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首富800万购公寓楼 以本·罗伯茨-史密斯命名
2026 年 6 月 25 日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成了全球关注焦点，我在上期专栏文也说，中国经济有可能构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不过，中国经济的不振与社会情绪有着直接关联，后者的普遍消沉影响了市场信心。 社会情绪可以视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它的政府的评价。中国的社会情绪当前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反映民众对中共特别是习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极其失望和不满。 习背离改革开放，不满声音遍及各阶层 这种失望和不满由来已久。习10年前上台时，民众曾对他怀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能够摆脱胡锦涛时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状态，同时政府清廉。随后开展的大力度反腐让他赢得了相当大的民心，也逐渐树立起个人权威。当时只有极少部分人预见到了他会把中国带向今天的局面。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摆脱了积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惠于经济成长，一个初具规模的中产阶级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比起经济成就，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们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变，中国和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与现代文明亲密接触，这些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习近平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背离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尽管官方仍然高举改革旗号。这个过程既是渐进的，但又带有一种突变性。在此过程中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引起中产阶级特别是国内自由派普遍不满的，则是他第一任期结束后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人们从这一举动中警觉到他可能要谋取终身制的野心，这破坏了此前奠定的总书记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政治传统，然而，党已经无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习个人专权的大爆发。如果说，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权，对言论和思想的打压，以及在经济上限制私营经济的做法得罪了党内的开明派、社会的自由派和企业家阶层，但其实行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也为他获得了底层和中产阶级中那些希望中国强大的人群支持；那么，三年疫情，习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野蛮封城，强制剥夺个人自由，无处不在的对民众的监控，几乎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都得罪了。在现代社会出现这种现象，极其罕见。 上海封城-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这中间民意也有一个变化。疫情初期，由于未能有效应对，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来的最低谷，但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时间，由于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时经济得到恢复，政府改写了疫情叙述，将之描绘成得益于习的英明领导和指挥，民意出现有利中共的转变，习从而迎来权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进入后半段，随着多数国家逐渐解封，中国却再次封控，特别是上海的封城，终于击溃了人们对他的最后一点耐心，并在11月，酿成席卷中国多个城市的青年反抗运动。假使中国政府不在随后宣布解封，更大规模的社会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到达某种临界点，民众的信心已然崩溃，对现政权的不满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实的描述。尽管在中国没有可信的民意调查，然而，中国自媒体每天转发的海量负面信息和大众低落的情绪，让对国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这决不是夸大其辞，故意抹黑中国。 大众——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从党外到党内，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焦虑，既看不到个人前途，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失业的威胁，收入的下降，养老金的减少，沉重的房贷，这就是多数中国人每日都要提心吊胆面对的现实。对官员而言，这个现实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和对领导人的忠诚测试以及反腐的压力。对企业家而言，这个现实是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和破产的威胁。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个现实是苦于不能说话。人们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想改变命运的，要么移民，要么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众通过“走线”进入美国，创改革以来最高；不想改变命运的，则被迫或自觉内卷与躺平。 社会情绪大爆发何时到来？ 时下中国出现的状况类似于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后的几年，那时人们对政权极度不满，对现状极度沮丧，想改变现实却又自觉没有能力，苦闷彷徨，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景。说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是恰当的，但绝望也孕育着希望，不满也孕育着反抗，如果这种民情持续若干年，越过人们所能承受的心理临界状，届时因某个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触发系统性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变革也就不期而致。 尽管当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社会变革不会很快到来。一是因为这种最坏的情况更多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和悲观主义意识所致，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要好于文革末期和六四后几年，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虽然中断，但财富存量还在；二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试着调整和改变，呼应和照顾人们的社会情绪；三不能不说到的一个因素是人性的弱点，由于当局多年来的物质鼓励和价值观的虚无化，社会的主体已被改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愿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当局。 不管社会变革会不会到来以及何以到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人们做驯服工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无论多么完美的极权，都做不到这点。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一周年碎碎念，一点微小的个体记忆 一年前的今天，上海两个月的封城以上海发布的“6月1日起有序恢复住宅小区出入、公共交通运营和机动车通行”结束，当然了，封城的开始也是上海发布，3月28日的“新一轮核酸筛查”。解封的推文下，上海发布放出来的评论是“我是六月一日过生日，感谢上海政府的礼物，我超喜欢！”“我爱魔都！”。 2022年的5月31日应该还是个工作日，下午守在电脑面前摸鱼（和上班）。打开手机发现楼道群里说小区的门开了，可以自由出去了，之前几天一直讲的是一个楼道有一两个名额一天可以出小区的门。昔日的卡口确实消失了，扫开一辆单车漫无目的的骑起来，一种巨大的陌生和手足无措感袭来，我获得了曾经在监狱里渴望的自由，但我要这自由做什么？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假释出狱的老大爷最终上吊自杀了一样。不远处的菜市场开始熙熙攘攘，人们涌了出来，买菜买肉，我也去苹果花园买了一只吐司，但为什么要买吐司？现在想想可能还是对食物缺乏的惶恐，那个吐司最后也就吃了三分之一，过了保质期就扔掉了。 如每一个在上海的市民收到的信息一样，鸳鸯锅封城，只要四天就完事。我买了一打方便面，和生菜鸡毛菜，最后一天还在公司（3月末日均确诊三千例的时候我居然还正常线下上班）旁边的精品超市抢购了一盒伊势万绿湖可生食鸡蛋—那个超市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鸡蛋，和一盒牛奶。现在想想这样保守的囤积物资多少有点可笑。鸳鸯锅封城先只封浦东，于是所有的跨江的地铁线都只驶到临近黄浦江的车站，3月30日时还去体验了一番如此的盛况，二号线终点站南京东路，四号线终点站南浦大桥，八号线终点站终点站小南门，晚上七点钟的人民广场站空空荡荡，只有保洁阿姨在徒劳的拖地。从南京东路走向黄浦江边，空无一人的南京东路还是第一次见到，同样空荡荡的江堤上有人跑步，望向对岸，陆家嘴的灯光还是毫无异样地辉煌，从金陵东路走去豫园站，回望外滩的方向，江对岸花旗银行幕墙上的LED上是巨大的I♥上海I♥侬（侬是上海话中的“你”），映照在空旷的路上。 几天后食物自然即将耗尽，楼道群里的人们开始寻觅团购群，我团到的第一批东西居然是意面、玉米片和粗粮饼干。我拿了两包烟跟楼上换了海底捞番茄底料，番茄底料加洋葱番茄和随便什么肉，浇到意面上，也确实像那么回事。接下来是蔬菜包、肉、两块钱一个的鸡蛋、面包和水果，想要靠叮咚美团抢菜是徒劳的，只有自组织的团购才稳定靠谱，只不过要等上几天才能收到。起初还是一天三顿饭，早上麦片中午吃个泡面晚上和室友炒两个菜闷一锅饭；中间一度团到了面粉，从楼下借了擀面杖，和了面擀饺子皮包饺子，从下午一点忙活到八点钟才吃上，也就折腾了那一次就再也不弄了；后来一天两顿，随便炒个鸡蛋做个粥就是一餐，家里没有称，解封了去表哥家吃饭，一称瘦了20斤。 封城中本来准备写些日记，结果只零零碎碎的坚持了几天时间，之前有一篇已经发到了matters上-今天是上海封城的第53天，还有接下来封城初期没有那么愤怒时候写的： 4月13日 Lockdown的第13天 已经渐渐习惯了居家的生活，早上八九点钟起来，洗个澡回回邮件，下午煮点茶喝，傍晚给室友们做个饭，饭后盘点下剩余的物资和明天该做些什么菜。已经没有居家初期对于食物的焦虑，社区的团购带来了充盈的食物，至少对于年轻人而言是这样的：从牛奶到蔬菜，面条大米和菜馒头应有尽有。我自觉已是上海疫情封锁中受影响最小的人了，封城的时间最短、有固定的工作可以线上办公、没有被感染上covid…现在的病毒真的还有那么可怕了么？如果还是如两年前一样的话，那外国政府都视人命如草芥了，这两年国内的施打疫苗、处置患者的经验都是不存在的了么？ （一年后的评述：关于感染后被拉去方舱中，方舱里老人的境遇可以看一下我的朋友Hayami写的《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的孤岛求生》。曾在墙内的微信公众号获得一千万的点阅后才被删除。） 4月14日 Lockdown第14天 晚上做饭的时候对面楼又一次吹起了萨克斯，这一次演奏的是《明天会更好》。在被封城的现在能听到演奏这样的一首歌，确实有如沙老师在文中所说的“不亚于在冰箱里忽然发现还有一瓶可乐”。可对于现在的环境里，明天真的会更好么？至少对我而言对当前撕裂混乱社会的厌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担忧远远大于对未来的企盼。明天会更好于1985年首次演唱，两年后台湾戒严令被取消、多年来的党外运动走上了台前；那一年前的大陆在改革开放后，文化和思想都有着极大的自由… (一年后的评述：上海解封前几天，在前法租界的延庆路上，便有市民在街头弹唱起《明天会更好》，在微博等墙内平台被转发了许多次，对于我自己而言还是最喜欢街头的这一版，更富有生机和力量。最近刷ig时才发现1989年香港社会民主歌声献中华时候也曾一度献唱过这首歌，让上海乃至全国发生的事情于四十年前的事情产生了关联） 核酸是无休止的。就像上学时候运动会走队列练习一样，走一次，不行，再走一次、再走一次，每天的新增确诊从三千变成两万三万再缓慢的下降。也是封城后才晓得小区居然有像学校那样的广播体系，来催促你去做核酸，而毋需如很多小区一般要社区的人手持一个大喇叭在窗户底下喊。起初还很正常，按照楼道的号码依次喊去做核酸，接下来是在开始做核酸前播放红歌，社会主义好我爱祖国将士们听党指挥，特别还是在早上六七点钟时播，大抵是为了提醒您别忘了赶紧起床做核酸。还送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抗原，每天打卡上传，后来也懒了，一个核酸片片儿能拍一周直到褪色。 离开上海前的几天，平日在天津工作的好朋友来上海玩，阴沉闷热的天气里我们从徐家汇书院走到徐家汇公园，她问我，你会不会对上海有归属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来了一年多没有户口没有房子，甚至连暂住证都没办，从户籍的角度上来说我和盲流没有本质的区别，还记得公司里的本地同事一本正经的跟我分析半个小时这个拆迁给了多少钱多少套房子，这个晚拆迁了几年就多给了多少。但归属感又不是明明白白白纸黑字的户口对吧，归属感可能像幸福感一样，是点状的而不是条块状，和朋友在解封后的街头喝酒、吃老弄堂的苍蝇馆子、给没带口罩的爷叔送一个口罩、和准备在上海买房子的朋友讨论各区的区位（？）以及在去年的11月街头行走，归属感在每个小小的事件中随机存在。 清空房间是一个大工程。明明记得来的时候只有一个背包和一个箱子，把书送了好多朋友、能挂闲鱼挂闲鱼之后还是好几大箱子。最难抉择的是把什么衣服扔进登山包里背走，这个带不带、带两件还是三件、本来还想带三双鞋，结果登山包完全放不下只能带两个，完全忘记大学时候长程旅行的登山包是怎么收拾的了。最终也只放进了平日很小一部分的衣服，之前还总觉得衣服不够穿的，或许人生活在世界上需要的东西真的不太多。 最为舍不得离开上海的还是这座城市丰富的公共空间和同温层的朋友们，每周不重复的活动在市区的每一个角落中进行茑屋书店半层书店黑石公寓育音堂日领馆兰心大剧院；今年三月份考语言考试前准备的时候还去了好几家图书馆，普陀区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上图东馆，最后还是觉得上图老派古朴的气质最为对胃口，如果人不多的话徐家汇书院也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在上海的朋友们大抵是从豆瓣、播客听友群和同好群里认识的。已经消失了好几年的好奇心日报的读者群还存在着，和上海的群友们形成了小小的线下同温层，在严老师索老师的润府度过了一个个美妙的夜晚，想来第一次的抗原还是在可以望到浦东四件套的虹口一代润府里做的；和翻电群友们则是在一次次的群代会中熟络，从永福路上的雍福会到莘庄的圣诞派对、以及11月路上行走后逾三十个人挤在李师家小小的客厅，复盘这震撼人心和公民教育101的一晚。李师走后，故宅被wayne师接手，成为群友们举行活动的公共空间，每周电影放映、碎片谈，当然更多的是不定期的骑行观展吃饭和喝酒。爱每一位同温层的朋友们，也祝大家应润尽润，心想事成。 中环到北翟高架到虹桥枢纽，曾经出差旅行和送表哥离开上海的路线再熟悉不过，对城市交通地理的亲切应该也算是一种归属感。值机托运安检登机，同样熟悉不过，但这一次在上海没有了可以回的家，这天很炎热，徐家汇气象站的温度打破了历史记录，飞机一跃而上进入云层。 再会了上海、さよなら。 于青海格尔木 （全文转自Matters）
经历去年上海封城，当地豪宅市场今年挂牌出售个案明显增多，价格也往下调。有些业主想把握两年前豪宅价格翻倍的时机现在还能赚一笔，有些国外业主则是在今年疫情后返沪处理房产。 经济观察网13日报导，一名从事上海豪宅仲介已经7年的工作人员说，年初以来，挂牌出售的豪宅数量明显上升。原本“物以稀为贵”的豪宅市场中，业主态度高高在上，现在仲介的态度则是“你要卖就卖，不卖就不卖，你不卖，还有别人”。 报导以上海市区新天地区域的豪宅社区“翠湖天地”为例，在出售总挂牌量约有130套，挂牌率达到了7%，这个数字让仲介感到吃惊，称豪宅市场似乎进入了不缺房子的状态，客户想看甚么房型都有。 翠湖天地的两房户型，去年好的时候能卖到人民币3200万元到3300万元，今年2月的成交则普遍在2800万元到2900万元，今年的挂牌价普遍降了10%左右。而近100坪的大户型，去年下半年挂牌8300万元，当时有看房人出到8100万元，业主不愿意卖，现在房仲评估这间房大概值7800万元。 为何想出售豪宅的业主变多了？报导分析有几个不同的原因。 有些已经建造15年左右的豪宅，因为物业管理不够良好，业主觉得维权不易，于是想要卖房、换房。 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住宅销售部主管唐华说，尤其经历疫情，豪宅客户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更清晰明确，房龄老的房子居住条件升级的空间较为有限，仅靠维修和保养很难真正升级生活体验。 除了换房需求，还有一部分业主在现有豪宅价格停滞不涨的情况下，准备卖房再买新豪宅，认为是更高效的资金安置方式。 报导指出，比起往年格外突出的现象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很多的业主不再愿意以“黑白合约”的方式故意把购房价低报，他们现在宁愿花更多的税费，然后把卖房得到的现金带到国外去结汇。 一名豪宅业内人士说，疫情常态化后，在今年年初，有部分早年间在国内置业的外籍人士选择回来处理房产。 虽然豪宅成交量尚未出现太大变化，但上述豪宅业内人士观察到，一些客户看到挂牌量上升，已经不敢轻易下手，“怕自己买后，价格往下跌”。
中国新总理李强首场记者会称自己是“老网民”，对民企和外资喊话也引起不少议论，有人注意到他说话不带“金句”，“不背稿子”，口语化，尽管并没有回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倒还“接地气”。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掌权以来，公开场合很少说话，少数传出来的成为笑谈，比如要大家“撸起袖子干”，比如指责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等。后来的公开讲话必备稿，喜欢引经据典，结果读得比较吃力。作为领导人有时还是不得已要说话的，比如去年G20印尼峰会间隙，习找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论理”，批评后者把两人的谈话传给了媒体，习看来没有备稿，“土腔”又流露出来了。 李强的前任李克强随便谈话没问题，但到后来快下台时，说话也有点磕磕巴巴，断句断得很不自然。最后告别时说出了“人在做，天在看……”悲愤还是苦涩？不过，他说中国还有六亿多人每月收入不到一千元，许多人还记得。 对李强的记者会首秀，有观察人士不以为然，“不就是延安土八路那一套话风”。批评者指现在中常委学历出身一个不如一个，这一点非常接近文革前的班子，但文革前那一班人至少是名副其实的“土八路”，“打江山”的。 赞赏的则以为李强讲话朴实。中共一代老干部都是这样讲话，现在的基层领导干部，占山为王，也是这种不太忌讳的讲话风格，但一到了中央泡久了，说话风格就慢慢变了。 李强终于有了在国际场合讲话的机会，显得“接地气”，一方面可能与其刚脱离基层不久有关，另一方面与其官场快速升迁，得到习近平超级拔擢有关，习从今而后俨然大家长，只抓大事，比如抓他最操心的“国家安全”，专心当舵手，经济民生的事就交给李强办了。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李强是一位在习近平面前说得上话的中国新总理。 中国的经济在习近平三年严酷清零之下，在中共几十年严酷的人口生育限制政策之下，已经到了窒息的地步，现在被迫取消清零，被迫重新“抓经济”，被迫放开人口生育，无论如何，在全球经济反弹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反弹是指日可待的，因此，李强开局之年，承诺来个百分之五的GDP，虽然为几十年最低，也应该是可以企及的，但懂得经济的都知道，中国经济内部的运行问题严重，青年失业率之高，金融系统之不良，房地产饱含的巨大泡沫，都面临着总爆破的威胁，李强在完成初任总理的蜜月期之后，能否让中国走出危机四伏的经济低谷，是要打一个严重的问号的。 而且，最让外界生疑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李强还是上海大清零的总指挥，上海那场空前的大清零，硬是把一座中外驰名的国际大都市的经济增长变成破天荒的负增长。习近平想让自己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的大秘李强担任总理，二十大前，中国官场人人皆知，只是在发生上海大清零这样遭人怨声载道造成严重人道灾难的大清零之后，不要说老百姓痛骂李强，就连唯上的官场也对李强的升迁打上了问号。当时就有知名观察人士列出两种前景，要么李强二十大不入常，但是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清零有罪，等于间接谴责了清零政策的制定者习近平；要么让李强上，习近平借此为自己三年清零做出重大肯定，显示“一切我说了算”，在肯定李强的同时肯定自己的威权。现在看来，习近平选择了后者。二月份中共政治局肯定防疫取得重大胜利，而且说成是人类文明史的重大成果，也是这种逻辑的延伸。就是说，清零不会错，错了等于说习近平错了，清零是对的，等于说习近平是英明的，这是李强当上总理的权力逻辑。 有些对李强渐渐有好评的尤其对李强新闻记者会有好感的人认为，上海大清零也不能单单怪李强，那是习近平下令做的，李强岂敢违背？而且，李强本来是要在上海做“精准清零”的，有人甚至指出，李强担任江浙等省领导或者初到上海时，还是颇有一点实干精神，这和他在新闻会上的讲话劲头是一致的。 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不这样认为，他对费加罗报说，”作为全国最大城市的地方领导人，李克强有一些自主权，若不与中央政府对抗，至少可以设法减轻这些措施。但他服从了命令。这就是新政府团队的象征”。 还有人则以蔡奇的故事作比，现在的中共常委，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地方上时也是比较“实干”的，还在“知乎”上与人对话，访问台湾后还写过博客连载，虽然做着官，似乎给人一种想与民间通声气的感觉，但一调到北京就要“清除低端人口”了，变得凶神恶煞，现在你从蔡奇的脸上，能看得出昔日蔡奇一星半点的样子么？ 李强的升迁之路不也如此吗？纽约时报14日的相关报道也认为：“李强在上海防疫上的转向显示出他对习近平的忠诚，这一点似乎让他在过去20年里一直与这位最高领导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最终使他在周六被提拔到总理位置。” 李强能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权是一个问题。李克强虽然是一位弱势总理，习后来大权独揽，但对李克强还有形式上的尊重，因为李克强的官位与他一样均来自前朝，而李强的升迁至此，在独立学者邓聿文看来：“李强今天的地位完全仰赖习，其总理合法性来自习，未来的政治行情也取决习，可以说，他完全是弱势和被动的一方，没有资格和能力对习说‘不’，两会前媒体透露的在结束清零的问题上他敢对习抗命的信息，肯定是不准确的。” 3月15日，李强任总理后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他说，“新一届政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他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李强知道自己的官是怎么得来的。
李强以三票反对八票弃权当选国务院总理，中国进入“新习李”治国阶段。尽管木已成舟，很多人依然会追问，习近平为什么要强保李强做总理？毕竟去年上海的封城让李背上了一个沉重包袱，即便在专制体制下，也得考虑这个因素。 要解此“谜”，需站在独裁者的逻辑去思考。从独裁者的角度看，如果因上海封城造成的严重后果不选李强做副手，看似顺应了民意，但也恰恰说明清零政策是错的，不然，为什么不保他呢？故为显示疫情应对是正确的，至少必须让李强在二十大入常。要他做总理，则可能考虑了其他因素，如在习的亲信中，李的经济才干或许比其他人强。习无疑知道其党内同僚特别是政治对手会抓住李强这个污点反对他做总理。 为总理人选，李克强同习爆发冲突？ 根据知情者的新近爆料，在中共二十大前，围绕总理人选，习和李克强曾发生过一场激烈冲突，后者保举胡春华接任总理，遭习否决。 此事难以求证。不过，在我看来，它很好解释了随后二十大的高层人事安排，以及团派在政治局的彻底出局。习虽然不打算安排胡做总理，但本来可能要给他在常委里留一席，不管是想向团派示好，或者安抚团派，又或仅仅作为一个点缀。人们看到，二十大前各种版本的常委人选猜想，胡几乎都在名单内，说明这基本是一个共识。 《华尔街日报》猜中了六个，第七个空缺，从另一角度说明这个空缺的常委本来是胡的。然而，由于李克强力撑胡做总理，让习对李和胡起了疑心，认为李是要用胡在新的常委班子里牵制他。习当然不能容忍有人挑战他的人事安排，所以干脆不让胡入常。鉴于胡已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既做不了常委，也就不能保住这个位子。习最后把他打发到政协做一个副主席，保留其副国级待遇，可能是考虑胡还年轻，直接让他退休影响不好。但政治局就只有24人，不像前几届是25人。 如果这个说法为真——基于上面的分析，我认为它的真实性很强——李克强在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阶段，也算博了一把。过去十年，李给人的印象比较软弱，碰到习这样的主，硬不起来。这两人从一搭台就存在竞争关系，因为总书记本来没习什么份，而是预备给李的，但由于中共元老想把红色江山传给红二代，而习又伪装很听话，让元老以为可以拿捏他，于是幸运地成为总书记。可这也就决定了他对李很不放心，警惕李是否会觊觎自己的位子。头三年，习没有自己的班底，那时的党政领导层，除了少数关键职位是其亲信，多数还是胡锦涛时期的人马，而这些人的思想观念更和李契合，所以习在表面上对李保持一种礼让姿态，其时中国舆论也以“习李体制”相称，甚至还有“李克强经济学”的叫法，说明外界是看好李的。 可外界和元老都低估了习，在权谋和手腕上，习是大师，李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也许年少的遭遇以及在梁家河那种艰苦环境下的七年知青岁月，让习领悟到权力的重要，他上台伊始拼命抓权，仅仅三年，迫使高层接受他成为核心。胡做了十年总书记，都未能让同僚举荐为核心，江的核心是由邓封的，而习自封核心，不能不赞叹他权谋的厉害。习核心崛起，李就边缘化，“习李体制”不能再叫了，此后七年，一直被习压制着。好不容易熬到去年，由于疫情引发民众对习的不满，去年年中，李似乎有机会改善其边缘化处境，海外习的反对者也一度臆想着“习下李上”，为其摇旗呐喊，但李缺乏杀伐决断之气，或者在评估后认为还不具备条件，不敢响应外界呼声，公开和习叫板。尽管如此，萌生阻止李强上台，扶持胡春华做总理的念头，则完全是有可能的。 李倾力扶胡动机，不仅仅因为后者是团派瞩意的习之后的中共接班人，也可能是出于他对党国前途命运的忧虑，李是党国官僚体制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应该对党有感情，不想二十大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习的班子和体制，又折腾什么幺蛾子出来，让党国和习一起陪葬。将胡安排在总理位子上，虽然不可能抵抗习，但多少会对习有些约束，是他能够尽到的最大努力。而习对疫情清零的一意孤行所导致的后果，使李认为这是个狙击李强，撑胡上位的机会。可如此一来，客观上形同挑战习的权力，因为挑选什么人做总理，习认为这是他这个总书记的绝对权力，岂容别人做主。李克强的这一做法一定会引起习的强烈猜忌，乃至怀疑以李为首的团派是否在背后搞事，让二十大不能按他的部署进行。二人在总理人选的较量以李败下阵来结束，这当然也几乎是注定的。 习和李克强的恩恩怨怨现已过去，轮到李强登场了。这个“新习李”关系呈现何种面貌，是否像他们表面上那么“融洽”，很大程度上将塑造中共未来至少五年的高层政治走向。 可以肯定，李强和习之间，虽然不像李克强和习一样存在竞争的关系，但也不会有后者的某种程度的“平等”。原因在于，习李二人是平辈，资历相似，另外，李克强的总理职位不来自习，因此尽管习专权，但在形式上不太可能对李指手画脚、颐指气使，还是会保持形式上的尊重。 而习和李强的关系不同，后者是习的后辈，不单在官僚体系上是习的下属，某种意义上也是师徒关系，同时还类同私人企业的老板与副手，故他们在形式上就会保持一种不平等。换言之，李强今天的地位完全仰赖习，其总理合法性来自习，未来的政治行情也取决习，可以说，他完全是弱势和被动的一方，没有资格和能力对习说“不”，两会前媒体透露的在结束清零的问题上他敢对习抗命的信息，肯定是不准确的。 习虽放心李强但也用丁薛祥牵制他 李强是习的“自家人”，使用起来自然会很放心，很有可能习会把经济这摊全部交给李去打理，自己做甩手掌柜，主抓党务、国防和外交等，从而李有更大的空间在不违背习的旨意下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像李克强被限制手脚，无法施展能力。但是习也不会无保留地信任李强，独裁者除了家人，或许还有贴心心腹，是不会完全信任一个外人的，哪怕这个人是其亲信，有时连前二者也不信任，只信自己的判断。因为独裁者骨子里认为人性是坏的，从而不可靠，要时刻提防有人背后干坏事，甚至看中或僭夺其权杖。 外界可从新一届国务院的组成人员隐隐看出某种端倪。本届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全是习的亲信。其中第一、第二副总理丁薛祥和何立峰是习的左右手，习无论外访还是国内视察，这二人必随同。丁是习过去十年的大管家，何近几年取代刘鹤成为习的首席经济智囊。虽然李强在浙江时也曾是习的大秘，但论亲密程度，未必是习最信赖的。即便习安排他俩进国务院没有牵制李的意思，站在李的角度，都是习家军的核心成员，不好差遣，会有很大顾忌。尤其是丁，过去完全没有主政过地方，到中央也是负责党务和安全。从中办转任国务院系统的，以前也有，温家宝也做过几年的中办主任，在成为副总理前同样没有主政地方的经验，但温在中办主任兼书记处的5年任上，负责农业和农村工作，担任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是当时主管农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副手，温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和农业工作，也就不让人感到突然，而丁完全跨行，进入一个此前他完全不熟悉的经济领域，或许只有一个合理解释，即习要栽培他五年后接替李成为总理，所以要在国务院先历练五年。丁有年龄优势，五年后65岁，而李是68岁。 故而不排除习只安排李强一个总理任期的可能。在专制体制下，君臣二人间任何亲密无间的关系，能否经受长久考验，都是个未知数。尤其对于老二，很难长时间维系对老大的忠诚，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历史，给人们提供了太多这方面的事例。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全国两会正举行，候任总理李强即将走马上任，展开他未来五年的施政生涯。此时，路透社一篇有关“中国新二号人物如何加速习近平清零政策的结束”报道，是否会在所谓新“习李关系”上投下某种变数，引人联想。 根据路透的报道，在去年11月中下旬疫情扩散习近平对清零摇摆不定的当口，李强顶住习要求重新放慢开放步伐的压力，主导了疫情的突然放开，放弃了习的标志性的动态清零。路透的报道是否要把李塑造成一个有主见，并不完全听命于习的人物，不得而知，但从该报道引发的舆论反响看，似乎认为李是个敢抗命的角色。 对于李强在中国结束清零所起的作用，我早在1月10日的“聿文视界”专栏文就作出了预判——“中国放开疫情很可能由李强主导”，并详析了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那篇拙作。简言之，站在李的角度，他是有动机早点引爆解封这颗雷的，早引爆，他在今年能腾出更多时间处理经济问题。中国人讲究抢头彩，今年是新政府的开局之年，未来五年顺利与否，与今年有很大关系。如果今年经济形势一团糟，人们不会怪罪是因为习还在坚持清零不放松，而会把责任算在李头上，指责以他为首的治理团队治国无能。本来人们把李的上位，说成是他和习的特殊关系，开局之年即把经济搞砸，只会印证他无能的固有看法。李对此百口莫辩，只能默默替习背黑锅。而早放弃清零，比在两会后再放弃，显然有利经济恢复，从而会有利他的政治行情。 习其实也有动机快点结束清零。当局去年11月初调整清零政策，意味着习原本想在20大之后，以一种稳步缓慢的方式结束清零。但疫情的反复和扩散让他犹疑不定。习做事既有武断一面，也瞻前顾后，既要又要，犹犹豫豫。但不管怎样，倘若今年的恶劣局面不能改观，人们的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对李强为首的新政府的攻击，当然也可以看作对他的攻击，因为人们会说，正是他用人不当，选了这样一个无能的治理班子。所以习肯定不愿此种情况出现。但是他又不能亲口宣布放弃清零，毕竟这是他过去三年的政治遗产，这个时候就需有人给他找台阶，在肯定其清零政策在过去所起作用，维护他的权威的前提下，要他放弃清零、放开疫情防控，李强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李强的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 由此看来，李还是有些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的。我在前述专栏文提到，李虽因忠诚得习赏识坐上中共二把手交椅，但把国务院交给他，而不是圈定其他亲信，可能也不单单是他忠诚缘故。因为论结识习的时间之早，福建帮的多数都在李之前；论现在的君臣密切程度，可能丁薛祥、王小洪等才是习真正的股肱之臣。但论职责之重，当然任何部门都比不上国务院。所以在习的亲信队伍中，李强必有过人之处被习相中，而把二把手的职位委任给他。那么这个过人之处是李的经济管理才能，还是在对习表忠的同时能够排忧解难？或许未来五年会慢慢表现出。 不妨假设，候任总理不是李而是习的其他亲信，他们是否敢顶住习的压力力主放开？即便他们也知道晚放开对经济恢复不利。我想一个可能恰恰相反的情形是，在看到或揣摩到习有继续清零的想法后，为表现出所谓的忠诚而去护主，因为习在这种时候是最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的。中共过去的历史不乏其例，当领袖因政策失误而陷于孤立、处在某种不利处境中，甚至连亲信都不发声表态，此时投机者会表现出力挺领袖的样子，之后都会得到领袖的巨大回报，被擢升担任要职。这样一比较，李强似乎还有些节操，比李鸿忠之类强多了，没有在习的压力下唯唯诺诺。原本他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虽然不敢“抗命”，但也不主动揽事，毕竟到今年三月前，他只是“候任”，相对来说处于一种有利的旁观者地位，如果真因习固执己见坚持清零坏了大局，要究责也到不了他，政治上就很安全。至于继续清零对他接任总理后恢复经济会很不利，届时再说，眼下最重要的是平安渡过这段候任期。这应该是多数处于李这种“候任”身份的领导人通常会有的选择。 但是李选择了某种程度的“不听话”，似乎同他这种在众人眼里不是靠能力而是靠跟领袖的个人关系上位的领导人该有的形象不相称。人们一般认为，领袖提拔亲信担任要职，是需要一个听话的人执行他的旨意；而被提拔者也总是要表现出一副时刻维护领袖权威，卖力做事，不敢违背领袖意志，不能有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应声虫样子。尤其对习而言，他是个强势领导人，被官方塑造成宇宙第一聪明之人，样样精通，事事正确，容不得别人有半点质疑和不同意见的，他做出的决策要不折不扣得到执行，就是错也要错到底，岂然半途而废。何况在他的认知中，清零，保护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本就没错。这种情况下，李敢对他说“不”，很自然地会让人认为，习李关系或许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亲密无间”，习莫不会怀疑起李的忠心，自己看走了眼？把他捧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是不是选错了？ 习对李强看走了眼？ 我之所以用某种程度的“不听话”，而不说李“抗命”，是因为路透的报道在引述内部人的信息时没有细节，很难让人相信李是真正顶住了习的压力，还只是报道者或爆料者一厢情愿的解读。因为按照独裁者的逻辑和专制政权的事实，在大权独揽的习面前——尽管他因清零而声誉受损，其手下官僚也不敢给他提不同意见，即使斗胆提不同意见，也会采取一种委婉方式，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他；否则，以李中堂和他平辈的资历，应该经常唱反调才是。但外界看到的情景不是如此。李强既仰赖习才有今天的高位，除非他想做“烈士”，才敢抗命，但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候任总理来说，位子都还没坐上，岂敢因担忧疫情影响自己做总理时的经济发展，就抗命不遵？这不符合逻辑，可能也不符合真实的情形。 换言之，李即使出于对疫情的忧虑，他认为基于他和习的那种关系，可以对习提某种意见，也应该极小心谨慎，用一种他认为的恰当方式，向习陈述当下状况和继续维持清零会对习本人带来的某种后果，被习听进去了，接受了他结束清零的意见。我甚至猜想，李敢于提意见，很可能是习授意他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习要补偿李因上海封城蒙受的“不白之怨”，让他短期内能够快速积累起做总理的应有威信。 现在看来，上海封城的决策大概率来自习，但不管怎样，李作为上海主政者当然负有不可推卸之责，民众把气撒在他身上没错。但李不能把这点说破，将责任推到习身上，他是代习受过。由于有了这个包袱，李竟然还能成为中共二号人物，是很难让人尤其上海民众和党内高层，包括习的其他亲信认可和接受的。习也清楚这一点，尽管有他的支持，但如果李不能快速建立起某种威信，接下来他的总理工作会很难做，所以，习要在李将要上任前给他加分，再助他一臂之力，以补偿李的“代己受过”，于是暗示或授意李在结束清零的问题上可以提出不同意见。虽然这样会让习的形象受损，但习亦明白，经济和民众无法再承受清零压力，迟早要放开防控，晚放开会造成更大麻烦。这一步必须走，自己的名声无论如何都会受损，还不如给李强接手总理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树立他一个敢负责的好形象，能够让他比较快地服众，也在众人眼里证明选他做总理是对的。 可以说，无论哪种情形，最不可能出现的是李敢对习“抗命”。专制体制下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处理起来确实微妙。李强在两会正式进入总理角色后，习因其是亲信对他会比对李克强更放心，然而权力的本性会让两人免不了产生芥蒂，李将会发现，习不再是他在浙江做大秘时的习书记了，他伺候的是一个权谋多端的独裁者。这是否意味着习选错了李，时间会告诉他答案。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资深媒体人徐世平11月18日被查，他曾参与筹建东方网，任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总编辑。徐世平与前上海市长杨雄关系密切，他被查前曾撰文批评上海封城清零的防疫措施。 上海市纪委监委发布了徐世平被查的消息。63岁的徐世平，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上海新民晚报社工作18年。历任记者、体育部副主任、新民体育报常务副总编辑、新民晚报评论部常务副主任和主任等职。 2000年，徐世平参与筹建东方网，任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编辑。2004年8月转任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副主任，同年12月兼任上海市网宣办副主任。 2012年4月，徐世平重回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任总裁、总编辑，东方网投资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东方网成立于2000年5月28日，是中共国务院确定的地方新闻网站。2020年5月29日，上海报业集团、东方网联合重组，上海市国资委所持东方网43.63%股份被无偿划转至上海报业集团。同年7月，徐世平退休。 在徐世平被查前，他的微信公众号“重读历史”于今年7月20日发表了《人吓人吓煞人》一文。文章记录了他在上海经历两个月封城后返回香港的一些感想。 今年4月，上海突然宣布封城，引发各种乱象，民怨沸腾。有分析指，上海是江派老巢，“上海帮”藉封城制造事端，激起民愤，给习近平制造难题，牵涉到二十大前的权力争斗。 值得一提的是，徐世平与前上海市长杨雄关系密切。杨雄2017年退休后，徐世平在2018年底曾撰文吹捧杨雄。 2021年4月12日，杨雄因心脏病突发猝死。徐世平在社交媒体回忆他与杨雄交往的一些细节，提到2000年5月28日，东方网开通运行，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杨雄，陪同市领导来参加仪式。 杨雄与江泽民家族关系密切，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杨雄是其部下。上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海归”回上海后，成立了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江绵恒任董事长，公司总经理就是杨雄。
中国上海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对知名面包连锁店“巴黎贝甜”处以58.5万元（人民币，下同）的罚款，是其所得利润的十倍，原因是上海4月封控期间，该面包店在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向各区居民售卖糕点。这则消息引发舆论争议，不少网友声援称，该面包店在疫情期间没涨价，并保障居民的生活物资，呼吁官方撤销处罚的决定。 据新浪财经报道，今年3月底，巴黎贝甜封闭了位于景联路759号的工厂，安排部分因疫情防控措施无法回到住所的员工前往其培训中心过渡住宿，并利用培训中心烘焙设备及物流中心配送的原材料制作面包自用。 随着上海封控形势严峻，周边居民急需食物供应，巴黎贝甜便于4月23日至4月26日以平价出售在培训中心制作的面包，累计生产团购糕点套餐400套（共4种套餐），每种套餐售价125元至170元不等，总共收入5万8500元。 不过，在4月27日，市场监管局执法部门带队调查后称，培训中心地址与生产许可证工厂地址不同，属于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行为，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研议作出行政处罚。 经过数月调查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于8月12日对巴黎贝甜的关联企业上海艾丝碧西食品有限公司处以没收物品、没收违法所得5.85万元、罚款58.5万元的处罚。 巴黎贝甜被罚58.5万冲上热搜，引发大陆民众热烈讨论。许多上海网友表达对巴黎贝甜的支持，指当初封城期间就是靠着团购他们制作的面包糕点过日子；也有网友提到，巴黎贝甜让他们在封控的期间还有蛋糕可以庆生。 有微博用户质疑官方“矫枉过正”、“秋后算帐”，“查一查当时恶意涨价的、卖猪奶头肉的，怎么处罚为老百姓烤面包的人?”、“收留员工、平价出售，为何要处罚?”另有人号召大众以实际消费行动挺巴黎贝甜。 中国企业家杂志报导称，“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一纸罚令让这个本来颇具温情的故事，变成了一场冰冷的事故。 报导提到，疫情期间的上海，获取日常生活物资非常困难，连一瓶可乐都成了近乎奢侈的强势货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巴黎贝甜将本可以留用的面包贩售给周边居民，即使有获利的内在驱动，客观上也帮助受困居民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报导指出，巴黎贝甜却因此被罚款近人民币60万元，“不要说那些受惠者不能理解救命恩人的遭遇，普通人也难以接受这样的处理方式”。 目前微博等大陆社交平台上陆续出现各方声援和呼吁，希望上海市政府撤销对巴黎贝甜的处罚。不过，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官方微信公众号于9月3日发布回应称，考虑了企业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涉案金额等实际情况，依据“食品安全法”给予从轻处罚，“目前案件尚在法定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利救济期间，企业可以借由法定程序提出异议，我们将积极妥善做好相关工作”。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月28日考察武汉时颇有针对性地表示：中国如果搞“集体免疫”、“躺平”，后果不堪设想。他强调，“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也要继续清零! 习近平选择武汉重申清零政策，似乎颇有用心。武汉是新冠疫情爆发地，由于当局早期隐瞒疫情倍受外界指责，后来急剧扩散后被迫封城。习近平曾于2020年3月10日在疫情平缓后访问武汉，显示“亲自指挥”抗疫，也自此把清零封城视为制度优势，更视之为是他亲自领导的成就。但是，传染性极高然而病毒性较弱的奥米克戎变种进入中国后，习近平照旧要求实施动态清零政策却效果不璋，上海封城就是最典型的一例。强制性清零，除了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给中国经济也造成严重伤害。 四月间中国经济数据显示形势严峻，于是就有了中国总理李克强“走出习近平的阴影”一说，指的是他主持的国务院推出一系列“救经济”措施，还推出反对防疫“一刀切”的“九不准”，习近平6月28日在武汉的表述应该跟这一背景很有关系。 习近平在武汉表示，实施动态清零政策，是从党的性质宗旨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确定的，因此，“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显然，习近平认为坚持动态清零比抓经济发展重要，他将此提升到党的性质的高度，同时称此关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可能是在给中共内部的”救经济“一派打招呼，要他们知道孰轻孰重。但是，从中国民众的反应和遭受的现实处境来看，动态清零造成的次生灾害远比病毒本身的影响严重。 习近平在武汉还说，中国“如果搞‘集体免疫’、‘’躺平’之类的防控政策，后果不堪设想“，显然是针对西方国家而来。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世界上多数国家，目前都已采取开放式防疫，人民可以自由流动，经济也活了，中国曾有专家也建议，也可借鉴”与疫情并存“的方式抗疫，习近平在武汉的表态，再次清楚地表明了他要坚持清零到底。 旅法学者张伦指出，从二十大权力继承的角度去理解，在目前这一博弈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不会调整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政策，动态清零政策已经成了他的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