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剧场的里外前后：透视中共二十大

编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十大），被称为习近平终身担任中国领导人的加冕典礼，是中国权力剧场的一个关键事件。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别邀请史丹佛大学吴国光教授剖析二十大。他将制度置于历史中，从三个层次进行解析：梳理中共党代会职能及运作的历史与制度，二十大的特殊意义，二十大对中国下一步制度变迁的涵义。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具有三大职能：确定党纲、修改或制定党章、决定中共最高领导层。然而，这三大职能实际上仅为形式，首先，中共向来是“不守自己规矩的党”，自毛时期起至今，党纲或党章从未在下一次党代会召开前贯彻始终，其约束性很小，而且修改与否并无实质影响。再者，无论党纲或党章都是在任领导人操控下的产物。由此看来，领导人的产生及权力再分配，似乎才是党代会核心。吴国光在《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运作》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2018，中文大学出版社）。

党代会是自我授权的橡皮图章

众所皆知，党代会也无法决定权力再分配，只是为高层在会前决定好的方案背书。更具体地说，中共是以拿在手里的图章“自己给自己盖印”。就此而言，党代会一如吴国光著作中所称的“权力的剧场”。

权力再分配方案如何产生？吴国光直言，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宣称为“人民的政党”，权力再分配都是在极小的暗室中决定，绝大多数的党代会代表如同你我，都无从确知内容，更遑论参与分配。那么，当权者何以让数千人之党代会乖乖接受其权力再分配方案？此即《权力的剧场》一书中所特别强调的，以“制度操控”创造的正当性幻象。

中共操控制度的历史可以分成五个阶段。阶段一：1921年的一大至1928年的六大，此时期党章、党纲及领导人，都来自苏联共产国际，因此没有所谓的操控。

阶段二：1935年毛泽东掌权至1977年华国锋召开的十一大。此时期毛泽东发展出一套“操控技术”，使党代会代表接受“由在任领导人制定且既定权力分配方案”，而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权力继承者华国锋在1977年仍依此召开十一大。操控技术，稍后论及二十大时将会提及。

阶段三：1982年的十二大及1987年的十三大。1980年代毛泽东后的变革时期，党魁胡耀邦及赵紫阳曾经想推进党代会代表的自主性，进行“有限的竞争性选举”，或中国所称的“差额选举”。 注更多因此这两次党代会都出现了“虽高层既定权力分配方案总体被接受、然而却有个别人选被否决”的意外。此阶段党代会代表的政治自主性及自主意识确实提高，先前所制定的政治改革措施，可说是提供了党代会代表表达政治自主的机会。

阶段四：1992年的十四大至2012年的十八大。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后，党代会名义上并未取消差额选举，却一步步发展并完善反制措施，得以确保“将进入下届中央政治局及以上层级的人选”当选中央委员。换言之，原先“候选人数大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制度”不再具有实质意义。

阶段五：2017年的十九大至今。

二十大的特殊之处

《权力的剧场》的英文版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一书于2014年底完稿，内容涵盖一大至十八大，而中译本出版前，出版社希望能补充分析十九大，因此吴国光于2017年底完成增订版的文稿。吴国光当时即认为，中共十九大可能开启中共制度操控的“第五阶段”，随著2022年10月16日召开的二十大落幕，吴国光认为支持了此观点。简言之，这个新阶段回到阶段二的情况。何以如此？吴国光以中共二十大的三个关键问题来说明。

第二，习近平能否如其所愿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吴国光指出，十九大有15名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至少有10位可确定为习近平亲信，另5人中，有2人马屁拍得最响，包括曾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将个人崇拜推至新高度的李鸿忠、陈全国。而当时政治局常委会中李克强和汪洋二人和习素无渊源，若再加入仅短暂于上海和习有共事关系的韩正，以及另外拉入的赵乐际及王沪宁，整体而言常委会并不合习意。

因此十九大既已大致掌控中央政治局人事，二十大的目标必然是政治局常委。只是众人都低估了习近平操控二十大人事的能力，并未预期他会逼退李克强和汪洋二人，并组成当前的常委班子，其中亦包括总理人选。自毛泽东晚年起，接班问题都是历届党代会最重要的议题。1990年代起，更进一步实现接班部分制度化。那么，习近平是否会进行接班安排？吴国光认为，习不仅要做第三任期，更要做到死。既然如此，可见的未来不会将接班问题提至常委中。

第三，习近平如何达成人事掌控？总体而言，习近平已经在二十大达成人事掌控。他是如何做到的？除了以反腐等为手段进行政治清洗，并且掌握枪杆子、刀把子外，习时期“靠共产党起家”的高层政治菁英，对党体制的依赖，使他们消极上不敢以下犯上，积极上造反的成本过高，皆为重要因素。对照之下，毛时期共产党靠许多政治菁英起家，因此可各据山头。

此外，第四历史时期对第三历史时期有限民主改革的“反攻倒算”（倒退、走回头路的意思），使军队事务集中于党最高领导人，再加上中共体制依靠“暴力”掌握游戏规则的本质，都为习近平奠定二十大权力再分配的制度基础。简单来说，毛时期是“暴力+大脑”，邓时期是“暴力+肠胃”，习时期则是“暴力+暴力”（也就是不断升级的暴力控制）。

被阉割的市场经济

吴国光认为，二十大后将开启经济改革的倒退。习近平除延续第四历史时期对第三阶段政治改革倒退之外，第四阶段的“经济改革”也会走倒退路，例如，采取“被阉割了灵魂”的市场经济，但仍不会全盘走回计划经济。为何如此判断？因为第四阶段对第三阶段的“反攻倒算”，并未取消名义上的政治改革措施，而是做实质阉割。因此，市场的灵魂为依法制进行经济之“自由竞争”。“被阉割”意指二十大后一段时间内，中共将采取“国家化”、“计画化”市场，经济决策能力将被上收、经济法制能力将被掏空，形成“大鸟笼制”，也就是陈云所提的“鸟笼制”：不能不让鸟儿飞，但也不能放出去飞，而是要有个范围（鸟笼）让鸟儿飞。

至于对外关系方面，将如何变化？中共会将姿态放软吗？会采取两手策略吗？吴国光判断，中共并不乐意和国际脱钩，而是希望在自身主导权下，保留和国际间的来往。以前几年中美经济脱钩情况看来，习近平一方面希望从过往掌握美中经济的中共政治菁英手中拿回权力；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借由脱钩，威胁美国分散之资本，使美国资本进一步威胁美国政权，最终掌握美中经济主动权。从二十大结束至今，已可见到中国向美国资本伸出橄榄枝，试图影响美国资本进而影响美国政权，这种“两手策略”一向为中共所惯用。

吴介民提醒，中国当然不愿意切断和国际联系，而为了确保获取半导体技术等技术更需与发达国家维持经贸关系，但美国已注意到这一点，并采取围堵措施。因此，他同意吴国光所说的，中共一向借由影响美国矽谷及华尔街资本，进而影响美国政治的手法，但美国未来对中国高科技抵制将执行至何种程度仍需密切注意，因此认为美中对抗战线仍悬而未决，。吴介民也指出，若是美国“铁了心”持续执行抵制中国高科技，对中国未来总体国力将极为不利。

中国不愿切断与全球经济关系

应如何理解二十大后看到习近平强调对外开放、西方合作？吴国光指出，仍要记得“他手里拿著刀子”，中国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一面向你微笑、一面将刀子捅进你的心脏”，生活于美国或民主国家者必须特别注意。他也补充道，二十大人事安排中可见习近平对科技的重视，例如，至少有4至5名纯粹“军工帮”背景者进入政治局。此虽体现习近平重视军工管理经验，但军工国防发展并不讲究成本，而科技发展讲求创意，因此“新型举国体制”或“军工举国体制”恐仍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引入华裔科学家可能在3至5年内不会改变，但长期而言，在技术持续进步下，中国和世界的科技发展距离将扩大。

对于吴国光的“二十大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束”论点，吴介民表示同意并补充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有“内外环境的搭配”，除了对内放权（无论水平或垂直之放权），对外搭上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开放其国内消费品市场，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基础。然而，习时代在资本过度积累下，采取与西方模式渐进改革相反的路径，反而采取更集中国家资本、大规模推动“中国制造2025”及“一带一路”等政策，试图以更大力道推动发展主义式国家政策。

对此，吴国光提醒，即便由外部看来是党国资本主义，仍应注意党、国之间的张力，而党国与资本主义间的张力更大，这也是习近平特别关注之处，从中国官方严词批判逆全球化现象，可窥知一二。至于随著中国经济体量渐增、挑战美国霸权动机增强，吴国光认为中国已公开在第三世界国家及美国盟国范围中发展其“全球化”，因此被批评于非洲等地推行殖民主义。吴介民补充认为，中国试图借此重新划定世界势力范围的界线，并以“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国本土之外”的“扩大版自力更生”，来描绘中国目前的经济总战略。

▍听众提问

后疫情之开放困境？

清华大学社会所陶逸骏提到，COVID-19疫情下中国除发展出诸如核酸疫苗等疫情经济之外，更扩大许多和体制存在依附关系之群体，加上难以放开的困境，中国未来将如何运转？吴国光首先回应，无法忽略疫情运作背后可能存在安全及社会控制等考量，若确实如此，那么猜测控制体制完备即为放开之时。其次，习近平采取“底线思维”，意即以最差情况为准备，在此基础上“能多得即多得”，包括安全在内为其底线，“关键技术要攥在自己手里”等则为体现，从这个面向更能理解习近平的行事方式。

对于陶逸骏提出中共似乎不容易再以两手策略回应包括台资或外资的情况，吴介民说明，过去采取一定开放程度的“寻租模式”，然而目前中国整体发展前景不佳，“租金链”已经重组。若以习近平上台后广东要求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补缴社保、公积金等作为来看，原有租金链的分配机制已不再适用，此部分仍应密切观察。吴介民在回应线上提问时补充说明，在劳力密集产业上，中国技术已有所发展，因而限缩了传产台商的发展空间，身为台湾人的“身分资本”也已大江东去，近年中国对台商的需求著重于半导体产业上，希望借此提供短期优厚诱饵，吸引更多技术及人才。

吴国光则点出，目前仍有看好中国前景，以及因为进入中国的竞争者减少，因此选择进入中国的“冒险家”群体。然而，若从日本于国际间因为天安门事件制裁中国时趁势进入中国市场的结果来看，整体而言，日本并未因此获利或改善中日关系。吴介民对于逆向操作、大赚机会财的情形也有类似观察，至于未来该怎么办？他建议台资应谨慎思考出路。

习家军的限制与危机？

线上参与者提问习家军掌权后可能的危机是什么？吴国光指出，习家军已将胡江人马赶尽杀绝或边缘化，并且全面掌握高层领导权，然而“壮大的队伍就会继续分化”，是习家军下一步可能的发展。其中包括彭丽媛、陈希、蔡奇等人都有明显影响力，若李强入主后，亦可能于国务院再组建一批队伍。吴国光认为，此一分化可能是习近平所乐见的，因为各自和习有联系渠道，就可于内部进行相互监控。未来五年可预期干部年轻化、各派系迅速崛起，到了习近平第四或第五任期后，权力再分配的竞争将会更明显。

习近平之意识形态工作？

阳明交大戴瑜慧提问习近平如何看待并执行意识形态工作？吴国光认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体系正持续退化，因此习近平所讲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仅是透过放大资本主义弊端，以维护共产党于中国的合法性。然而，包括香港在内，中国近年各大学及以下各级学校学生开始学习“习概”，即习近平思想概论，长期而言前景令人担忧。陶逸骏以过去在和中国师生交往经验中发现学生熟稔运用“毛概”话语等情况补充说明，确实不能低估学习“习概”等政治课于未来可能产生的效果。

另外关于“中国对外宣传大布局”，吴国光指出，主要是以海外的中国人及有意到中国做生意的洋人为对象，但随著海外中国人老去，而接受西方教育第二代较不接受，加上中国经济问题增加、财力减少，整体而言效果将会降低。

结语

本次的演讲虽然是“里外前后”，吴国光提出，“里”你我都无法见得、“外”处处都有、“后”大家较为关注，但做学术研究仅能从“前”中得到分析思路。吴国光在演讲中对党代会制度进行梳理，并以此分析二十大及其后可能制度变革。与谈人吴介民则从产业面切入观察与对话，呈现中国二十大后可能的发展及可持续关注点。这些观点，都为身处“新柏林围墙”另一侧的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共体制、领导人及其他相关行动者的思考角度。

（*本文整理自2022年11月22日线上演讲。吴国光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介民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陶逸骏是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理教授，罗琪玟是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生。本场演讲由陶逸骏策划和主持，罗琪玟整理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