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之下 没人可充当全知的上帝

中研院院士陈培哲出面炮轰国产疫苗“若以国际标准绝不可能在七月通过”之后,网路媒体立刻传出他曾任中国药厂科学顾问的讯息,这形同“抹红”的作法,与许多人立刻搬出他曾任“蔡英文医疗界后援总会”成员的“涂绿”作法如出一辙,是台湾公共论坛非常糟糕的反例。陈培哲说的对不对,是科学问题,是国产疫苗在此时此刻该否获得EUA(紧急使用授权),以及如何进行施打的专业伦理问题,绝不在他曾经抱持何种政治立场。

当瘟疫发生,现有药品无法满足医疗的需求,而新研发未完成核准的药品,在维护公众健康的利益大于其可能产生的风险时,就有紧急授权的必要。既然要衡酌公众健康的整体利益与新研发药品的风险,紧急授权通常是个相对性的概念。目前国外的疫苗大厂都是在逸出正常疫苗研发期程的情况下,获得紧急使用授权,扩大施打,并得到相当不错的成效。所以国产疫苗是否获得EUA?除了必须耐心等待研发厂商的解盲结果以外,也要视台湾疫情的严重程度,以及获得国外疫苗的状况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预判疫情可能扩大的情况下,政府为保护人民健康,预先扶植有能力的厂商投入疫苗发展,甚而预先采购一定数量的疫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一般的厂商不会贸然投入一个不知是否会成功,且不见得有利基的疫苗研发。不过这样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却因为台湾疫情突然爆发,国外进口疫苗短缺,以及台湾内部无所不在的两岸政治,成为政治恶斗与角力的赛场。

身为中研院院士、台湾的肝病权威,陈培哲对于国产疫苗发展的诸多质疑当然值得重视。但坏就坏在陈培哲身兼疫苗专家小组委员,却在国产疫苗解盲前先断言七月不可能通过紧急授权,其对国产疫苗的杀伤力实在无比巨大。姑且不论专家小组委员是否涉及保密义务,陈培哲的抨击势必造成疫苗其他专家小组成员的莫大压力,过与不过,都将充满政治解读。

于是乎,一方挖出陈培哲在中国药厂担任科学顾问的讯息(这能证明什么?)影射他拿了中国好处,毁谤攻击国产疫苗;另一方宣称陈培哲“一路挺蔡”,如今出来说“真话”,是“绿营良心”、“开了武昌起义第一枪”。政治攻防越演越烈,真相却越来越模糊,当初,不分朝野呼吁发展国产疫苗,拥有台湾自己战略产业的初衷也就越来越远。

陈培哲昨天接受媒体专访时,显然修正了他先前的说法,诸如:“政府执意第二期临床试验结束立即给予EUA,国产疫苗将成为孤儿”(陈时中昨天在立法院也提出相同观点)。陈培哲也建议政府在二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出炉且抗体效价足够的前提下,续做第三期临床试验,一直做到期中分析,再给EUA;以及针对临床试验中的药品或疫苗,经过简单申请,食药署审查通过,只要医师及民众同意,就可以提供给急需的人。以上种种,高端、联亚解盲后本就要续做三期,建议进行有限制施打也是专家会议的权限,看法既然有协同之处,何须弄到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疫苗紧急使用授权要不要放行,不纯然是一个科学问题,而常常是一个科学与政治辩证的问题。四千人的样本较诸四万人的样本当然会有不同出错的机率,前提是,我们要不要为了防堵这样的机率,而坐视疫情可能扩大,增加人命损伤?前提当然也包括是否有完整的社会沟通,让所有参与接种的人,被充分告知这样的风险。在这过程里,若有任何人觉得自己是先知,是全知的上帝,或想充当道德魔人,坚信只有自己的说法才是对的,那可能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此时此刻,疫情还没降温,生命还在流逝,试著让科学说话,让政治与常民去沟通,政客别再乱造口业,不要用阴谋论乱贴标签,应该就是对台湾社会最大的贡献了。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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