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据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最先报道，根据最近提供给白宫和国会主要成员的一份机密情报报告，美国能源部得出结论，新冠大流行很可能是由实验室泄漏造成的。 这份新报告强调了情报界的不同机构如何对大流行病的起源做出不同的判断。 能源部现在与联邦调查局(FBI)一起表示，该病毒可能是通过中国实验室的事故传播的。 其他四个机构，连同一个国家情报小组，仍然判断这很可能是自然传播的结果，还有两个机构尚未做出决定。 能源部的结论是新情报的结果，意义重大，因为该机构拥有相当多的科学专业知识，并下辖美国国家实验室网络，其中一些国家实验室进行高级生物学研究。 阅读过这份机密报告的人士表示，能源部对此的判断“信心不足”，或者叫“低置信度”。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解释：情报机构可以以低、中或高置信度进行评估。 低置信度评估通常意味着所获得的信息不够可靠或过于零散，无法做出更明确的分析判断，或者没有足够的可用信息来得出更可靠的结论。 FBI 此前得出的结论是，大流行很可能是实验室泄漏的结果，并且“有一定信心”，并且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FBI 雇用了许多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并得到国家生物法医学分析中心的支持，该中心于 2004 年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成立，旨在分析炭疽和其他可能的生物威胁。 美国官员拒绝详细说明导致能源部改变立场的新情报和分析。 他们补充说，虽然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都表示最有可能发生实验室意外泄漏，但他们得出这些结论的原因各不相同。 新的报告强调了情报官员如何仍在分析研究有关 Covid-19 是如何出现的。 超过 100 万美国人死于这场三年多前开始的大流行病。 能源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能源部继续支持我们的情报专业人员按照总统的指示，在调查 COVID-19 的起源方面进行彻底、谨慎和客观的工作。” 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证实，新的报告是根据新情报、对学术文献的进一步研究以及与政府以外专家的磋商而完成的。 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国情咨文”节目中表示，情报界在此事上仍存在分歧，同时指出乔·拜登总统已投入资源来查明起源问题。 “目前，情报界还没有就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沙利文在CNN 的节目上说。 “情报界的一些成员已经在一方面得出结论，另一些成员在另一方面得出结论。 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他们只是没有足够的信息来确定。” 沙利文说，拜登已指示将隶属于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纳入评估工作。 这份不到五页的新报告不是国会要求的。 但立法者们，尤其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正在对大流行病的起源展开自己的调查，并敦促拜登政府和情报界提供更多信息。 官员们没有说明是否会发布这份新报告的非机密版本。 阿拉斯加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 (Dan Sullivan) 周日呼吁在披露能源部评估后举行公开听证会。 “我们需要进行广泛的听证会。 我希望我们国会的民主党同事能够支持这一点。 我知道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肯定支持这一点，” 这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在 NBC 的“会见新闻界”节目中说。 “想想过去三年刚刚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流行病之一。 很多证据表明它来自中国，”沙利文说。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肯塔基州共和党人詹姆斯·科默 (James Comer) 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委员会正在“审查”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提供的机密信息，以回应本月早些时候要求提供信息的信函。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针对能源部的评估发表了一份声明： “一年半前，在进行广泛调查后，我发布了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实验室的危险不安全条件，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并且泄漏变成了全球 COVID-19 大流行，因为中国共产党专注于掩盖他们的错误，而不是警告世界。 虽然我希望新的报告早点发生，但我很高兴能源部最终得出了与我已经得出的相同结论。 我已要求行政当局就这份报告及其背后的证据进行全面而透彻的简报。 现在是整个拜登政府加入能源部、联邦调查局和大多数美国人的时候了，公开得出常识一开始告诉我们的结论——COVID-19 大流行源于中国武汉的实验室泄漏。 至关重要的是，政府还必须立即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和盟友合作，追究中共的责任，并制定最新的国际法规，以确保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
“病毒最初被发现的国家，就是制造这种病毒的国家。” 8月12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主办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推特上发布一幅漫画，并附上了“无端指责 #《中国日报》漫画 #美国 #冠状病毒”的配文。 这幅漫画中，山姆大叔——他当然是象征美国——正发表演讲。他在讲话中说：“病毒最初被发现的国家，就是制造这种病毒的国家。” Groundless accusations #ChinaDailyCartoon #US #coronavirus pic.twitter.com/yM0LozZ6mC — China Daily (@ChinaDaily) August 13, 2021 众所周知，导致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SARS-CoV-2病毒于2019年末在中国武汉首次被确认。有人怀疑该病毒可能是从进行过蝙蝠病毒实验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中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但漫画中的第二张图让这幅漫画走向宣传手段的新低：一只身上印有“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也就是艾滋病的缩写）字样的怪物拍着山姆大叔的肩膀问道：“你说什么？” 这幅漫画暗示，如果中国可以被指“制造”了导致COVID-19大流行病的病毒，那么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即艾滋病病毒）的源起就该怪在美国头上。美国在1981年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例。 但是，将这两件事等同起来是错误的，歪曲了追踪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真正起源的科学过程的真相，让前苏联和其他某些国家所散播的一种阴谋论死灰复燃。 1981年1月，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了艾滋病病毒。 这一事实在2008年得到了承认。那一年，蒙塔尼耶（Luc Montaigner）和他的同事巴尔-西诺西（Francoise Barre-Sinoussi）“因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从一名（法国）患者淋巴结中提取的细胞中的逆转录活动”的发现被归功于蒙塔尼耶和巴尔-西诺西。他们最初将艾滋病病毒指认为淋巴腺病相关病毒（LAV）。 当然，美国科学家当时正在该病毒的分离工作上与法国同行们进行竞争。巴尔的摩市的马里兰大学医学院人类病毒学研究所的加洛（Robert Gallo）曾称他在1984年发现了艾滋病病毒。这导致了一场关于谁是第一个发现者的争执。 不过，加洛在1991年承认，他发现的逆转录病毒实际上来自巴斯德研究所研究人员寄给他的病毒样本。 加洛和他的同事们首次提供了艾滋病病毒导致艾滋病的证据。另外，1981年6月，美国科学家记载并发布了首批被确诊为艾滋病的临床病例，后被称为艾滋病流行病。 但HIV-1和HIV-2这两种艾滋病病毒毒株均起源于非洲灵长类动物之间的跨物种传播。科学家认为，喀麦隆东南部黑猩猩携带的猴免疫缺陷病毒的一次跨物种传播是“艾滋病大流行病的主要起因”。 第一例有相关记录的人类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病例则可追溯至1959年，是在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呼吁对中国武汉进行另一轮调查之后，北京试图转移人们对COVID-19起源相关讨论的注意力，而《中国日报》的这幅漫画只是这方面的最新一次尝试。 中国一再散布毫无根据的阴谋论，称导致这一大流行病的病毒来自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生物实验室。 We can't wait to tackle the pandemic. The science is undeniable. Please invite the WHO experts to investigate Fort Detrick for the origin tracing of #COVID19 . pic.twitter.com/V1dhOLsv1I — Zhang Heqing张和清 (@zhang_heqing) August 11, 2021 在苏联于20世纪80年代发起的一场代号为“InfeKtion行动” （也称“丹佛行动”）的虚假信息攻势中，德特里克堡也曾是主角。 那场虚假信息攻势散布的阴谋论是：艾滋病毒/艾滋病是在德特里克堡制造的，被作为美国的生物武器。 1992年，时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后担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承认，当时是苏联情报部门捏造了阴谋论。尽管俄罗斯承认了这一点，但认为是美国制造了艾滋病流行病的错误认知至今犹存，并造成了公共卫生方面的不良后果。 尽管一些人试图将COVID-19大流行病溯源政治化，但在14人组成的世卫组织专家小组于今年1月、2月对中国进行为期27天的访问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仍对“所有假设”持开放态度。 这些假设中包括了可能的实验室泄漏。然而，正如“揭谎频道”和其它媒体先前报道的那样，世卫组织最初得出的结论是，SARS-CoV-2病毒“极不可能”起源于实验室，很可能是在自然界中自然产生的。 谭德塞表示，世卫组织的调查因缺乏该由中国提供的相关数据而受到阻碍。他呼吁中国“本着透明精神分享所有相关数据”，以帮助弄清病毒的起源。 《华盛顿邮报》8月12日报道说，曾带队前往武汉的世卫组织新冠溯源小组组长安巴雷克（Peter Ben Embark）告诉丹麦的纪录片制片人，中国曾向世卫组织施压，要求该机构删除溯源报告中的实验室泄漏理论。 安巴雷克还澄清道，实验室工作人员在蝙蝠洞采集样本时被感染的假设情景既属于实验室泄漏假说，也属于“蝙蝠直接传染给人类”假说。 他说，这使之成为“一种很有可能性的假设”。 So, the Washington Post is reporting that the head of the WHO origins investigation team now says they essentially got dictated by the Chinese officials what possibilities could be included in their report on […]
法国调查媒体《Mediapart》网站2021年7月15日一篇题为“武汉，实验室传奇 中国当局一年半的掩盖”的文章说，自Sars-CoV-2在武汉被正式宣布存在以来，北京当局就没有停止过撒谎。每个月都有该政权大规模欺骗的新发现。（注：该文以Sars-CoV-2称冠状病毒Covid-19） Mediapart这篇文章首先质疑中国官方公布的冠状肺炎死亡人数不准确。该文说，中国国家统计局（2021年5月）发布的最新人口报告虽然确实列出了2020年的活人数量（14.11亿中国人），但却没有提及死亡数字。那是当局不希望与前几年的数字相比较。因此，我们无法衡量冠状病毒Covid-19对中国人造成的损害。 该文接着说：而这个通过“遗漏”扯的谎，迫使我们只能满足于官方对中国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评估：截至2020年12月底，有9.3万名感染者和4743名死亡者，即占世界同期记录140万死亡人数的0.32%。以此为基础，该国每百万居民的死亡人数几乎不超过3人，而在世界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比利时，每百万人的死亡比例为1436人。该文说，那么就用这个“奥威尔式”的计算法，给一长串欺骗和谎言当个结尾，在此列出一个时间顺序”： 2019年12月31日 这是确定武汉存在一种很快将被命名为Sars-CoV-2的病毒的正式日期。而第一次确诊是2019年12月16日发现的武汉海鲜市场女摊贩的病例。在这两个日期之间，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社交网络微信上，向一些同事传递了这个信息（包括眼科医生李文亮）。然后她受到安全部门的排斥。据报道，可能至少还有7名医生也被当局针对。 至于在2019年12月之前冠状病毒是否已在武汉流传？这个假设可以通过获取居民个人健康数据得到证实，特别是对血库的分析（如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所做的那样），然而这些数据外界无法接触到。 之前，曾有中国科学家在社交网络上提出过这个假设，但随后这些言论都被审查删除。据《Mediapart》的消息，在2001年9.11恐袭事件后建立的国际安全专家圈中，有一位接近统治阶层的中国专家，此人曾在交流论坛上简要表示过：早在2019年9月，武汉就存在冠状病毒（Covid-19）了 。但他没有说细节。 2020年1月9日 在犹豫了几天之后，中国当局在这天首次就武汉存在的冠状病毒做了通告。然后，这个病毒被命名为”2019-nCov”。从2020年1月中旬开始，世界各地一些机构和实验室将从中国卫生部门获得其基因序列。这是该政权对其外国对话者的少数透明姿态之一。两周后，经过一个月的观望，在习近平主席的命令下，在武汉开始实施普遍的遏制措施，并进行大规模的筛查。 2020年1月31日 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该疾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中国财新网（创始人胡舒立因其政治关系而享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发表了对眼科医生李文亮的采访。在此之前不久，李文亮曾因在微信提到武汉存在严重肺部疾病而受到警方传唤警告。这名吹哨人在接受采访的7天后，死于冠状病毒肺炎。随后，财新网将发言权交给了李文亮的同事们，他们都谴责其单位管理层和党支部书记无能，不会预料风险。 2020年2月3日 武汉病毒研究所（WIV）的专家在《自然》杂志提到一种名为RaTG13的病毒（96.2%与Sars-CoV-2相似）的存在。4个月后，该研究所的管理层澄清说，这种病原体早在2016年就以不同的名称（Ra4991）被发现。我们无法得知在整个这一时期，（武毒所的专家）对该病毒的分子适应性进行了哪些研究，特别是对增进其渗透到人类肺部细胞的蛋白质进行的研究。 但是从2019年秋季开始，武汉病毒研究所数据库中的这些档案信息都被封锁，无法访问了。这些档案曾存在过的痕迹也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国际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起源科学家团体（DRASTIC）的集体调查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正在试图对实验室事故的假设进行挖掘。 2020年2月7日 中国新华社报道，华南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发现Sars-CoV-2（冠状病毒Covid-19）与在穿山甲身上发现的一种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有99%的相似性。这种中国人爱吃的小型鳞片动物随后被指为是从蝙蝠到人类传染过程的中间环节。这个理论（现已被西方科学界否定）可让中国领导人用一个易于被接受的“真相”替掉任何其他的假设。 然而，世卫组织自己也承认，世卫组织的“发现计划”项目在东南亚几十种野生和家养动物体内采集了数千个样本，却没有找到任何可以验证“动物中间宿主”假设的证据。而只要没有找到中间宿主，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动物起源论点仍然只是假说中的一种。 2020年2月 学者肖波涛和肖磊（华南理工大学）提出了实验室事故的假设，但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中国当局立即对他们进行压制，令其闭嘴。然而他们的贡献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特别是在网络档案馆。此举表明，那些对政权的限制不适应的人，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抗审查制度。国际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溯源团体（DRASTIC）的参与者们表示，他们经常收到来自中国的信息，并选择用这些信息作为他们调查的依据。他们的责任是挫败任何造谣的企图。 2020年2月29日 财新网披露，中国的几个分析实验室在2019年12月就从武汉收到了一些从患者身上提取的样品。但据报道，湖北省卫生委员会下令销毁这些样本。 2020年3月13日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2019年11月17日，湖北省（武汉）一位市民就发现感染了冠状病毒肺炎（Sars-CoV-2）。 2020年6月 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起源团体集体发表了他们的初步调查结果摘要，其中包括：武汉大学从2019年6月起受到科技部专门委员会的检查。该专门委员会对实验区没有区隔、实验室安全规则不完善、学生设备不足等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 同样的评定也给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2013FY113500（蝙蝠冠状病毒研究）项目。该项目使用的设施，包括气闸、高压灭菌器、化学淋浴器、高压灭菌器、废水处理等，都没有达到要求的标准。最后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个项目的危险医疗废物没有得到有效处理。这一观察结果导致一家废水处理厂于2019年9月9日关闭，并将废水转移到邻近的设施（江夏厂）。 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溯源团体得出结论：我们的研究确定了事故发生时的情况：在最接近Sars-CoV-2（冠状病毒Covid-19）的蝙蝠病原体病毒的研究项目中，对样本或标本的操作处理不当。在这时，参与蝙蝠冠状病毒研究（2013FY113500项目）的实验室出现安全问题。 2020年6月至11月 在穿山甲的传说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理论：即在冷库（在青岛和天津）雇用的工人受到感染之后，病毒通过冷冻食品传入中国。当局组织了大规模的进口食品筛查活动，包括巴西冻肉、阿根廷猪肉、印度鱼……其目的就是要证明：即使冠状病毒在中国土地上首次被发现，它也可能来自其他地方。这是当局刻意营造的重复说辞。为了让这套说辞传播开来，中国一些部门机构利用社交网络进行操作，并特别创造了一个名叫拉里-罗曼诺夫（ Larry Romanoff ）的假专家。同时，向外传播数以百计的假文章，例如加拿大网站Globalresearch.ca就是传播渠道之一。 2020年11月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负责人再次在《自然》杂志上表示，除了RaTG13（病毒）之外，他们在云南的活动中还收集了其他8种与Sars-CoV-2 (Covid-19)有关系的冠状病毒。这些病毒的基因序列最终在2021年5月被公布出来。 但是，阅读一下2014年至2019年期间撰写的三篇论文（可能是考试委员会的评委悄悄传给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起源团体的）就会发现，至少还有一款病毒被存在武汉病毒所WIV的冷冻柜里面，没有公布出来。 同时，在武汉，他们肯定地说，已不再拥有2016年至2020年间进行研究的所有样本。事实上，中国当局对于2019年之前从云南矿区蝙蝠身上收集到，然后拿到武汉研究的冠状病毒的数量和性质，一直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可从有关病毒的最初声明中看出。（详见《中国有罪的沉默》”Les silences coupables de la Chine”，作者François Bougon），也可从对这些病毒及其病毒基因序列进行的实验中看到同样的情况。 2021年1月 由世卫组织委托、由彼得-本-恩巴雷克带队的13名专家来到武汉。他们此行是要建立一份有关这一疾病的报告，却没有任何空间为他们的研究搜集资料。 2021年5月23日 《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情报部门泄密的信息报道，早在2019年11月，就有3名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因出现与Sars-CoV-2（冠状肺炎）和季节性感染一致的症状住院。而两个月前，武汉病毒所在一份新闻稿中重申，在2019年12月30日之前，该所的590名员工中，没有任何人接触过病毒。
美国总统拜登五月底下令情报机构九十天内查明武汉肺炎起源，在时限过半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披露，负责督导的美方高层如今相信，病毒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外泄的假设，可信度堪比自然起源论。此外，世界卫生组织（WHO）同日提案成立永久组织，以调查武肺和往后其他疫情的源头。 民主党人态度大幅转变 CNN十六日引述多个消息指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等多名高层如今相信，实验室泄毒论的可能性与野生动物传给人类的自然起源论不相上下，与民主党人一年前轻描淡写的态度大相迳庭，但情报人员对于两者的立场仍相当分歧。虽然没有新证据将结论导向任何一方，但目前的情资强化了动物与人类接触传染一说，而非蓄意制造，只是这种说法与病毒可能从武汉病毒所外逸一说并不相悖。 知情人士还透露，中央情报局（CIA）等此前对实验室泄毒论持怀疑态度的情报机构，如今也都认同这是一个可信的调查方向，拜登政府高层正严肃看待此一假说，且愈发持开放态度。 随著愈来愈多美国官员认为实验室泄毒论看似可信，他们对北京的态度也愈发强硬。苏利文上月就曾向“福克斯新闻”表示，如果中国不配合调查，将被国际社会孤立；若中国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美方将必须考虑有所回应。 CNN上月十一日独家取得美国国家情报首长办公室（ODNI）发给辖下情报机构的备忘录，责成官员设法取得有关实验室泄毒论和自然起源论的更多“关键情报”，包括野生和家禽动物的病毒检测结果、中国等地区高风险野生动物的活动广度、任何可能被用于基因改造的病毒、中国生物研究等活动的广度，以及中国限制WHO或其他疫源调查机构行动的可能做法等。 另一方面，WHO年初前往中国武汉进行第一阶段疫源调查后，一直没有新动作，挨批不够积极。秘书长谭德塞在直批调查工作欠缺中国疫情爆发初期的原始资料后，十六日在闭门会议上向成员国提案成立永久性的“新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谘询小组”，并重新组织武肺调查团队，由各国提名专家参与，“我们已研拟疫源调查的第二阶段工作，现在请由中国透明、公开合作，尤其是疫情初期的原始资料等。” 新溯源调查 锁定五大层面 新的武肺源头调查计划锁定中国及其他国家，内容涵盖五大层面：野生动物圈养及贸易相关的人类、动物和环境因素；武汉内部和外围的野生动物市场；最早出现病毒大流行迹象的区域；额外基因追踪和分析；稽查二○一九年十二月爆发人类病例地区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中方专家正在评估此一提案，但强调相关调查应基于各国共识。
数月前，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假设是一个很禁忌的话题。但是情形突然变了，这是为什么？法国‘世界报’记者Stéphane Foucart在“新冠病毒与对北京有用的白痴”一文里把矛头指向了欧美一些著名的科学期刊。 作者说，几周来话风逆转的情形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有关新冠病毒出自实验室事故的说法曾经在公共舆论空间几乎消失，现在强有力地卷土重来，添加了一种直至目前从未有过的合法性。以至于似乎让某些人错误地以为已经有了定论：新冠病毒很不幸就是出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场事故。 一年来，有关新冠病毒是动物自然传播的假设几乎被肯定并且形成科学共识，现在重新降格为一个普通的假设，尽管坚持自然界传播这样看法的人还是很多，但他们也需要拿出科学论据来支持自己的假设。 文章质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今天同一年前一样尚不存在新冠病毒乃实验室泄漏所致的确凿证据，但引发舆论转向的是一篇18名科学家联署的只有两页纸的发表于5月13日美国‘科学’杂志的文章，文章主要说的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所有涉及自然传播和实验室泄露的假设，直至我们掌握足够的证据为止。 需要问的是，为什么要等到18个月以后才会发表科学家的这样一篇声明？这一事件同时也凸显了著名科学刊物的权力，诸如‘自然’‘科学’‘柳叶刀’等等。它们框定或者限定或者认定某些问题可以丰富社会上的科学讨论，它们决定提出某些问题，同时对另外一些问题关上讨论的大门。 事实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记者Ian Birrell在网络杂志领英(UnHerd) 发出这样的诘问：那些著名科学刊物是否曾经充当了北京的“有用的白痴”？这位独立报前副主编指出，那些著名科学刊物为病毒自然传播 一派留下了讲述故事的巨大页面，即使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掌握了坚实可信的证据。 在数个月时间里，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相信科学讨论是开放的，但是有关实验室泄漏的假设却被系统性摒弃，一直到‘科学’期刊5月13日接纳了他们的观点。 不对称的情形有时非常严重，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了27名科学家的一封短信：“坚决谴责关于新冠病毒并非来自自然界的阴谋论”，排除新冠病毒可能源于实验室泄毒事故。从此，有关病毒是否源自实验室事故的讨论成为禁区。在‘柳叶刀’庇护下，这几行字的短信产生了一种错误导向，一切都有了定论，但另外的科学家指出，这份声明的表述是错误的。因为这像是在告诉科学界应该提什么样的问题，不应该提什么样的问题，而这与科研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可以肯定，著名科学刊物出版人并未沆瀣一气堵塞科学辩论，他们仅仅只是受到偏见的影响。2013年，研究科学史的哈佛大学教授Naomi Oreskes，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Keynyn Brysse等人在一份有关气候问题的研究中写道：科学理性的基本价值导致对戏剧性结果的非有意识偏见，戏剧性结果这里指的应是可以扰乱经济、政治或社会平衡的结果。实验室事故当然比自然传播更富有戏剧性。 问题不止是这些，根据披露的材料，‘柳叶刀’2020年2月发表的那份短信并非由第一作者撰写，声明的主要执笔人与中国存在利益关联，并且在署名时为了避免第一作者嫌疑，把自己的名字排在第四位，现在证明，这一声明的第一作者就是这位与中国有利益关联的专家。根据非政府组织“美国知情权”（USRTK）依据美国信息管理法获得的电子邮件证明，声明的真正起草人也就是第一作者是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总裁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但他的名字却排列在一串作者名单之后。达萨克领导的健康联盟同时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蝙蝠病毒研究的资助机构。 达萨克在有关是否存在利益关连的声明部分没有提及存在任何利益牵扯，这一声明显然是有问题的，至少达萨克作为发起人和撰稿人存在利益关联。世界报和多家媒体强调这种做法有违伦理，但‘柳叶刀’一直没有予以澄清。 这还不是全部，美联社披露的一封中国政府的文件指出，中国所有有关新冠病毒的研究在公开之前必须经过政治审查，文件还补充，所有有违这一从2020年2月起执行的新规定的做法将被“严厉惩罚”。 世界报的文章认为，在发表研究成果之前，科学期刊必须要求科学家声明其研究是否受到各种形式的外在介入。一些提供资金的机构或者企业是否参与制定了研究框架？他们是否阅读或者修改了初稿？他们是否对发表某些研究成果起到决定作用？因为没有对出自中国实验室有关新冠病毒的研究提出这些问题，科学出版人形同协助中国政权常态化(正常化)，这就又回到Ian Birrell前面提出的那一并不令人舒服的问题上。
新冠病毒从何而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实验室泄漏。有些人进而认为，是中共当局蓄意投毒，祸害全世界。 我认为病毒极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不过我不认为会是中共蓄意投毒： 因为，1，如果是蓄意投毒，你需要手头有解毒之药，否则毒到自家怎么办？至少， 2，你要有控制病毒传播的能力，否则就成小孩子玩火，控制不住火势把自家也给烧了。 再有，3，如果是蓄意投毒，就该投到敌人那里，投到敌国那里，干嘛要投到自己的中心大都市呢？干嘛要先投放到自家地盘，再等它传到别人那里呢？ 我认为这次新冠大流行不是谁蓄意投放，然而我担心，这次新冠大流行会给某些人一个大灵感：下一次，就很可能是精心策划、蓄意投放了。世界知名的英国化学及生物武器专家哈密什.德.布莱顿-戈登（ Hamish de Bretton-Gordon ）也有同感。他说：“新冠大流行对于恐怖分子、独裁流氓国家或暴徒，仿佛是个讯号，提醒他们可以用这些手段去制造恐慌。” 现在，全世界有数以千计的生物实验室处理危险的病毒。其中大约50个实验室是高规格，理论上，每一个都受到严密的管控；其余的大量实验室属于低规格。数量之多，国际机构无法对每一个都严格监测，这就有可能发生泄漏的问题。 其实，高规格的实验室也可能出问题。例如，2004年，萨斯病毒就是从北京高规格的P3级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泄漏的。 日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大卫·彼得雷乌斯呼吁国际，对世界各地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更有力的监控。他强烈认为，七国集团需要推动对世界各地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更有力的国际监控。6月3日和4日，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等七国集团卫生部长在牛津大学举行会议，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在全球卫生安全等领域达成行动共识。但正如彼得雷乌斯所说，除了一些流氓国家之外，还有些国家对加强全球卫生安全不感兴趣，令人不可思议。 问题在于，国际机构缺乏强制执行力，遇到有的国家就是不让你监测、不让你查看，那又怎么办呢？早在疫情初期，世卫组织就多次提出到中国调查，均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来，中国政府总算同意世卫组织来调查了，但是其行程被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包括今年2月那次调查，中国方面都没有积极配合。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美国决定要‘彻底’追查新冠病毒源头，同时追究中国应负的责任”。布林肯再次批评中国疫情信息不透明，要求中国政府应该兑现其有责任提供信息的承诺。 从逻辑上说， 如果证明了病毒是人工合成的，那么必定是从实验室泄漏的，因为大自然没有这种病毒，只有实验室里才有。 如果证明了病毒是实验室泄漏的，那么病毒既可能是纯自然的（如萨斯病毒从实验室泄漏），也可能是人工合成的。换句话，即使证明了病毒是自然演化而来，那不等于就排除了实验室泄漏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病毒是纯自然的，那也有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的。 不难看出，无论是要得到哪一种证明都需要中国政府的配合，需要中国方面做到信息透明。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也要做好如果中方不配合，又怎么办的下一步应对之策。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下令情报单位在90天内调查出COVID-19病毒起源，令中国压力倍增。美国情报界人士透露，调查工作将动用整个情报界的资源，情报还须整合及验证，90天的时间并不充裕。 美国学者并表示，除了病毒起源，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在武汉爆发后3个多月，湖北省免职处分了失职的中共党政干部及人员达3000馀人，情报部门应该查清这些人被免职的具体原因。 美国之音（VOA）中文网报导，美国学者、前五角大厦情报分析师盖瑞特（Dan Garrett）表示，这项任务会动用整个美国情报界的资源，其中包括人力、技术及科学能力，拜登（Joe Biden）还为此呼吁美国国家实验室援助。 盖瑞特表示， 3月以来浮现的新讯息显示，实验室泄漏理论有一定的可能性。其中包括3名武汉病毒研究所员工在11月初生病，只是还不清楚他们患有什么疾病，病情有多严重。另一点则是中共解放军参与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 他指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直到疫情爆发1年多后才得以进行，且许多研究人员直指，他们无法获取原始数据或其他许多记录。因此，拜登才试图命令情报界找出其中一些问题的答案，试图填补其中的空白。 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也持同样看法，认为美国不同情报部门会将各自搜集的情报汇整，且上述两人都认为90天的时间并不充裕。 白邦瑞表示，调查会围绕“病毒属性”─也就是病毒是实验室培养的还是自然产生的，以及中国政府“是否曾经掩盖疫情”，这关系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何时得知病毒的出现。 他指出，湖北省纪委、监察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叶志强曾在2020年5月号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发表文章，指疫情发生至同年4月中旬，湖北省共处分防疫失职的党政人员、干部3000多人，其中厅局级10多人，县处级100多人。情报部门应该查清他们被免职的具体原因。 白邦瑞并表示，这次的调查应该弄清美国政府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先前的合作形式和内容。他并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地方政府很可能没有把所有的资讯交给北京。因此，可以查看卫星图像，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停车场在疫情爆发前后停放过的车辆。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受访时声称，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WIV）不仅进行一般实验研究，还从事军事活动。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稍早已下令情报单位，调查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起源，并向他报告最早在中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源自于动物，或是因为实验室意外流出。 蓬佩奥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谈话节目“福克斯与朋友们周末版”（Fox & Friends Weekend）访问时说：“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知道他们在那个实验室里从事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的工作，同时进行军事活动与他们所谓的民间研究。” “他们拒绝透露实验内容、拒绝描述任何研究的性质，也将试图入内调查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拒于门外。” 虽然各界普遍认为疫情起源于武汉，但病毒究竟源自于附近一处活禽市场或是这个秘密研究机构一直存在争议。川普政府曾质疑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流出，但媒体和部分专家对此轻描淡写，指这类说法为阴谋论。 然而“实验室外泄说”近几周来再次受到各界关注，特别是在中国阻挠世卫对病毒进行溯源调查之后，媒体也引述先前未公开的美国情资报告报导，3名来自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2019年11月曾因出现与冠状病毒疾病类似的症状求医，时间点在中国公告COVID-19疫情的1、2个月前。 情报单位本周表示，正在“积极”调查病毒起源，且将在90天内向拜登呈交报告。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战略通讯助理主管阿曼达．肖克（Amanda Schoch）27日在声明中说：“美国情报界不清楚COVID-19最初传播的地点、时间与方式，但总归出两种可能情况：人类接触受感染动物而使病毒自然传开，或者这是起实验室事件。” 蓬佩奥29日表示，拜登政府对疫情起源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说：“我去年春天就已经知道，在我首度透露有重大证据指病毒是由武汉实验室外泄时。我们知道那里有人生病，实验室里有研究员病了，我们知道他们当时正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本质上让病毒变得更具传染性，或许更致命，现任政府有必要继续追查。”
法国《世界报》不久前刊文指出，将实验室事故作为Covid-19大流行病的可能起源的假设既不是大多数，也不是最可能的，但它不再是阴谋论：在《科学》杂志5月13日发表的一封信函中，大约20位高级科学家呼吁以与”人畜共患 “自然溢出相同的方式审查这种可能性。时间上的巧合，这封信发表前几个小时，武汉病毒研究所（WIV）近年来进行的三篇学术论文（一篇博士论文和两篇硕士论文）在推特（Twitter）上被披露。这篇推文的作者是一位习惯于进行轰动性披露的匿名科学家的账户。 《世界报》的文章对这三篇论文中的一些疑点进行了分析。三篇论文是用中文撰写，分别在2014年、2017年和2019年答辩，虽然论文迄今从未公开过，但它们包含了重要信息。据《世界报》咨询的专家称，这三个论文对国际科学界认为理所当然的某些数据提出质疑，而这些数据涉及到武汉病毒研究所保存的冠状病毒的数量和性质，涉及对这些病毒进行的实验，甚至也涉及到武汉研究机构近几个月发表的病毒基因序列的完整性。 法国雅克-莫诺研究所的研究员（CNRS）Virginie Courtier指出：”我们知道武汉病毒所的研究人员不会公开他们拥有的所有数据。但这次问题更进一步：他们之前的几个声明与这几篇论文似乎是矛盾的。” RaTG13还是Ra4991 ？ 这项工作的主要发现之一涉及到被命名为RaTG13的病毒，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与新冠病毒（SARS-CoV-2）最接近的冠状病毒–但同时又距离太远，不能成为其最接近的祖先。 这种病毒的完整基因序列–与SARS-CoV-2有96.2%的同源性–已于2020年2月3日由武毒所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但几周后，一位意大利微生物学家在一个病毒学论坛上报告说，RaTG13基因组的一小部分已经由武汉的研究人员在2016年发表过。而且，当时相关病毒不叫RaTG13，而是Ra4991。2020年7月，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病毒学家、武汉病毒研究所（WIV）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曾证实，这是同一个病毒，只是在2020年被改名为RaTG13。 然而，法国科学研究中心（CNRS）病毒学家Etienne Decroly指出，论文中的数据表明，2020年发表的RaTG13序列与Ra4991序列并不严格相同，这与武毒所的说法相反。该研究员解释：”在2019年答辩的论文中，包括Ra4991在内的几种蝙蝠冠状病毒基因组的不同区域与人类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1）的相应区域进行了比较，” 论文分析表明，主要的差异位于基因组中与穗状物相对应的部分，即允许病毒进入其宿主细胞的蛋白质。”研究人员解释说：”这代表着基因组的这一段有1%到1.5%的变化，这很重要，相当于在一个对病毒的感染性起关键作用的领域有10到15个变异。“ 为什么本应相同的序列之间会有这样的差异？武毒所的管理层没有回应《世界报》的请求。 原始数据“不足以重构该基因组” 《世界报》文章指出，由于这个与SARS-CoV-2最接近的表亲序列的完整性自其发表以来一直是许多问题的核心，所以就更加重要。但法国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主任研究员Virginie Courtier解释说：”武汉病毒所的研究人员说，他们不再有相应的生物样本，所以不再有可能重现测序工作。此外，科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要求武毒所的研究人员解释他们如何获得RaTG13的完整序列，因为该所公布的原始数据不足以重建这个基因组。” 作者接着指出，如果说RaTG13对科学界如此重要，那也是因为它在2013年被收集到的地方：云南墨江的一个废弃的矿场。在这个蝙蝠群经常出没的矿场，2012年春天有6名工人感染了一种肺病，其症状与SARS或Covid-19类似n六人中有三人死亡。他们是否感染了蝙蝠冠状病毒？在著名的墨江矿区还发现了多少种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其中是否有一种病毒甚至比著名的RaTG13更接近SARS-CoV-2呢？ 2020年11月，迫于外界压力，武毒所的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刊文称，除了RaTG13之外，他们还从墨江矿区还收集到了其他8种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但这些病毒至今仍未公布。这三篇论文显示，至少还有一种冠状病毒被保存在武毒所，但其存在尚未被披露。 但这还不是全部。在《自然》杂志要求的澄清中，武毒所的研究人员保证，他们收到并分析了2012年在墨江矿区患病的4名工人的13份血样，但无法检测到任何冠状病毒感染的迹象——目前武毒所支持的版本（也被3月底发布的世卫组织-中国联合报告中运用）是，这些人可能感染了真菌病原体。但是，泄露的论文再次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根据三份论文中2014年的那份，武毒所收到的不是13份而是30份样本，并均对其进行了分析。 据介绍，在这三篇论文中，2017年的博士论文最顶尖；它利用了嵌合病毒构建技术，即一种 “复制粘贴”的方式。中国研究人员的目标之一是测试不同冠状病毒对几种类型的人类或动物细胞的感染性，而这取决于嫁接在同一病毒骨架上的孢子。 论文作者写道：”为了估计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对人类的潜在威胁，我们从不同的冠状病毒毒株中选择了12个S（即尖峰编码）基因，并将它们插入WIV1（另一种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框架中，作者说，”我们成功地获取了其中四个，分别将其命名为Rs4231、Rs4874、Rs7327和RsSHC014菌株。” 然而，法国研究员Etienne Decroly说，”2017年发表在《PLoS Pathogens》杂志上的研究，详细介绍了这项工作，但并没有完整地介绍它们。 对中国政府施压 《世界报》指出，这三份论文的披露应会增加对中国当局的压力。”Etienne Decroly说：”现在是武毒所向整个科学界开放其数据库的时候了。“ 在《科学》杂志5月13日发表的信中，近20位美国研究人员发出了同样的诉求。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学家David Relman、华盛顿大学的病毒学家Jesse Bloom和他们的16位合著者要求：”公共卫生机构和研究实验室必须向公众开放其档案。调查人员必须能够记录进行分析和得出结论的数据的真实性和来源。” 微生物学家巴里奇Ralph Baric（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名列在签名者中引起关注。因为巴里奇博士不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冠状病毒和物种屏障跨越机制的专家之一，尤其他之前还与武汉病毒所进行过密切合作。2015年，他和武汉的研究人员在《自然医学》上共同发表了的一项研究曾轰动一时：这篇研究文章的作者在蝙蝠冠状病毒的基础上，成功构建了一种对人类具有高度致病性的嵌合病毒。 这项工作引发了争论，《自然》杂志予以报道，将其描述为 “有风险”。 文章引述隶属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博德研究所的研究院的分子生物学家Alina Chan 认为，：”拉尔夫-巴里奇亲自做过这种类型的研究，他认识到这可能来自于实验室，这样的假设需要被调查。我们无法找到另一位具有更直接专业知识的科学家，除非我们能让石正丽本人在信上签字。”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知名人士主张进行这样的调查。Alina Chan说：”这封信的目的是为那些有能力发起国际调查的人提供科学支持。他们将能够予以参照，说一些相关领域的顶级科学家都认为，需要对实验室事故假说进行严格的调查。” 文章最后说，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赛也在3月底表示，这样的调查是必要的。他提到由世卫组织共同主持的中国和国际专家联合考察团的工作未能彻底审查的可能性。在世卫组织总干事的声明几个小时后，包括美国在内的14个国家政府提出了同样的批评。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3月30日在日内瓦正式发布。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由中间宿主引入人类。但至今仍未找到任何中间宿主。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3月30日在日内瓦正式发布。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由中间宿主引入人类。但至今仍未找到任何中间宿主。 《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先前未公开的美国情资报告报导，3名来自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曾在2019年11月求医，时间点在中国公告2019冠状病毒疾病之前1、2个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再次重申武汉病毒研究所无一人感染。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下令情报机构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并限定90天内拿出相关的报告。拜登称美国情报机构对病毒源头看法不一，其中包括中国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