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土豆會發芽,屍體也會發芽
有人在網上貼出書法家劉蟾剛勁有力的八個大字:「人間煉獄,海上魔都。」兩側有小字加以說明:九十四歲老人被半夜轉移,十二歲孩子徒步五十多公里,上海當得起魔都二字,百姓若在煉獄之中。然魔都似人間煉獄,可人間煉獄何止魔都!今見有九十二座城市被封,祈願這些城市之百姓能被善待,莫讓我偌大中國眾多城市,俱為群魔亂舞之都。四月二十一日,今有穀雨大生。
也有上海人在網上貼出政府配給的土豆上,長出若干比手指還要長的嫩芽。發芽的土豆有毒,不能食用。這是四月,是萬物生長的季節,土豆也不例外。政府會說,土豆發芽是自然規律,不是他們所能控制,他們沒有任何錯誤,也不負任何責任。
然而,誰也沒有料到,號稱世界上最富裕城市的上海,就人口之眾多、摩天大樓之高聳而言獨一無二的上海,擁有舉世僅見的磁懸浮列車的上海,早已傲視倫敦、巴黎、紐約和東京的上海,如今卻出現大饑荒時代才會發生的餓死人的悲劇。這場大戲,這局大棋,唯有習近平這個總導演才能指揮若定。在上海,不僅土豆會發芽,屍體也會發芽。
屍體會發芽的奇妙場景,是艾略特詩歌《荒原》中的典故。在艾略特筆下的倫敦,「在一個冬日清早的黃霧下,/一隊人流過倫敦橋,那麼多,/我沒想到死亡毀壞了這麼多人。……你在去年種在花園裡的那具屍體,/是否發芽?今年會開花嗎?」這是一個現代城市中行走着無數沒有靈魂的喪屍的經典場景。「我沒想到死亡毀壞了這麼多人」,原是但丁《神曲》中的詩句。在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帶領下,但丁穿過地獄,看到一隊鬼魂,發出感嘆:「旗子後面拖着長長的/一隊人,我從來都不曾相信/死亡會毀掉這麼多的靈魂。」但丁的詩句被艾略特引用,但不是用來形容地獄,而是描述繁華的倫敦,用以暗示現代人雖生猶死,無異於一具具行屍走肉。
艾略特在《荒原》中有一句被引用最多的詩句:「四月最是殘忍的月份,滋潤着紫丁香生長在死地。」在這裡,「四月最是殘忍的月份」是艾氏改造英國詩歌之父喬叟的巨着《坎特伯雷故事》序言的首節「四月的甘霖滋潤了三月枯竭的根須」。在喬叟那裡,四月是帶來大地復甦的象徵;但在艾略特筆下,四月卻成了最殘忍的時間、一種無望的痛苦回憶。對於經歷過六四屠殺、如今良知尚存的人們來說,六月是最殘忍的月份;對於「被背叛的台灣」,二月才是最殘忍的月份。如今,四月被打上紅字,成了要從日曆上被除名的敏感詞。
有一位無名的上海人製作了一段名為《四月之聲》的視頻,其初衷或許如美國歷史學家、《血色大地》一書的作者提摩希·史奈德所說,「呈現出令人髮指的苦難經歷,並且強調所有遇害者的個體性」。影片收錄了疾控中心醫師和市民抱怨防疫政策不合理、居委會向民眾哭訴上級無對策、民眾目擊寵物狗被打死、居民集體怒喊「發物資」、方艙醫院條件惡劣以及老先生請求送醫而居委會卻無能為力等錄音,更記載了一例例不該發生的死亡。上海人通宵轉發這個視頻,當局不斷將其刪去,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網路上毫無預警地打響。
「一生都是方艙人」
早已入籍中國的原台灣歌手黃安在微博上說,《四月之聲》這影片他看了兩分鐘就心生警覺:「靠,這套路太熟悉了,顏色革命呀!」並指,「表面上好像很客觀,骨子裡就是假正義、真分化」,結果留言區湧入大量上海人表達不滿。有網友反駁說:「這次你真的錯了。我是上海人,昨晚上海人全體憤怒的原因就是,這裡面的都是真實的,沒有任何謠言。」在今天的上海和中國,真正的謠言是歲月靜好,是「鴛鴦蝴蝶夢」。張維為被痛毆,黃安還會遠嗎?
總有一種人,以「一生都是方艙人」為榮,黃安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上海封城抗疫,核酸檢測陽性患者送方艙醫院隔離。本來,陽性者送入方艙醫院帶有強制性,多數人並不願意但也別無選擇。隔離數日數十天後,患者轉陰可出艙回家,未料一些年輕人賴着不走,有吃有住直接躺平,演變為「請神不易送神更難」的新常態。
一則介紹上海方艙醫院的視頻,幾個青年男女躺平床上,人手一支手機玩得淡定。有一個畫外音依次詢問他們,「核酸檢測陰性,可以出院了?」但受訪者皆表示,「我不想出院」、「我還沒有完全好」、「我還在咳嗽」、「還是這裡舒服」。這裡有吃有住有人聊天,回家還要獨自面對高物價搶菜、小區隔離不能出門很無聊,想想還是住方艙醫院好。
作家柏楊曾將中國形容為一口深不見底的醬缸,古有司馬光砸缸,今有柏楊砸醬缸。其實,方艙醫院不就是新形態的醬缸嗎?以方艙醫院為天堂的中國人,不就是昔日柏楊筆下居住在醬缸之中而不覺其臭的中國人嗎?柏楊痛罵一陣後離開人世,他們卻生活依舊、若無其事。醬缸沒有被柏楊砸破,柏楊的遺孀張香華卻宣布不准《醜陋的中國人》再版。她認為中國人早已不再醜陋,中國人已然無比光鮮。中國,特別是上海,比台灣和西方都更現代和更先進。正如中國戰狼外交官宣稱的那樣,中國抗疫、清零最為成功,西方想抄作業都沒得抄。但是,張香華願意住在封城的上海嗎?
晚年在上海生活的魯迅,一度在上海的亭子間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追殺。偌大的中國,唯有上海能讓他活得自由自在。魯迅不會料到,他死後八十多年,上海會退步成人相食的動物農莊。有一位在上海的臉書朋友寫道:「那個驅逐過我們的大白(穿白色防護服的所謂「志願者」)與此同時走向了人生巔峰,他是隔壁樓一個男人,平時沒人留意他,現在憑藉一身服裝對所有人敢破口大罵,每個群里都在討論這個人,他平日裡做着不起眼的工作沒人把他放在眼裡,可現在像條瘋狗,像大王,好多人在群里說疫情過後要怎麼怎麼他,可是現在只能忍氣吞聲。」魯迅說過:「一個活人,當然是總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隸,也還在打熬着要活下去。……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那麼,在這座封鎖的城市裡,有多少沉浸在這種「幸福」和「美」中的奴才呢?
魯迅當然聽說過比他更早到上海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風的暢銷小說《魔都》,村松梢風大概是第一個把上海稱為「魔都」的人。他最初的書名是《不可思議的上海》,可見,「魔都」被他作為褒義詞來使用。他如此精準地概括出這座城市的靈魂:「在上海,罪惡本身已不成為罪惡了。這是每個個人的生活,個人的行為。進行這種行為的人毫無後悔反省,道德上的反省只存在於道德觀整飭的地方,在上海這種本身就沒有道德標準的地方卻要去尋求是非道德是一種奢望。上海只有一項道德,曰『守護自己』。所有的人只要以自己的力量來保護自己就行了。人們並不期望超乎於此的龐大的權力。這是上海人共有的觀念。於是在這裡便有和平,有平等,又換了,有罪惡,一切皆有。這裡存在的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是自由的。」然而,今天的上海人還有「守護自己」的權利嗎?今天的上海人還有跨出家門的自由嗎?
在最殘忍的四月,「魔都」成了百分之百的貶義詞。當上海的代言人從魯迅變成黃安,民國文人黃濬在《花隨人聖庵摭憶》中的預言必定成真:「凡值人類天性將泯,殘忍日臻時,必有大戰踵之,此理殆亦不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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