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女童來初經骨齡超前3年 香味文具與夜燈誘發性早熟
2026 年 8 月 4 日
前些天，有人起诉莫言，说他歪曲历史，抹黑英雄什么的。 我在朋友圈里连着刷到好几篇文章，都在力挺莫言，痛批这件事。当然，我的朋友圈没什么代表性。如果去抖音之类地方看看，力挺起诉者、痛批莫言的说不定更多。至少我逛知乎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在骂莫言，呼吁有人管管这个吃里扒外的坏蛋。 那几篇力挺莫言的文章，我大致翻了翻，虽然道理说的都对，但读完以后，还是不免有种巨大的荒谬感。 都2024年了，还要写文章争论这些道理，不该觉得很荒谬吗？ 这些争论实在是一点都不新鲜。我小时候就听到过类似的争论。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张艺谋老师翻拍成了电影，获了一些奖，很多人就在骂。不是一个两个，真的是很多人在骂。不过他们骂的主要不是莫言，而是张艺谋，说他崇洋媚外，说他抹黑中国，说他别有用心，等等等等。用的词儿跟现在骂莫言的差不多。当然，也有人写文章为张艺谋辩护。而他们讲的道理，跟我在朋友圈里刷到的那些文章，也差不多一模一样。这种争辩一直持续到了《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再往后基本就尘埃落定了。经过一番折腾后，整个社会似乎渐渐取得了共识：这些电影是好的，那种诛心式的攻击是错误的。 所以，我一直以为大家已经永久性地跨越了痛骂《红高粱》的阶段。那些道理孰对孰错，早就一清二楚，再也不用啰嗦了。但事实证明，我错了。 两次争论中，骂的理由几乎一样，辩护的理由也几乎一样，只是时间上隔了三十多年。这还不够让我惊愕吗？ 说起来，这是我的问题。我活在一个巨大的错觉里。我曾经以为大家达成了很多基本共识，但并没有。我曾经以为很多常识性的观念只有历史价值，但也不是。就像王小波的杂文，我一度觉得写得很有趣，但是内容都是老生常谈而已。我这么想也并非没有理由。当时整个社会对王小波的杂文都是一边倒地赞赏，但并没引发太大的争论。四平八稳的常识能引发什么争论呢？ 但是，现在如果再爆出《花拉子模信使问题》、《思维的乐趣》《积极的结论》这样的文章，就很可能引发争论，很多人就会不认可，甚至会骂。我猜想，以后有些年轻人再读王小波，甚至可能会受到思想上的震撼：原来还可以这样思考问题！ 人上了岁数以后，读书的时候往往是一边读，一边忘，常看常新。我觉得咱们这个社会也有点像上岁数的人，常识会不断变成冒犯，老生常谈会不断变成先锋新知。一本书，几十年前读起来震撼，几十年后读起来再次震撼。一个道理，几十年前让人醍醐灌顶，几十年后再次让人醍醐灌顶。灌顶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醍醐的保质期未免太长了些。 几十年甚至可能都说短了，有时候甚至可能上百年。就像现在网上有些年轻人相信西方伪史论，说是西方那些发明，什么蒸汽机啊，万有引力理论啊，工业革命啊，都是从《永乐大典》里偷来的。其实类似的说法在清末就有。当时就有人说过，洋人那些东西都是从中国偷去的：力学是从《墨子》那里偷去的，数学是从《九章算术》里偷去的，天文学是从《天官书》偷取的，等等等等。后来，大家都把这些说法当笑话看，就算有些人客气些，也不过是说这些人“托古改制”，想要减少洋务运动的阻力。可谁能知道，一百多年后，这些东西又会打包成《永乐大典》，卷土重来呢？ 前一段，张雪峰对文科说了一些很不友好的话。当然，那些话并不正确，我也不赞成。但是我看到有文科生反驳张雪峰说：你说文科无用？当年要不是文科生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们理科能有这么大的发展？这个反驳也许是对的，但我还是忍不住觉得诧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么一条简简单单的常识，怎么还需要当成文科重要的成就呢？理工科学搞出了这么复杂高深的成就，而文科生说我们也很厉害，我们提出了真理要靠实践检验！这听上去真是很荒谬。 我并没有贬低人家的意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就是要不断发现常识，不断重申一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不断将老生常谈谈了又谈。王小波常读常新，已经灌过一百次的醍醐随时准备灌第一百零一次。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原地打转，但要想保持原地打转，都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这个过程就是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它考验的不是智力。这不需要太高的智力，它考验的是耐心和勇气。大家都觉得中国式父母唠叨，但他们再唠叨也唠叨不过咱们的常识输出者。他们必须不停地说，不停地说，把同样的道理用不同方式说了又说。可是他们真的不能停下来。 这让我想起《爱丽丝镜中奇缘》里，红皇后对爱丽丝说的一句话。她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真是很不容易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押沙龙yashl
01 前几天我看到连岳老师关于二舅视频的一段话，有点感慨，因为它想到了另一位作家：王小波。 连岳老师的话是这样的： 网络图片 这段话挺奇怪的，有点像逻辑学上所谓的“悖论”。连岳老师也反对“上纲上线”，但是 “凡是不喜欢这个视频的，上纲上线的，基本都可以视为人民的敌人”，这就像一个糙男拍桌子大骂：“那些歧视女性的人，连娘们都不如！” 这个时候，你就搞不清楚他是男权沙文主义者呢，还是女权主义者，是吧？ 确实是谜一样的男子。 当然，“二舅“视频也无非就是一个视频，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谈不到是人民的朋友还是人民的敌人。连岳老师的论断就让我想到了王小波的一段话： 去看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个风险？ 我不知道连岳老师现在再看王小波这段话，会作何感想。但是在多年前，王小波可是连岳老师的精神导师。 网络图片 摘自连岳老师的《予人慧命者的王小波》 你看，连岳老师什么时候下手都比别人要狠。换上一般人，最多说句“醍醐灌顶”、“如梦初醒”之类的话，连岳老师却直接发现自己就是“一只蠢猪”。说实话，这有点过分了，不该这么说自己。 摆脱“一只蠢猪”状态的连岳老师曾断言公务员都是小偷和强盗。（当然，王小波本人断然不会赞成这样极端的看法） 网络图片 摘自连岳老师的《我为什么说公务员是小偷和强盗？》 （抄这个标题的时候我都有点恐慌） 现在，连岳老师忽然又发现公务员原来是最先进的群体。那么，连岳老师回过头来看以前的文章，该怎么评价自己？会不会有当年读完王小波后的感受？ 虽说君子可以豹变，但豹变成了习惯，也不是好事。以后思潮一旦变迁，泔水桶一旦转移，我觉得连岳老师说不定又会豹变。这样一来，连岳老师万一垂垂老矣的时候，又来次豹变，回顾自己几十年的的人生，感慨……那就不好了。 所以说，以后连岳老师万一被评为文学家，出一套十卷本编年体的《连岳文集》，那么第三卷和第四卷，第六卷和第七卷，第九卷和第十卷能互相掐死对方。 02 不过，我这篇文章主要不是想说连岳老师，而是想说王小波。 我读王小波的时候，大约是二十多岁。当时感觉作者既幽默又亲切，但是并没有什么思想上的颠覆性，读完了丝毫没有把自己和猪联系起来。 三十岁以后，我就没怎么认真读过王小波。在我看来，王小波的杂文是一种阶段性的读物，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在青春的时候遇到它们是一种幸运，但是过了那个年龄段，就不需要再读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王小波杂文里说的都是一些浅得不能再浅的常识。人应该追求智慧和趣味、辩论的时候不能扣大帽子、不要仇恨带来坏消息的人等等，这都是些极其简单的道理呀。不需要深刻的思考，不需要渊博的知识，我觉得任何正常人都会同意这些观点。王小波只是把这些道理说得有趣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 我觉得王小波是知识分子里最重要的一类人。很多知识分子可能比王小波想的更深刻，观察得更敏锐，但是他们都没有王小波重要。 这个世界需要深刻，需要知识，但是它更需要一些基本的常识。如果大家对一些基本常识达成了共识，都遵守一些并不复杂的规则，那么就算我们犯错了，也不会错得太离谱。 我原来以为常识是不需要多讲的东西，但是我错了。常识需要不断被重申。无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常识都需要被不断重申。人是感情动物，随着情绪的波动，随时都可能背离这些常识，所以我们需要一代又一代地把常识刻进人们的心里。不然的话，人们就是会遗忘。 03 王小波的重要性是什么？ 无数人都知道这些常识，王小波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说出了这些常识，而是因为他能为这些常识背书。 他用自己有趣的文字、善良的性格、君子的风范为这些常识背了书。他活生生地像大家证明，拥有了这些常识，人可以活得多么干净，多么有趣，多么让人向往。 碰到连岳老师发表的那种言论，我会本能地援引王小波的文章来反驳他，就是因为大家都能接受王小波。即便是观念不同的人，也很难去辱骂王小波那样的作家。 王小波幽默、温和、宽容、干净，充满善意地看待世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常识说得让大家都能够接受，把这些并不复杂的道理刻入人心。哪怕是乖戾的人，在他面前也会忘掉心中的戾气。所以，怎么称赞王小波都不算高估。他确实非常非常重要。 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自己的王小波，用贴近时代的语言，去重申那些老生常谈的常识。但是很可惜，出现还是不出现，是要看运气的。并不是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这样的人物。在没有新版王小波的时候，我们只能凑合着援引老版王小波。 也许有些老旧，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总不能去追随测不准的人生导师吧？追随他们太危险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会忽然叹气：“我想明白了，前两年我领你们去的地方是化粪池。抱歉让你们喝了几年的粪汤，但现在不会了，这次肯定是鸡汤！” 万一他们又变了呢？ 还是读读王小波吧。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押沙龙yashl）
李银河的幸福感从何而来？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拥有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微博发表一篇惊世骇俗的短文《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文章引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中美经济的比较研究的一份报告认为，若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来衡量，中国已经高出美国百分之十五。“能亲眼见到、亲身经历这个变化，是此前千百万代中国人没有过的幸运。本人生于一九五零年代，应当说我们这代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 除了哈佛报告，李银河列出的两大“如此幸运”的论据是：其一，出生于战乱结束的年代，如今进入古稀之年时，已经侥幸过了七十个和平的年头。其二，这代人亲身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剧变，如今可以随心所欲买到所有生活必需品，享受消费完全不用现金的现代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 然而，这两大论据都大有值得推敲之处。其一，李银河出生以来的七十年，中国并非没有战争，中国卷入韩战、台海危机、中印和中越战争，战死官兵多达数十万人，比八路军在抗战中死的人多得多。中共内部的政治运动与杀戮，惨烈程度远甚于战争。毛时代的大饥荒，活活饿死数千万人，超过中国在二战中军民的死亡总人数。和平年代的一九八九年，邓小平调动野战军进北京城屠数万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当时在北京的李银河难道如此善忘？ 其二，中国经济固然发生了剧变，但就连中共总理李克强都承认，六亿民众月收入仅千元，这些人不可能像李银河所说的那样“随心所欲买到所有生活必需品”。而李银河引用的哈佛报告中的有关数据，源头都来自中国政府，这些数据当不得真。李克强曾亲口对前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说，中国的GDP数据是“人造”的——这算不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呢？ 李银河不是第一次发出此类奇谈怪论。二零一零年，薄熙来垮台之前，她在微博上发表短文《薄熙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文章写道：“在重庆成功扫黑之后，薄熙来又开始发动反腐，采取奖励实名举报的办法，重庆的吏治将会更加清明起来。”她的结论是：“在我看来，薄熙来的作为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一批薄熙来这样的人，共产党就还有希望。”几个月后，薄熙来就垮台了，她对此保持沉默。三年后，李银河又发表一篇题为《从习近平吃包子说开去》的文章，声情并茂地写道：“近日，习近平走进一家包子店，吃了几个包子，自己掏出二十一元钱结了帐。这件事引起普遍好感，对于新一届领导人要做的事情，大家的信任感与日俱增。”她的结论是：“从习近平吃包子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官员完全可以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奉公守法没什么特殊利益的公务员，现代政治家，而并不一定要成为传统中国只知道作威作福的大官；共产党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遵守宪法的执政党，而并不一定要成为传统中国专制独裁式的统治者。” 这两篇文章自相矛盾，非常有趣。看来，在美国名校获得博士学位，不一定具有基本的生活和政治常识；与绝顶聪明的作家王小波做了十八年夫妻，也不一定接受了丈夫坚持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李银河的幸福感，来自于她本人是既得利益阶层——其父母是一九三零年代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和“老八路”，后来成为《人民日报》创社元老。她从非一流大学的山西大学毕业，却能进入国务院研究室，一九八二年拿到公派留学美国的稀缺名额。在所谓改革开放时代，她又能凭藉留美博士学历，进入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流动站——北大博士后流动站，然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后来又成为超级畅销书作家。 你以为自己是老板，其实是行货 李银河为公众所知，不是因为她的社会学研究，而是因为她是王小波的遗孀；正如张香华被公众所知，不是因为她是诗人，而是因为她是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决定禁止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李银河成为薄熙来和习近平的粉丝，她们身为“未亡人”，却自告奋勇地充当已故先生的敌人。 二零零九年，李银河曾为中共残暴的计划生育政策辩护：“一旦取消计划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我们如果按照中国的资源状况定一个人口四亿的目标，那么计划生育就不是危险的使中国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励生育。”中国人口要下降到四亿，大概只有实行希特勒式的种族灭绝，那就先从少数民族开始，这就是习近平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做的事情。李银河的高论发表十多年后，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耗殆尽，中共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危害，开放二胎乃至三胎，似乎是狠狠打脸李银河。 李银河以老板的身份高谈阔论，却不知道她只是行货。什么是行货？王小波在《行货感和文化相对主义》一文中，从《水浒传》中神行太保戴宗与宋江间的一段故事讲起，宋江被刺配到江州，戴宗是监狱长，居高临下地说：“你就是我的行货，我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王小波由此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上山下乡时代，被呼来唤去，被指示着干尽荒唐事，十足一个行货。所谓行货，其实就是奴隶，人家支配你干什么或对你有怎样的定义，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 王小波和李银河都当过知青，知青就是行货，就是奴隶——毛泽东让上千万城市青年奔赴山乡，不会征求他们本人的意见，也不在乎他们内心愿意或不愿意。王小波从自身的切肤之痛中得出结论：“中国的许多典籍，自孔孟以来，讲的全是行货言论。”中国的诸子百家，大都是研究愚民政策和奴隶哲学。 王小波特别敏感于专制政权对人的捉弄。捉弄，源于不尊重，甚至对人的蔑视，也就是不把人当人看，这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传统。王小波在《人性的逆转》一文中写道：“有些人认为这种（知青）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王小波说，“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继而认定在忍受了那些痛苦、做出了牺牲之后，能产生克服困难的崇高的审美冲动，那就近乎是一种受虐狂的特征。美化此种经历，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王小波写这段话时，大概不会想到他深爱的妻子却是一个受虐狂。王小波去世多年之后，李银河在自传中透露了她对于虐恋的喜爱：“我的性倾向中有很深的虐恋色彩，成因不明，但是感觉是不会错的。我毕生研究和写作的冲动全部应当追溯到我对虐恋的喜爱。”由于对虐恋的喜爱，她还写了一本关于虐恋的性学研究着作《虐恋亚文化》。她后来有一个同性伴侣，彼此虐恋，这是她个人的性取向，她洋洋得意地公开展示，但并无多少讨论的价值；真正有讨论价值的是，李银河还有另一个虐恋对象——中国共产党。 王小波认为，毛时代，乃至整个共产党统治时代，是一段无理智、无趣、荒唐的年代，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告诉人们，什么样的时代是最丑陋的时代。他对此做了个简单而准确的解释：“就是伽利略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今天的中国，绝对不是李银河所说的最幸运、最幸福的时代，而是王小波所说的最恐怖、最黑暗的时代。王小波被这样一个时代吞噬了，李银河却为这样的时代添砖加瓦、涂脂抹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