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鸦片、体育产业和贩卖鸦片

本周二(3日),中共官媒、官媒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称大陆网上游戏软件是“精神鸦片”;与此同时,中共更以“大跃进”模式发展体育产业,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人民币。应该说,中共站在“道德高地”上谴责“精神鸦片”,又以“举国体制”大搞体育产业,总令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因为中共在1949年之前,自己也曾贩卖真正的鸦片。

大陆敢言杂志《炎黄春秋》2013年8月刊发《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一文说,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所谓“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该文援引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的王锡富的回忆:“为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为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四个分店,每县设一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者陈永发曾于1990年发表论文《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该文指出,当年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时,甚至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朱德、贺龙和王震等等军头都是鸦片贩子。当年中央靠卖鸦片获得经济支援,成了延安半公开的秘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其实是死于烧制鸦片过程。  

据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蔡晓鹏《往事辉煌——新四军七师暨皖江根据地创新发展战时经济的历史回顾》一文:1942年—1943年,中共领导下的全国各根据地处于最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部队减员、供给困难成为各根据地面临的三大难题。而新四军七师皖江根据地,主要靠拓展“特种贸易”(即贩卖鸦片),以百倍以上的差价,为根据地获取了巨额利润。  

毛泽东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号召全国“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但他领导之下的中共却又曾经种植罂粟和贩卖鸦片,都令人有一种“违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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