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台参访随笔:台湾人的民主权利来之不易

官方安排参访台湾的行程在台北,我却选择首站自由行在高雄,说来好笑,那是因为我要圆一个高雄爱河梦。

记得2006年,我以一位媒体工作者,在认识了台北驻悉尼办事处处长林锦莲后,就开启了了解台湾的路程,碰巧获知台湾社区正在为高雄国乐团巡演澳洲寻找剧场,在几位同事的努力周旋之下,我们成功地将台湾高雄国乐团带进了悉尼歌剧院。

我也顺便专访了带团来澳洲的高雄市市长叶菊兰,本计划深入了解台湾的民主自由之路,谁知叶市长回避政治话题,却大谈高雄建设,并以爱河的改造成功为荣耀。演出当日,著名钢琴家陈瑞斌与国乐团合作的《爱河协奏曲》更为爱河谱上一层谜一样的色彩。或许是因为爱河与上海黄浦江有著相同的命运,从那之后,说起黄浦江就想到爱河。

抵达高雄之后,我联系上久违的原悉尼文教中心的郑主任,他热情地给我指点畅游爱河的方案。

或许是海洋气候的原因,高雄的白天热浪难挡,入夜后却清凉气爽。我在爱河边上一家叫做“东京酒场100元海鲜热炒”进晚餐,虽然称为东京,但楼上楼下却都透露出大上海四十年代的影子,如果配上一曲“夜来香”,就更加体现怀旧情调了,我想租界时期的大上海应该就是这个模样吧。

各类炒菜小巧精美、品种繁多,菜单看得眼花缭乱,在机会只有一次的情况下,点菜成为了一种艰难的取舍。由于这是我入台后的第一次坐店点餐,我感觉高雄的炒菜特别好吃。

为了避免在这疫情不稳的日子里与人群过多的接触,我坐上了夜游爱河的小船。爱河岸上的点点灯火把河水变得色彩斑斓,非常浪漫,绝对是美女帅哥的佳人约会地。小船在河中荡漾,我似乎无心欣赏沿途诸多打卡胜地,脑海里浮现的却是《爱河协奏曲》与叶菊兰。

同样都是把臭水沟变成了美丽的河道,黄浦江两岸的百姓依然生活在思想言行被监控的日子里,而爱河边上的人们早已告别了白色恐怖。但台湾人也曾为了民主与自由付出血的代价。我曾希望能亲耳聆听叶菊兰讲解她丈夫郑南榕的故事,却留下一大遗憾。

1989年,就在天安门屠杀事件前两个月,持续推动平反“二二八事件”的台湾媒体人郑南榕为了捍卫言论自由的天赋权利,不惜以自焚的惨烈举动来呼唤政治改革,郑南榕的献身促使总统李登辉当局修宪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并代表政府公开向“二二八”死难者道歉。从“二二八”事件到郑南榕自焚,台湾最终走上了自由民主的道路。

大陆人向往台湾,总以为是国民党赋予了台湾人自由民主的生活,他们不知道那是无数勇敢的台湾精英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成果,因为百姓的觉醒才有了选票下的政党轮替。

本计划登上高雄某一个制高点,眺望高雄港全景,这里曾是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时的登陆处,却因时间有限未能如愿。

到了台北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二二八”纪念塔,纪念塔坐落在台北车站附近的一个公园里。那场历史悲剧发生在1947年,这是国军从日本人手上接管台湾后,台湾人首次寻求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据悉,当年军警的残酷镇压至少造成一万台湾人被杀。

“二二八”曾经是党国最大的历史禁忌,就像大陆的“六四”惨案,直到台湾民主化后,台湾许多地方才建立了“二二八”死难者纪念碑,供后人瞻仰,也为了让台湾人的后代不遗忘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慈湖陵园
两百多座蒋公塑像安置在慈湖陵园中 (图:看传媒)

参访期间,旅行社带我们去了位于桃园的慈湖公园,园内秀丽的山水景色美不胜收,它曾是蒋中正生前的总统行馆,也是他的陵园。特别有趣的是,公园内安置了二百多座蒋公的雕像,这是在 “去蒋”潮中,人们有序地将原来放置在学校或政府部门的雕塑迁到此地,算是一个“收容所”吧。

望著眼前威风凛凛的蒋公像,我想台湾人还是挺有良心的,这位“二二八”血案的始作俑者确实不值得让台湾人膜拜,但如果没有蒋公坚守台湾,当下的台湾人别说拥有民主自由的权力了,可能正与大陆十四亿人一样,天天挣扎在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之下。

记得赴台之前,曾代表海外台商在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上发言的林先生为我饯行,他说:“台湾民进党应该感谢你,你曾为蔡英文获大胜做出了很大贡献。”我笑而不答。其实,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没有人可以左右民意,当年的王立强事件也只是一个历史巧合。

有一次坐在嘉义的计程车里聊天,司机自豪地告诉我,韩国瑜就住在嘉义。我问他如何看待韩国瑜在大选中失败。司机答道:“我们本来都很喜欢他,后来发现他大话太多了,就放弃他了。”

这就是台湾最可贵的地方,百姓拥有选择谁能成为最高领袖的权力,而大陆百姓至今只能为暴政唱赞歌。

双十国庆期间的台北,节日气氛很浓厚,我每次望著天空中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都会默默念道,民主自由来之不易,台湾人要珍惜。

 20-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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