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危机是中国制造的 大家只是不说

中国共产党称之的“话语管理”,不是简单的审查制度,它比鼓吹宣传还重要。北京是最精于此道的。共产党不但用它来控制自己的人民,也用它来对付外国政府。

以新的冠状病毒为例,这很可能是中国制造的全球性的大瘟疫,并且中国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还可能搞砸了,但莫名其妙的是,这些好像都无关紧要似的,中国政府居然还表示对澳大利亚“不满意”。又来这套?

该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紧急卫生事件,当然它是在中国创造出来的。病毒学家就病毒产生的可能原因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中国当局一直以来无视不安全的动物和食品处理方式。

在2003年,中国爆发了一场SARS,中国政府为此禁止了所有的野生动物贸易。但危机一旦过去,当局就放宽了限制,宣布54种野生动物交易可以进行。那就意味着,这样的事情早晚会再次发生。如今,疫情又爆发了,中国当局的管控显然严重失策,这个问题现在已成为中国国内疯狂推卸责任的主要内容。

当去年12月中旬,武汉市开始出现首例病例时,即12月31日官方披露有一种新病毒的两周前,病人被转离当地医院并被送往家中,结果导致其他人染病死亡,医院方面却被要求报告“零感染”。

为什么呢?因为武汉正在召开一次省市官员的重要会议,所以只允许播报好消息。澳大利亚着名病毒学家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对此表示,掩盖和延迟发布消息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此次疫情期间,还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武汉的8名医生因试图在官方发表声明之前发出警报而被警察拘留并下令“禁言”。其中一位叫李文亮的医生最终因感染该病毒而导致死亡,年仅34岁。在中国,李医生被看作是殉道者。李的最后一次公开声明是呼吁“言论自由”,此后他一直受到监控。

尽管北京最初因迅速提供病毒的重要临床细节与国际社会共享而受到赞扬,但从后来被披露的信息来看,事实与之恰恰相反。四位科学家在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上的一篇文章中总结称:“疫情爆发后,中方在1月12日才提供诊断方法中至关重要的基因组序列,那时已经是获得初步序列数据后的第17天了。”这几位科学家当中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委员会的成员。

中国官方所报告的感染人数异常而且莫名其妙地回旋,再加延迟发布和掩盖消息的行为使中国人民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和恐慌。数以亿计的人出于恐慌而将自己锁定在家中,这种病毒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正在不断增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此作出回应,直言不讳地指责武汉当地官员的延误和掩盖事实的行为。

但是,作为回报,武汉当局在1月27日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表示,只有得到北京的批准,他们才能报告该病毒。

狂怒的习近平开始清算地方官员,迄今为止,已有约400人受到惩罚。

上周,习罢免了中共在湖北省(武汉市所在地)的最高官员。同时,习近平政权也已经大规模动员起来管理民意。 2月初,一项最高级别的法令出台了,指示中国媒体管理层,该是“讲述一线人如何预防和抵抗病毒的动人故事”,以及“展示中国人民在病毒面前的团结一直”的时候了。

中宣部说,它将派出300名宣传特工(尽管他们被称为“新闻工作者”)到湖北的“前线”,以确保提供政府所需的令人振奋的新闻故事。

比如,有这样一则国有媒体的头条新闻赞美了习近平主席:“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榜样,为争取早日取得胜利进行忠诚和英勇的斗争。” 喝多了吧?

着名的资深政治评论家,香港中文大学的林和立告诉我说:“官方媒体将习近平美化成一个在处理疫情爆发中是杰出的、做实事的人。实际上,这是他上任九年以来,他的权力受到最严酷的一次考验,他被指责没有透露有关病毒以及受感染与死亡人数的真实信息,因反应速度太慢而无法动员医疗物资补给到受感染地区,并且在中央政府没有提供足够资源的情况下,将湖北,这个大省的人民遗弃了,让他们在没有医疗设备补给的情况下进行隔离。”

林说,尽管媒体上充斥着“我们如何赢得反病毒斗争,以及那种乐观的令人振奋的故事”,但很多人都不相信。“人们不相信官方说辞,因为中共长期以来一直有隐瞒事实并美化最高领导人伟大成就的传统。例如,他们在非典疫情中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人们现在看明白了,这次情况和非典传播时如出一辙。”在非典这个案例中,中国当局掩盖了关于非典疫情的事实长达三年之久。

因此,有迹象表明,习近平觉得有必要更好地推卸责任。15日,一份党报爆出了大新闻,报道称,习近平早在1月7日就亲自对疫情做出了批示,这比已知的时间早13天。《求是》杂志报道了习近平对他的高级官员下达命令的秘密讲话,除了其他事情,该讲话还命令隔离武汉。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就是为了保护他免受反应太慢的指责。

林说,这是“习近平打算自保的故事”,“尽管在全国动员前两周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他已经提到了这种病毒,但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你得让公众知情呀。”

虽然习近平手中掌握着大权,但习近平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仍然上演了这场“话语管理”的沉船大戏。

但是,就算北京还在拼命应对由于多方面处理不当而产生的恶果,这么多的死亡,这么大的全球性损失,其官员仍然想方设法地将他们令人发指的罪行伪装成为其努力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的财富。

当莫里森政府决定通过禁止从中国来或路过中国来旅行的人入境澳大利亚以保护本地不受病毒侵害后,中国大使馆居然还有胆抱怨称“这是完全错误地”,“中国政府没有得到事先通知”。并指责堪培拉反应过度。

中国在拥有约5000万人口的地区,对它自己的人民强制实行了严酷的限制令。然而,北京的喉舌《人民日报》指责其他国家实施的旅行禁令是“种族主义”禁令。但该禁令发布囯,不仅包括澳大利亚和美国,还包括新加坡,日本和越南。

这荒谬的“话语管理”居然莫名奇妙的成功。为何如此?因为在澳大利亚没有领导人、没有官员勇于对这种威权主义的宣传讲平白朴实的实话。不,北京,是你造成了这场灾难。而我们只是试图幸免于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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