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2025年，北京当局加剧了国内舆论审查的力度，就连一些最基本的公共话题讨论，比如，一场极端天气、一个基本事实的阐述，都不被允许，很多言论被迅速删除。 4月4日，大陆为公众号“食通社”发布文章《过去一年那些被404的声音》，文中总结了他在2025年被删除的文章，指出当局的舆论审查在不断地升级。 1、2025年8月12日发布的文章，《送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吗？》。 文章从营养健康的角度，讨论送外卖作为一份工作，会不会真的使骑手更“短命”？ 文章在最后强调，过度劳动并非单指外卖员，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也经历着三餐不规律，高强度的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这是和跑外卖类似的“具有工具性而非价值型”的劳动。 文章还启发读者思考：为什么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并没有让好好吃饭变得更容易？ 该文章存在时间不足半月，便于8月24日被删除。 2、2025年10月22日发布的文章《华北六县秋收调查：连阴雨下，如何“撑伞”？》 文中称，2025年，华北秋收时节遇上连月阴雨，玉米无法收割，接连发霉。“华北连阴雨”上了热搜，不同媒体平台都进行了报导。 食通社走访了河南和河北六个农业县，发现在玉米从种植到销售的每个环节，种植户、收购商和地方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应对，但无论农户规模大小、实力和设备如何，几乎所有玉米种植者还是只能接受减产、降价和霉变对他们造成的损失。 这篇文章存在时间更短，仅仅两天，就于10月24日被删。 3、1月9日发布的文章《禁煤、禁烧秸秆，农民为什么总被一刀切》。该文讨论河北一些农村农民取暖难的问题。该文存过不足10天，便于1月18日被删除。 4、最后一篇被删除的文章基于对多个省份的调研写出的关于“高标准农田”的标准被拉低，建议在对农村进行建设和改造前，应该先虚心倾听一线农民的声音。 文章指出，现实中，有为保粮食安全而设置的“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有为保护环境而设置的“生态保护红线”，但在公共舆论场，我们看不到这条清晰的线。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一句“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剩下的，只能通过每一篇被404的稿子去揣测。 文章说，过去一年，我们发现，“一场极端天气、一次田间作业，甚至一篇看似普通的稿子，仅仅陈述一些可能已经广为人知的事实，都会让那些制造问题或者本应解决问题的相关方坐立不安”。 同时，“公众号文章的留言被屏蔽得越来越快。有时读者留下很认真地思考，很快被删除，甚至我们还来不及看读者到底写了什么，只能看见后台显示‘留言因涉嫌违规已不可见’”。 该文章在发布10天后，被删除。
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网络言论审查日益收紧的背景下，中国民众不能正大光明地批评时政，只能拐弯抹角，通过隐讳或半隐讳的方式，在网络上释放情绪、挑战官方叙事。比如近期发起的“5000万人戒烟”，以及美军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后引起的回应，“老特（指川普），有大活接不接”等。 据中央社报导，COVID-19疫情结束后，中国经济并未如预期般恢复，反而越来越差。民众对“收入下滑、难以就业，社会不公”等现场的感受越发明显，难免在网上发表牢骚。但大陆官方对言论管制不断升级，让民怨难以正常宣泄，于是有部分网友选择对风险相对较低的官方叙事来表达异议，偶尔也能形成集体效应。 比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说以后，新疆警方发布的“不要去日本”短片，就被众多中国网友骂到悄然下架。这一事件，算是网友集结发力的少数成功案例。 但在更多时候，民众的不满只能以“阴阳怪气”等方式出现。比如，在近期，网络上兴起的“5000万人戒烟”话题，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025年12月，有文章批露，大陆烟草系统退休官员每月可领的退休金高达1.9万（人民币，下同）。另有1名年仅18岁的年轻人在视频中称，自己的父母都在烟草系统工作，他每个月的零花钱有20万，家里还有7、8套房子，他本人亦是全身名牌。视频发布后，引发网友怒火。 于是，抽烟的网友在2026年元旦发起运动“5000万人戒烟”，还喊出口号“不要再供养那帮孙子了”，获得众多共鸣。部分网友表示，“为了不养这帮孙子，戒烟”、“中国烟草，听好了，从今天起，你赚不到老子一分钱，老子戒烟了”、“我兜（口袋）里紧巴巴的，还抽烟供你挥霍？没门”等等。 再比如，日前，美军突袭委内瑞拉，逮捕总统马杜洛（Nicolas Maduro）夫妇。大陆官方将美国形容为“加勒比海盗”、“新帝国主义”、“违反国际法”等被谴责的一方。 但大陆网友却在官媒相关报导下方，以隐讳的方式表达希望在中国复制马杜洛模式。比如，“老特（指川普，中国译为“特朗普”），有大活接不接？”；“老特这大活干成功了，一定名留史册”；“这活要是成功了，绝对超过华盛顿”；“如果….老特先生会来帮忙吗”；“特：你们都不动，我怎么帮？”。 中央社称，在严厉的网络管控下，大陆民众采用拐弯抹角的方式隐讳地表达不满，偶尔也选择风险较低的官方叙事“冲塔（直接挑战官方叙事）”，凸显大陆的民怨已不容小觑。
因为大陆政府对新闻自由的持续打压，以及中文独立资讯来源不断减少。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RSF）于6月10日宣布，正式推出中文网站。该网站旨在为全球超过10亿中文使用者提供可靠、透明的新闻自由资讯，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施压大陆政府，终止对新闻自由的侵犯，释放被非法监禁的记者。 无国界记者在官网发布公告称，在法文、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文与波斯文之后，推出中文网站。 公告中还称，中文网站记录政府侵犯新闻自由等行为，为受威胁的记者提供支援。该组织强调，中文网站将帮助14亿中文用户绕过审查机制，获取真实、独立的信息。 该组织的秘书长柏儒廷（Thibaut Bruttin）指出，近年来，因为政府封锁，中国的很多信息难以传递出来。中文版网站的上线正是为了填补这个缺口。他批评，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大陆政府持续加强审查机制。在2025年无国界记者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的排名几乎垫底，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8。目前，中国至少关押123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其监禁媒体专业人员的数量居全球之首。 除了推出中文版网站，无国界记者还协助恢复了33个，在中国境内被封锁的新闻网站的访问权限，以进一步反击信息封锁。 无国界记者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施压北京政府，以其停止对新闻自由的侵袭，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新闻工作者。 据维基百科资料，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缩写：RSF）是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促进新闻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由罗伯特・梅纳德（Robert Ménard）于1985年在法国蒙彼利埃创立。总部设于巴黎，并在亚、欧、美、非设有14家办事处。 无国界记者是国际言论自由交流会（IFEX）的成员。IFEX由全球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在世界范围内监察言论自由被侵犯的状况、促进并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力[3]。在无国界记者发表的的报刊、出版物中，指出：“无国界记者捍卫全世界被囚禁的记者的权利以及新闻自由，即《世界人权宣言》中第19条描述的提供信息及获取信息的权利。” 2005年，无国界记者获得欧洲议会授予自由精神萨哈罗夫奖。 无国界记者,中文网站,中共,新闻,审查
中国正在悄然扩大对公民境外收入的征税力度，而这一次，不只是超级富豪被盯上，中产阶层也被纳入税务审查的范围之内。 据《彭博社》报导，近期,北京当局加强了对大陆居民境外收入的追踪和征税，审查范围涵盖投资收益、股息、员工股票期权等多项项目。其中，投資收益最高可被徵收20%的稅率。 去年，中国税务部门主要针对资产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富豪展开行动。但在近几个月，税务局将目光转向那些资产不足100万美元的个人。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指出，持有美股、港股等海外资产的大陆投资者，已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投资人经过跨境渠道投入港股的资金高达6,580亿港元，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这一趋势让当局更加警觉。 尽管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与财政部，直到目前也未对相关报导作出回应，但彭博社发现，北京、上海与浙江等地的税务局已发布提醒，要求居民在6月30日前，即2024年度税务申报截止日之前，自行检查并申报境外所得。 报导称，地方政府也已展开行动。据了解，自3月下旬起，部分城市的税务机关便开始通过大数据比对分析，追查未申报境外收入的个人。在被公布的案例中，居民被追繳的欠稅與罰款金額最低也有12.77万人民币。 税务趋严的背后，是中国财政吃紧的现实。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政府主要财政收入年减1.3%，但支出却同比增长7.2%。预算赤字扩大超过五成，逾3,6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有知情人士透露，据中国财政部评估，尚有大量个人未如实申报其在全球的收入，认为其中蕴藏着巨大的“税收潜力”。 这波税务整顿，也被认为与中国自2018年起参与全球金融信息交换体系“共同申报准则”（CRS）密切相关。虽然中国早已规定居民必须申报全球收入，但在过去，落实力度有限，直到去年才开始加强监管力度。 如今，中共财政吃紧，税务机关动作频频，在全球布局资产的中国人，要提前做好准备，以防措手不及。
Berwick Offray是北美最大的丝带制造商之一。作为一家位于宾西法尼亚州贝里克的美国公司，他们一直致力于将所有的流水线都位于美国境内。 “我们致力于提供美国制造的产品，”这家公司的简介写道，“我们的丝带和蝴蝶结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贝里克挤压、切割和精加工。单面缎带、双面缎带、罗缎带和许多其他款式的丝带在南卡罗来纳州里斯维尔编织。染色和精加工过程在马里兰州的黑格斯敦进行。” 这家美国丝带生产商最大的竞争对手，即来自中国的便宜的同类产品。该公司最近起诉另一家进口中国丝带的进口商TriMar Ribbons，称他们在进口中国丝带时通过从印度转运这些产品而规避关税。目前，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同类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以及反补贴税令。 2月3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对此发布了将对此案进行初步调查的通知。“目前的指控称TriMar通过印度转运，从中国进口丝带进入美国，且在入境时未申报正确的原产国。”通知指出。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高额关税，意味着大多数从中国进入美国的产品都要根据申报原产国是中国而支付额外的关税。于是，不断有美国进口商与中国出口商试图通过第三国转运的方式，即在中转国进行重新包装或加工，在申报中改换原产国而规避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 通过逃避关税，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可以保持低价，从而使得美国生产商处于不利的地位。 代表Berwick Offray的国际贸易专家、Buchanan Ingersoll&Rooney律师事务所律师丹尼尔·皮卡德(Daniel Pickard)告诉美国之音，这类通过“转运”而逃避关税的案件不在少数。 “我们协助多家客户向美国边境保护局提交针对从中国转运至泰国、印度和加拿大等第三国的产品进口商的指控。 我们的客户通常是美国制造商，他们大多生产与逃避关税的中国产品竞争的产品。”皮卡德告诉美国之音。 他说，中国进口产品逃避合法关税的欺诈行为几乎涉及各行各业。根据CBP的数据，目前有221起涉及中国制造的产品被认为涉及转运逃税的调查。 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到来，以及他对关税的倚重，预计，这样的事情还会出现。 特朗普星期六(2月22日)下午在首都华盛顿近郊国家港举行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上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了他的关税政策。他表示，他要透过加征关税，结束美国长期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不公平对待。 什么是转运和海关欺诈？ 关税税率会因为原产国(COO, country of origin)而有很大差异。美国进口商必须在海关入境表格上对此进行申报。 “转运”是一种海关欺诈形式，也就是在货物进口到美国之前先在第三国进行中转，使得进口商得以谎报“原产国”，从而逃避合法缴纳的关税。 转运的货物可能中转国进行重新包装或加工，接着被贴上中转地国产品的标签，并以此称这些货物在中转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对商品的关税税率判定时，实质性的转变是一个关键概念，主要用于确定一个商品是否通过加工或制造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具有不同性质、用途或形态的产品”，从而被视为不同的商品而获得不同的税率或分类。 举例来说，这可能是一块未加工的钢铁通过锻造变成汽车零件，或者是纺织品变成服装，或是原油加工成为石油产品……都属于实质性转变的范畴，产品将适用不同的税率。 但在上述案件中，转运的丝带仅仅是通过第三国，改换上中转地的标签并称其发生实质上的转变，实际上属于海关欺诈。 特朗普总统2月4日宣布对中国产品额外施加10%的关税。2月11日，特朗普总统又宣布对进口钢材和铝施加25%的关税，而中国是这两种原材料的生产大国。 贸易专家认为，转运对于中国生产的商品来说尤为普遍，许多类别的商品都需要交付高额关税。中国出口商，以及美国进口商则会想方设法避税。2025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日，美国加州奥克兰港堆积的来自中国的集装箱。 皮卡德律师说，业内律所看到了在很多行业都受到了这种非法避税行为的影响。“当然，当货物更小时，实施这种非法避税来得更加容易。”他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加大审查力度，打击海关欺诈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驻华大使的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特朗普总统希望与所有国家都有公平的贸易，但特别是与中国。” 自从其第一任期以来，特朗普多次强调美中贸易关系不公平，认为中国通过强迫技术转让以及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等不正当手段，导致美国在全球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特朗普在2018年对中国打响贸易战，包括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来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做法。而有了关税，也就有了这些规避关税的办法。 美国国会也对这些行为也有所注意。1月31日，佛罗里达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提交名为《停止战略对手逃税行为》(Stopping Adversarial Tariff Evasion Act), 旨在通过加强针对外国实体逃税的执法机制，堵住中国制造商经常用来逃避缴纳关税的漏洞。 去年12月，艾奥瓦州联邦众议员阿什利·辛森(Ashley Hinson)提出法案，要求中国对关税逃税行为负责。该法案将成立一个工作组来处理与贸易有关的犯罪，并要求司法部长提交一份关于司法部打击此类犯罪努力的年度报告。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Th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高级分析师贾扬特·梅农(Jayant Menon)认为，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将看到更多针对拥有中国成分的产品的检查。 “鉴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全球供应链下的广泛生产，如今越来越难以确定产品的真正产地，但加强审查有助于识别产品的原产地。如果美国怀疑有规避企图，无论通过合法或是非法途径，整个第三国可能会受到新关税的惩罚。”他通过邮件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回复美国之音的询问时说，CBP定期调查试图逃避对进口商品纳税的进口商。 “CBP希望相关贸易方用线上贸易违约报告工具来披露可能的贸易违规行为。该工具旨在简化向CBP和国土安全调查局提交指控的流程。”CBP在给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说。 国际贸易律师皮卡德希望更多的美国制造商能在这个方面得到公平的对待。 “我们预计CBP将加强对涉及中国产品的海关欺诈行为的执法力度。我们特别期望看到更多根据《执法和保护法》(Enforce and Protect Act涉及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令)进行的调查，但我们也期望看到更多涉及非法逃避301条款义务的执法案件。”他说。 他补充说，业内许多人希望能够开始看到更多针对这些问题的刑事起诉。
我于今年1月15日在手机上安装了国产大语言模型DeepSeek的应用，到今天（2月21日）卸载，总共使用37天。 卸载的诱因是这样的。2月19日，山东泰山足球队（原名山东鲁能泰山足球队）发布通知：“因球队出现人员身体严重不适情况，经医疗团队评估，球员无法组成一支上场队伍，参加与蔚山HD足球俱乐部的亚冠精英联赛第8轮比赛。”按照亚足联规定，主动不参加比赛，相当于彻底退赛；已经完成的赛事和由此获得的成绩，也统统作废。此外，泰山队还将遭受罚款、禁赛等一系列更严重的惩罚。 泰山队为什么要退赛？我就不说具体原因了，反正，“身体严重不适”云云，一看就是编出来的理由，就和很多倒闭的店铺在门上贴张“旺铺招租”的公告一样，属于心照不宣的撒谎。 于是，我就打开手机上的DeepSeek应用，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是否可以举几个例子（最好是历史事件），具有这样的模式：自己本身有一种严重的缺点，却非要主动攻击对方的相同缺点，结果被对方反击，自己反而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因为我打开了“深度思考”功能，所以DeepSeek先是慢吞吞地输出它的思考过程，其间一切顺利。思考完毕，它开始给出正式回答，但只输出了两段，哗，所有答案全没了，代之以那句冷冰冰的老话：“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我在之前评论《黄仁勋：英伟达之芯》一书的文章《首先，你得能跑》中，已经提到DeepSeek有这种过度审查的毛病，很多我觉得并不怎么犯忌讳的问题（比如“请用一种比较阴阳怪气的语调，从五个不同方面驳斥中医拥护者的常见观点”），都莫明其妙地“无法回答”了。现在DeepSeek又来这套，我心想，我可去你大爷的吧，于是果断卸载。 不止一位读者告诉我，要绕过这种审查也很简单，比如可以本地部署。但问题在于，DeepSeek的成功刺激了人工智能界，导致市面上很快出现了一些新的免费大语言模型，使用起来很方便，功能也不差，甚至可能更强。我找个不搞这种无聊审查的竞品不就完了，何必自己费时间折腾？ 于是我换用了另一个免费的大语言模型（名字就不透露了），问了差不多相同的问题，人家就能老老实实给出答案，举了法国革命期间罗伯斯庇尔的例子。1793年6月，在之前执政的吉伦特派被推翻之后，罗伯斯庇尔上台，随后立即实行恐怖的雅各宾专政，把数万人送上了断头台。但好景不长，一年两个月之后的1794年7月28日，随着雅各宾派倒台，罗伯斯庇尔本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这个例子让我不太满意。我想要的例子其实是一种更细致的类型：虽然你和对方都有相同的缺点，但对方缺点比较轻，可以承受，你的缺点比较重，你承受不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先去撩拨对方，结果自找苦吃。简而言之，这里的关键，在于“别人身上的相同缺点程度较轻”。 把这个关键信息告诉大语言模型之后，果然再给出的几个例子，就相对比较符合我的意图了。比如美国爱达荷州前共和党参议员劳伦斯·克雷格（Lawrence E. Craig，常用昵称拉里·克雷格［Larry Craig］），作为保守派人士，曾经反对同性婚姻，支持两院停止再讨论允许同性婚姻的法案；当时还有提案，要求扩大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范围，以涵盖针对不同性取向的犯罪，他也表示反对。谁曾想，他自己在2007年6月11日突然被捕，原因是被指控招揽一名男性执法人员进行皮肉交易，随后便签署了认罪书。尽管克雷格坚称，自己的性取向不是同性，签署认罪书只是希望尽快了结此事，而且后来坚持到2009年期满之后才从参议员位子上离职，但这桩丑闻确实足够讽刺了。 网络图片 另一个例子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一提到这个人，我就总忍不住想到英国记者、作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 1928–2003）在1988年写成的名作《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s，台湾原译版题为《所谓的知识分子》）。这本书站在保守主义立场，对历史上的十几位左翼知识分子的道德开展了全面批判；该书在引入大陆时，因此不得不删掉一章。 这本书的第一章，写的就是卢梭，而且在开头就引用了罗伯斯庇尔对卢梭的赞誉：“卢梭透过高尚的灵魂和高贵的人格表现他身为人类导师的价值。”约翰逊指出，尽管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卢梭的名字往往会与他的政治哲学著作《社会契约论》联系在一起，但这本书在他生前的名气并不大，远远比不上他的两本小说《新爱洛伊斯》和《爱弥儿》。 《爱弥儿》表面上是小说体，实际上是探讨教育哲学甚至政治哲学的著作，在当时引发了强烈反响。卢梭在书中化身为一位理想的教师，而爱弥儿则是他理想的学生，于是师徒二人演绎了一场最为理想化的“自然教育”（指顺从人类天性的教育，与今天所谓的走进大自然、了解动植物的自然教育不同）。卢梭一面极力赞扬这种自然教育，一面极力贬低不合他三观的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斥责他们“盗走了受苦受难的人们从宗教获得的慰藉”，“取消了可以约束富贵者和权势者的情欲的唯一力量”。总之，世界上没有人比卢梭更懂人的天性、更懂教育小孩子了。 然而讽刺的是，在《爱弥儿》于1757年写成（后于1762年出版）时，卢梭已经与他的情人勒瓦瑟（Levasseur）先后生了5个孩子。这5个孩子无一成为卢梭的爱弥儿，而是都在生下来不久后，连名字都没起，就被他送到了弃婴收容所，可能很快都夭折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卢梭一而再再而三遗弃亲生孩子的事，早就为人所知，但知识界一般也就是腹诽而已。直到《爱弥儿》出版，公开向当时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他所批判的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都属于这一阵营）叫板，他才终于激起众怒。1764年，也就是《爱弥儿》出版两年后，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的头号思想敌人伏尔泰，匿名出版小册子《公民的情感》，直斥卢梭一边遗弃他的5个孩子，一边又大言不惭地谈儿童教育。卢梭的反应则是百般狡辩，甚至声称，《爱弥儿》正是他对遗弃孩子这件事所做的思考结果。 [英]保罗·约翰逊著，杨正润等译《知识分子》（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年1月） 大语言模型给出的其他例子，我就不举了。如果我愿意花时间，还可以让它给出更多类似的例子，但因为我只是随便查查，所以到此为止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算是大语言模型的一种比较合理的应用——为类书编纂提供素材。所谓“类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百科全书，其特点是把文献资料中的内容分门别类地汇编起来。比如北宋的《太平广记》，就是一种按类编辑的小说集，把小说内容划分为神仙、道术、方士、异人、鬼、妖怪、草木、畜兽等几十类，每一类都汇总了很多故事，足可以把人看到腻味。 广东作家胡文辉此前就曾汇总过“花剌子模信使”模式的资料。所谓“花剌子模信使”，源自作家王小波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说中亚古国花剌子模的国王只喜欢听好消息，不喜欢听坏消息，给他传喜报的人会被提拔，给他传噩耗的人会被喂老虎。 胡文辉在考证后发现，虽然严肃的史书对于花剌子模并无相关记载，但中国古史里却不乏类似的事情，最早的一则见于《左传·哀公十三年》，当时越国征伐吴国，吴军吃了败仗，派七名报信者上告吴王夫差。夫差的反应是：“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意思是夫差害怕打败仗的消息传出去，被中原其他国家的诸侯知道，就亲自在王宫里把七个报信者砍了头。此后，战国、秦、西汉、隋、唐、北宋、金、清也都有类似的事例。国外的例子当然也有，否则英语中就不会有shooting the messenger（射杀信使）这么个习语了。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射杀信使”属于典型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行为。胡文辉把这种模式的历史事例汇集在一起，其实就相当于编成了“新太平广记”的一卷——《认知失调一·射杀信使》。 我今天想查的这种“撩人终害己”模式的事例，也相当于让大语言模型从它所掌握的材料出发，把类似的资料汇总起来，为“新太平广记”提供另一卷内容的大纲。要是真能借助大语言模型的帮助，把这种当代类书编出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也肯定很有趣了——只不过，DeepSeek这种自我阉割的模型算是指望不上了。 素材来源官方媒体/网络新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刘夙的科技世界
昨天讲水灾和混装油事件的文章，都被删了。 如果问我辛苦几个小时所写文字被删的心情，其实倒并没有愤怒，而是感觉荒诞。 因为我的文章主要是提问而不是给出答案，主要内容是关于“新闻的消失”。我全篇文章都没有建立什么观点，更没有试图还原灾难的真相——我也没那个能力。 我只是在不断质疑，为何近些年来，关于灾害的新闻日益稀缺，我们对各种灾难事故越来越难以了解其全貌？ 除此以外，我表达的还有“追问的消失”。 不仅新闻消失了，追问也消失了。我们的周围只剩下一片寂静，寂静到，你经常不知道这片土地在发生些什么，也没有人喊一声：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有一片白茫茫的寂静。 以前是新闻的退化和选择性报道，现在则是新闻的彻底消失与遁形。 之所以我说荒诞，是因为我的文章被删，恰好又吻合了文章的主题——追问新闻为何消失的声音，也跟着消失了。 这是一个“禁言循环”，如果我再继续追问：追问为何也消失了？这种对追问本身的禁言，难道又将持续？ 最终我们收获的，将是彻底的沉默。在这种情况下，提问本身便是错误，对提问的提问以及对提问的提问的提问也是错误。 所以这是一个针对提示词的禁言时代。 我们不能暴露任何会导致联想的词语；所以，这种禁言的根源是希望你停止思想——你为什么要思想？你只需要接纳被灌输的东西便可以了，你的任何思想都将是危险的，以及有可能触碰提示词的。 我哑然失笑：大家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一切以通稿为准”，这成了我们时代的常态。什么是通稿？它是既定的“调调”，而不是新闻本身；它所展现的，只是一种安抚式的交代。至于交代的内容，则是根据舆论的要求所预先设定好的，也是最有利于稳定的。 这种稳定来自于，你不需要了解真相——而这就已经完全背离了新闻的初心，因为新闻之所以诞生和存在，就是为了尽可能触及真相。 所以，他们最终需要的，是停止一切大脑的运作。 你只需要活着，按照他们规定的“通稿”活着。在那个通稿里，不存在灾难和危险，即便有一些事故，那也不过是庆功大会的引子；更不需要追问灾难的原因，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犯错，原因都是自然造成的。 所以你不能去想提示词，因为这些词会不断引导你的想象，从而抵达那个最终的问题：是不是有人在犯错？是不是，有人在试图掩盖这个错？ 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限制的升级——在以前，你只不过不能就公共事件私自给出答案，因为那会被定性为谣言。所以我针对公共事件很少去推测真相。 可是现在，就连提问也难以为继了。你只能选择缄默。 也许以后还会出个“提问通稿”，你只能就规定的话题进行规定的提问，这些提问都是“正能量”的。 比如说，针对中国经济你只能问将来会有多好，但不能问存在什么隐忧；针对公共事件你只能问，处理进展有哪些成功的原因，却不能问是否存在人为因素。 事实上，我昨天的文章标题，就只不过是在追问有没有人为因素。看来这种追问也是禁区。 所以，“提问通稿”事实上也已经存在了。 对于禁言这件事情，我们的想象力，可能还需要再提升一些。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倪刃
彭博社引述英国咨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的数据报道，新加坡重大洗钱案使得中国家族办公室和富人移民受到当局密切关注。 二名私人银行家表示，新加坡爆发的洗钱案影响代表著一些银行正在重新“了解客户（KYC）”，其中那些在新加坡的中国富人受到密切关注。“了解客户（KYC）”用于指代监督客户金融活动的银行监管和反洗钱法规。 报道称，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亚太首席经济学家贾西亚．赫雷洛（Alicia Garcia-Herrero）指出，在新加坡洗钱案被定罪的人包括持有瓦努阿图（Vanuatu）、圣基茨和尼维斯（Saint Kitts and Nevis）和土耳其护照的中国人，这引发了人们对于洗钱的疑虑。 目前，新加坡仍是百万富豪移民的热门地点，据Henley & Partners统计，新加坡今年预计将迎来3,500名百万富豪，位居全球第3。 《自由时报》引述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指出，对于许多中国亿万富豪来说，他们不喜欢政府任意干预、检查或威胁个人财富，这正是他们想把资金转移出中国的原因，如果新加坡像中国一样进行更多的检查、更严格的监管，就失去了吸引力。 因此，新加坡加强审查海外资金或致中国富人再出走。 中国胡润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饮料巨头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以4,50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摘下中国首富，但其财富较去年减少9%。胡润稍早前的另一份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裕家庭的总财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 亚洲家族办公室协会台湾区会长陈远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千万以上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有很大的财富比例来自于企业股权，但过去3年，中国股市的市值蒸发了逾6.3万亿美元，当这些富人的公司股票市值往下掉的时候，他们的财富自然就会缩水，这是富人财富减少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中国房市不景气，很多拥有多栋房产的富裕家庭的房子净值缩水，致使他们的财富净值也跟著缩水。再来就是疫后中国整体的消费市场还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所以在股市低迷、房地产危机以及通缩泥潭等三个因素下，造成中国整体平均财富水准往下走。 多项研究显示，中国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正加速从中国流出。日前发布的《2024全球富豪迁徙报告》中，中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多百万富翁流出的国家。报告预测了2024年中国大陆将有15,200名富豪流出，超过去年的13,500名和前年的10,800名。美国依然是这些中国富豪移民的首选之一。
永远保持愤怒， 永不怨天尤人。 “我想表达的态度已经在影片中很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包括影片所有的删改痕迹，这都是我希望观众了解到的。 上映的时候，从现在开始，我选择保持沉默。”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发布会 “我们不能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不是艺术家的逻辑。 另外一方面，在新闻层面，我觉得中国的媒体报道尺度是在扩展的，那么新闻可以到这个层面，为什么电影不可以呢？ 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不是我不合理，而是对电影的理解和管控本身有问题。” –贾樟柯 “对，他们开玩笑的猫狗是主人、同志不能黑，一切赖广电。我觉得广电局对于今天中国电影的现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觉得你去赖它一点不帮忙，你每天想到说，哪个题材不能拍，如果让我拍了，就拍成多么多么好。 那不如去想想哪个题材是可以拍的，你如何把它拍好。而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你想到的唯一诉求是赚钱，而你又不了解中国市场、不了解中国观众，关于赚钱是一个非常盲目的梦想。” –戴锦华 “还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拍了《鸟鸣嘤》，电影拍得依旧辛苦，去云南勘了N多次景，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电影拍完了两年了。 送到电影局里到现在没有任何审查意见，作为同行的尊重来讲，我能接受任何的一个审查的结果，但是我确实不能接受一个我送给你两年多，你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的结果，电影拍完了两年了，送到电影局里到现在没有任何审查意见。 你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的结果这个确实让我，再一次对电影失望，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到找到一个结果。” –田壮壮 01·国家电影局的文件· 文件原文 《影片赴境外参加电影节（展）前须履行备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国家支持国产影片参加境外电影节（展）。摄制完成的电影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后，方可参加电影节（展）。拟参加境外电影节（展）的，送展法人、其他组织应当在该境外电影节（展）举办前，将相关材料报电影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遵循属地原则，影片在立项的省级电影主管部门备案。在国家电影局直接立项的影片，向国家电影局备案。 备案主体应在节（展）举办二十个工作日前报送备案材料：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备案申请（包括：电影节展名称中英文、时间、地点，电影出品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影片公映许可证复印件。 短片参加境外电影节展参照执行，由境内第一出品单位或送展法人向国家电影局备案。” （官网短片赴境外参加电影节（展）备案表） 文件重点： 制作完成的电影必须完成备案，拿到公映许可证（龙标）才能参与境外影展（节）。 备案需要条件：出品单位、送展法人、故事梗概、联系人等。（个人不再具有资质） 不仅强调的是拿到公映许可证过审，也强调完整的备案流程。 （国家电影局官网） 02·华语短片的意义· 突出地位 为什么电影局会突然加大对于短片参与境外影（展)的审查，因为最近几年，短片逐渐成为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展中的新出口。 以最著名的欧洲三大电影局为例，近几年华语长片开始出现明显的缺席。 2020年之前，大陆长片经常因为“技术原因”退出，比如《少年的你》和《一秒钟》无缘柏林展映。 2020年后，除今年的戛纳是华语大年外，能明显感觉到大陆长片在世界影展中愈发受到限制。 比如2021年三大主竞赛单元华语长片零入围，这种情况应该是1988年后华语电影开始黄金发展后首次出现。 2022年戛纳所有单元中的华语长片遗憾零入围，而形成对比的是，2022年六部华语短片入围了戛纳，并且还有两部是主竞赛，并均出自大导之手或摘得大奖。 毕赣的《破碎太阳之心》入围戛纳主竞赛，陈剑莹的《海边升起一座悬崖》摘得短片金棕榈，《地儿》入围基石单元荣获二等奖，《当我望向你的时候》入围影评人周单元，并获得短片酷儿金棕榈奖。 当下，华语短片的地位正在愈发突出。 创作尺度的自由 华语短片另一个特点就是创作上的自由，其尺度与往往比长片更多元、开放。 例如《当我望向你的时候》拍摄的是导演本人因为同性恋身份带给自己妈妈的伤痛，LGBT题材如此直接的出现，在大陆长片中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其中诸如“我的男朋友（男性声音旁白）、你这样我怎么出去见人、初二与25岁男人的聊天记录”等台词贡献了强大的情感张力外，展示了青年导演在完全自由的创作条件下所展示的才华。 而2021年的香港影片《天下乌鸦》虽然获得了短片金棕榈（这一奖项中国连续蝉联两年），但影片的视角则陷入了“辱华”与“迎合西方刻板印象”的争议。 而其他优秀影片中对于中国农村场景、留守儿童、性爱场景、末日场景等不同题材的拍摄，均是长片的审查敏感点。 （李家和-《地儿》-2022年戛纳基石单元二等奖） 03·审查带来的影响· 送展法人与出品公司的限制 在备案中明确要求，片方必须提供送展法人与出品公司的资质，但是目前参与外国影展的华语短片一般分为三类。先说其中两种不常见的。 广告型短片： 张大磊的《下午过去过去了一半》是雷克萨斯的广告，毕赣的《破碎太阳之心》是pidan的广告。 这种广告型短片本着商业的原则，一定会想办法规避审查敏感因素，法人与出品公司也非常明确。 国际【短片集长片】中的联合执导： 陈哲艺的《隔爱》出自短片集长片电影-《永恒风暴之年》，陈凯歌早年的短片《百花深处》来自《十分钟年华老去-小号篇》。这种长片由若干个短片组成，其中的某个短片是中国导演独立执导。 这种既是长片也是短片的电影，出品方或者影片地区其实来说不属于中国，一般是外国投资方或者组委会出品。 但影片主创、语言、主旨表达、影片受众、拍摄地等全部实际拍摄过程都发生在中国，并且也可以拿出来单独作为一部中国短片参展。 如果按照规定来看，参加国际节展是否需要龙标存疑，需要实际的样本观察。 导演个人出资： 这是最常见的短片类型，那就是短片都是导演自己出钱拍的，那这个没有公司和法人怎么办。当然这都是比较好解决的了，毕竟所有资金都是导演个人出的，跟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 但还有很多短片其实都是学生的毕设、毕联，面对审查时，会出现出品人和出品单位的纠纷。 比如每年的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联合作品，出品方和版权方都是北京青年制片厂（BFA下属单位），学校会给学生一部分资金拍电影，但是一般也需要学生自己补贴一部分钱。 比如学校出了18万，学生自己出了12万把这部影片拍完，那这个出品公司和法人是谁。以及如果没过审，参与不了影展，那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甚至，如果学生在没拿到龙标的情况下，违规偷偷把影片偷偷送去参展并入围获奖，那应该处罚谁。 （王平波-《塑料袋》北京电影学院2022年毕业联合作品） 等待周期变长 短片本就因为没有市场，所以不可能回本（也可能通过奖金回收部分资金）。 个人出钱的影片，导演一般会把全部身家拿来拍电影，然后身上一分钱不剩的时候把影片送去评奖，等待自己被行业看到。 但现在多了等待审查、收到删减意见、重新制作修改等时间，明显提升了短片的制作成本，对于青年创作者会更艰难。 而且短片的数量远比长片多，体量如此庞大的片源，电影局审查的效率肯定会变慢。 而且如果是毕设、毕联类型短片，因为最好在学生毕业前完成短片发行，那考虑加上等待送审的时间，可能会改变每年大四、研三一整年来创作影片的创作惯例。 创作自由的消失 以往的短片不存在任何创作限制。 比如《当我望向你的时候》中明确的说出了妈妈知道自己有男朋友，把出柜的问题在阳光下正常的说出，才是真正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 那如果增加了审查，这种作品甚至无法与观众见面。 （黄树立-《当我望向你的时候》2022年戛纳酷儿金棕榈） 04·怎么惩罚·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拿到龙标私自龙参展，那导演与出品方会被怎么处理。青年导演是中国电影的未来，如果封杀了一大堆未来怎么发展。 如果是长片的话，参考今年两位第六代导演在戛纳和柏林的境遇即可。但是短片的惩罚还有待观望。 05·新的思路· 因为短片报投国际影展，一般都会找发行公司做公关，帮忙打招呼、探口风等。考虑到现在增加了审查，未来短片发行的工作量会增加很多。 法人代挂 首先要解决出品方与送展法人的资质问题，有条件的导演应该是自己成立公司。未来可能会有影视公司收费，帮忙短片送审与送展。如果是学生短片，肯定会以学校和监制指导老师的意见为主。 创作自由的消失 也可能会出现找到外国资本打包影片，把影片改成别的国家制片与发行，绕开国内的审查，最终以外国电影的身份去参奖，比如寻找香港或者欧洲的投资。 当然，这应该都是导演先垫钱完成拍摄，然后带着成片拉投资，跟长片找钱的过程相反。 （邱阳-《南方少女》2019年戛纳影评人周单元-短片发现奖） 国内影展的竞争更激烈 电影局只说了境外的影展需要龙标，但是没说国内的影展需要送审才能参与。 国内的官方影展就是上影节、北影节。民间影展就是FIRST、平遥等。可以预见，未来国内的短片展或者短片单元的竞争会更激烈。 但是在此政策的影响下，国内短片展（单元）肯定会收紧审查标准。 不要怨天尤人 电影受到限制确实会让创作者更艰难，但是怨天尤人是没用的。 我们必须承认，就算没有审核制度，绝大多数人也拍不好电影。不要把审查当成逃避创作的勇气。先别把自己代入梦的背后那么哀伤。 此外，目前国际获奖的大多数影片，讲的都是日常的题材，没用刻意去突破某种限制。要记得保持愤怒，但绝不是怨天尤人。 （丛希文-《将爱放逐》2024年戛纳基石单元入围） 06·短片的打击· 短片的自由曾经帮助青年导演复制了一条第六代年轻时候的路径，就是不管国内审查，只需国际拿奖，即可在行业立足。但是电影最后的自由之地也消失了。 或许也可以逼迫青年导演提前面对、适应审查，不要做孤独的艺术家。但青年导演更需要的是帮助与自由，先帮他们被别人看到才华是最重要的。电影是自由的。 但唯一的好处是，就是以后老师问你怎么不拍期末短片作业，你可以说因为我的短片没过电影局的审查。 （邹静-《朵丽》2021年戛纳影评人周单元-短片发现奖）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电考研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