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何以变身华春莹?

李银河的幸福感从何而来?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拥有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微博发表一篇惊世骇俗的短文《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文章引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中美经济的比较研究的一份报告认为,若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来衡量,中国已经高出美国百分之十五。“能亲眼见到、亲身经历这个变化,是此前千百万代中国人没有过的幸运。本人生于一九五零年代,应当说我们这代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

除了哈佛报告,李银河列出的两大“如此幸运”的论据是:其一,出生于战乱结束的年代,如今进入古稀之年时,已经侥幸过了七十个和平的年头。其二,这代人亲身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剧变,如今可以随心所欲买到所有生活必需品,享受消费完全不用现金的现代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

然而,这两大论据都大有值得推敲之处。其一,李银河出生以来的七十年,中国并非没有战争,中国卷入韩战、台海危机、中印和中越战争,战死官兵多达数十万人,比八路军在抗战中死的人多得多。中共内部的政治运动与杀戮,惨烈程度远甚于战争。毛时代的大饥荒,活活饿死数千万人,超过中国在二战中军民的死亡总人数。和平年代的一九八九年,邓小平调动野战军进北京城屠数万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当时在北京的李银河难道如此善忘?

其二,中国经济固然发生了剧变,但就连中共总理李克强都承认,六亿民众月收入仅千元,这些人不可能像李银河所说的那样“随心所欲买到所有生活必需品”。而李银河引用的哈佛报告中的有关数据,源头都来自中国政府,这些数据当不得真。李克强曾亲口对前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说,中国的GDP数据是“人造”的——这算不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呢?

李银河不是第一次发出此类奇谈怪论。二零一零年,薄熙来垮台之前,她在微博上发表短文《薄熙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文章写道:“在重庆成功扫黑之后,薄熙来又开始发动反腐,采取奖励实名举报的办法,重庆的吏治将会更加清明起来。”她的结论是:“在我看来,薄熙来的作为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一批薄熙来这样的人,共产党就还有希望。”几个月后,薄熙来就垮台了,她对此保持沉默。三年后,李银河又发表一篇题为《从习近平吃包子说开去》的文章,声情并茂地写道:“近日,习近平走进一家包子店,吃了几个包子,自己掏出二十一元钱结了帐。这件事引起普遍好感,对于新一届领导人要做的事情,大家的信任感与日俱增。”她的结论是:“从习近平吃包子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官员完全可以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奉公守法没什么特殊利益的公务员,现代政治家,而并不一定要成为传统中国只知道作威作福的大官;共产党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遵守宪法的执政党,而并不一定要成为传统中国专制独裁式的统治者。”

这两篇文章自相矛盾,非常有趣。看来,在美国名校获得博士学位,不一定具有基本的生活和政治常识;与绝顶聪明的作家王小波做了十八年夫妻,也不一定接受了丈夫坚持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李银河的幸福感,来自于她本人是既得利益阶层——其父母是一九三零年代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和“老八路”,后来成为《人民日报》创社元老。她从非一流大学的山西大学毕业,却能进入国务院研究室,一九八二年拿到公派留学美国的稀缺名额。在所谓改革开放时代,她又能凭藉留美博士学历,进入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流动站——北大博士后流动站,然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后来又成为超级畅销书作家。

你以为自己是老板,其实是行货

李银河为公众所知,不是因为她的社会学研究,而是因为她是王小波的遗孀;正如张香华被公众所知,不是因为她是诗人,而是因为她是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决定禁止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李银河成为薄熙来和习近平的粉丝,她们身为“未亡人”,却自告奋勇地充当已故先生的敌人。

二零零九年,李银河曾为中共残暴的计划生育政策辩护:“一旦取消计划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我们如果按照中国的资源状况定一个人口四亿的目标,那么计划生育就不是危险的使中国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励生育。”中国人口要下降到四亿,大概只有实行希特勒式的种族灭绝,那就先从少数民族开始,这就是习近平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做的事情。李银河的高论发表十多年后,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耗殆尽,中共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危害,开放二胎乃至三胎,似乎是狠狠打脸李银河。

李银河以老板的身份高谈阔论,却不知道她只是行货。什么是行货?王小波在《行货感和文化相对主义》一文中,从《水浒传》中神行太保戴宗与宋江间的一段故事讲起,宋江被刺配到江州,戴宗是监狱长,居高临下地说:“你就是我的行货,我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王小波由此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上山下乡时代,被呼来唤去,被指示着干尽荒唐事,十足一个行货。所谓行货,其实就是奴隶,人家支配你干什么或对你有怎样的定义,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

王小波和李银河都当过知青,知青就是行货,就是奴隶——毛泽东让上千万城市青年奔赴山乡,不会征求他们本人的意见,也不在乎他们内心愿意或不愿意。王小波从自身的切肤之痛中得出结论:“中国的许多典籍,自孔孟以来,讲的全是行货言论。”中国的诸子百家,大都是研究愚民政策和奴隶哲学。

王小波特别敏感于专制政权对人的捉弄。捉弄,源于不尊重,甚至对人的蔑视,也就是不把人当人看,这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传统。王小波在《人性的逆转》一文中写道:“有些人认为这种(知青)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王小波说,“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继而认定在忍受了那些痛苦、做出了牺牲之后,能产生克服困难的崇高的审美冲动,那就近乎是一种受虐狂的特征。美化此种经历,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王小波写这段话时,大概不会想到他深爱的妻子却是一个受虐狂。王小波去世多年之后,李银河在自传中透露了她对于虐恋的喜爱:“我的性倾向中有很深的虐恋色彩,成因不明,但是感觉是不会错的。我毕生研究和写作的冲动全部应当追溯到我对虐恋的喜爱。”由于对虐恋的喜爱,她还写了一本关于虐恋的性学研究着作《虐恋亚文化》。她后来有一个同性伴侣,彼此虐恋,这是她个人的性取向,她洋洋得意地公开展示,但并无多少讨论的价值;真正有讨论价值的是,李银河还有另一个虐恋对象——中国共产党。

王小波认为,毛时代,乃至整个共产党统治时代,是一段无理智、无趣、荒唐的年代,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告诉人们,什么样的时代是最丑陋的时代。他对此做了个简单而准确的解释:“就是伽利略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今天的中国,绝对不是李银河所说的最幸运、最幸福的时代,而是王小波所说的最恐怖、最黑暗的时代。王小波被这样一个时代吞噬了,李银河却为这样的时代添砖加瓦、涂脂抹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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