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之下 沒人可充當全知的上帝

中研院院士陳培哲出面炮轟國產疫苗「若以國際標準絕不可能在七月通過」之後，網路媒體立刻傳出他曾任中國藥廠科學顧問的訊息，這形同「抹紅」的作法，與許多人立刻搬出他曾任「蔡英文醫療界後援總會」成員的「塗綠」作法如出一轍，是台灣公共論壇非常糟糕的反例。陳培哲說的對不對，是科學問題，是國產疫苗在此時此刻該否獲得EUA（緊急使用授權），以及如何進行施打的專業倫理問題，絕不在他曾經抱持何種政治立場。

當瘟疫發生，現有藥品無法滿足醫療的需求，而新研發未完成核准的藥品，在維護公眾健康的利益大於其可能產生的風險時，就有緊急授權的必要。既然要衡酌公眾健康的整體利益與新研發藥品的風險，緊急授權通常是個相對性的概念。目前國外的疫苗大廠都是在逸出正常疫苗研發期程的情況下，獲得緊急使用授權，擴大施打，並得到相當不錯的成效。所以國產疫苗是否獲得EUA？除了必須耐心等待研發廠商的解盲結果以外，也要視台灣疫情的嚴重程度，以及獲得國外疫苗的狀況才能做出最後的決定。 

在預判疫情可能擴大的情況下，政府為保護人民健康，預先扶植有能力的廠商投入疫苗發展，甚而預先採購一定數量的疫苗，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因為一般的廠商不會貿然投入一個不知是否會成功，且不見得有利基的疫苗研發。不過這樣一件天經地義的事，卻因為台灣疫情突然爆發，國外進口疫苗短缺，以及台灣內部無所不在的兩岸政治，成為政治惡鬥與角力的賽場。

身為中研院院士、台灣的肝病權威，陳培哲對於國產疫苗發展的諸多質疑當然值得重視。但壞就壞在陳培哲身兼疫苗專家小組委員，卻在國產疫苗解盲前先斷言七月不可能通過緊急授權，其對國產疫苗的殺傷力實在無比巨大。姑且不論專家小組委員是否涉及保密義務，陳培哲的抨擊勢必造成疫苗其他專家小組成員的莫大壓力，過與不過，都將充滿政治解讀。

於是乎，一方挖出陳培哲在中國藥廠擔任科學顧問的訊息（這能證明什麼？）影射他拿了中國好處，毀謗攻擊國產疫苗；另一方宣稱陳培哲「一路挺蔡」，如今出來說「真話」，是「綠營良心」、「開了武昌起義第一槍」。政治攻防越演越烈，真相卻越來越模糊，當初，不分朝野呼籲發展國產疫苗，擁有台灣自己戰略產業的初衷也就越來越遠。

陳培哲昨天接受媒體專訪時，顯然修正了他先前的說法，諸如：「政府執意第二期臨床試驗結束立即給予EUA，國產疫苗將成為孤兒」（陳時中昨天在立法院也提出相同觀點）。陳培哲也建議政府在二期臨床試驗的結果出爐且抗體效價足夠的前提下，續做第三期臨床試驗，一直做到期中分析，再給EUA；以及針對臨床試驗中的藥品或疫苗，經過簡單申請，食藥署審查通過，只要醫師及民眾同意，就可以提供給急需的人。以上種種，高端、聯亞解盲後本就要續做三期，建議進行有限制施打也是專家會議的權限，看法既然有協同之處，何須弄到劍拔弩張、互不相讓？

疫苗緊急使用授權要不要放行，不純然是一個科學問題，而常常是一個科學與政治辯證的問題。四千人的樣本較諸四萬人的樣本當然會有不同出錯的機率，前提是，我們要不要為了防堵這樣的機率，而坐視疫情可能擴大，增加人命損傷？前提當然也包括是否有完整的社會溝通，讓所有參與接種的人，被充分告知這樣的風險。在這過程里，若有任何人覺得自己是先知，是全知的上帝，或想充當道德魔人，堅信只有自己的說法才是對的，那可能是一場更大的災難。

此時此刻，疫情還沒降溫，生命還在流逝，試著讓科學說話，讓政治與常民去溝通，政客別再亂造口業，不要用陰謀論亂貼標籤，應該就是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了。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