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本周二（3日），中共官媒、官媒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称大陆网上游戏软件是“精神鸦片”；与此同时，中共更以“大跃进”模式发展体育产业，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人民币。应该说，中共站在“道德高地”上谴责“精神鸦片”，又以“举国体制”大搞体育产业，总令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因为中共在1949年之前，自己也曾贩卖真正的鸦片。 大陆敢言杂志《炎黄春秋》2013年8月刊发《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一文说，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所谓“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该文援引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的王锡富的回忆：“为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为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四个分店，每县设一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者陈永发曾于1990年发表论文《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该文指出，当年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时，甚至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朱德、贺龙和王震等等军头都是鸦片贩子。当年中央靠卖鸦片获得经济支援，成了延安半公开的秘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其实是死于烧制鸦片过程。 据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蔡晓鹏《往事辉煌——新四军七师暨皖江根据地创新发展战时经济的历史回顾》一文：1942年—1943年，中共领导下的全国各根据地处于最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部队减员、供给困难成为各根据地面临的三大难题。而新四军七师皖江根据地，主要靠拓展“特种贸易”（即贩卖鸦片），以百倍以上的差价，为根据地获取了巨额利润。 毛泽东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号召全国“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但他领导之下的中共却又曾经种植罂粟和贩卖鸦片，都令人有一种“违和感”。
在他们进延安之前，共产党只有四、五万的党员，是一个非常小的党，但是到了延安以后，因为大批知识青年的涌入，在大后方也有很多知识青年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就一下子从四、五万扩展到四、五十万，一下就壮大了很多。他是在共产党里的新生血液和新生力量。 进到延安以后，他一下就感受到了这种不平等。但是他说，他是接受的，因为那些老红军经历长征的艰难困苦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一个老红军跟他讲过，长征途中，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把路边死掉的人的胳膊砍下来，一边咬一边走。 他对他们有一种崇拜的心情，所以他对等级制度并不反感。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一种很平等的意识——本来皇帝就是皇帝，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怎么能跟皇帝比呢？ 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毛泽东来讲话，他也去听了。他说，毛泽东针对丁玲啊、王实味等人对延安等级制度的不满大讲一气。他（毛泽东）说，我就是点两根蜡了 ，我就是穿斜纹布，我就穿吊口袋。 我父亲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心胸狭窄呀，我们无非就是批评批评嘛，也没有要怎么样，你反而这么激烈地反驳回来，这么大肆地宣扬自己就是要特殊。这点他非常反感。 他后来一直说，他受刑受得是最轻的。他是五天五夜不许睡觉，不许眨眼睛。他说，他熬过来了，但是关到保安处的另一个人是15天15夜不许睡觉，而且是把人绑在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上捆起来。你知道他说还有什么吗？有老虎凳。其实厉害的不是他们保安处，是党校。党校是社会部康生直接领导的。它是把人关在一起，让你们自己和自己斗，可以斗到把耳朵都咬掉。他说那个地方就完全没有章法，是非常厉害的。 后来我问过他，我说都给你关了一年多，你觉得这个是胡来，完全是胡来，你怎么不想想这个共产党不对劲呐，后来又跟着它一块儿往前面走啊？他说，因为很快就开七届一中全会了，那个时候抗战也很快就要胜利了，当时李富春做的报告给他非常大的鼓舞，大家团结起来，向着光明、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前进。 我觉得还是受那种思潮的影响：在整个大的革命洪流里，个人是无足轻重的，受点委屈，受点迫害是无所谓的，这是一种必然的牺牲。还是置于骨髓的中国文化的根深蒂固，再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这一套，个人更是无所谓的，特别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人就是螺丝钉嘛，他不是有人性的东西。 【编注：晚年的李锐曾对延安整风有过深刻反思。他说：“所谓整风，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整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没有成为‘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来说，延安整风运动当然是成功的，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尤其知识分子，思想都被‘改造’了，阶级性、党性，消灭了一切人性，党员都变成驯服工具。” 延安整风只是李锐挨整的开始。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上，他因为批评当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被打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劳动。文革期间因为批评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被投入秦城监狱八年，直至1975年获释，1979年平反复出。】 他后来自己对这一段的回忆说，那时候已经不涉及对这个党，对毛泽东还有崇拜的成分在里头，但我觉得他对党，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他的日记和上诉材料里都反映得非常清楚。他想说：我本质上是要革命，我是党里的忠诚的战士，我对这个党，对毛泽东没有二心；我犯了错误，我诚心诚意地承认我犯了错误，我是要改正错误，我还是希望党能够启用我。我觉得他并不是很明确地认识到这个党已经真的是不能要了，真的是一个反人性、反人民、反国家的这样一个党。可能是当时整个社会气氛和政治气氛是非常的高压的，人其实没有很多自由的思考空间。 我觉得后来能够让他静下心来，彻底地回过头去反思、去思考那还应该是六四了。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党了。他觉得共产党走到这一步就已经完了，走到头了。 六四以后让他接手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他就接触到了很多他进延安之前的资料。因为共产党的级别是很森严的，他一个做工程的水利电力部的人是接触不到这些共产党的组织方面资料的。而他又是进了延安以后的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之前中央苏区的事情，红军在进延安之前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这一部分的历史档案资料使他非常的震撼。还有就是当时邓颖超看着、守着，一定要把周恩来生前的很多东西销毁，这是经过他的手。在销毁之前，他看到了周恩来的很多批示，他觉得比“四人帮”还“四人帮”，那对他也是非常大的震动，认识到从党的根儿上，一开始就不对，我觉得跟他接触到的大量的史料有非常大关系。 【编注：李锐在《李锐口述往事》中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对自己人的整肃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苏区的肃反、打AB 团等，共杀了十万人，直到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各根据地的反托派，小的无数，真是太可怕了。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结论。”】 我问过我父亲，你从什么时候就比较大彻大悟了？是不是因为59年庐山会议把你给开除（党籍）以后，文化大革命你又在秦城监狱里头呆着，所以就想明白了。他说不是。他说是他平反复出以后，1979年，我记得应该是5月份到美国来。一下飞机，他一下明白了。他看到美国那种富足，老百姓那种自由，脸上那种很随意、很坦然的样子，大家都很平和的氛围。他对超市、大街上的汽车、高速公路也都特别有兴趣。因为他过去只去过苏联，苏联那时候其实很贫穷。但是他到了美国一看，原来是这个样子。他不知道西方世界已经这样富足了。他说是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瞬间，他彻底醒悟了：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国度。当时一下就觉悟过来了——共产党的这条路线已经完全错误了。 他最后彻底的醒悟就是习近平要修宪要连任，这个老头子就彻底绝望了。因为习近平迈出了这一步，那他彻底看明白了。 【编注：2019年2月，李锐去世，享年102岁。中国历史学者、《李锐口述往事》的编纂者之一丁东写道：“李锐先生早年满腔热情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中年又遭遇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晚年对革命进行了沉痛的反思。他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民族百年沧桑的一个缩影。”】 李锐，1917年生，中共元老，毛泽东前秘书，先后三次受整肃，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1950年代，李锐在有关是否应当兴建长江三峡大坝的“御前辩论”中力陈建坝的弊端和危害，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和赏识，旋即被收纳为毛的秘书。在1959年中共领导层在庐山召开的会议上，李锐表示支持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在经济上的瞎指挥，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整肃。 毛泽东拒绝接受彭德怀的批评，将彭与彭的支持者打成“反党集团”予以撤职和迫害，坚持他的已经造成灾难的经济政策，最后导致几千万中国人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被饿死。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依据当时其本人在会议期间的笔记写成，成为中共党史上罕见的当事人基于当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高层残酷斗争的第一手详细历史记录。 1937年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李锐以地下活动人士的身份加入中共，1939年抵达延安。他后来回忆：“我二十二岁进延安，二十八岁出延安，延安六年的生活和工作，应当讲对我这一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李南央称，她从小很少跟父亲在一起，跟父亲不亲；只是后来随着她自己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以及李锐的思想转变，他们父女关系才越来越亲密，她成为父亲生前最信任的人。最后，李锐把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非常有价值的个人生平档案资料都交托给李南央，并由她转赠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那里的资料对所有的研究者开放。 李南央在这里主要讲述了李锐在延安的经历，其经历显示中共在其党内斗争中诬告和有系统地、大规模地使用酷刑是它的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在延安经历了诬告和酷刑之后，李锐并没有因此而觉醒。李南央说，李锐的彻底觉醒是在他102岁生命最后的时期。
四八年奔赴延安，踏进那深不可测的历史骗局，明白误读了那些动人的口号时，已付出整整一生的代价。四十年后生命深处的美好梦想终于被唤醒。 林牧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五个多年头了，最近才读到他晚年留下的回忆录《烛烬梦犹虚》，看到他对自己一生的反思，特别是对当年投奔延安的反思。 林牧在学生时代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向往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苏联式的经济平等，与当时许多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一样，他们对苏联很不了解，虽不赞成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一党专政，却误以为苏联的公有制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平等。他不赞成阶级斗争特别是流血斗争，所以选择加入民盟而不是共产党，就是希望走第三条道路。 单纯学生误读 毛泽东的漂亮口号 然而到了一九四八年，第三条道路也走不通了，他在一封信中说：“现在中国大势，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中间道路走不通了。杨子为我，不可取也；墨子兼爱，庶几近之。”他天真地以为中共是讲博爱的。在经历九死一生、痛定思痛之后，到晚年才明白他们年轻时误读了中共，他将这些误读概括为三点： 一、当时他们以为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党化教育”、“保障人权”、“建立（多党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等主张都是有诚意的，既适用于国民党，也适用于共产党。 二、他们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误认为“人民民主”就是全民民主，误认为“新民主主义”比“旧民主主义”好，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民主。 三、虽然他们知道“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但那毕竟是在遥远的未来。何况他们也赞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只是不同意一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而已，他们当时认为中共与苏共不同，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共一直强调民主与人权，连根据地都叫“抗日民主根据地”，各个根据地制定和颁布了保障人权的条例，所以他们天真地认为中共推行的社会主义可以避免一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在学生时代喜欢读《大公报》、《观察》周刊，与储安平通过信，还到上海找过储安平，托储帮助找工作，他在思想上无疑更接近自由主义。而在一九四九年的前夜，像他那样中间偏左、最后上了中共这条船的青年学生很多，可见毛泽东对外打出的那些旗号有多么蛊惑人心。他们有理想、有热情，天真烂漫，涉世不深，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对共产党的那一套同样不喜欢。其实，当他们一踏进中共控制的土地，就隐约闻到了不太对劲的气息，有不能适应的感觉，乃至很快遭遇冷酷的现实。 延安的党化教育令人苦不堪言 一九四八年七月，他们一行二十人（以西安的大学生为主）投奔延安，他被分到延安大学宜川分校。党化教育、思想汇报都令他们不快，有人就一再公开声明：“我是来参加中共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我是来反蒋的，我不接受中共的政治纲领，我不赞成中共的党化教育。”有人公开反对汇报思想，说“国民党特务才汇报思想呢”。不久，即发生了“宋纹演事件”，宋是他在西北工学院同级的同学，一个人办了一个壁报，自编、自写、自抄，表达对中共、对苏联的不同意见，很快就遭到批判，有人认为宋不仅思想反动，还可能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理由包括： 宋的壁报在报头上洒满“小雪花”，就是要在红色根据地建立一些白色据点；宋在自传中说，中学时就反共，看到孙中山遗嘱中“共同奋斗”时，要在“共”字上扎一刀；宋在壁报上画的地图，画了一个大箭头，直指延安，目的是要再次进攻延安。 林牧不以为然，认为特务会隐瞒，会伪装，更不可能在自传里写上中学时见了“共”字也要扎一刀，关于“小雪花”和“箭头”也可以说他的壁报和观点在边区只是小小的雪花，“箭头”可能是说他的目的地是延安。这些问题使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他想起了离开西安前同学的一句临别赠言：“这边政治环境恶劣，那边也不一定理想。” 晚年反思，他说自己学生时代本来不是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的成员，而是接受民盟的自由、民主纲领并参加其活动的民主青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蒋介石解散民盟，这条路走不下去了，非共产党的民主青年一样要受到“特别刑事法庭”的审判，才把他们驱赶到共产党这边来。“到了延安，参加了共产党，虽然主观上下决心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追求当时认为无比崇高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党性，但是党性与良心、专政与民主、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经常处于矛盾斗争之中，苦不堪言！” 从一次次残酷的厄运中活下来 初到延安，他们身上还保留著独立思考的习惯，随著时间，慢慢地要这些习惯被抹平了。尽管延安的政治生活、组织纪律常常让他难以适应，乃至“苦不堪言”，他却没有产生过脱离的念头，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本来就是不满国民党而出走的，回到国民党那边去，也是挂了号，不现实，何况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人心不定。即便有多么不适应，内心深处有多少挣扎，也只能顺著这条路走下去，这就是包括林牧在内的那些青年的命运。 他们多数人的经历都证明这是一条通向炼狱之路，也是整个民族通往炼狱的路，却宿命般的无法避免，千千万万的个体生命浮沉其中，或九死一生，或万劫不复。今天，我们看到了结果，看到了六十多年来一点点展开的这个过程，何等残酷，何等无奈。血肉之躯被冷酷无情的机器碾成粉末，连每一滴血都被榨干了，叫喊无地，四顾茫然。如果说他们年轻时所处的国民党时代是一个可以流血的时代，那么之后进入的是一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古往今来未曾遇到过的。 “烛烬梦犹虚”，林牧先生的回忆录以他一九八九年逃亡之时的这句诗为书名，实在贴切，凄凉、悲怆而又意味深长，人间的理想主义遭遇如此的嘲弄，燃烬生命的蜡烛，也诉说不尽其中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暮年回首，他并不讳言自己挨整也曾整人，他自述“大跃进”时期是他“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在平时是双重人格，在‘反右派’、‘反右倾’等症状运动中，良心、民主、人道主义就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头来，说出口来。”穿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层层叠叠、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一次次的厄运缠身，批判、监禁、自杀……林牧活下来了。 一九四八年他奔赴延安，踏进那个深不可测的历史骗局中，最终明白误读了中共那些表面的宣传，误读了那些动人的口号，为此付出了整整一生的代价。那些潜伏在他生命深处的美好梦想终于被唤醒，一九八九年以后他重新走上漫长的告别之路，告别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烛烬梦犹虚》就是他留下的血泪交错的纪录。 林牧简历： 林牧于1927年10月18日出生，浙江义乌人，1946年入读西北工业大学电机系，在校期间参加中国民主联盟，1948年加入中共，1953年任西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处长，1960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出任陕西省省委书记时，林牧出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担任胡耀邦的政治秘书兼助手。 1965年1月，文革初期，林牧协助参与胡耀邦在陕西发起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等“改革”。结果惨遭失败，受到长达12年的政治迫害。期间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中共党籍并被判处八年半劳改。 四人帮倒台后，于1978年11月获得平反。先后出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 林牧早年在中共党内仕途平步青云，深得信任，晚年成为中国著名的自由知识份子，异见人士。大肆抨击中国共产党。 1989年，林牧因公开支持并参与由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在六四事件后被开除党籍与所有职务。 1995年，林牧被推选为“中国人权”国内理事，同年与45名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发起“呼吁宽容”建议书以及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释放异见人士。结果在该年5月，被非法拘留三天，并不断遭到骚扰与打压。 1998年至2004年，林牧被推选任“中国人权”荣誉理事。晚年一直居于西安，撰写了一本回忆录《烛烬梦犹虚》，同时在境内外发表思想、言论、纪实、杂文与诗词约50万字，所主编的《中国风俗》丛书凡30卷，先后在西安、台北出版。 2005年1月18日至31日又因赵紫阳逝世，林牧曾被公安人员非法拘留。 2006年10月15日下午1时于家中突然逝世。 什么是六四？（作者：林牧） “六四”是甚么？ 是试金石和阴阳界； 真在这边，假在那边； 善在这边，恶在那边； 功在这边，罪在那边； 人在这边，鬼在那边。 “六四”是甚么？ 是惊天雷和警世钟； 它惊醒了半个世界、一个世纪的狂想， 它打破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迷梦，它促使人们从真理垄断、权力垄断、武力垄断和经济垄断下开始新的思考和选择！ “六四”是甚么？ 是一笔血债； 他们不仅欠下了千万个直接死难者的血债，也欠下了全民族、全人类的血债！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不论君主国家、民主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古代、近代还是现代—这都是亘古不变的铁则！ “六四”是甚么？ 对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执政者来说，它又是一笔丰厚的政治资源，谁善于运用这一笔资源，并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处理，谁就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和国际社会的赞誉，甚至成为名垂青史的伟人—即就是那些对人民犯过罪的人，也可以立功自赎，获得新生！ 中共领导班子的新旧交替就要进行了， 亿万公民大睁著双眼在密切的注视著你们，无数死难者的英灵也在大睁著双眼—密切的注视著你们！ 是从善还是怙恶， 是顺民心还是逆民心， 请善于作出抉择， 请早日作出抉择！！！ 选自《北京之春2002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