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空需要闪电与烟火

2002年3月5日在大陆媒体历史上,发生了着名的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作为曾经的媒体人,我对此记忆深刻。

那年春天,我正悄悄办着移民手续,一边在电视台上着班。和同龄人一样,我们的追求不过是小家庭的幸福,计划到国外谋求更好的生活。

电视台周一的例会,小领导们听大领导传达上头下达的选题规范和报导禁令。3月这个会议,领导传达了高达三十多条报导禁令,特别强调,对长春插播事件要严防死守,不能有任何风声走漏;同时绝不允许类似事件在我们媒体中发生。在这段话的结尾,大领导还喃喃自语了一声:“这群法轮功真厉害啊。”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学员在长春完成了长达50分总的电视插播。我貌似安然,内心里却一阵惊惧:在党国体制下,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啊。

几年后,我如愿移民来到了加拿大,出于好奇,开始搜索有关长春插播事件。我找到了一篇很长的翻译文章,出自美国《旗帜周刊》。

那篇文章中提到了大概四、五位法轮功学员,我只记得其中一位叫刘成军。文章中说,这个小小的团队有过争论,搞电视插播是不是搞政治?法轮功不是不参与政治吗?最后他们得出了结论:民众应该在得知真相后作出选择,这不是搞政治;在得知真相后,民众也许会和法轮功站在一起,而不是和共产党站在一起。

50分钟的插播在8个频道播出,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个骗局,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动了罪恶的迫害,法轮功在海外大规模的游行,受到了各国的欢迎。报导说,大概有超过百万的观众观看,当地居民以为法轮功已经平反了,邻居们甚至去祝贺他们身边的法轮功学员。

我看到了最关心的内容,就是这个小团队后来怎么了。其实那些文字我是不太敢读的,只记得有非常残酷的电棍击打、有塑料袋套头窒息、有肢体被打残……有的被救出监狱,但最后都因身体受伤太重而分别死去了。我记得这么个片段,有人采访了几乎奄奄一息的一位学员,问,遭遇这么多痛苦,你有过后悔吗?这位学员回答:“怎么会呢。”

我身边有一些人,对法轮功议题似乎不愿多谈,仿佛这是个“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但我总觉得,能够做出如此举动的人们,是值得尊敬的。事实上,他们给予我的震动相当大,一次和朋友喝茶,忍不住问提出自己的疑问:“你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会为了别人好,而敢于付出自己生命的人吗?”这位朋友说:“我相信啊,我认识的人中有这样的人。”我意识到,中华文化中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即便到物欲横流的今天,依然在不同层次影响着某些人们。而为了突破谎言封锁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则是这个特别体制的产物。

曾经不理解这个说法:共产党治国靠的是“抢杆子”和“笔杆子“,笔怎能与枪同等重量呢?长大了才渐渐懂得红色”笔杆子“有多么可怕。在当年一场重要的考试中,作文题目就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因为事先背诵了党刊《半月谈》的类似文章,我得以顺利过关。也幸好事业上没啥追求的我,因为出国而离开了那个圈子。

2020年的春天,武汉肺炎(又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猝不及防地来了,国内的亲人们是否能平安度过这一劫难,令我忧心忡忡。给他们打电话通报瘟疫实情,反而被痛斥:“你们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拿这个话题做文章,幸灾乐祸……”对这些至亲至爱的人,恨不是,怨也不是,曾为大陆媒体人的我当然知道他们是如何被国内宣传影响的;只能期盼他们可以得到足够的真实资讯,能够自己做出判断。

我们以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平和、安乐,但其实血与火的暗流一直在涌动。在事关生死的战“疫“中,如果难以做夜空中那道闪电,至少人人都可以放一支烟火。用各种办法去传播真实的资讯吧,汇集的力量可能会救了我的亲人,也或许能救了你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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