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四月最是残忍的月份

不仅土豆会发芽，尸体也会发芽

有人在网上贴出书法家刘蟾刚劲有力的八个大字：“人间炼狱，海上魔都。”两侧有小字加以说明：九十四岁老人被半夜转移，十二岁孩子徒步五十多公里，上海当得起魔都二字，百姓若在炼狱之中。然魔都似人间炼狱，可人间炼狱何止魔都！今见有九十二座城市被封，祈愿这些城市之百姓能被善待，莫让我偌大中国众多城市，俱为群魔乱舞之都。四月二十一日，今有谷雨大生。

也有上海人在网上贴出政府配给的土豆上，长出若干比手指还要长的嫩芽。发芽的土豆有毒，不能食用。这是四月，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土豆也不例外。政府会说，土豆发芽是自然规律，不是他们所能控制，他们没有任何错误，也不负任何责任。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号称世界上最富裕城市的上海，就人口之众多、摩天大楼之高耸而言独一无二的上海，拥有举世仅见的磁悬浮列车的上海，早已傲视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的上海，如今却出现大饥荒时代才会发生的饿死人的悲剧。这场大戏，这局大棋，唯有习近平这个总导演才能指挥若定。在上海，不仅土豆会发芽，尸体也会发芽。

尸体会发芽的奇妙场景，是艾略特诗歌《荒原》中的典故。在艾略特笔下的伦敦，“在一个冬日清早的黄雾下，/一队人流过伦敦桥，那么多，/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么多人。……你在去年种在花园里的那具尸体，/是否发芽？今年会开花吗？”这是一个现代城市中行走着无数没有灵魂的丧尸的经典场景。“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么多人”，原是但丁《神曲》中的诗句。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带领下，但丁穿过地狱，看到一队鬼魂，发出感叹：“旗子后面拖着长长的/一队人，我从来都不曾相信/死亡会毁掉这么多的灵魂。”但丁的诗句被艾略特引用，但不是用来形容地狱，而是描述繁华的伦敦，用以暗示现代人虽生犹死，无异于一具具行尸走肉。

艾略特在《荒原》中有一句被引用最多的诗句：“四月最是残忍的月份，滋润着紫丁香生长在死地。”在这里，“四月最是残忍的月份”是艾氏改造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的巨着《坎特伯雷故事》序言的首节“四月的甘霖滋润了三月枯竭的根须”。在乔叟那里，四月是带来大地复苏的象征；但在艾略特笔下，四月却成了最残忍的时间、一种无望的痛苦回忆。对于经历过六四屠杀、如今良知尚存的人们来说，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对于“被背叛的台湾”，二月才是最残忍的月份。如今，四月被打上红字，成了要从日历上被除名的敏感词。

有一位无名的上海人制作了一段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其初衷或许如美国历史学家、《血色大地》一书的作者提摩希·史奈德所说，“呈现出令人发指的苦难经历，并且强调所有遇害者的个体性”。影片收录了疾控中心医师和市民抱怨防疫政策不合理、居委会向民众哭诉上级无对策、民众目击宠物狗被打死、居民集体怒喊“发物资”、方舱医院条件恶劣以及老先生请求送医而居委会却无能为力等录音，更记载了一例例不该发生的死亡。上海人通宵转发这个视频，当局不断将其删去，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网路上毫无预警地打响。

“一生都是方舱人”

早已入籍中国的原台湾歌手黄安在微博上说，《四月之声》这影片他看了两分钟就心生警觉：“靠，这套路太熟悉了，颜色革命呀！”并指，“表面上好像很客观，骨子里就是假正义、真分化”，结果留言区涌入大量上海人表达不满。有网友反驳说：“这次你真的错了。我是上海人，昨晚上海人全体愤怒的原因就是，这里面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谣言。”在今天的上海和中国，真正的谣言是岁月静好，是“鸳鸯蝴蝶梦”。张维为被痛殴，黄安还会远吗？

总有一种人，以“一生都是方舱人”为荣，黄安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上海封城抗疫，核酸检测阳性患者送方舱医院隔离。本来，阳性者送入方舱医院带有强制性，多数人并不愿意但也别无选择。隔离数日数十天后，患者转阴可出舱回家，未料一些年轻人赖着不走，有吃有住直接躺平，演变为“请神不易送神更难”的新常态。

一则介绍上海方舱医院的视频，几个青年男女躺平床上，人手一支手机玩得淡定。有一个画外音依次询问他们，“核酸检测阴性，可以出院了？”但受访者皆表示，“我不想出院”、“我还没有完全好”、“我还在咳嗽”、“还是这里舒服”。这里有吃有住有人聊天，回家还要独自面对高物价抢菜、小区隔离不能出门很无聊，想想还是住方舱医院好。

作家柏杨曾将中国形容为一口深不见底的酱缸，古有司马光砸缸，今有柏杨砸酱缸。其实，方舱医院不就是新形态的酱缸吗？以方舱医院为天堂的中国人，不就是昔日柏杨笔下居住在酱缸之中而不觉其臭的中国人吗？柏杨痛骂一阵后离开人世，他们却生活依旧、若无其事。酱缸没有被柏杨砸破，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却宣布不准《丑陋的中国人》再版。她认为中国人早已不再丑陋，中国人已然无比光鲜。中国，特别是上海，比台湾和西方都更现代和更先进。正如中国战狼外交官宣称的那样，中国抗疫、清零最为成功，西方想抄作业都没得抄。但是，张香华愿意住在封城的上海吗？

晚年在上海生活的鲁迅，一度在上海的亭子间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杀。偌大的中国，唯有上海能让他活得自由自在。鲁迅不会料到，他死后八十多年，上海会退步成人相食的动物农庄。有一位在上海的脸书朋友写道：“那个驱逐过我们的大白（穿白色防护服的所谓“志愿者”）与此同时走向了人生巅峰，他是隔壁楼一个男人，平时没人留意他，现在凭借一身服装对所有人敢破口大骂，每个群里都在讨论这个人，他平日里做着不起眼的工作没人把他放在眼里，可现在像条疯狗，像大王，好多人在群里说疫情过后要怎么怎么他，可是现在只能忍气吞声。”鲁迅说过：“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那么，在这座封锁的城市里，有多少沉浸在这种“幸福”和“美”中的奴才呢？

鲁迅当然听说过比他更早到上海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畅销小说《魔都》，村松梢风大概是第一个把上海称为“魔都”的人。他最初的书名是《不可思议的上海》，可见，“魔都”被他作为褒义词来使用。他如此精准地概括出这座城市的灵魂：“在上海，罪恶本身已不成为罪恶了。这是每个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行为。进行这种行为的人毫无后悔反省，道德上的反省只存在于道德观整饬的地方，在上海这种本身就没有道德标准的地方却要去寻求是非道德是一种奢望。上海只有一项道德，曰‘守护自己’。所有的人只要以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就行了。人们并不期望超乎于此的庞大的权力。这是上海人共有的观念。于是在这里便有和平，有平等，又换了，有罪恶，一切皆有。这里存在的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是自由的。”然而，今天的上海人还有“守护自己”的权利吗？今天的上海人还有跨出家门的自由吗？

在最残忍的四月，“魔都”成了百分之百的贬义词。当上海的代言人从鲁迅变成黄安，民国文人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的预言必定成真：“凡值人类天性将泯，残忍日臻时，必有大战踵之，此理殆亦不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