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脱钩论”被美欧先后收回箧中

5月10日，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奥地利举行会晤，与此同时，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女士离职。这一动向引发了西方世界的猜测，认为这是落实美国总统拜登“我寻求的是竞争，不是冲突”的对华战略；欧盟紧随“带头大哥”之后，5月12日，欧安会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后宣称，欧盟支持“重新校准”对华战略，坚持对华“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时，应加强对华竞争。“去风险”意味重新审视欧中经济关系，目的不是对华经济“脱钩”，而是重新平衡欧中关系。

博雷利的“三重定位”，其实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包括欧盟领导人）对拜登政府对华定位“竞争、合作、对抗”的精准阐释，只是美国认为中国要重塑造国际秩序，与美国将形成强烈的对抗；欧盟既不是现在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也无力重塑新国际秩序，因此改成了“制度性对手”。

谢尔曼离职为何引发高度关注？

拜登政府内部对俄乌战争是三种态度，强硬、和谈及介于两者之间，这种态度决定了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游移不定，欧洲盟友们将这场战争视同鸡肋，却不得不追随美国的脚步。对华政策同样如此，最近美国国务院针对中国的“非气球行动”曝光，在国务院供职长达30年的副国务卿谢尔曼女士离职，国务院对华政策的严重分歧终于暴露在公众视野。

据路透社5月11日消息，谢尔曼女士自 2021 年 4 月起担任该职位，并参与了包括美中关系在内的多个政策领域。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已将大部分对华政策职责委托给谢尔曼。今年2月初发生间谍气球事件后，一些美国官员在当时确信这将刺激美方采取一系列行动对抗中国，谢尔曼2月9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也表示，国务院正在将其工作“现代化”，并将会“继续反制中国（PRC）的侵略性军事、外交和经济做法”。但事实相反，根据四位元直接了解美国政策的消息人士以及路透社看到的内部邮件，美国国务院推迟了与中国人权问题有关的制裁措施、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动，以防止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当然都是拜登政府的要求：寻求竞争而非冲突。许多分析家认为，间谍气球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停摆，美中关系已滑落至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两党的前外交官和国会议员都认为，美国必须保持与北京的沟通管道畅通，以避免误会和管理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起，谢尔曼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过四个不同职位，建立了既精明又强硬的名声。布林肯将国务院的中国事务全权委托给她，自然是相信她处理中国事务的眼光与能力。尽管美国国务院及白宫方面都没有说明谢尔曼离职的具体原因，但被看作拜登政府急于恢复中美关系而做的人事改变。

谢尔曼在美国从事外交30馀年，我认为，谢尔曼的去职，应该是她无法执行好拜登对华战略“要竞争，不要冲突”。

对华战略模糊下的三重定位，知易行难

拜登政府对华“三重定位”的外交战略（政策）执行难度太大，三个原因决定了这点：

第一，关于“伙伴关系”，这一点，在小布希后期与奥巴马时期当然多年美国“战略合作伙伴”的中国当然乐于接受。但这“伙伴”不是美国订好规则让中国遵守的主从关系，而且这不是习近平个人这样看，早在2011年夏威夷峰会上（胡锦涛第二任期内），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庞森在回应奥巴马批评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定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参与制订，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明确表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而要参与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度。2021年3月，习近平更是公开表明：中国已经可以平视世界了。如果了解北京早就未将“老欧洲”放在竞争这个段位上，就会明白这个“平视世界”其实是平视美国。

中国要的“平视”是：实际利益是核心，但同时绝对不能失了面子。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涉及政治经济各领域，除制裁中国党政军多名重要官员之外，截至2023年3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实体接近2100个，横跨通讯、金融、交通航运等多个领域。实体类型既有华为、中芯国际这样的前沿科技企业，也有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教育、科研机构，其中中国企业达1000多家。这等于阻断了中国这些企业的后续发展能力，既伤中国“里子”，也伤面子。

第二，关于竞争关系。这一点，从字面上中国从来就接受，但对何谓“平等竞争”有自己一番说法。

比如在智慧财产权方面，美国认为中国是最大的智慧财产权剽窃者。2018年12月12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一个关于中国间谍问题的听证会，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John Demers）在会上作证时表示，从2011年到2018年，超过90％的国家间谍案涉及中国，中国的行动速度正在加快，《中国制造2025》就是一个盗窃指南。 “剧本很简单：掠夺、复制和取代”，“掠夺美国公司的智慧财产权，复制美国公司的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中国方面则认为，智慧财产权创新的方式有三种，原始创新、模仿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美国藉中国盗窃智慧财产权为名，想卡住中国科技发展的脖子。

“制度性对手”的分寸难以拿捏

美中政治制度不同，尽管二者都在变化。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多次表示，尽管美国不谋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因此，中国仍然是美国及其盟友的最大挑战者。鉴于以往几十年的接触政策失败，拜登政府的目标是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限制共产党的全球影响力并遏制其挑衅行为，围绕这个亚洲超级大国“塑造战略环境”。

中国的态度针锋相对。尤其是美国以捍卫台湾主权为目标的亚太战略，这一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塑造战略环境”的行动既是分裂中国领土，更是孤立中国。直到2010年代中期中国将维权律师一网打尽之前，美国一直试图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意图颠覆中国政府。2022年5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其中历数了从1997年到2020年之间，美国通过NED（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插手香港选举，干涉中国内政的各种举措。布林肯说的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北京根本不相信，“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只是无从得手。

这种制度上的对抗由来已久，在中国需要美国时，中国可以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目前中国已经被美国喂养成了“大白鲨”——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马特·波廷杰（Matt Pottinger）5月4日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如此说，原话是“我们（西方）以为可以把这条小鲨鱼变成海豚，结果喂著喂著，他变成了一条可怕的大白鲨”。所谓“大白鲨”，就是有能力对抗美国，在北京看来，“合作”只是西方需要中国市场，与“重塑战略环境”产生的制度性对抗完全不相容。

就在谢尔曼宣布6月退休的同时，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5月10日、11日在奥地利举行会晤。美方透露，两人长谈8小时，其中涉及中美之间最敏感的两大话题：俄乌战争及台湾问题。美方称这场对谈“坦诚、实在、具有建设性”，并表示需要继续保持这种非常必须的沟通管道，开始谋求安排布林肯访华。对此，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FDD）的中国专家克雷格·辛乐顿（Craig Singleton）表示，美国国务院“陷入自己制造的陷阱”，在急于恢复高层交流的情况下，放弃了旨在最大限度发挥美国影响力的行动，“这个决定立意良好，但加强了中国的影响力。”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