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我们无法预言历史，就是因为历史永远有偶然。而且，这种偶然往往会改变世界。 砸了几万亿、倾尽资源想要扭转“卡脖子”的情况，但几年以来，国企没有搞出DeepSeek这样的怪兽，反而是一个“玩票”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弄出来了。 讲了一万遍的道理，就是没有人听：科技创新的活力在于不要总是监管，而是保证市场经济的自由，让企业们去“瞎捣鼓”。 但总是在迷信“指挥棒”，迷信“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当然也有作用，但仅限于发展初期摆脱贫困、追赶别国的科技这类事情。想要真正搞出点“硬货”，就必须得放手让私营企业去搞。 关于中国经济的故事本来是悲观的：进入2025年，当央行和财政部的大放水边际效应递减，当各项经济数据继续冰冷，我们以为，经济还是会继续趴在那儿。 没有人知道解方在哪里。世上再伟大的算命先生，恐怕也算不出，是一个小公司弄出来的算法，直接扭转了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尤其是对科技产业的评估。 尽管我并不觉得DeepSeek能改变所谓国运，之前也在文章中解释过为什么。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低估DeepSeek所带来的剧烈“鲇鱼效应”。 网络图片 事实上，最近一个月股市的强劲反弹并非炒作DeepSeek这个单一产品，而是全球投资者对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路径进行了彻底重估。 DeepSeek作为单一的大语言模型，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充其量只是一个便宜低配版的ChatGpt。但全球投行们所看到的改变，并不是它自身，而是它在中国制造业这个“水池”中游动起来的样子。 中国制造业的确是有优势的，这个优势就在于齐全的产业链、庞大的集群效应。但在DeepSeek之前，它们都只是“一汪死水”，因为它们无法导向未来——万物互联、云计算、人工智能所连接的那个高端制造业未来。 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软件和算法去连接制造业产品，中国就依然只是“世界工厂”；但有了DeepSeek，“世界工厂”才有了自己变成“万物互联中心”的可能性。 DeepSeek，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DeepSeek存在的意义，也戳破了之前国产大语言模型的谎言——根本没有一个真正能用的。 与此同时，阿里巴巴也传来好消息，但不是马云的现身，而是阿里巴巴的财报。在财报当中，投资者们注重的并非它的传统业务利润，而是云计算业务，在未来的想象力。 这个云计算业务有了DeepSeek的加持，本来三倍利润空间可能会变成三十倍。 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在中概股还是港股，阿里巴巴都毫不回头地暴涨。 从未来三年之后回望现在，阿里巴巴当下的股价可能就是当年英伟达起飞之前的那个黄金坑。 以上所有，就是最近中国科技股、港股科技股大涨的内在逻辑。 但问题也潜藏在其中。因为，这仅仅是科技股的大涨，而不是整个股市的大涨，更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彻底好转。 现在距离真正的经济复苏，还差得太远。 网络图片 中国经济复苏亚开行惠誉调升今年预测_大公网 所以全球投资者看好的并非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仅仅只是中国科技产业的未来。那么，中国科技产业能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吗？ 答案是：很难。因为必须要匹配对应的“软实力”。 历史上被科技革命推动发展的国家很多，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没有相应的“软实力”，科技革命也没用。 这一点可以从西班牙的经济史作为一个例证。西班牙一直都是工业革命的受益者，尤其是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加泰罗尼亚地区完整地跟上了工业革命的步伐，导致加泰罗尼亚至今依然是西班牙最富有的地区。 然并卵，西班牙在1950年代之前两三百年，很长时间都是西欧最穷的国家之一。因为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西班牙统治者们只干一件事：他们一边中饱私囊，一边放任政府官员腐朽堕落，这导致西班牙的经济落后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 网络图片 西班牙原本不必这么辛苦，然而从哥伦布时代起，西班牙就开始浪费作为初代全球霸主的国运——因为统治阶层的腐朽和僵化，始终未能在思想意识上引领全世界。 英国为何能成为日不落帝国？工业革命只是器物，关键还是在于英国人的逻辑、理性、法治、权力监督。 在亚当斯密说出“人生而自由”的时候，英国已经领先西班牙了。 在英国走向科学与理性精神的时候，西班牙还沉浸在传统天主教、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包裹下的愚昧之中；在英国实现宪政和权力监督已经两百多年的时候，西班牙到了1970年代才摆脱弗朗哥独裁。 于是，高下立判。 要说发展条件，西班牙哪样比英国弱了？地理大发现是西班牙率先受益的，全球殖民帝国是西班牙先建立的——至今美国的大量领土都是原来西班牙的领地。 但西班牙受制于落后的文化观念和僵化的政治制度，在不断拥有着硬件上优越条件的同时，却在“软件”上持续发展滞后，不仅失去了初代全球霸主的地位，而且成了欧洲落后的国家。 网络图片 所幸从1980年代以后，西班牙整个国家又开始充满活力，经历了一波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奇迹，到了2000年代终于成为欧洲中流的国家。这个阶段的发展，正是自由的社会观念和健康的政治结构，所带来的红利。 每年，西班牙国王都会在新年讲话中这么说：西班牙人需要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法治、自由与社会共识，正是这些，促成了国家的繁荣与持久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关于西班牙的事情？ 因为放在宏观上、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看，我们会发现，必须要给予社会以自由的活力，才能让产业革命的影响真正发挥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作用。 那种“一边管得很严很死、一边还能把经济搞得很好”的想法，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当年占尽天时地利的西班牙，都逐步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繁华。 美国的成功，不在于它拥有一个ChatGPT，而是因为它拥有一片高度自由的土壤，这片土壤能够源源不断地滋生出福特、IBM、苹果、OpenAI…… 相反，苏联虽然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美国较劲了二十年，甚至还在发射卫星方面赢了美国，但僵化的经济体制很快就让它败下阵来。 DeepSeek是一个契机，更是一个启示，那就是，创新必然来源于自由的市场环境，而非统一的指挥；要想让创新持久地发挥出推动经济的作用，就更需要整个社会结构的健康化，不断地深化改革。 也就是说，产业革命的“经济基础”必须和“上层建筑”产生共振，才是持久的发展之道。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上一讲我们谈到了财富沉淀造成的灾害。现在我们来看看财富流失造成的灾害。所谓财富流失，就像电路中有人偷电一样，能量被引到了经济循环之外，造成全电路电压降低，灯光昏暗 — 也就是实际经济水平下降，虽说GDP看上去还不错。这是因为GDP看的是发电机的一边，也就是生产的一边。 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并不是市场经济，仍然是稍微改头换面的计划经济。所谓的计划经济也并不是有计划，而是指令性的市场经济。这个指令不是市场信息的反馈，而是某些长官的想象。例如小粉红们吹嘘的基建狂魔，就是各级土皇帝们的指令，而不是市场信息的反馈。 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上有所好，下比甚焉。上边认定了基建可以增加GDP，指令就一层层的下达，于是很快基建以及原材料就过剩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国内市场已经超额，容不下了，就算楼堂馆所也已经灌满了。怎么办？这时候就轮到狗头军师们出马解决问题了。 之所以叫狗头军师，就因为他们的时间精力都用在揣摩上了，其它的思维基本是弱智水平。所以他们就给出了个弱智的办法，一带一路大撒币。国内需求满了就到国外去发展。人家自己为什么不建设呢？没钱。好办，我们给钱大撒币。这不就解决了基建狂魔的问题了吗？于是特别大的一笔财富就流向了海外，或者说流失到了中国的经济循环之外，相当于身体被抽走了血液。 如果说经济很好习近平感到钱没处花的时候，大撒币还没有伤筋动骨。可现在经济下滑快要崩溃的时候，又给非洲黑兄弟们大撒币三千六百多亿，这就是在作死呢。身体虚弱的时候去献血，这不就是在作死吗？为的就是买回习近平个人的面子，连朋友都算不上。 联合国秘书长还补刀，说什么不解决非洲的债务问题就会动乱，那些独裁者们动乱一下于非洲人民不是更有利吗？让中国人民缩衣节食去养活那帮独裁者，只为了保那个秘书长的官位吗？原来联合国就是独裁者们的俱乐部吗？好像就是如此堕落。 拿这些钱去解决非洲独裁者们的燃眉之急，为什么不可以解决中国的市场不足呢？中国人民的消费一直都被压缩到符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消费不足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的病根。不可以多建一些医院，多建一些养老院，多开支一些福利措施吗？这些也可以消耗一些过剩产能呀。 不能。当然不能。这些惠民措施不是政绩。让老百姓占了便宜，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本质 — 那都是共产党理解的生产要素，或者说螺丝钉。按照马列主义理论，生产要素和机器同类概念，还不如奴隶或者牲口，只是一些冷冰冰的概念。增加螺丝钉的价格不符合原则，维持最低价格是共产党和资本家的共同基本原则。 一些国内的学者还在说什么改革呀开放呀，总想在共产主义专制的圈子里找出路。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压低老百姓的消费，必须和外国资本家合作赚取超额的利润，钱多得没处花了也不能抬高劳动力的价格。可以到国外去大撒币，也可以在中国大学里养活非洲黑学生，就是不能抬高生产要素的价格。这不符合一党专政的核心利益。 所以共产党必须压制国内消费，必然要造成经济困难，也就必然会走向崩溃，这就是规律。老百姓要想翻身做主人并且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就必须推翻共产党的一整套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改革开放永远也不会找到出路。即使对于专制利益集团来说，也没有出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从美国对中国开放了市场和技术转让，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了二十多年。财富快速积累号称世界老二了。怎么最近经济快速下滑了？有人说通货膨胀，物价上升；有人说通货紧缩，消费不足。这是什么鬼，太奇怪了。 这两个说法都对，但是都只说了一部分，不准确。准确的说应该是，财富被浪费了，经济循环被破坏了，累积到现在才暴露出来。这个浪费不仅仅是大撒币支援落后国家以及某些发达国家，还因违背市场规律造成的错误，积累起来的欠债爆发了。 为了容易理解打个比方。经济循环就像电的循环一样，市场的一边是生产也就是发电机；另一边是电器也就是消费，电线就是市场。产品和货币逆向流动，就像电流和电子逆向流动一样，把能量传递到消费的电器一边。 货币和产品等值，经济是平衡的，正常的。货币多于产品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升，消费过热。货币少于产品就是通货紧缩，消费不足，商品滞销。通货紧缩，商品滞销，生产必然也要下降，经济下滑。可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在下滑，而物价却在上涨，通货膨胀。所以让学者们蒙圈了，一派说是通货紧缩了，需要大撒币凯恩斯主义。老百姓感觉到的却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现实和理论产生了矛盾。 产生矛盾的原因是价值的沉淀。正常平衡状态是收支相抵；良性循环状态是一部分消费转为增加投资，循环得到加速也就是经济增长。恶性循环正好相反，一部分价值在循环中间沉淀下来，不再加入循环，于是经济就下滑。一边通货膨胀，一边生产收缩，被解释为滞涨。 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不产生价值的经济活动过量，太多的价值被沉淀下来。中共不按照市场规律控制经济活动，按照政治愿望安排经济。除了向外国大撒币丢失了大量价值不可能回收，而且所谓的基建狂魔和楼堂馆所，烂尾工程，豆腐渣工程，更造成大量价值沉淀，没有回到生产中。 这些的效果加在一起，就是看上去国内生产总值很高，也就是GDP很高，政绩很好看，似乎经济快速发展了。付出去的货币量确实大大增长了，可实际消费的商品却没有同比例增长。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发现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消费不足，通货紧缩，生产也同步收缩。 为什么商品不足反而通货紧缩呢？这里有个生产到消费的时间差的问题。在经济上升时期，商品的预期价格低于流通后的实际价格，销售后构成合理的利润。部分额外利润回到循环中为循环加速，这就是良性循环，经济增长。 当生产停滞或者下滑的时期，生产者付出的货币减少了，流通的货币量减少了。商品的预期价格会高于出售后的价格，也就是利润减少或者是负数。变现为通货紧缩。大量流通中的价值被沉淀，和经济下降产生的效果相同。这就是滞涨的现象。也就是一方面通货膨胀，一方面消费品生产停滞或者下降。类似于电压下降，灯光昏黄。因为能量在市场中被截流了。 所以中国经济冰冻三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类型的控制性市场，非正常地截留了大量的产品，使其丢失于经济循环之外。因而造成了实际上的经济收缩，多年积累下来现在爆发，就是滞涨的结果。 解决的方法首先就是恢复正常的自由市场经济，按照市场规律发展经济，而不能按照主观想象操控经济。然后才可以避免现在的滞涨和经济下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民主和任何社会体系一样，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它的主要内容仍然是经济理论。马克思主张共产主义，并为此仔细研究了自古以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并对正反两方面进行了比较透彻的分析。 这些分析和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矛盾：或者你找出一个不要市场经济的替代品，而且可以即符合人性又能够正常运营；或者你对这个有缺陷的体制修正补充，使其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共产主义运动就在这儿分裂了。 列宁、斯大林等人接过了理想，走上了废除私有财产按计划生产和分配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必要条件就是压制个人愿望和自由，分配极不公平，并且降低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在牺牲了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情况下，得到的却是低效率。这和古代的封建农奴制属于同一个类型。 由于压制人权的需要，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剧。由于低效率的生产，人们逐渐陷入贫困。外部的对比和内部的压力，迫使这个制度宣布它是一种失败的实验。所有实行列宁主义制度的国家，都面临着彻底的改变。这是过去一百年实验的最终结果。 另一些接受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的政党，实行的是对市场经济体系的修正和补充。他们既接受民主的政治体制并融入其中，又对不令人满意的市场制度进行修正和补充，使它更适合人类的生存。毕竟人类上万年来淘汰和筛选出来的经济体制，有其难以替代的特点，不是靠个人的头脑就可以想出一个合理的替代品。 这种修正主义的方法，百年来依靠集体谈判，社会福利等等手段弥补了市场经济体制不符合人性的部分，发挥了它符合人性并且有较高生产效率的特点，在制度竞赛的一百年里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在欧美发达国家里成功地发展了一百多年，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从一百多年前开始，人类社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缺乏人性的，没有民主的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一个是在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下修修补补的市场经济。一个是不断制造灾难的农奴制；一个是人民生活自由富裕的现代化制度。中国需要哪一种制度？对深受几十年苦难的中国人来说，只能选择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民主的市场经济制度。 对市场经济的不合人性的部分修修补补，由谁来主导呢？列宁主义者说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主导。不由自己主导的制度和自己的社会贡献不挂钩，人们也就没有了努力贡献的动力。而民主制度则是由人们自己选择的政府来主导，配合市场经济。你的收入和你的贡献挂钩，你也就有了努力贡献的动力。 所以修修补补的市场经济，不能由一帮号称什么阶级的政党来主导，那他们会首先照顾自己和自己政党的利益。必须由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党，按照选民的利益来选择如何修修补补。所以保障人民利益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是以民选的民主政治体制来保障。这就是一百年来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之处。 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集团，是负责管理国家全面生活的上层。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儿就已经从理论上失败了。民主的修修补补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将来可以选择的最好的社会制度。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谈到自由市场经济，就要谈到小政府大社会了。中国人在公元前的汉朝就意识到了官多扰民的规律。英国人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也意识到官场病的内涵，就是官多制造政府事务，为应付事务就要增加官员数量的恶性循环，给老百姓和社会制造麻烦和负担。因此从孟德斯鸠那一代的先贤们，就以中国古代为理想模型，提出了学习中国古代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 官多了就能管理好社会吗？错。中国古代每一个王朝初年官员都不多，而且国家派遣的官员只派到县官一级。那个时候的管理往往是最好的时候。之后冗员逐渐增加，管理逐渐地混乱无效，而开支却大幅度增加。因此大政府并不代表有效管理。 那么孟德斯鸠们所羡慕的小政府的诀窍是什么呢？就是基层自治。按照国家统一的法令，结合地方或者社团的具体情况，自己管理自己是最经济也最有效的管理模式。美国的民主就起源于地方自治，联合的自治政体就是美国联邦。 既然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都可以建立在地方自治的有效管理之下，为什么还需要一个管到个人和细节的大政府呢？不得不说，这是布尔什维克继承封建农奴制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把人民当作农奴管理的封建模式，是方便建立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专制奴役的模式。 而中国人两千多年来自由惯了，不适合当农奴，对这种管到个人的模式不愿意接受。于是就造成了严重的官民对立，地方土皇帝们不仅要管到人们烧煤取暖，还要管到生几个小孩。为了完成大领导设定的指标，不惜砸烂农民的饭锅炼钢，不惜制造污染完成GDP。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持专制的绝对权威。 为什么古代中国的地方自治管理得很好，外族入主中原也不得不接受中国的模式。为什么美国人的地方自治管理得很好？是中国人低人一等弱智吗？马匹文人们帮助共产党制造的这些谣言，的确麻痹了中国人民的智商。一众愚民真的以为自己是低等种族，不配享受和人家一样的民主了，真的以为有低人一等的什么亚洲价值观了。这些谣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 中国古代的制度进化停滞不前，是因为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模式，还能维持，也因为没有智慧者发明现代民主模式。但在世界已经进化到民主强国的时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也曾经很快地追赶世界潮流。但共产党引进了苏俄式的封建制，打断了中国制度进化的步伐。使中国倒退回了三千年前周朝的封建社会，并且青出于蓝。 所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只是半吊子的进化到了半市场经济，加上专制政治，而且还带有苏俄式的计划经济的尾巴。还不如古代王朝时代的全市场经济加上半专制政治。这就是中国大众喜欢看古装剧，羡慕古人的一个心理倾向吧。 所以中国的民主化不是回复古代的制度，也不是满足于中国共产党的半吊子改革修修补补。而是要在回复传统的地方自治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保障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是要接过上个世纪初建立民主共和的火炬，结束中共专制，再造共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经济学家们评论共产党的计划经济，但都没有批评到点子上。计划经济就没有市场吗？工厂生产出东西还是要到市场上去卖，老百姓消费还是要到市场上去买。计划经济也离不开市场这个中介，计划经济不是没有市场。 那么计划经济是个什么东西呢？它为什么是个僵化的体系呢？这就要从什么是经济，什么是市场说起。 经济是人们生产活动的总称，市场是经济主体交换产品的中介。人们生产和交换是为了什么？为了生活。所以，经济也好，市场也好，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进行的人类活动。 人类是分散复杂的，生产也是灵活随机的生产活动。每一个主体都有它自己的不同于其它的工作计划，不可互相代替。市场则是把这各不相同的计划产生的商品，衡量并连接和交换，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经济的第一要素就是为了人的生活进行的活动，第二要素就是复杂的活动和产品，要经过市场用相对的标准衡量和交换。 计划经济不是没有市场，而是不按照为人们的生活为目标，却按照某个上级制定的指标为目标进行生产。第二个特点就是按照指标而不是按照复杂的实际安排生产：没有市场反聩的信号，只有上级硬性的指标。这就是造成脱离实际，僵化的原因。 计划和指标错了吗？在一个工厂或者农民的生产中，计划和指标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计划，工厂没法生产，没有计划，农民会饿死。指标则是人们衡量和比较生产活动效益的工具，没有这把尺子，人们不知道怎么做是正确的，怎么做会造成损失。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所谓的计划经济首先不是为了人们的生活而生产，它是为了完成某些办公室制定的脱离实际的计划而生产。通俗地说是为了指标而生产。第二就是它的计划不可能包括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只是按照某种想象的标准做出的计划。它不可能是符合实际的计划，和现实中的经济需要必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而所谓中国模式的半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仍然还是指标性的计划经济。各级政府控制着私营和公营的企业，不是按照市场反馈，而是按照上级定下的指标指导生产。虽然为帮助西方资本赚取额外的利润，受到西方政府的输血看上去发展不错，但中国本身的国内市场没有正常的发展，一旦停止输血，被打回到缓慢发展那就是必然现象。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它反过来要求和保护真实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所谓的半市场经济，实际仍然是指标性的计划经济。民主政治必须把经济指标当作衡量的标准，而不是当作指导生产的目标。经济活动的目的永远只能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某些机构制定的指标。 民主政治所保障的市场经济，必须是在合法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能是为了满足上级制定的指标，或者数字游戏。民主国家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给所有的经济实体以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这样的真正的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正常的发展，才能保证人们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经济只能由所有经济实体自主的，灵活的反映来保证最好的效益。彻底排除指标性的计划经济，中国的发展才能走上正轨。而不是富了国内外的资本家，穷了中国的老百姓。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之前一直以为上海是一座市场经济城市，浦东更是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建设引领区，那必定是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嘛。 抱歉抱歉，误会了，怪我想当然啦。 一座能禁止网约车到机场接人的城市，跟市场经济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一座下了飞机打不到网约车的机场，叫国际机场也还是有点违和的。 网络图片 根据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的规定，从现在起，上海浦东机场禁止一切网约车揽客了。 是啊，早该管管了！ 人还没出门呢就提前把接机的车子约好了，你还怎么排队感受国际大都市的热情？不像话…… 再说了，如果都去开网约车，连个份子钱都不交，那还怎么帮领导分忧解难？伐来塞呃…… 还有啊，原本可以让家人朋友开车60公里来浦东机场接机的，多么难得的感情陪伴，陌生的网约车司机给得了吗？不懂事…… 所以说啊，禁止网约车去浦东机场，实在是领导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温情脉脉的决定。我给大家盘一盘这么做的理由与好处。 第一，从宏观层面来看，上海这一做法能够向各种市场主体展现有关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坚强领导，让企业特别有安全感，有主心骨。 你想啊，按照这个逻辑，凡是经济活跃订单多的领域，有关部门都能把看得见的大手伸过去呵护发展，都能公平公正地主导国资和民资的利益分配，避免了大家在自由市场中残酷厮杀。在这样的地方投资，多么安心，多么省心。 网络图片 第二，站在网约车司机的立场上，上海的规定也帮师傅们减轻了很多负担。 众所周知，上海浦东机场离市区鬼死远，动辄50公里以上，虽然跑一趟挣的钱比较多，但往返一百多公里多辛苦啊，单程一个多小时想撒泡尿都难。而且去机场的高速开得快，对师傅们也不安全。 现在好了，浦东机场的订单一刀切禁止了，网约车师傅们可以聚集在市区跑更多短途单，原本只能听到一次到账100元的声音，现在可以听到5次到账15元的快乐，心情都好了5倍。 什么？你说抢单的师傅多了接不到5个短途单？那不正好么！可以早点放假回去过年陪老人孩子，领导早都帮大家想好了，就怕师傅们沉迷赚钱不肯陪伴家人，不利于社会和谐。 第三，站在市民的角度来看，禁止了网约车去机场接人，可以让城市道路更加热闹，年味儿更足。 很简单的道理，不让网约车去机场，一定会有更多旅客选择用私家车接送亲友，不让顺风车在机场接单，原本可以坐2到3位旅客的一辆车，现在需要2到3辆车来接送。这样一来，上海的道路交通不就更加热闹了么？ 网络图片 通知特别强调春运期间要严厉禁止，大概就是考虑到过年期间很多车离开上海回乡下，怕路上车子太少太寂寞吧。 什么？你说还可以坐地铁？是啊，领导们肯定想好了，没有网约车，出租车排队长，还可以坐地铁坐机场大巴嘛。 我也觉得是，原本选择网约车的这些旅客，肯定是因为不知道浦东机场有地铁，现在政府帮忙做了决定，还能省钱呢。 网络图片 第四，呃，我一时想不到更多啦，总之太好了！除了领导们辛苦一点，其他各方都很满意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当下为什么许多民营企业感觉很难？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经历了疫情的影响、国际关系的不确定，以及国内外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我们看到，国内各行各业内卷、产能过剩之下，民营企业在积极地布局海外投资，将产业链向外延展。同时，受内循环、外循环“两套皮”的影响，内销和外贸的隔阂依然存在。 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勇于创新，研发投入、人员、项目、专利都在持续增加，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创新投入国家。但是，企业创新的预期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专利、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仍有待提高。 我们也看到，在支持民营经济、提振民营企业信心上，政府、各级部门在今年相继出台了“31条”、“25条”。同时，一些制度性的壁垒仍然存在。 对于民营企业当前的困境、创新、出路、制度缺口、外资撤离等问题，近日，四位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黄奇帆，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一同参与了由澎湃新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以及文汇报文汇讲堂联合举办“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创新 ”研讨会，进行了深度的探讨。 《财经十一人》根据四位经济学家的演讲、对话，以及专访内容，梳理出了十个当下市场、企业、资本最为关心的话题： 1.当下为什么许多民营企业感觉很难？ 2.“内卷”、产能过剩为什么会在各行各业发生？ 3.民营企业要怎么去适应这个阶段的变化？ 4.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困境是什么？ 5.政府怎样让企业有一个切实的安全和信心？ 6.当前如何消解民营企业出身问题带来的不公平？ 7.现在还需要按照所有制出身对企业分门别类吗？ 8.政府和企业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9.对于创新的正确理解，政府、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 10.怎么看待外资撤离中国大陆？ 当下为什么许多民营企业感觉很难？ 黄奇帆：实际上是所有的企业，不管你是民营还是国有，包括外资，在中国的企业普遍都会比较困难。这种困难其实有的时候和制度无关，是大家普遍遇到的困难。不要把这一类的困难，变成政府对民营企业歧视产生的困难。 张军：我觉得从2015年到现在，七八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不断显现过去高增长时期留下来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说是结构性问题。换句话说，还是要还前面欠的债。 中央在2015年的时候就意识到，要让经济消化前期的那些东西（问题），中国经济接下来不可能U型、V型反弹，只可能是L型。而且L型是个阶段，不是一两年就可以过去的。因为中央有这个判断，所以它在经济宏观管理上，就逐步地在减弱经济刺激的力度，而转向供给侧的改革，整个经济放缓的趋势就形成了。 过去五年，我们实际上是处在一个不适应综合症（的阶段），民营企业是最不适应的。所以现在走到哪里，大家都觉得很难。 刘世锦：中国经济最近两年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触底期。很多企业经营状况不像以前，生意没有那么好做，需求在萎缩，日子比较难过，其实就是个转型的问题。另外有些过去搞的劳动力密集型，现在可能要搞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就是这方面储备都不够，整个企业的经营难度是在增加的。 “内卷”、产能过剩 为什么会在各行各业发生？ 黄奇帆：中央二十大报告里讲到一个问题，中国已经进入了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是，中国的外循环一套管理和内循环一套管理是两张皮，出去和进来的制度规则不协调，使得中国的企业做外的做不了内，做内的做不来外，这个本身就丧失了很多产能。这个方面如果不把它打破，那么我们做内销的传统贸易的和做外销的，会出现同线、不同质、不同标。 下一阶段不管搞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总之一定要在内外贸易一体化上下功夫，进行制度性的改革。 张军：这些年我们经济发展的体制导致任何一个行业，它只要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只要一开放，就会迅速形成过度的进入、过度的投资和过度的产能，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说内卷。 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大量的市场被保护起来，没有向外部开放。比如说现代服务业，这当中有相当的领域实际上是没有开放的。 民营企业要怎么去适应这个阶段的变化？ 张军：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全球的眼光。中国发展到今天，需要有一个更全球化的投资布局，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已经上了规模的，在某些领域当中已经有巨大的竞争力的企业，它需要考虑向海外有更多产能的转移。 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东、中东欧、东南亚、拉美，很多企业已经到那边去布局。浙江有很多老板就是把自己的厂都搬到东南亚去，再出口到美国。中国向墨西哥的投资，向越南的投资，甚至于向印度的投资，现在都在大幅度增加。二十年以后能够活得很好的企业，一定是这些国际化的企业。 企业走出去，不要把它理解为是“润”，我觉得是好事情。中国在这个时候需要把产能大量地布局到海外，这样才能让那些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留在国内。否则的话大家就都拥堵在中国的市场上了。 大国经济的特征，能产生多少跨国公司，这也是很重要的经济发展的表现。将来中国必须要从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逐步地通过海外直接投资，转变成一个进口导向的经济。（这样）你内部的市场才能起来，你的人民币才能变成国际货币。 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困境是什么？ 史晋川：第一，民营企业产权保护方面制度的缺位跟越位是并存的。对行政权力我们缺乏制度性的约束，而我们政府经常以政代法，这方面是存在制度性的越位、认知偏差。 第二，民营企业在近年的发展过程中，制度性的壁垒事实上是存在的。我这里列了三个方面：1、部分产业领域的准入，实际上是明准实禁的，说是准入，但实际上你是进不去的；2、有些准入的办理方面，说起来是备案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受理很久也不一定通得过；3、招投标的范围是明广实窄的。多数跨区准入制度性的分割存在着新旧叠加的问题。本地优先、封闭运作、监管差异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存在的。 第三，混合制所有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穿插，这样的一种制度穿插实际上在很多领域是有名无实的，很难真正的落地。 第四，我们政策的出台、设计、落地、执行，都存在着相应的问题。政府没有很好地去理解和应对所谓民营企业的新技术、新模式与旧体制的冲突问题。 政府怎样让企业有一个切实的安全和信心？ 黄奇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现在出台的二十几条、三十几条跟过去十年每一个版本都差不多，是好事情，说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始终是不变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要帮民营企业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它现在债务率很高，坏账率很高，融资难、融资贵或者其他各种具体问题碰上的时候，真正的帮企业解决具体的困难，使这些企业在困难中发展起来。 刘世锦：在理论上和一些具体措施上应该双管齐下。我觉得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做一些探索，第一点还是要明确不论是国企、民企甚至外资企业，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这是一视同仁的基础。 第二点，各类企业都应该强调要发扬企业家的才能和精神，因为这个东西处在一个主导地位，这样的话企业才会有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 第三点，我觉得对资本属性，包括资本里面所有制的属性，或者它的地位作用，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定位。 第四点，不论国企、民企，实际上背后的股权结构将来是多元化、相互融合，这是大势所趋，这个趋势还是要推动的。 最后一点，我们能不能打破一些潜规则。像现在项目招标，包括一些行业的进入，一些涉及安全的领域，事实上民营企业进不来。这方面能不能采取一些透明度比较高的政策，让大家感觉到政府采取的措施确实是给民营企业一个公平的权利。 当前如何消解民营企业出身问题带来的不公平？ 黄奇帆：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积累的惯性，有时候对民营企业遇上问题的时候有各种歧视或者不同的国民待遇等等。也正因为这样，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准入前国民待遇，各种知识产权或者劳动权利，各方面的平等保护这些事，不管是自由贸易的事还是我们国内营商环境的要求，对所有企业要一视同仁的。 刘世锦：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方面，应该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改变行业准入，项目招标，资金获取，国家安全等方面国企、民企不平等的潜规则。 以此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相关行政监察社会监督法律诉讼等制度，允许和鼓励平台企业特别是大型科技骨干企业，大胆投资积极创新，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实现常态化，负面清单为主的管理。 史晋川：我们要改善民营企业的立法环境，我是主张在宪法上要淡化那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成分的表述的差异性。要营造民营企业发展的舆论环境，我觉得应该让他们（民营企业家）发声，他们的发声也是民营企业发展舆论环境的一个必要和有益的组成部分。 现在还需要按照所有制出身对企业分门别类吗？ 刘世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不同所有制资本股权多元化和相互融合成为常态，比如大型央企境外上市，有大量的海外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而民营企业的股东中也不乏直接或间接的国有股东。现在我们要找到纯粹的国企或者民企越来越困难。那么按照所有制出身划定企业性质和类别（的做法）就越来越远离企业和市场的实际。 我们建议不再区分国企、民企，而是按照企业的规模、技术、就业等特点进行分类，并出台相应政策，同时对投资者按照所有制分类，企业就不要分类了。 史晋川：为什么有那么多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温州模式，这些看起来都不是公有制，它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我们要淡化公有、非公有，我们去看所有制，只要看一条，你这个所有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 张军：大多数的行业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国营。大家都放到市场上公平竞争，理论上说只要大家可以做到公平竞争，无所谓谁是所有者。我觉得在中国的场景当中，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的问题，其实就是国有企业没有市场化。只要市场化了，它就要在市场上生存，国家不需要像对待公益事业那样去对待它。我觉得对国有企业，我们真的要跳出现有的认识。它就是一个企业，只不过是有政府的投资。 政府和企业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刘世锦：前一段时间的讨论，对企业投资设立红绿灯的问题。红绿灯是前段时间引导、规范资本行为的通俗说法，其实设红灯的典型办法就是设置负面清单，就是什么事情不能做，底线在哪里，你都讲清楚。那么设绿灯到底怎么设，我们说一定要设的话，它也是提出大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要防止回到政府让干什么才能干什么的老路。 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问题上，通常政府并不比企业更聪明，更了解市场情况，也不会承担决策失误。这些年并不少见的情况是政府倡导的（行业），企业往往是一哄而上，资源错配，产能严重过剩。更要紧的是，创新是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你想咱们有关部门批准一个以前都没做过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它的要求也过高，实际上他批了可能也不一定要负责任。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批，实际上创新的大门也就关上了。所以还是要摆正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可以剔除负面清单，也可以对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走势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此前提下，把选择权还是交给企业和市场，这样的话才能推动创新和增长潜能的充分发挥。 对于创新的正确理解政府、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 黄奇帆：我们的确技术创新有进步，现在我们国家GDP中的研发投入去年已经到了2.7%，差不多有3万多亿，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创新投入国家。但是我们的缺点在，科研成果怎么转变为生产力。我们有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创新发明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每年有上万人获奖，10年下来这上万人有多少变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好像没有。 我们国家现在对转化的知识产权没有明确，没有法规，我帮你转化我能拿到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讲转化率低，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短板，独角兽各方面也跟着少了。 史晋川：民营企业的创新，有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也有体制创新，我们要梳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特别是要处理好商业模式创新跟体制创新的关系。 比方说移动支付，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原来政府对金融领域的管制，进到金融领域去了。企业利用最新的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技术来做商业模式创新的时候，是很容易会触碰到这个领域原来的体制、机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去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那是非常重要的。 张军：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产业，它的技术需要长期的、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比如说医药行业，像辉瑞、诺华等等，它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都是几百亿美金每年，这个我们不可能做得到。 第一，你要有足够的盈利能力来支撑，这意味着你的研发专利要能够受到特别好的保护，你才有可能在若干年里去垄断这个市场，从而你的盈利足够大，才可能支撑你未来在这个领域当中持续的投入。 另外，这类的创新它需要“耐心资本”。中国国有的资本是最不耐心的，它不可能去支持这一类的，还得靠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才有可能真正的成为耐心资本，它积累的资本可以看到三代、四代。 怎么看待外资撤离中国大陆？ 张军：已经在中国深耕十年、二十年、更长时间的这些外资，总体上没有大量的撤出，相反他们还在增加对中国的投资。由于国内的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成了外资企业在华的竞争对手，有一些（外资）在战略上就要考虑离开中国，寻找新的目的地。他们离开的时候，碰巧是中国经济疫情三年遭遇了寒冬，所以可能加快了他们的决策。 即便我们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最好的时候，外资的份额也不超过10%，相对比例还是很低的。外资它有一种技术扩散的重要性，它的技术比国内的先进，它跟中国企业合资合作以后，对中国企业的成长是有帮助，但这个阶段总体上也过去了。 但是中国需要外资吗？我认为需要。我觉得在吸引外资上面，要把重心放到生产性服务业。中国制造业现在需要往外走，但是在高端的现代服务业中，是需要引进来，比如说医疗、养老这些产业，发达国家积累的比我们长，在这些领域当中有很好的管理经验，有很好的模式，这些东西我们要有经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
编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十大），被称为习近平终身担任中国领导人的加冕典礼，是中国权力剧场的一个关键事件。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别邀请史丹佛大学吴国光教授剖析二十大。他将制度置于历史中，从三个层次进行解析：梳理中共党代会职能及运作的历史与制度，二十大的特殊意义，二十大对中国下一步制度变迁的涵义。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具有三大职能：确定党纲、修改或制定党章、决定中共最高领导层。然而，这三大职能实际上仅为形式，首先，中共向来是“不守自己规矩的党”，自毛时期起至今，党纲或党章从未在下一次党代会召开前贯彻始终，其约束性很小，而且修改与否并无实质影响。再者，无论党纲或党章都是在任领导人操控下的产物。由此看来，领导人的产生及权力再分配，似乎才是党代会核心。吴国光在《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运作》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2018，中文大学出版社）。 党代会是自我授权的橡皮图章 众所皆知，党代会也无法决定权力再分配，只是为高层在会前决定好的方案背书。更具体地说，中共是以拿在手里的图章“自己给自己盖印”。就此而言，党代会一如吴国光著作中所称的“权力的剧场”。 权力再分配方案如何产生？吴国光直言，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宣称为“人民的政党”，权力再分配都是在极小的暗室中决定，绝大多数的党代会代表如同你我，都无从确知内容，更遑论参与分配。那么，当权者何以让数千人之党代会乖乖接受其权力再分配方案？此即《权力的剧场》一书中所特别强调的，以“制度操控”创造的正当性幻象。 中共操控制度的历史可以分成五个阶段。阶段一：1921年的一大至1928年的六大，此时期党章、党纲及领导人，都来自苏联共产国际，因此没有所谓的操控。 阶段二：1935年毛泽东掌权至1977年华国锋召开的十一大。此时期毛泽东发展出一套“操控技术”，使党代会代表接受“由在任领导人制定且既定权力分配方案”，而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权力继承者华国锋在1977年仍依此召开十一大。操控技术，稍后论及二十大时将会提及。 阶段三：1982年的十二大及1987年的十三大。1980年代毛泽东后的变革时期，党魁胡耀邦及赵紫阳曾经想推进党代会代表的自主性，进行“有限的竞争性选举”，或中国所称的“差额选举”。 注更多因此这两次党代会都出现了“虽高层既定权力分配方案总体被接受、然而却有个别人选被否决”的意外。此阶段党代会代表的政治自主性及自主意识确实提高，先前所制定的政治改革措施，可说是提供了党代会代表表达政治自主的机会。 阶段四：1992年的十四大至2012年的十八大。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后，党代会名义上并未取消差额选举，却一步步发展并完善反制措施，得以确保“将进入下届中央政治局及以上层级的人选”当选中央委员。换言之，原先“候选人数大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制度”不再具有实质意义。 阶段五：2017年的十九大至今。 二十大的特殊之处 《权力的剧场》的英文版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一书于2014年底完稿，内容涵盖一大至十八大，而中译本出版前，出版社希望能补充分析十九大，因此吴国光于2017年底完成增订版的文稿。吴国光当时即认为，中共十九大可能开启中共制度操控的“第五阶段”，随著2022年10月16日召开的二十大落幕，吴国光认为支持了此观点。简言之，这个新阶段回到阶段二的情况。何以如此？吴国光以中共二十大的三个关键问题来说明。 第二，习近平能否如其所愿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吴国光指出，十九大有15名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至少有10位可确定为习近平亲信，另5人中，有2人马屁拍得最响，包括曾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将个人崇拜推至新高度的李鸿忠、陈全国。而当时政治局常委会中李克强和汪洋二人和习素无渊源，若再加入仅短暂于上海和习有共事关系的韩正，以及另外拉入的赵乐际及王沪宁，整体而言常委会并不合习意。 因此十九大既已大致掌控中央政治局人事，二十大的目标必然是政治局常委。只是众人都低估了习近平操控二十大人事的能力，并未预期他会逼退李克强和汪洋二人，并组成当前的常委班子，其中亦包括总理人选。自毛泽东晚年起，接班问题都是历届党代会最重要的议题。1990年代起，更进一步实现接班部分制度化。那么，习近平是否会进行接班安排？吴国光认为，习不仅要做第三任期，更要做到死。既然如此，可见的未来不会将接班问题提至常委中。 第三，习近平如何达成人事掌控？总体而言，习近平已经在二十大达成人事掌控。他是如何做到的？除了以反腐等为手段进行政治清洗，并且掌握枪杆子、刀把子外，习时期“靠共产党起家”的高层政治菁英，对党体制的依赖，使他们消极上不敢以下犯上，积极上造反的成本过高，皆为重要因素。对照之下，毛时期共产党靠许多政治菁英起家，因此可各据山头。 此外，第四历史时期对第三历史时期有限民主改革的“反攻倒算”（倒退、走回头路的意思），使军队事务集中于党最高领导人，再加上中共体制依靠“暴力”掌握游戏规则的本质，都为习近平奠定二十大权力再分配的制度基础。简单来说，毛时期是“暴力+大脑”，邓时期是“暴力+肠胃”，习时期则是“暴力+暴力”（也就是不断升级的暴力控制）。 被阉割的市场经济 吴国光认为，二十大后将开启经济改革的倒退。习近平除延续第四历史时期对第三阶段政治改革倒退之外，第四阶段的“经济改革”也会走倒退路，例如，采取“被阉割了灵魂”的市场经济，但仍不会全盘走回计划经济。为何如此判断？因为第四阶段对第三阶段的“反攻倒算”，并未取消名义上的政治改革措施，而是做实质阉割。因此，市场的灵魂为依法制进行经济之“自由竞争”。“被阉割”意指二十大后一段时间内，中共将采取“国家化”、“计画化”市场，经济决策能力将被上收、经济法制能力将被掏空，形成“大鸟笼制”，也就是陈云所提的“鸟笼制”：不能不让鸟儿飞，但也不能放出去飞，而是要有个范围（鸟笼）让鸟儿飞。 至于对外关系方面，将如何变化？中共会将姿态放软吗？会采取两手策略吗？吴国光判断，中共并不乐意和国际脱钩，而是希望在自身主导权下，保留和国际间的来往。以前几年中美经济脱钩情况看来，习近平一方面希望从过往掌握美中经济的中共政治菁英手中拿回权力；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借由脱钩，威胁美国分散之资本，使美国资本进一步威胁美国政权，最终掌握美中经济主动权。从二十大结束至今，已可见到中国向美国资本伸出橄榄枝，试图影响美国资本进而影响美国政权，这种“两手策略”一向为中共所惯用。 吴介民提醒，中国当然不愿意切断和国际联系，而为了确保获取半导体技术等技术更需与发达国家维持经贸关系，但美国已注意到这一点，并采取围堵措施。因此，他同意吴国光所说的，中共一向借由影响美国矽谷及华尔街资本，进而影响美国政治的手法，但美国未来对中国高科技抵制将执行至何种程度仍需密切注意，因此认为美中对抗战线仍悬而未决，。吴介民也指出，若是美国“铁了心”持续执行抵制中国高科技，对中国未来总体国力将极为不利。 中国不愿切断与全球经济关系 应如何理解二十大后看到习近平强调对外开放、西方合作？吴国光指出，仍要记得“他手里拿著刀子”，中国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一面向你微笑、一面将刀子捅进你的心脏”，生活于美国或民主国家者必须特别注意。他也补充道，二十大人事安排中可见习近平对科技的重视，例如，至少有4至5名纯粹“军工帮”背景者进入政治局。此虽体现习近平重视军工管理经验，但军工国防发展并不讲究成本，而科技发展讲求创意，因此“新型举国体制”或“军工举国体制”恐仍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引入华裔科学家可能在3至5年内不会改变，但长期而言，在技术持续进步下，中国和世界的科技发展距离将扩大。 对于吴国光的“二十大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束”论点，吴介民表示同意并补充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有“内外环境的搭配”，除了对内放权（无论水平或垂直之放权），对外搭上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开放其国内消费品市场，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基础。然而，习时代在资本过度积累下，采取与西方模式渐进改革相反的路径，反而采取更集中国家资本、大规模推动“中国制造2025”及“一带一路”等政策，试图以更大力道推动发展主义式国家政策。 对此，吴国光提醒，即便由外部看来是党国资本主义，仍应注意党、国之间的张力，而党国与资本主义间的张力更大，这也是习近平特别关注之处，从中国官方严词批判逆全球化现象，可窥知一二。至于随著中国经济体量渐增、挑战美国霸权动机增强，吴国光认为中国已公开在第三世界国家及美国盟国范围中发展其“全球化”，因此被批评于非洲等地推行殖民主义。吴介民补充认为，中国试图借此重新划定世界势力范围的界线，并以“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国本土之外”的“扩大版自力更生”，来描绘中国目前的经济总战略。 ▍听众提问 后疫情之开放困境？ 清华大学社会所陶逸骏提到，COVID-19疫情下中国除发展出诸如核酸疫苗等疫情经济之外，更扩大许多和体制存在依附关系之群体，加上难以放开的困境，中国未来将如何运转？吴国光首先回应，无法忽略疫情运作背后可能存在安全及社会控制等考量，若确实如此，那么猜测控制体制完备即为放开之时。其次，习近平采取“底线思维”，意即以最差情况为准备，在此基础上“能多得即多得”，包括安全在内为其底线，“关键技术要攥在自己手里”等则为体现，从这个面向更能理解习近平的行事方式。 对于陶逸骏提出中共似乎不容易再以两手策略回应包括台资或外资的情况，吴介民说明，过去采取一定开放程度的“寻租模式”，然而目前中国整体发展前景不佳，“租金链”已经重组。若以习近平上台后广东要求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补缴社保、公积金等作为来看，原有租金链的分配机制已不再适用，此部分仍应密切观察。吴介民在回应线上提问时补充说明，在劳力密集产业上，中国技术已有所发展，因而限缩了传产台商的发展空间，身为台湾人的“身分资本”也已大江东去，近年中国对台商的需求著重于半导体产业上，希望借此提供短期优厚诱饵，吸引更多技术及人才。 吴国光则点出，目前仍有看好中国前景，以及因为进入中国的竞争者减少，因此选择进入中国的“冒险家”群体。然而，若从日本于国际间因为天安门事件制裁中国时趁势进入中国市场的结果来看，整体而言，日本并未因此获利或改善中日关系。吴介民对于逆向操作、大赚机会财的情形也有类似观察，至于未来该怎么办？他建议台资应谨慎思考出路。 习家军的限制与危机？ 线上参与者提问习家军掌权后可能的危机是什么？吴国光指出，习家军已将胡江人马赶尽杀绝或边缘化，并且全面掌握高层领导权，然而“壮大的队伍就会继续分化”，是习家军下一步可能的发展。其中包括彭丽媛、陈希、蔡奇等人都有明显影响力，若李强入主后，亦可能于国务院再组建一批队伍。吴国光认为，此一分化可能是习近平所乐见的，因为各自和习有联系渠道，就可于内部进行相互监控。未来五年可预期干部年轻化、各派系迅速崛起，到了习近平第四或第五任期后，权力再分配的竞争将会更明显。 习近平之意识形态工作？ 阳明交大戴瑜慧提问习近平如何看待并执行意识形态工作？吴国光认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体系正持续退化，因此习近平所讲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仅是透过放大资本主义弊端，以维护共产党于中国的合法性。然而，包括香港在内，中国近年各大学及以下各级学校学生开始学习“习概”，即习近平思想概论，长期而言前景令人担忧。陶逸骏以过去在和中国师生交往经验中发现学生熟稔运用“毛概”话语等情况补充说明，确实不能低估学习“习概”等政治课于未来可能产生的效果。 另外关于“中国对外宣传大布局”，吴国光指出，主要是以海外的中国人及有意到中国做生意的洋人为对象，但随著海外中国人老去，而接受西方教育第二代较不接受，加上中国经济问题增加、财力减少，整体而言效果将会降低。 结语 本次的演讲虽然是“里外前后”，吴国光提出，“里”你我都无法见得、“外”处处都有、“后”大家较为关注，但做学术研究仅能从“前”中得到分析思路。吴国光在演讲中对党代会制度进行梳理，并以此分析二十大及其后可能制度变革。与谈人吴介民则从产业面切入观察与对话，呈现中国二十大后可能的发展及可持续关注点。这些观点，都为身处“新柏林围墙”另一侧的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共体制、领导人及其他相关行动者的思考角度。 （*本文整理自2022年11月22日线上演讲。吴国光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介民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陶逸骏是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理教授，罗琪玟是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生。本场演讲由陶逸骏策划和主持，罗琪玟整理演讲稿。）
上周日，中共中央发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书，引起市场紧张。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计划经济回归的信号，将势必导致人为灾难。但也有分析认为，这类意见书是习近平主导下，“刷存在感”的无用文件。究竟这个“统一大市场”，会给中国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 “统一大市场”意见发布 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下简称《意见》）。 《意见》要求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意见》提到的所谓五个“统一”，包括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以及一个“打破” ，以此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市场干预行为。 虽然中共官方的宣传文章写道，这是“又一利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磅意见”，不过周一市场的反应却是相反。截至11日股市收盘，沪指下跌2.61%，深证成指下跌3.67%，创业板指下跌4.2%、盘中更跌至2020年7月以来新低。 中国独立学者荣剑在推特上评论指出，股市大跌反映的是在现行政策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脚投票”。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也评论问，市场经济是法治保障、公平竞争的自由经济，所谓“统一”大市场，“统一”什么？谁来统一？怎么统一？蔡霞表示，这份文件“从头到尾充满强权意志话语。看看他们对孙大午企业的公然抢劫，他们对孙大午的公开迫害，就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计划经济”的挂羊头卖狗肉 一些中国经济的观察人士则认为，这份《意见》显示中国又要走回计划经济的老路。 “《意见》表面上说要打通障碍，让市场形成一体，但(《意见》)里面的概念我觉得跟计划经济还是一样的。 ”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经济学者秦鹏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观察到，《意见》中多次强调利用大数据、科技、人工智能的作用，“计划经济的概念就是假设生产和消费之间有一只万能的手、超级智慧的大脑，帮着去协调这件事，但后来证明失败了。现在看起来因为人工智能、 大数据发展，这些人觉得自己又有这个本事(去控制市场)了。 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谁去协调这个东西？人是有缺陷的，特别在中共体制下，人的缺陷会被放大，还会加入太多政治因素，最后统一大市场就会成为笑话。” 主持财经频道的自媒体人“财经冷眼”说，中国政府所谓的统一大市场就是要在全国实施无差别的计划经济，一切准则由“中央说了算”。“人流、物流、资金，全部是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市场价格、商品供给、配给渠道都要垄断，这才是统一大市场的真正目的。” “财经冷眼”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上海的教训: 市场失灵导致商品短缺 “财经冷眼”提到，六十年前，中共的“统一市场”计划导致了大饥荒的发生；他担忧，此次的统一市场将导致更大的人为灾难：商品短缺、民营企业失去生存空间。 “ 历来政府就算再强大，你不可能满足每个市场主体的需求，政府统一配给，没有市场价格的信号，价格就失灵了， 最后导致市场的供应肯定是短缺。”他以目前上海的情况为例，“平时大家买什么东西，物流畅通，现在把大家封起来，政府统一配给，结果配给的东西不够大家用，市场就失灵了。可以理解(上海的状况)就是大统一市场，所有的物资、渠道都是政府审批、搞成短缺、大家饿肚子。所以政府不是万能的，中国政府再强大也取代不了市场，你不能逆天而行。” 中国欧盟商会4月11日表示，已致函中国国务院和副总理胡春华，说明中国对新冠疫情的控制措施如何扰乱欧洲公司在华运营，更导致物流及生产陷入半瘫痪状态。 秦鹏说，利用大数据、利用中央控制的“统一大市场”理论，表面看起来有价值，但实际非常脆弱。以疫情发生为例，当局的分配机制一定是先照顾国企、相关单位，“我们看到，今天在上海蔬菜的短缺，政府也在去协调数据、协调大统一市场，协调谁缺什么、怎么分配。可是你发现，这个东西是靠不住的。当这些事发生，大数据肯定是报废的，你不知道哪天一个政治脑袋进来就把整个事砸烂了。 ” 中央广发《意见》 刷存在感? “全国统一大市场”，最早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于去年12月17日提出的。当时，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3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习近平称，中国迫切需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他并要求提高政府监管效能。 旅居美国的资深财经媒体人王剑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外界对这份《意见》不必紧张，这是习近平“刷存在感”的一份价值不高的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出过很多这样的文件，这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喜欢搞的权谋，把有行政权的国务院压着，一起来发文件来刷存在感。完全没有配套政策原则，这显然不是在办事，这是宣示他的权力，深怕别人不知道，想表示虽然国务院有行政权， 但我有领导权 ，我比他大，宣示一下这件事情我是能够说话、我来定、你们得听我的，就这个意思。” 王剑提到，若真要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就应该有相关配套，具体列出政府职能、行业规范等各种细节办法，“不出规范，却光出这种《意见》没有意义。”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