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尸人：广东智障男子失踪两年 被杀害后顶替富人火化

2021年1月初，一份判决书揭开了一段颇为骇人的往事。广东汕尾陆丰市一位因病去世的男人不愿火葬，而早在2012年，汕尾市推行火葬一刀切政策，要求全市火化率达到100%。家人为了保留其完整尸身下葬，出资10.7万元寻找一具能顶替火葬的尸体。一个瘸腿的男人为此杀害了路边偶然遇见的傻子。

失踪的傻子 

村里的人都知道，林家那个傻儿子失踪了。具体是死是活，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没人知道。林家为此报了警，全员出动找了好几个月，没有任何结果。 

失踪的第二天，村口小超市老板特意去问林家兄弟，“你们家那个呢？”傻儿子性情温和，脑袋虽然不灵光，却喜欢往人堆里凑。他常和整个村乃至隔壁村的傻子赖在村口小超市门前，最热闹的时候，能有三四个傻子蹲成一排，眼睛斜斜瞟着，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林家设想过各种最坏的结果，“想过我二哥会不会走夜路，不小心掉进池塘了。“家里最小的儿子，28岁的林再龙说。乡间有流言，一些看起来无依无靠的老人、流浪汉，会被抓走卖掉器官。林再龙听了，总忧心自己的傻二哥也遭遇了这种不幸之事。

林家的傻儿子出生于1981年，家里六个兄弟，他排行第二。六个月大，母亲陈香妹发觉这个孩子有点不一样，表情呆呆的。长到该开口说话的年纪，他一句不会说，大人的话也听不懂。陈香妹心里大致有了判断，这孩子可能智力有缺陷，是傻的。

陈香妹想，傻就傻吧，只要他学会饿了说吃饭就好。儿子顺利长到30来岁，一张肉肉的圆脸，小眼睛，不到1米6的个头，身体壮实，几乎不怎么生病。她从小手把手地教，尽管他还是“讲话含含糊糊的”，外人听不大懂，但能表达吃饭、洗澡、睡觉等简单的日常需求，能自理生活，记得住自己的名字、住址。陈香妹很满意了。

如今她68岁，眼白浑浊，像蒙了一层雾。提起艰难养大的傻儿子，眼泪总也止不住，“一想到他，我的心就跟被刀绞一样。”

失踪当天，傻儿子接近中午才起床，吃过午饭就说要出门捡塑料瓶，换钱买烟、买好吃的。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广东省陆丰市金厢镇，熟悉镇上几个村子的道路，每天都会出门转转，捡拾废品、看戏，到了晚上准时回家，从没出过意外。

傻儿子戴上荒漠迷彩军帽，出门后，先去了弟弟林再龙家。那年，林再龙刚结婚，有了孩子。他喜欢白白嫩嫩的小侄子，时常过去看一眼，逗一逗噗噗吐口水的小婴儿，跟着乐呵呵地笑。坐了一会，他拎起蛇皮编织袋，说自己要去捡瓶子了。那是他留给弟弟的最后记忆。

傍晚六点了，陈香妹有点心慌，傻儿子还没有回家。平常饭点到了，他一般早到家了。她喊小儿子林再龙，“你哥从一点钟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林再龙安慰她，晚点就会回来了。

母亲似乎总能率先察觉到某些不详的开端。当晚，陈香妹睡不着，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深夜12点，门口依旧没有传来熟悉的、像含着一口糖喊妈妈的黏糊声音，陈香妹爬起来给三儿子打电话。三儿子在广东乌坎打工，接了电话连夜开车赶回陆丰。天一亮，一家人出门找人，把金厢镇上的几个村都翻了遍，但一个活生生的成年男子就像汇入大海的雨滴，全无踪迹。

林家的傻儿子失踪于2017年3月，一直到两年半后，2019年11月，林家接到镇上派出所打来的电话，才得知他在失踪当日已经死亡。今年1月初，一份刑事裁定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描述了事发当天的全过程—— 

离开林再龙的租屋后，林家的傻儿子又走了两三百米，拐到村里的大路上，那是一条繁华、车流不断的村道，路边有两个公共垃圾箱，林家的傻儿子正弯腰从垃圾箱里掏塑料瓶，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他身边，车上下来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和他交谈几句，判断出他有明显智力问题，将他半推半拉上车，驶离了金厢镇。 

路上，中年男人买了六瓶30多度的红米酒，全数灌给了林家的傻儿子，然后将他装进一具事先准备好的棺木，用钉子封住，杀害。 

杀人的原因听着有些荒诞：当地一名50来岁，因病去世的男人不希望被火化，要求土葬。有人出钱，就有人愿意打包票帮他办好所有事情。林家傻儿子成了那个替代品，被杀害后当作替身送进了殡仪馆的火化炉。

找尸体的瘸子 

开面包车的中年人陈丰斌和林家的傻儿子一样，都身有残疾。

陈丰斌外号“满地踩”，这是一句陆丰方言，指一个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陈丰斌从小辍学，少年时，就常在村里闲晃，和社会青年们称兄道弟，弟媳说，能来钱的事，他大都愿意干。

几位邻居却认为他“人很好”，“平时挺有礼貌的，和邻居们关系都很好。”邻居们说，他以前从未干过任何出格的事。

结婚后，陈丰斌的确安稳了一段日子，在村里承包了十多亩田地，和妻子黄英莲一起种青菜、黄豆，收成了挑去市场叫卖。侍弄土地全看天意，岭南潮湿，常常一场大雨下来，颗粒无收。但黄英莲说，那时她要买肉，或是给家里添置生活用品，能直接从卖菜钱里取现金，也算是丈夫给的家用。

2013年，就在卖菜的路上，陈丰斌出了车祸，整条小腿被直接碾过。他在床上躺了一年多，拆掉夹板后，伤腿也永远落下了后遗症，成了瘸子。他没法再干重体力活，田地全退了回去。村里没人说得清，不种地后，陈丰斌具体都在干些什么工作。但情况确实是在那之后开始出现变化的。

没了固定职业的束缚，陈丰斌越来越不着家，常常是隔好几天，带一身酒气回家。起初，黄英莲也会打电话询问他的去处，陈丰斌对她大吼，“我在玩女人啊，怎么样？”

回忆起来，黄英莲觉得有些尴尬，勉强勾出一点笑容，摊手，“他都这样说了，我还能去管他吗？”黄英莲也不希望他回家，每次陈丰斌回家，两人总会因各种家庭琐事争吵。陈丰斌会动手打她，有时是一记耳光，有时是突然踹过来的一脚。

黄英莲说自己并不了解丈夫，他在哪里，做什么，她全不知情。警察上门那天，陈丰斌难得在家，骑着摩托车接刚放学的儿子。几个亲戚，包括黄英莲都目睹了警车开过巷子，但所有人都语焉不详。他成了整个家族耻于提及的存在。

从他被捕、判刑到入狱，黄英莲一直没去看过，“我跟他感情不怎么好。我从来没有去想他，也没有去管他。”她觉得丈夫不回来，家里反而轻松多了。她的精力全在打工挣钱上，找了一份餐馆杂工的工作，加上亲戚时不时地接济，一人勉强负担了两个孩子和自己的生活费。她的背总是微微弓着，有种疲倦感，又有点像弯腰认命了。

根据2021年1月初公布的刑事裁定书，陈丰斌在车祸之后从事的工作包括替人运载灵柩。他认识了一位姓温的大哥，老温常常帮殡仪馆干活，开车运尸体，或送人到殡仪馆。忙不过来时，老温会让陈丰斌帮忙，运一趟灵柩的费用是200元。

关系是一点点搭上的。2017年2月，陆丰市湖东镇人老黄到了肺癌晚期，病榻上，他向弟弟黄庆柏表达了自己的遗愿：不想火葬。早在2012年，陆丰所属的汕尾市推行全市火葬“一刀切”，禁止土葬，禁止出售棺木。黄庆柏问自己的一位朋友，有没有办法实现亲人土葬的遗愿？朋友给了他一位殡仪馆工作人员的电话。

黄庆柏联系上殡仪馆工作人员梁成龙，时年58岁的梁成龙是原湖东镇党政办公室副主任兼殡改登记员。在后来的供述中，梁成龙声称，对方想要殡仪馆司机的电话，因此，他将老温的联系方式给了黄庆柏，他并不知道黄家调包尸体逃避火化的事情。但陆丰市公安局在移送审查起诉认定中写道：梁成龙与老温商定尸体调包事宜，并要求事成后其应分得人民币1万元。

老温接下任务，成了链条中的一名掮客。他和黄庆柏商量好，10万7千元，帮老黄实现土葬的遗愿。

价格谈妥后，老温找到陈丰斌，告诉他，需要一具可以用来顶替的尸体。

2017年3月1日，陈丰斌开着面包车，见到路边­拾废品的林家傻儿子，朝他招了招手，然后将他推上车，灌酒。陈丰斌后来在口供中交待，“他喝酒喝到吐，我又继续给他喝，他喝到不醒人事了。”似乎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他说，“我自己也喝了一杯。”

傻儿子没反应了，陈丰斌觉得他大概已经喝死了，用四颗钉子封进了事先准备好的棺木，藏在家附近，又遮上些树叶掩盖。

他给老温打电话，说现在有尸体了。

3月3日是老黄的出殡日。到达黄家约定的地点后，一个抬棺人注意到，路口拐弯处还停着一辆白米黄色面包车，旁边也放着一副棕色棺木。离开时，他看到有人把那副棺木抬上原来推老黄棺材的四轮手推车上。

两方人马在这里将棺木调换，林家傻儿子被运往殡仪馆火化，而老黄的棺木被埋在事先选定好的墓穴，就在水库边，黄家请一位外省的风水先生看过，坐山望水，主富，寓意“望财”。

富人街的买家 

陆丰村镇许多房屋因日晒雨淋又缺乏维护，一点不留情地显出岁月锈蚀的痕迹。但每个村的祖祠和伯公庙（土地庙）却是最崭新豪华的，外墙看不到一点青苔痕迹，香炉满满当当，香灰几乎要溢出来，香案却被擦拭得能照见人影。 

这里的老人少则要供奉二三十位各路神仙，多则四五十位不等。有的杂货铺索性用货架一分为二，一半店铺卖香油、大米、鸡蛋，另一半卖纸钱、香烛、拜神金纸，对陆丰人来说，这些物件和粮油一样，都是日常用品。 

陆金的店正对马路，他不到30岁，已经在这行待了近十年。店里专营红白喜事用品租赁，大到红白喜事宴客必备的桌椅杯碟，小到葬礼上不同亲属佩戴的不同尺寸的孝布，都能在这里一一备妥。店门正对马路，马路对面是一幅巨大的悬赏通告，写着一位姓陈的逃犯涉黑、涉毒，悬赏金额10万元。 

陆金19岁时从父亲手上接下这项事业，经手的婚礼和葬礼，早已数不清。他在葬礼上听过许多老人的遗愿，要“全须全尾地进行土葬”，他们深信死后火化是粉身碎骨，不能庇护后代子孙，不能顺利转世。 

广东省在1998年推行城乡殡葬改革，但汕尾市向来执行不严。陆金接班那年，正是2012年，全国严格执行火葬。汕尾市委、市政府也出台了一份全面推进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到汕尾殡葬目标管理考核，从2001年至2010年连续10年位于全省倒数第一名。而周边的其他地区，包括潮州、汕头等市的火化率已基本达到100%。 

那年夏天，汕尾市推行火葬一刀切政策，要求将全市火化率提高到100%，每月对各镇、场区的火化率进行排名通报，考评结果和当地官员的晋升、评选挂钩。

几乎没人温顺地接受这项政策。许多人选择偷埋私葬。家族里兄弟多，人狠又能打架的会直接忽视火葬政策。曾有一位殡改大队的副队长和队员，在出殡当日前去阻拦，不仅被打，还遭到家属囚禁，公安机关到场后，才得到解救。

为逃避火化调包尸体也不罕见。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至少有四起相关案例都发生在陆丰。

有人试过用猪、羊等动物尸体替代，用别人的尸体替代，那更是有的。

2014年陆丰某村居民曾实名举报，为了完成奶奶土葬的遗愿，他找到镇上的殡葬改革负责人，询问能否像其他人一样，一切按火葬的仪式进行，然后在送往殡仪馆的路上偷梁换柱，将亲人遗体送回土葬。村民表示，“镇上的死者家境好些的都这样操作。”然而殡改负责人要价6万元，“我们家太穷，一下拿不出6万元，只好违背老人家的遗愿。”村民最后愤怒质问，“为何有钱和有势的人家可以出钱买名额搞特殊进行土葬？”

陆金的不少同行都干过帮人寻找尸体代替火葬的活计。他们的职业囊括红白喜事用品租赁店老板、丧葬乐队乐手、法师等等。特殊的身份让他们经常出入葬礼现场，对各村的死亡情况了如指掌——没有人能比他们更胜任这份工作。

适合调包的尸体并不好找，为了避免被人识破，有些买家会要求两具尸体性别相同，死亡时间不能相差太远，这样就算遇上殡改工作人员调查，也容易糊弄过去。一位红白喜事用品店老板曾帮买家找到一具死亡多时，完全白骨化的无名尸体，殡仪馆工作人员抬棺上火化台时发现重量偏轻，不像一个正常男人死亡的重量，让家属确认死者信息。家属异样的回避状态让工作人员起疑，最终上报到殡葬监察大队。

陆金听说过一位“厉害同行”，“承包”了当地存放无人认领尸体的冷藏库。一有订单，同行就能拉出一具符合要求的尸体进行调包替换。这些尸体多是流浪汉、乞丐、独居老人，“一般都找不到家属，被发现了也没有人找你麻烦。”

弱势、贫穷的人群是链条上任人宰割的一环。不止一位寻尸人接到任务后，明确寻找来自“五保户”和“穷人家”的尸体。一户五保户家庭有一位82岁的老人死亡，他们以3.2万元的价格将尸体卖给了寻尸人。另一户五保户家庭要价8万元，寻尸人嫌弃太贵，转向另一个提供尸源的人，最终以5万元价格购买了一具无名女尸，再转手以8万元的价格提供给买家。

这样的寻尸途径相对安全，被抓获只会判以盗窃、侮辱尸体罪，一方自愿提供尸体的行为也能成为庭上辩护轻判的理由。

但陈丰斌与这些寻尸人都不同，他直接选择杀害一位偶然碰到的智障男性。两年后，警方根据沿路的监控视频线索，将他逮捕。2020年12月，陈丰斌案二审开庭，法院认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案件中的另一些涉事人员，中间人老温在事发后不久，因突发疾病去世。另一个中间人，原殡改工作人员梁成龙，在2020年4月被陆丰市检察院认定不符合起诉条件。买家黄庆柏，判决书中同样写道，“已被不诉”。

几起判决中，买家都是隐形的存在，没有人被追究责任。

黄庆柏兄弟的祖屋坐落在村里的“富人街”上，周围的邻居说，过去街上住的都是村里的有钱人，尽管富人们大多搬走了，但大家还是习惯性地称呼这条街道为富人街。如今富人街上看不出太多富贵景象，房屋多是年代久远的破旧小楼房，有居民辟了一楼门面做商店，卖当地的海鲜干货和廉价小商品。

但这条灰扑扑的街道上，黄家的房屋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存在。四层小楼在一众低矮民居里鹤立鸡群，几年前刚翻新过，外围的瓷砖、栏杆一尘不染。邻居们不愿多谈黄家，大家只说他们长年在深圳做生意，不住在村里。

村口用金色边框裱好的“芳名榜”还留有黄家兄弟的痕迹。上榜的都是给村里捐资修路、修亭子的善人，一排排名字用金粉镌刻在黑色大理石上。大多数人捐个一两千，而已经去世的老黄捐了一万三千元，给村里修建道路、积功德。

回不来的林少仁 

林家花了大半年时间寻找傻儿子。“陆丰翻遍了，又找到深圳啊，广州。”弟弟林再龙说，当时他们几兄弟都停下了工作，只专注于找人这一件事。

60多岁的老父亲也跟着四处奔波。林家父亲的身体早就出了问题，之前被检查出严重的胆结石，儿子失踪后，林再龙说父亲的病更严重了，“他就一直痛一直忍着，实在受不了了才吃颗止痛药。也不去医院检查，一门心思就是要找儿子。”

林再龙记得，2017年6月底，有人打电话说在广州见到一个智障男子，长得很像林家要找的儿子。父亲当天就买了去广州的车票，结果自然是失望的。也是在那一次，父亲实在痛得受不了了，去了广州的医院做检查，被告知已经是胆囊癌晚期。郁郁寡欢地从广州回来，熬了十几天，父亲去世了。

“后来确实没办法。”林再龙的声音低了下去。每个兄弟都有自己的家，停工几个月，生活都快成了问题。他们向亲戚借了些钱，但也维持不了太久。兄弟几人只能回去打工赚钱，找人的工作也渐渐停了。

他们有过心理准备，二哥可能不会再回来了。父亲火化时，他们将二哥的一些物品一同烧了，和父亲葬在一起。但林再龙说，他们以为二哥是遇到了意外，是失足，没人想到他会成为一起故意杀人案的受害者。

他们自始至终没见过陈丰斌的家人，也没见过黄家人。开庭当天，林再龙和另外两个兄弟参加了庭审，通过视频看到了陈丰斌——那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年男人，方脸，中等身材。他的语气很轻松，林再龙说，“我在他脸上看不到一点愧疚。”说起当天的过程，陈丰斌的姿态也是随意的，“好像杀了一个傻子是没问题的，没有人会在意的。”

这让林再龙感到难以忍受。怎么会没有人在意呢？他的二哥不是判决书上宣读的林某，出生时，母亲陈香妹为他取名“少仁”，觉得念起来顺口，也好听。

小时候，父亲给几个孩子发零花钱，林少仁见自己没有，开口喊爸，问“为什么我没有”。那年林少仁9岁，第一次喊爸爸。陈香妹记得，那天丈夫高兴坏了，特地买回来一条大鱼，给家里加餐。

他们曾想为林少仁找一位妻子，以后能照顾他，但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也担心智障的基因会传给下一代，遂作罢。林家的经济不算宽裕，几个儿子打零工，租房生活。2015年，林家几个兄弟和父亲一起凑了20来万，建了套还算宽敞的平房。几个兄弟抽签，约定谁抽中了，房子就写谁的名，赡养父母和自家傻兄弟的主要责任也落在谁身上。

林再龙说，林少仁是家里最受宠的孩子，“因为他不懂事嘛，父母反而更疼他。”几个兄弟受父母影响，也已经有了默契，“如果父母不在了，那就由我们接着照顾他。”

在陈香妹看来，林少仁和其他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他经常看电视到深夜，她会骂他，“你还不睡觉，明天不用起来帮我扫地洗碗吗？”林少仁就嘟囔着，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常常自己出门，陈香妹说也不知道他跟谁学会了抽烟。但他知道拿烟给别人，要用两只手捧着递过去。有认识的人到家里做客，他会抢着泡茶，把茶碗端起来，恭敬地喊：“婶婶，来喝茶。”

林少仁小时候常跟着兄弟们到村子附近捡废品，捡来的塑料瓶就堆放在家门口的墙边，补贴家用，或者换烟抽。有一次他已经攒了五六袋废品了，结果全被偷了。他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没了没了，没有烟抽了。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但之后，林少仁再捡瓶子回来，不放门口了，会整齐地堆放在阁楼上。 

“他很聪明的。”陈香妹喃喃重复。他会用父亲淘汰下来的旧手机拍照，用手机拍路边的鲜花和小草，还有大片大片的鱼塘。隔壁村子放露天电影是他最爱的活动之一，他带着手机过去，边看边拍，回来了就跟陈香妹展示各种并不讲究取景角度的照片。陈香妹夸他，你很棒，我都不会用手机。每当这时，他会露出一个有点骄傲的表情，“你差劲了，我少仁会。”

村口小超市的老板是他的朋友，不看电视也不看露天电影时，他出门转一圈，捡几个空瓶子，一屁股坐在小超市门前，呆呆地看别人打牌、跳广场舞。有人来买东西，有时他能听懂，就积极地帮超市老板递东西、搬大米。村里不喊他傻子的小孩也是他的朋友，捡废品攒了钱，除了买烟和零食，他还会买奥特曼的塑胶玩具，和游荡的孩子们一块玩耍。到了饭点，林少仁准时跟老板说再见，晃着两只手，慢悠悠地拖着步子回家。

除了那一天。一个从面包车下来的瘸腿男人，一把抢过他用来装废品的蛇皮袋，扔上车。林少仁探身过去想拿回废品，再没能回家。

他的骨灰最后被瘸腿男人扔进了百姓墓园门口的棚寮中，和其他无主尸骨一同下葬。

林少仁去世的这几年，陈香妹的身体越来越差，她做过几次手术，腹部一条长长的狰狞刀疤。她开始忘记一些事情，找不到儿子的照片，但又想找不到也好，“每次看到他的照片就会一直哭，痛苦。”她总会想到儿子失踪那天，她把楼上房间的灯打开了，她以前从来不开，“我想着他早晚是要回来的。”她说，“等他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灯，就不会很暗，不会害怕。” 

（文中除林少仁、林再龙外，其余人物为化名。全文转自搜狐新闻极昼工作室，文章现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