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媒资深记者陈季冰质疑上海防疫措施的被删全文

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一辈子生活在上海，我平生第一次遇到如此梦幻的事。

之前当然也从媒体上陆续看到过许多外地城市“封城”抗疫的消息，我尽管也很关注，但从未认真设想过它竟然也会发生到上海人身上。

甚至就在三周前本轮疫情刚抬头之初，我还斩钉截铁地对一位多年的上司说，上海是不可能走“封城”这么一条抗疫之路的……

我现在强烈地希望它很快就会结束，以后再也不要发生，虽说这事说到底由不得我这样的上海市民。

01

这两天的混乱引发了很多老百姓的不满。一般来说，他们把怒火指向各级官员，尤其是他们每天接触得到的基层干部。

我年逾八旬的岳父就是一个长期依赖血透的尿毒症病人，为了让他做上一次血透，我太太折腾掉了半条小命，几乎动用了所有亲朋好友资源，还把居委会的书记、主任差得团团转。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她又在为父亲的下一次血透上蹿下跳、血压升高……

不用说，这其中必然碰到了大量令人火冒三丈的“钉子”，滋生出对各级、各部门办事人员的许多抱怨、乃至愤慨，也吵过好多次的架。

不过我一直在跟她分析讨论，并且认为，把所有这一团糟归咎于各级执行者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甚至“缺失人性”，显然不是看问题的正确视角。

相反，我觉得，这些办事人员中的大部分都是认真尽责的，当下更是一肚子委屈。我对别的地方没有发言权，但至少在上海，特别是基层，事实就是这样。

我这几天也一直在努力让禁足中坐立不安的自己沉静下来，变成一个更好的观察者。我认为，“封城”就是一次真刀真枪的“社会实验”，从中可以观察到很多平时在纸面上推演时很难感知的真实世界里的第一手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社会治理中的一些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所谓“全域静态管理”下，说穿了其实就是在“封城”的情况下，不管是多么无奈，多么有效，多么应该……总之，社会就进入了一种临时或紧急的“计划经济”状态，这是大多数混乱的症结所在。

许多人也许至今都没有搞清楚计划经济的坏处究竟在哪里？他们大概认为，是因为那些重要岗位上拥有重要权力的官员的官僚主义、玩忽职守、推诿搪塞或能力太差，简言之就是计划不周和执行不利。

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计划经济的本质问题。就算所有的官员都恪尽职守、能力卓绝，计划经济也是行不通的。当然我也认为，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定会造成官僚主义和能力低下。

02

前几天发生在东方医院的悲剧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一家医院的保安拦住一位拿不出两次核测报告的哮喘病就医者时，他不正是在恪尽职守吗？而当这位就医者就是本院护士时，保安的绝不通融精神恰恰意味着他的恪尽职守已经可以打满分！

我来简单阐释一下，希望读者朋友能理解——

社会中每一个行动者每时每刻都会接收和释放许许多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包含了人们的意愿、诉求、现状以及他们具有的条件。

对于他人来说，这些信息就是一个正常系统中的“信号”。人们会对自己接收到的信号加以分析，基于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其中必定也包含了道德价值因素），决定自己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并随时做出调整。

而他们做出的决定和行动，又是在对其他的行动主体释放信号，这意味着这些信号之间还会产生复杂的相互影响。

因此，这个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和调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行动的人都既是执行者，也是（自我）计划者。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能够立足于自身的意愿和利益，依据接收到的外部信号，自主地作出计划和行动，并为这些计划和行为的后果负责。

而计划经济条件将执行与计划分开，分别由不同的部门和人来负责，并且必然地分解成许多层级。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当一个执行者，如医院保安，接收到某一信息，如有一个患者要求就医，他的正确做法必定是根据上级计划者先前给他下达的指令做出反应，即没有两次核测阴性证明即不得入院。

如果患者的情况很紧急，已经有生命危险，这意味着保安接收到了新的信号。这时候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只能将这个新信号尽快反馈给上级计划者，并期待上级下达新的计划指令，这是他作为一个恪尽职守的计划执行者唯一正确的处理方式。

但所有这些过程都需要时间，即便是再恪尽职守、能力卓越的计划者，对来自四面八方无数的信号进行接收、梳理、分析、研判……直到最后做出“新计划”，下达“新指令”，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很可能非常漫长，如果事态相对比较复杂的话。

等到计划者发出的“新指令”，例如接收或转运这个求医者，经层层传达，抵达到下级行动者、也就是医院保安时，那一端的信号又变了，患者已无生命体征。这意味着相关行动者和计划者又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新信号，做出新的反馈和新的计划……

03

请注意，这还只是一个基础模型，真实社会中绝大多数现实问题，都拥有比这个基础模型的数量和层次多得多的要素。

就拿一位老年血透病人来说吧，即便他为了能做上血透而历经千辛万苦拿到了两次核测报告，医院也同意接收他，但假如他因为年老体弱而自己无法独立往返医院，就意味着需要子女陪同。

但如果子女不与他住在一起，更不巧的是，子女的居住小区因为有阳性病例而恰好处于7+7封控状况，这就意味着，子女要能够出家门就需要获得有关部门（计划者）发出的“闭环转运单”。又因为子女来自封控小区，还需要由配备专业大白和严格消毒的120“闭环转运车”来接送。

为了弄来这样的“闭环转运单”和“闭环转运车”，子女又必须联系自己的社区和街道，通过他们报送至区一级的疾控中心（“计划者”）。

这些都需要时间和过程，例如，医院、居委会、街道、区疾控中心要不要核实居民呈报的信息是否真实，判断居民的诉求是否合理？更何况这些多层次穿插交互的过程中，还很可能会出现差错。

你现在还觉得，这在一个常态化的社会里是可行的吗？要我说的话，恰恰相反，任何一个环节上的计划者和执行者如果出于“人性温暖”而作出通融，这才是“玩忽职守”和“不负责任”！而整个计划体系就会土崩瓦解。

所以，几年前当中国的一位互联网大佬说什么现代先进的IT技术可以让计划经济变得可行云云，我简直惊掉了下巴！

IT技术只是加快和提升了上面说到的各种“信号”的传输和处理而已。例如有了手机，那个医院保安得以在很短时间里就把自己接收到的信号呈报到上级计划者那里；有了更先进的软件，上级计划者有可能更快更好地调整，以作出“新计划”。

但IT技术再先进，也不能预测尚未发生的信号，更不能就尚未发生的信号对计划作出随时的动态调整。

现代互联网工具，包括一日千里的AI技术或许对改善人们抱怨的“计划不周”和“执行不利”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归根结底，它无法改变的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调整中的“信号”“计划”与“执行”之间的相互匹配关系。

04

一句话：“计划不如变化快”，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计划是不是完美、执行是不是完美，并不是决定计划经济不可行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的是，越大的经济体，分工合作越复杂的社群，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就越不可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一直坚信上海不可能“封城”的重要理由之一，因为城市越大，计划就越不可控，执行难度也越大。

那些把东方医院悲剧归咎为“人性缺失”的人或许会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医院的保安也会狠心拦住或温情通融，拦住或放过一些希望就诊的病人。我想指出的是，只要是正常（合法）情况下，两者在性质上截然不同。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和医院的确会设置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它们中也有许多刚性约束条件，但这些不是特殊情势下针对个别对象的“命令”，而是一般状态下的普适“规则”。

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不可预期的，对不同对象采取区别对待；后者是可预期的，对所有对象一视同仁。比如，去医院看病要带好医保卡、不能光着膀子、医院里不能抽烟……

这些都是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完全可以预期的，也是所有就医者完全有能力做好准备并符合条件的。但当一个突然大出血的病人去医院去救命前十分钟，他都并不知道自己下一个十分钟会大出血。他不可能会时刻准备好用于急诊的核测报告，况且，核测报告的有效期只有48小时。

这些天听到无数亲朋好友讨论要为疫情（实际上是抗疫）“早做准备”的声音，但计划经济的本质决定了你几乎无法做任何准备。“计划者”下达的任何“计划”都不是你有能力提前预期的。而且，任何一个“计划”要得以完成，都需要无数其他“计划”的配合，恰如任何一笔市场交易的完成也都需要其他无数交易的配合。

区别在于，“计划”需要人为地、有意识地去推动，仰赖的是权力指挥；“交易”则完全不需要，它是无意识、自发地完成的，受利益机制的驱动。比如你的饥肠辘辘时，食品店卖给你一个馒头，不是因为它的老板充满了人性光辉，这个社会洋溢着人性温暖，而是因为他有利可图。假如没有了食品店，那么你饥肠辘辘时得不得到一个馒头，得到的是馒头还是大饼，就完全取决于上级计划者的命令和下级执行者的办理了。

但这些计划者和执行者并不了解你的意愿和需求，就算了解也不一定能帮到你。因为他的计划和执行受到一系列其他计划和执行的硬约束，它们的存在都不是为了迎合你。相反，市场由于利益机制的驱动，总是在千方百计试图迎合你。

自“全域静止管理”开始后，我就听到各处的亲友或欢天喜地、或怨天尤人地谈论政府向每户居民发放“食品大礼包”的消息。

应该说，在目前的状态下，这是一个负责的“计划者”所应当做的。当然从根本上说，这也是计划经济逻辑的必然：当人的生活须臾不能离开的蔬菜食品的正常市场交易不复存在时，就只能依靠政府计划来调配供应。

谁都知道，这只能是临时救救急的，不可能长期维持。我猜想很多人的思考会停留在“钱哪儿来”这个层面。我还想告诉大家比这更为根本的：当这种计划调配取代了市场买卖后，价格机制及其背后的供求关系就不再发挥作用。如果这种由政府统一采购、按计划调配发放的做法维持一定的时间，比方说一个月以上，蔬果的供应（生产）方连该种什么、不该种什么都不再了解和关心。

对老百姓来说，不管是政府送的，还是收钱的，总之失去了需求方的选择权。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问你收多少钱你就付多少钱，严重的短缺就是下一步的逻辑必然。

当一切的资源配置都需要人为有意识地“计划调配”，以取代无意识的自发的“市场交易”时，就一定是这个结果。

05

本文的重点并非讨论“封城”抗疫政策的优劣利弊，而是想引起更多读者通过这几天的切身体验，感受和观察一下真实的计划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以便加深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理解。

我并不否认，临时性的计划经济并非完全不可以。比如在战争时的交战地、严重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的发生地等等，实施一些管制或许是必须的。但需要切记的是，这也不是因为管制比市场更有效，而是因为在那些地方，一个正常市场高度依赖的信息流通在战争或灾害的破坏下已无法正常运转。

换句话说，市场本身已经不存在或严重残破不全了。在这种情况下，用行政手段进行资源调配，可能比无所作为地被动等待市场机制自然修复，至少有一些差强人意的基本保障，能够避免重大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一但市场开始自我恢复，这种临时性的管制就完成了使命，应当立即撤出。

这几天我唯一感到一丝欣慰、甚至欣喜的是，处于封控中的市民为了解决每日生活中的各种实际困难，尤其是当发现看似美好的“计划”根本行不通时，展开了积极的底层“自救”。

这最突出地反映在各个居民小区的业主群里，各色人等纷纷拿出自己的资源、施展自身的特长，相互合作。抢菜的抢菜，帮就医的帮就医，做志愿者的做志愿者……

大多数合作者之间甚至原来压根就素昧平生，一个原生态的“民间社会”在过去的一盘散沙上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这倒是要感谢现代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它们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恢复的效率。

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对“市场”失去希望和信心。当然，它能发育成什么样，取决于“计划”的力量失败到什么程度。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独角鲸工作坊，原文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