾向于实验室在做功能增强实验中病毒泄露的假说。 他说：“我的个人看法比较倾向说，实验室在做gain of function（功能增强研究）的时候，想办法找出来为什么蝙蝠的病毒有感染人的能力，它是怎么样来的，这个能力怎样来的时候，实验室出了问题，就是说实验室virus leak病毒泄露出去，感染到做这些实验的人，或者是处理动物实验的人，这个事情发生的机率都有，不是一个很相当相当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偏于这样。” 李敦厚说，他并不反对功能增强研究，而且是应该做的实验，但是应该怎么做，在哪里做，怎样做好安全监督至关重要。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病毒专家李敦厚同意美国情报机构的第三点共识，中国官员在新冠最初爆发之前并未预先了解这一病毒。但是，他指出，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隐瞒信息，处理不当，酿成了这场全球性灾难。 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当初不是严密封锁信息，打压李文亮医生和真实反映疫情的人士，疫情可能不会变到这个程度。他诚恳地劝告北京，把公共卫生跟政治问题分开。他说，方斌、陈秋实和张展等人出来发言，目的也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提醒政府注意这个卫生问题，对国家有好处。 他说：“所以我希望中国政府一定要能够好好地检讨反省这件事情，这些人做的不是坏事，想做的是对国家、对社会、对地方都有好的事情，应该是好好地对待他们。” 李敦厚说，台湾走过了一段艰辛的民主改革历程，诚恳地希望中国也能走向民主社会。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吉姆·里施（Senator Jim Risch,R-Idaho）和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鲁比奥（Senator Marco Rubio, R-FL）8月25号分别发表声明，敦促拜登总统继续进行病毒溯源调查，解密当前报告，并呼吁对北京进行制裁。李敦厚博士说，制裁不是理想的做法，病毒不分国界，希望中国配合国际调查，这也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
法国调查媒体《Mediapart》网站2021年7月15日一篇题为“武汉，实验室传奇 中国当局一年半的掩盖”的文章说，自Sars-CoV-2在武汉被正式宣布存在以来，北京当局就没有停止过撒谎。每个月都有该政权大规模欺骗的新发现。（注：该文以Sars-CoV-2称冠状病毒Covid-19） Mediapart这篇文章首先质疑中国官方公布的冠状肺炎死亡人数不准确。该文说，中国国家统计局（2021年5月）发布的最新人口报告虽然确实列出了2020年的活人数量（14.11亿中国人），但却没有提及死亡数字。那是当局不希望与前几年的数字相比较。因此，我们无法衡量冠状病毒Covid-19对中国人造成的损害。 该文接着说：而这个通过“遗漏”扯的谎，迫使我们只能满足于官方对中国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评估：截至2020年12月底，有9.3万名感染者和4743名死亡者，即占世界同期记录140万死亡人数的0.32%。以此为基础，该国每百万居民的死亡人数几乎不超过3人，而在世界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比利时，每百万人的死亡比例为1436人。该文说，那么就用这个“奥威尔式”的计算法，给一长串欺骗和谎言当个结尾，在此列出一个时间顺序”： 2019年12月31日 这是确定武汉存在一种很快将被命名为Sars-CoV-2的病毒的正式日期。而第一次确诊是2019年12月16日发现的武汉海鲜市场女摊贩的病例。在这两个日期之间，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社交网络微信上，向一些同事传递了这个信息（包括眼科医生李文亮）。然后她受到安全部门的排斥。据报道，可能至少还有7名医生也被当局针对。 至于在2019年12月之前冠状病毒是否已在武汉流传？这个假设可以通过获取居民个人健康数据得到证实，特别是对血库的分析（如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所做的那样），然而这些数据外界无法接触到。 之前，曾有中国科学家在社交网络上提出过这个假设，但随后这些言论都被审查删除。据《Mediapart》的消息，在2001年9.11恐袭事件后建立的国际安全专家圈中，有一位接近统治阶层的中国专家，此人曾在交流论坛上简要表示过：早在2019年9月，武汉就存在冠状病毒（Covid-19）了 。但他没有说细节。 2020年1月9日 在犹豫了几天之后，中国当局在这天首次就武汉存在的冠状病毒做了通告。然后，这个病毒被命名为”2019-nCov”。从2020年1月中旬开始，世界各地一些机构和实验室将从中国卫生部门获得其基因序列。这是该政权对其外国对话者的少数透明姿态之一。两周后，经过一个月的观望，在习近平主席的命令下，在武汉开始实施普遍的遏制措施，并进行大规模的筛查。 2020年1月31日 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该疾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中国财新网（创始人胡舒立因其政治关系而享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发表了对眼科医生李文亮的采访。在此之前不久，李文亮曾因在微信提到武汉存在严重肺部疾病而受到警方传唤警告。这名吹哨人在接受采访的7天后，死于冠状病毒肺炎。随后，财新网将发言权交给了李文亮的同事们，他们都谴责其单位管理层和党支部书记无能，不会预料风险。 2020年2月3日 武汉病毒研究所（WIV）的专家在《自然》杂志提到一种名为RaTG13的病毒（96.2%与Sars-CoV-2相似）的存在。4个月后，该研究所的管理层澄清说，这种病原体早在2016年就以不同的名称（Ra4991）被发现。我们无法得知在整个这一时期，（武毒所的专家）对该病毒的分子适应性进行了哪些研究，特别是对增进其渗透到人类肺部细胞的蛋白质进行的研究。 但是从2019年秋季开始，武汉病毒研究所数据库中的这些档案信息都被封锁，无法访问了。这些档案曾存在过的痕迹也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国际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起源科学家团体（DRASTIC）的集体调查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正在试图对实验室事故的假设进行挖掘。 2020年2月7日 中国新华社报道，华南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发现Sars-CoV-2（冠状病毒Covid-19）与在穿山甲身上发现的一种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有99%的相似性。这种中国人爱吃的小型鳞片动物随后被指为是从蝙蝠到人类传染过程的中间环节。这个理论（现已被西方科学界否定）可让中国领导人用一个易于被接受的“真相”替掉任何其他的假设。 然而，世卫组织自己也承认，世卫组织的“发现计划”项目在东南亚几十种野生和家养动物体内采集了数千个样本，却没有找到任何可以验证“动物中间宿主”假设的证据。而只要没有找到中间宿主，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动物起源论点仍然只是假说中的一种。 2020年2月 学者肖波涛和肖磊（华南理工大学）提出了实验室事故的假设，但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中国当局立即对他们进行压制，令其闭嘴。然而他们的贡献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特别是在网络档案馆。此举表明，那些对政权的限制不适应的人，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抗审查制度。国际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溯源团体（DRASTIC）的参与者们表示，他们经常收到来自中国的信息，并选择用这些信息作为他们调查的依据。他们的责任是挫败任何造谣的企图。 2020年2月29日 财新网披露，中国的几个分析实验室在2019年12月就从武汉收到了一些从患者身上提取的样品。但据报道，湖北省卫生委员会下令销毁这些样本。 2020年3月13日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2019年11月17日，湖北省（武汉）一位市民就发现感染了冠状病毒肺炎（Sars-CoV-2）。 2020年6月 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起源团体集体发表了他们的初步调查结果摘要，其中包括：武汉大学从2019年6月起受到科技部专门委员会的检查。该专门委员会对实验区没有区隔、实验室安全规则不完善、学生设备不足等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 同样的评定也给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2013FY113500（蝙蝠冠状病毒研究）项目。该项目使用的设施，包括气闸、高压灭菌器、化学淋浴器、高压灭菌器、废水处理等，都没有达到要求的标准。最后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个项目的危险医疗废物没有得到有效处理。这一观察结果导致一家废水处理厂于2019年9月9日关闭，并将废水转移到邻近的设施（江夏厂）。 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溯源团体得出结论：我们的研究确定了事故发生时的情况：在最接近Sars-CoV-2（冠状病毒Covid-19）的蝙蝠病原体病毒的研究项目中，对样本或标本的操作处理不当。在这时，参与蝙蝠冠状病毒研究（2013FY113500项目）的实验室出现安全问题。 2020年6月至11月 在穿山甲的传说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理论：即在冷库（在青岛和天津）雇用的工人受到感染之后，病毒通过冷冻食品传入中国。当局组织了大规模的进口食品筛查活动，包括巴西冻肉、阿根廷猪肉、印度鱼……其目的就是要证明：即使冠状病毒在中国土地上首次被发现，它也可能来自其他地方。这是当局刻意营造的重复说辞。为了让这套说辞传播开来，中国一些部门机构利用社交网络进行操作，并特别创造了一个名叫拉里-罗曼诺夫（ Larry Romanoff ）的假专家。同时，向外传播数以百计的假文章，例如加拿大网站Globalresearch.ca就是传播渠道之一。 2020年11月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负责人再次在《自然》杂志上表示，除了RaTG13（病毒）之外，他们在云南的活动中还收集了其他8种与Sars-CoV-2 (Covid-19)有关系的冠状病毒。这些病毒的基因序列最终在2021年5月被公布出来。 但是，阅读一下2014年至2019年期间撰写的三篇论文（可能是考试委员会的评委悄悄传给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起源团体的）就会发现，至少还有一款病毒被存在武汉病毒所WIV的冷冻柜里面，没有公布出来。 同时，在武汉，他们肯定地说，已不再拥有2016年至2020年间进行研究的所有样本。事实上，中国当局对于2019年之前从云南矿区蝙蝠身上收集到，然后拿到武汉研究的冠状病毒的数量和性质，一直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可从有关病毒的最初声明中看出。（详见《中国有罪的沉默》”Les silences coupables de la Chine”，作者François Bougon），也可从对这些病毒及其病毒基因序列进行的实验中看到同样的情况。 2021年1月 由世卫组织委托、由彼得-本-恩巴雷克带队的13名专家来到武汉。他们此行是要建立一份有关这一疾病的报告，却没有任何空间为他们的研究搜集资料。 2021年5月23日 《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情报部门泄密的信息报道，早在2019年11月，就有3名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因出现与Sars-CoV-2（冠状肺炎）和季节性感染一致的症状住院。而两个月前，武汉病毒所在一份新闻稿中重申，在2019年12月30日之前，该所的590名员工中，没有任何人接触过病毒。
美国总统拜登五月底下令情报机构九十天内查明武汉肺炎起源，在时限过半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披露，负责督导的美方高层如今相信，病毒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外泄的假设，可信度堪比自然起源论。此外，世界卫生组织（WHO）同日提案成立永久组织，以调查武肺和往后其他疫情的源头。 民主党人态度大幅转变 CNN十六日引述多个消息指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等多名高层如今相信，实验室泄毒论的可能性与野生动物传给人类的自然起源论不相上下，与民主党人一年前轻描淡写的态度大相迳庭，但情报人员对于两者的立场仍相当分歧。虽然没有新证据将结论导向任何一方，但目前的情资强化了动物与人类接触传染一说，而非蓄意制造，只是这种说法与病毒可能从武汉病毒所外逸一说并不相悖。 知情人士还透露，中央情报局（CIA）等此前对实验室泄毒论持怀疑态度的情报机构，如今也都认同这是一个可信的调查方向，拜登政府高层正严肃看待此一假说，且愈发持开放态度。 随著愈来愈多美国官员认为实验室泄毒论看似可信，他们对北京的态度也愈发强硬。苏利文上月就曾向“福克斯新闻”表示，如果中国不配合调查，将被国际社会孤立；若中国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美方将必须考虑有所回应。 CNN上月十一日独家取得美国国家情报首长办公室（ODNI）发给辖下情报机构的备忘录，责成官员设法取得有关实验室泄毒论和自然起源论的更多“关键情报”，包括野生和家禽动物的病毒检测结果、中国等地区高风险野生动物的活动广度、任何可能被用于基因改造的病毒、中国生物研究等活动的广度，以及中国限制WHO或其他疫源调查机构行动的可能做法等。 另一方面，WHO年初前往中国武汉进行第一阶段疫源调查后，一直没有新动作，挨批不够积极。秘书长谭德塞在直批调查工作欠缺中国疫情爆发初期的原始资料后，十六日在闭门会议上向成员国提案成立永久性的“新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谘询小组”，并重新组织武肺调查团队，由各国提名专家参与，“我们已研拟疫源调查的第二阶段工作，现在请由中国透明、公开合作，尤其是疫情初期的原始资料等。” 新溯源调查 锁定五大层面 新的武肺源头调查计划锁定中国及其他国家，内容涵盖五大层面：野生动物圈养及贸易相关的人类、动物和环境因素；武汉内部和外围的野生动物市场；最早出现病毒大流行迹象的区域；额外基因追踪和分析；稽查二○一九年十二月爆发人类病例地区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中方专家正在评估此一提案，但强调相关调查应基于各国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