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銀河何以變身華春瑩？

李銀河的幸福感從何而來？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擁有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的社會學家李銀河在微博發表一篇驚世駭俗的短文《我們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幸運的一代人》。文章引述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對中美經濟的比較研究的一份報告認為，若用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來衡量，中國已經高出美國百分之十五。「能親眼見到、親身經歷這個變化，是此前千百萬代中國人沒有過的幸運。本人生於一九五零年代，應當說我們這代人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幸運的一代人。」

除了哈佛報告，李銀河列出的兩大「如此幸運」的論據是：其一，出生於戰亂結束的年代，如今進入古稀之年時，已經僥倖過了七十個和平的年頭。其二，這代人親身見證了中國經濟的劇變，如今可以隨心所欲買到所有生活必需品，享受消費完全不用現金的現代生活方式。所以，「我們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幸運的一代人，這已經成為一個無可更改的事實」。

然而，這兩大論據都大有值得推敲之處。其一，李銀河出生以來的七十年，中國並非沒有戰爭，中國捲入韓戰、台海危機、中印和中越戰爭，戰死官兵多達數十萬人，比八路軍在抗戰中死的人多得多。中共內部的政治運動與殺戮，慘烈程度遠甚於戰爭。毛時代的大饑荒，活活餓死數千萬人，超過中國在二戰中軍民的死亡總人數。和平年代的一九八九年，鄧小平調動野戰軍進北京城屠數萬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當時在北京的李銀河難道如此善忘？

其二，中國經濟固然發生了劇變，但就連中共總理李克強都承認，六億民眾月收入僅千元，這些人不可能像李銀河所說的那樣「隨心所欲買到所有生活必需品」。而李銀河引用的哈佛報告中的有關數據，源頭都來自中國政府，這些數據當不得真。李克強曾親口對前美國駐華大使雷德說，中國的GDP數據是「人造」的——這算不算是泄露國家機密呢？

李銀河不是第一次發出此類奇談怪論。二零一零年，薄熙來垮台之前，她在微博上發表短文《薄熙來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文章寫道：「在重慶成功掃黑之後，薄熙來又開始發動反腐，採取獎勵實名舉報的辦法，重慶的吏治將會更加清明起來。」她的結論是：「在我看來，薄熙來的作為說明他是一個真正理想主義的共產黨人。……如果有一批薄熙來這樣的人，共產黨就還有希望。」幾個月後，薄熙來就垮台了，她對此保持沉默。三年後，李銀河又發表一篇題為《從習近平吃包子說開去》的文章，聲情並茂地寫道：「近日，習近平走進一家包子店，吃了幾個包子，自己掏出二十一元錢結了帳。這件事引起普遍好感，對於新一屆領導人要做的事情，大家的信任感與日俱增。」她的結論是：「從習近平吃包子這件小事可以看出，共產黨的官員完全可以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奉公守法沒什麼特殊利益的公務員，現代政治家，而並不一定要成為傳統中國只知道作威作福的大官；共產黨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現代社會的遵守憲法的執政黨，而並不一定要成為傳統中國專制獨裁式的統治者。」

這兩篇文章自相矛盾，非常有趣。看來，在美國名校獲得博士學位，不一定具有基本的生活和政治常識；與絕頂聰明的作家王小波做了十八年夫妻，也不一定接受了丈夫堅持的自由民主價值觀。李銀河的幸福感，來自於她本人是既得利益階層——其父母是一九三零年代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和「老八路」，後來成為《人民日報》創社元老。她從非一流大學的山西大學畢業，卻能進入國務院研究室，一九八二年拿到公派留學美國的稀缺名額。在所謂改革開放時代，她又能憑藉留美博士學歷，進入中國第一個文科博士流動站——北大博士後流動站，然後進入中國社科院，後來又成為超級暢銷書作家。

你以為自己是老闆，其實是行貨

李銀河為公眾所知，不是因為她的社會學研究，而是因為她是王小波的遺孀；正如張香華被公眾所知，不是因為她是詩人，而是因為她是柏楊的遺孀。張香華決定禁止出版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李銀河成為薄熙來和習近平的粉絲，她們身為「未亡人」，卻自告奮勇地充當已故先生的敵人。

二零零九年，李銀河曾為中共殘暴的計劃生育政策辯護：「一旦取消計劃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賽令，家家戶戶又都上了賽道，看誰跑得快，生得多。……我們如果按照中國的資源狀況定一個人口四億的目標，那麼計劃生育就不是危險的使中國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勵生育。」中國人口要下降到四億，大概只有實行希特勒式的種族滅絕，那就先從少數民族開始，這就是習近平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做的事情。李銀河的高論發表十多年後，中國快速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消耗殆盡，中共意識到計劃生育政策的危害，開放二胎乃至三胎，似乎是狠狠打臉李銀河。

李銀河以老闆的身份高談闊論，卻不知道她只是行貨。什麼是行貨？王小波在《行貨感和文化相對主義》一文中，從《水滸傳》中神行太保戴宗與宋江間的一段故事講起，宋江被刺配到江州，戴宗是監獄長，居高臨下地說：「你就是我的行貨，我想怎麼弄你就怎麼弄。」王小波由此聯想到自己的身世——上山下鄉時代，被呼來喚去，被指示着干盡荒唐事，十足一個行貨。所謂行貨，其實就是奴隸，人家支配你幹什麼或對你有怎樣的定義，都無須向你解釋或徵得你的同意。

王小波和李銀河都當過知青，知青就是行貨，就是奴隸——毛澤東讓上千萬城市青年奔赴山鄉，不會徵求他們本人的意見，也不在乎他們內心愿意或不願意。王小波從自身的切膚之痛中得出結論：「中國的許多典籍，自孔孟以來，講的全是行貨言論。」中國的諸子百家，大都是研究愚民政策和奴隸哲學。

王小波特別敏感於專制政權對人的捉弄。捉弄，源於不尊重，甚至對人的蔑視，也就是不把人當人看，這在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偉大」傳統。王小波在《人性的逆轉》一文中寫道：「有些人認為這種（知青）經歷是一種崇高的感受，我就斷然反對，而且認為這種想法是病態的……七十年代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個極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輕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而且這種犧牲毫無價值。」王小波說，「假如人生活在一種無力改變的痛苦中，就會轉而愛上這種痛苦，把它視為一種快樂」，繼而認定在忍受了那些痛苦、做出了犧牲之後，能產生克服困難的崇高的審美衝動，那就近乎是一種受虐狂的特徵。美化此種經歷，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徵。

王小波寫這段話時，大概不會想到他深愛的妻子卻是一個受虐狂。王小波去世多年之後，李銀河在自傳中透露了她對於虐戀的喜愛：「我的性傾向中有很深的虐戀色彩，成因不明，但是感覺是不會錯的。我畢生研究和寫作的衝動全部應當追溯到我對虐戀的喜愛。」由於對虐戀的喜愛，她還寫了一本關於虐戀的性學研究着作《虐戀亞文化》。她後來有一個同性伴侶，彼此虐戀，這是她個人的性取向，她洋洋得意地公開展示，但並無多少討論的價值；真正有討論價值的是，李銀河還有另一個虐戀對象——中國共產黨。

王小波認為，毛時代，乃至整個共產黨統治時代，是一段無理智、無趣、荒唐的年代，它唯一的價值就是告訴人們，什麼樣的時代是最醜陋的時代。他對此做了個簡單而準確的解釋：「就是伽利略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今天的中國，絕對不是李銀河所說的最幸運、最幸福的時代，而是王小波所說的最恐怖、最黑暗的時代。王小波被這樣一個時代吞噬了，李銀河卻為這樣的時代添磚加瓦、塗脂抹粉。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