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四名廳官接連被查處 傳原市長程用文自殺
2026 年 6 月 24 日
各级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其最重要的职权功能之一是立法。立法修法，尤其是宪法的修订，来不得半点马虎。 那么，习近平何以能如此顺利地流氓修宪，玩弄全国人大——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于股掌之间？说到底，这是中共党”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必然。让我们对此做些简要的回顾与分析： 中共完全控制的“橡皮图章” 1949年前中共党的绝大部分党员来自乡村贫苦农民、城市流氓无产者与产业工人和小知识分子。作为列宁主义类型的党，毛泽东与中共党深知，只有把列宁的“思想”——俄国人生涩难懂的抽象话语——转换成连中国底层民众都听得懂的话，才能成功地动员他们加入中共闹革命。于是诸如“打土豪、分田地”，“打江山、坐江山”之类的说法，就是中共最广为人知的鼓动口号。所谓“打江山”，就是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权力，用毛泽东的话说，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坐江山“，就是中共党掌控国家权力。毛泽东从带着队伍上井冈山起，就琢磨着夺取国家政权。 1931年中共在井冈山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既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前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就是井冈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模版；中共党的国家理论源头，就是列宁的“坚持党领导国家”的思想， 这成了中共党理所当然地高踞于国家之上的”政治正确“盾牌。经过28年的暴力杀戳，中共夺得国家政权，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从一开始就依附于中共党而存在，全国人大从来没有获得过宪法所阐明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媒体人黄钟先生曾经指出：1949——1959年是中共党形成党在法之上体制的关键十年。中共党在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司法、军队、外交、情报等机关建立中共党的组织体系，从立法、行政、司法到人事任免都由中共党掌控，中共党还明确了在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上，中央政府必须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的规定。这样，全国人大不可避免地沦为中共手里的“橡皮图章”，需要时拿出来用，不需要时搁置一边。全国人大的所有职能都在中共党控制范围之内，全国人大自身的存在与延续，都取决于中共党的政治需要。 也正因为此，毛泽东是中国最高权力的真正掌控者。毛泽东建政后在全国发动各类运动，包括参加韩战，都只在中共党内讨论决定，根本不需要（1949年10月——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全国人大（1954年9月以后）常委会审议批准；三年大饥荒全国至少饿死4000多万人，全国人大没有追究毛泽东和中共党的罪责；1964年中共党主席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意见分歧矛盾激化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能把你打倒。果然，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拿着宪法也保护不了自己，最终刘少奇于1969年11月惨死于河南。 从宪法权威角度说，无论是宣布战争状态、追究执政党和中共政府重大责任、罢免国家主席等，都属于全国人大的核心权力，也只有全国人大经过法定程序才能做出决定。但是，以暴力革命起家的毛泽东和中共建立起政治统治后，就不在乎曾经给民众的民主承诺了。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为了摆脱自身的一系列困境，以“继续革命”的神圣口号，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惜摧毁已经建立的国家权力体制和政治秩序，全国人大在民粹运动狂暴冲击下，长达9年多处于瘫痪状态。直到毛泽东去世，中共党中止文革，全国人大才得以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中共党与人大关系的动态变化 汲取毛泽东与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率先破除“两个凡是”；安徽农民冒死试验家庭承包责任田；中共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搞民主法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这使中国有了新的希望。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0年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出过一些新的气象，客观上给人大自身改革注入了动力，人大滋生出新的活力。 这主要在三个方面：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的人事任免、人大对政府的监督。然而，人大新气象好景不长，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作用，在40多年间经历了马鞍形的沉浮变动。 人大代表真竟选终究梦幻一场 1980年代初在筹备召开各省市的人大会议过程中，各地陆续出现竞选人大代表的活动，特别是高校先后出现过竞选热潮。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都有大学生成为竞选中的活跃人士，包括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刘少奇儿子刘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大，当时北京大学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如王军涛、胡平、于大海等，后来成为海外华人中的著名民运人士。 竞选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客观上也是民众普及民主意识、提升民主能力的最重要路径和机会，年轻人再次成为草根民主兴起的先行力量。面对民众的热情高涨和积极参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态度逐渐发生分化：邓小平陈云等从一开始的鼓励默许到后来的限制；胡耀邦等则始终如一地明确支持大学生的竞选热情。邓小平1980年底再次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并且要以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对竞选人大代表中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判定为“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联，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是“敌我矛盾”的性质，要进行一场“政治斗争”。当时北京市委下达通知说“竞选是资产阶级形式”，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决定党员不得参加竞选；北京大学一分校党委书记，组织动员党员和积极分子反击候选人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竞选讲话……。然而，胡耀邦则认为“竞选出人才！”北大党委副书记主动参加学生的竞选答辩会，并表示校党委要“用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但是，胡耀邦等终究抵挡不过中共政治老人的强大压力，北京等地党执行邓小平压制民主的旨意，封杀当选人大代表的北大学生胡平，使胡平毕业后长期未得分配工作。京城外，在湖南省委的支持下，湖南省师范学院校方粗暴干预选举，由此引发湖南学潮。各地出现的情况表明，即便“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阐明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人民，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大代表都由中共党指定或商定；凡是独立参加竞选而当上人大代表的，都受到过中共各种形式的打压。 19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生长，各地都有一些成功企业家争当人大代表，这其中的情况相当复杂。一方面中共官方有心让某些民营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它并不意味着中共党的政治体制具有开放性——而是在国家政治领域中出现的一种钱权交易。另一方面，有不少民间人士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官方表面上并不直接打压公民独立参选人，实际是利用公权竭力为官方推荐的人选造势，变相限止独立参选人的活动，尽量阻断他们与选民接触的机会。尽管这给独立参选人增加了不少困难，但民间人士的努力始终没有中断过。其中最为外界所关注的是湖北省的姚立法先生、北京外语学院的吴青教授等。 习近平上台后对社会实施严厉控制和打压，民间人士参与政治的环境空前严峻。上海市、北京市、湖北等地都有独立候选人遭到各种骚扰、恐吓、围堵、非法拘禁，一些独立候选人手机被抢、电脑被扣、人身被监视看管。2016年北京人大代表选举时，英国媒体BBC的一位资深记者前往约定的独立参选人家采访，到达参选人家门时只见大门被堵、窗户被封、参选人被软禁在家。记者与那群身份不明的围堵者交涉周旋了半个多小时，非但见不到参选人，相反还遭到百般阻扰和暴力驱赶。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记者被迫放弃采访。中共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然而人民既没有选举权更没有被选举权，所谓“选举”只是一种虚假的政治包装而已。由此，各级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只不过是中共党放心的人聚会的特定场合，各级人大会议都不可能违背中共党的旨意。 人事任免中的多头博弈 中共党对各级人大的控制，最关键的环节是操控投票，迫使人大通过党“推荐”的政府成员名单。各级政府组成人员须经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同意，这是各级人大行使权力的最重要体现，也往往是人大代表的“民意”与党组织的意图博弈的重要关节点。 改革开放后，随着解放思想的推进，有些省市的人大代表敢于表达真实的投票意愿，不再完全依照中共党的“指令”行事。只要民意过不了关，即便是等额投票政府组成人员，党的组织意图照样落空。例如，原辽宁省恶名在外的贪官慕绥新，属于既有能力干事又敢胆大妄为贪腐的官员，曾被省委推荐为省政府某厅厅长人选，但多数人大代表投了反对票，慕绥新未能获得新职。人大会议后，省委即任命慕绥新为该厅党组书记，比厅长的权力还要大。于是民间嘲讽说：“人民不要的，党要了。”这不是孤例，习近平作为任职候选人，也曾被人大代表否决过。 在习近平父母老关系的活动下，1985年5月习近平被调到福建厦门市任副市长（从正处级提拔到副厅级），不久后任常务副市长。1987年12月的厦门市人大会议上，习近平被提名为下一届市长人选（正厅级），并且是等额选举。然而，投票结果是习近平得票不过半数而落败。不久，习近平就被调到福建省宁德地区担任地委书记，提拔为正厅级干部。因为，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无需经人大代表投票。 人大代表投票选择政府组成人员，这既是人大的核心权力之一，也是人大代表的“民意”与中共组织的意图博弈的集中体现。1993年的浙江和贵州的两省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们不同意中共中央决定的省长候选人，于是人大代表们在会议上联合提名，推出“民意省长候选人”。投票的结果是“民意”省长当选了，党的意图意空了。在中共党顶层看来，这不仅是“选举出了问题”，而且是对党中央权威的严重挑战，自然不能容忍这个趋势在其他省蔓延。 浙江省与贵州省人大会议结束后的当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即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区市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张全景做了《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保证领导班子换届选举顺利进行》的讲话。此后，中共中央坚持省级人大和政府换届“一把手”（正职）只能有一个投票“人选”，实际变相剥夺了人大代表联名推荐“人选”的权力。 如何对付人大代表在人事任免上的“自主选择”？中共党确实想了不少办法，高新先生曾在他的文章披露过一些情况，我再做些补充： 一是以中共党的组织名义，要求被代表联名推举的“候选人”服从组织决定，声明自己退出“候选人”之列，让代表民意推选候选人落空； 二是不搞大会投票，以地、市为单位划成若干分团，把责任砸实到地、市主官到头上。若投票结果违背党的意图，轻则主官调离降职，重则找个反腐败借口“双规”审查。我曾亲耳听中纪委研究室主任说：”官员都不经查”，一抓一个准。 三是工作人员事先印有代表座位名单图，代表按规定座位入座投票，代表写票后将选票反扣在座位台面上离开现场，由工作人员按座位顺序收取选票。翻开投票一眼便知代表是否按组织要求写票。这种种做法，等于废除人大代表“无记名”投票规则。 四是投票时告知人大代表们，同意的”不动笔“，不同意的”请动笔“ 。人大代表座位一个紧挨着一个，众目睽睽之下，谁敢公开动笔表示自己不同意“候选人”？！ 以上这种种做法，都是利用种种有形无形的胁迫，限制人大代表权力，以保证表面上是人大任免政府组成人员，实质人事大权牢牢把控在中共党的手里。 其实，所谓投票代表民意与党的意图博弈，说到底还是中共党内的内斗。各级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约占70%，党的意图应该是有把握实现的，之所以出现“民选”省长，根子还在于党内缺乏民主。中共党内，上至中央下到省市，确定人选推荐名单的背后，是党内不同势力之间权力资源的争夺。众所周知，中共党决策的潜规则是“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特别重要的事不开会”。为新一届政府选配负责官员属于最重要的决策，其习惯性做法是黑箱操作强调“保密”，不可能事先召集党员人大代表讨论征求意见。由于不同意见在党内没有机会表达，于是就在人大会议上用人大代表的权力来与中共组织抗衡。然而，由国家极权统治体制掌握一切资源所决定，党组织能掌控所有干部甚至其家人的命运。无论是谁，都可能一夜之间从达官显贵跌落至阶下囚徒。也就是说，一旦中共收紧党内控制，党员人大代表就鲜有敢违抗组织意志的。事实上，后来其余的省人大会议再也没发生过类似浙江、贵州两省人大会议的情况。 笔者曾经参加过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班学员（省部级干部后备队伍）的讨论，一位学员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事任免权与中组部干部调配使用权之间存在矛盾冲突，这位学员发问：“党管干部”原则与“人民授权”原则的冲突究竟该怎么解决？事实上，当制度本身存在矛盾冲突时，常常是承担相应职责的官员陷入困境左右为难，他们往往是制度的替罪羊和权斗的牺牲品。 “异化”的人大“监督”政府 监督政府及其官员是人大的职能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与黄炎培有过一次著名谈话———后来被美誉为“窑洞对”，毛泽东说由人民民主监督共产党。事实正相反，70 多年来中共一直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各级人大的监督职能形同虚设。这主要是三个问题：人大监察机构难以独立存在；公权力违宪难以追究与纠正；人大的监督功能变成党内的内斗工具。 首先，各级人大监察机构难以独立存在。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立过政务院人民检察委员会，直接监督政府，谭平山任人民检察委员会主任。同时，中共党建立党内监察委员会，对政府官员实行间接监督。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五四宪法》，把中国定位于社会主义国家，确立起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从根本上改变《共同纲领》阐明的中共党领导、多党联合执政的联合政府性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设立国国家监察部，专职行使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职权，国家监察部向全国人大负责。1957年反右后，中共党决定把全国人大监督政府的权力收归于党，撤销国家监察部。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议撤销国家监察部，将监察部的人员和业务归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此后，中共的（监察委）纪检委直接监督政府官员，全国人大的监督职权形同虚设。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恢复相对独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全国人大的监督职能始终处于悬空状态。 其次，公权力违宪难以追究与纠正。中国长期以来有宪法无宪政，宪法就是一纸空文。从理论上说，制定宪法是为了实施宪法，并且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对于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尤其是公共权力的违宪行为，必须进行司法审查，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然而实际生活中，公权力违背宪法的强力行为处处皆是，却长期得不到纠正。稍举几例： 比如，各级人大开会特别是全国人大开会，人大代表习惯性地使用“聆听总理报告”，“受到很大鼓舞”之类的语句，批评质询政府工作的意识极为薄弱，甘于扮演“举手通过”的政治木偶； 又如，中国宪法第35条阐明公民有言论自由、结党结社、新闻出版自由等权利，70多年来除了民国时期组建的八个民主党派以外，中共党始终严厉打击民间的任何结党结社活动。文革前以成立反动组织为罪名，1978年后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罪名，许多公民因此被判刑入监；有的至今依旧身陷牢笼； 再有，2020——2022年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抗击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各地执行绝对清零政策所采取的极端措施反人道反人权，不少人因此而被夺去性命。然而，中国政府至今隐瞒真实的死亡人数，全国人大对此并未作出任何批评性反应，更别提追究中共党魁和政府责任； 还有，中国每天都在“打内战”。全国各地城管、辅警越权滥用暴力，动辄没收平民摊贩售卖物品，公开抢劫私人财物、当街暴打民众，甚至随意抓捕民众，他们连80多岁的耄耋老人、身残肢障的行动困难者都不放过。这在中国各地司空见惯，却不见各级人大站出来伸张正义，制止粗暴野蛮“执法”； 总而言之，长期以来公权力违宪违法在中国成为“常态”，与宪法难以进入司法实践直接相关。中国的宪法学家曾经不断提出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然而几十年的呼吁，至今没有任何进展。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举国哗然，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等八位学者先后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在中国语境中，被称之为“合宪性审查”。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不做任何回答，仅由中国国务院宣布废止原有的收容遣送办法，以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取而代之。孙志刚以生命为代价，都未能推动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贺卫方教授曾经叹息：法学家们所期望推动的法治进步，只走了半步。 人大的监督功能变成党内的内斗工具。1978年以后，“马上夺天下”出身的各级官员大多数到了退休年龄。各地通行的做法是把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作为“老干部”退休前的过渡性位子，即所谓退居“二线”。于是，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事实上成为了老干部临退休前的“养神干政”机构，免不了与在“一线”（政府）任职的少壮派官员产生各种矛盾摩擦。这类摩擦分两种情况：一是正常的批评监督政府；另一是夹杂着人际矛盾或者利益冲突的制肘现任领导。这就使得人大常委会显得不那么“听话”，在职官员感觉“党的领导”在人大被削弱了。 大约在2006年前后，中共实行了新的做法：地方（省市县）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把人大常委会直接置于党组织的直接控制之下，实质是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确保权力意志的通行无阻。由此人大的监督功能——仅有的有限制约强权意志的某种制度性设置也被实际上废除了。 总之，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带来过生气活力，一度改变过其“橡皮图章”的面貌。然而由“一党专政”的极权制度本质所决定，中共党难以容忍“人民权力”的有限行使。从1980年代的人大代表竞争性选举开始，中共党就想方设法地阻碍人大履行权责，挤压人大代表的民主空间，最终在胡锦涛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内又基本恢复了全国各级人大的“橡皮图章”原状。 即便如此，习近平并不满足，他上台后更加变本加厉地削弱全国人大的权力地位，直到在他初步达到改变全国人大性质定位的目标。请看： 2015年，习近平破天荒地实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政府、两高院向他（以中央常委会名义）汇报工作的制度，并强调这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安排；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宣布，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立法工作目标任务，立法中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问题，由常委会党组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底，习近平直接操控中共有关部门进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秘密修宪活动，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参与修宪事务； 2021年，习近平要求人大成为“四个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成为自觉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民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这种性质定位明显违背宪法。 2024年，习近平在人大会议上当众敲桌子，训话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而赵乐际在习近平训话后立即掏笔补作记录。这一突兀互动表明，习近平公开无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应有权威。由此，这成为引发各种媒体议论的热点之一。 归根到底，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党高踞于国家之上的“一党专政”本质丝毫没有改变，只是毛泽东有所顾忌，做的较为隐蔽巧妙，有学者概括为表面一套实际上另一套的“阴阳体制”，而习近平则索性撕掉一切伪装，赤裸裸地显出党控制一切权力的极权统治本相。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随着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政治敏感期结束，依照惯例被强制离开居所到外地旅游的持不同政见者、维权人士等政治敏感人物陆续返回家中。一些被旅游期间遭噤声及被监控的异议人士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他们对“两会”及相关政治问题的看法。有评论指出，“两会”闭幕后的总理中外记者会取消堪称一大转折。也有评论认为，中共“二十大”以后基本上是一个人说了算，主管经济工作的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自我降格为纯粹的办事机构，而人大越来越像橡皮图章，所以这次“两会”唯一的看头，就是没有看头。 高瑜：本次两会 一大转折 资深媒体人、独立专栏作家高瑜“两会”前被国保人员带离北京，到广西桂林等地，3月14日晚间乘飞机返回北京。她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两会”把重要程序都改了，总理记者会取消，引发世界关注，算得上一大转折。 高瑜认为，转折的根据在于去年”两会”之后，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一次会议，将2018年李克强版的《国务院工作规则》64条修改成43条。国务院不再是决策单位而是经济执行单位，决策者只有一人，就是习。 她说：“国务院就是个执行机构了。没有决策作用，更没有对全国经济的领导作用。这都是问题。连总理召开国务全体会议和国务会议这些内容全没了。什么都是听习近平的。以后人大还开什么会呀？人大不也得听习近平的吗？所以每年浪费几十亿，开这么俩会，结果能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高瑜指出，对比2018年李克强版和2023年李强版的《国务院工作规则》的明显不同之处可见一些端倪。 两相对照，后者第一章总则删除了前者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句中关于其他人的陈述，只剩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另一处明显改变是，李强版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删除了李克强版第二章第六条，即“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国务院全体会议或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李强的前任李克强卸任总理一职约半年后在上海离奇死亡，震惊世界并引发舆论强烈质疑其死因，大批民众自发到街头表达悼念。 沈良庆：两会唯一看头就是没有看头 资深异议人士、前安徽省检察院公职人员沈良庆在X（前推特）平台发帖指出：“鉴古知今，有点意思，让人想起了外廷大总管主动矮化自己和外廷，把国务院变成中央办事组，自己变成跑堂的，连本来就是作秀的记者招待会都免了。” 沈良庆曾参与八九民运并领导安徽省的民主运动，主张宪政民主人权，数度被捕入狱，曾被判煽颠和寻滋罪，分别获刑一年半和三年。近些年常在六四等政治敏感期被软禁或带走旅游。 家住合肥的沈良庆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两会结束当晚到邻省看朋友，购票后安徽警方就通知当地警方，人还没到当地政保负责人就打电话询问尚在外地往回赶的朋友，询问我是否到了。我刚进朋友家就有自称物业敲门。被拒后政保负责人就登门请我和朋友共进午餐。” 对于这次“两会”的看法，他说，“‘两会’历来就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已经预定的决议，所以看’两会’不如看党代会和中央全会。’二十大’之后基本上一个人说了算，历来比较重要的三中全会都可开可不开，其它领导人都成了办事员。”“这次’两会’干脆把总理记者招待会都免了。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历来是主管经济工作的，现在连工作章程都修改了，自我降格为纯粹的办事机构，党政合一，以党代政。所以这次‘两会’唯一的看头，就是没有看头。” 季风：越来越像橡皮图章 北京宋庄异议艺术家季风也注意到了“两会”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被取消引起的社会反应。 3月13日，他在“两会”期间被旅游后返回老家桐梓地区当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两会现在越来越像橡皮图章了。以前李克强、温家宝还说几句。他可以跳出框框说几句真话、人话。现在连这个都不要了。直接不要了，总理的记者会取消了，你看那几个部长说话，都是没有自己说的，尤其是那个四川省那个司法厅副厅长，自己说话都不知道说了什么。就是’两会‘代表。我跟北京的中国公民的朋友通过电话，就是尽量不让代表们跟北京的民众接触。总而言之，就是把他们完全截然地隔开。” 季风一年多前被北京市国保强制驱离北京，被迫返回贵州老家居住，曾遭一名北京国保死亡威胁。这次两会前，当地国保带他前往外地躲避所谓的政治敏感期，并要求他两会期间不发表涉及政治的批评言论。 季风也是前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他表示，过去20年，每到六四、中共党代会和换届的全国“两会”来临，他都被要求在国保监视下外出旅游，而今年“两会”不是换届，但这期间他依然被旅游了，一路上好吃好喝，但禁止接受外媒采访，不能公开发声。 他说：“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要上门，客气是客气，但是不行，必须要走。但年年六四必须走，还有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是要走。还有就是，比如说四届人大，五届人大，就是在开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就第二年选总理那个，必须要走。剩下的什么人大二次三次那些会议就不走了。现在就不行了，去年开了（换届会议），今年这次会议又要走，但不能接受外媒采访，不能发帖子。” 吴强遭软禁 再被清华民事起诉 据自由亚洲电台3月7日报道，近年淡出公众视野的原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师吴强最近再度遭政府人员软禁在家，出门购物亦被人跟踪。 报道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吴强再度遭校方民事起诉，并向其追讨人民币一百多万元”违约金”，其友人怒斥校方无耻。 美国之音日前联系到这位政治学者兼时评人，请他就这次北京两会发表看法，但他表示抱歉，称自己遭当局边控和警告，不得对外媒发表评论或公开发声。 清华大学2015年下半年未再续聘吴强，但未及时通知他。之后吴强与校方对簿公堂，法律纠纷延续至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外界认为一贯忠于中共意识形态下的言论管控、对敢言学者许章润、郭于华、劳东燕等教授实施迫害、打压、约束的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近来陷入了一场文革式的民粹网暴漩涡，与中国饮用水巨头农夫山泉和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莫言一同被“爱国网民”贴上“新三害”标签，成了批斗对象。 胡佳悲愤倾诉 斥两会“狗屁会” 人权活动家胡佳3月13日从大连返回北京通州家中。美国之音记者多次拨号后终于接通了他的手机，但他听不到记者的声音。胡佳看到来电显示的是美国电话号码，假定对方来自国际媒体。 他说：现在我跟你通话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不知道是谁。我没办法听到你，找我干嘛？我只能向你诉诉苦。嗯，现在回来了。家里边静静的，这个状态。如果没有人打你电话的话，一年365天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只能一个人呆着，没有社交，没有参与的活动啊，这些通通都没有。当然我承认我比现在在牢狱中的许志永、丁家喜、李翘楚这些我的好朋友们要强很多了。至少还能接听电话啊。也比失踪这么多年的高智晟律师好多了啊，比现在还知道人（在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这种状态已经好多了啊。那些还没有走到光明的时候，就已经别离尘世的高耀洁医生、蒋彦永教授——前天就是他的（逝世）一周年。还包括我的父母，57年的老右派，也没有能够看得到历史的破晓时分的，我比他们还强多了。我觉得我还是幸运的。我们只能说，一天天的就看着，这里把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牢笼。疫情结束以后，你觉得会有一个什么大的复原，复兴这种回归吧？但其实是为了管控，它变了别的形式又变本加厉地来了。总不会让你感觉到这个春天的萌芽。” 在这段悲愤交加的独白中，胡佳提到四通桥在北京的地名中被消失了，两会期间北京各个立交桥和过街天桥都设岗派人把守。他还表示了对独断专行的中共党首习近平可能为转移国内矛盾和危机而开启战端造成台海两岸生灵涂炭的担忧。 这位长期遭到严密监控的异议人士还表示，他的微博、微信等社交通讯渠道早已被封号，多次重新开设微信账号仍被禁止入群交流。他说，这次两会期间他在外地，唯一可用的微信又被封号了，这是半年之内他第六个被封号的微信。 独白末尾，胡佳表示，“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找我什么目的？这样的话，那么堵了这么长时间，尤其是他们开特么狗屁会的时候，堵了这么长时间，这样我也算一次宣泄吧。反正如果你能听得到的话，那就谢谢你的聆听。”
两会开幕至今，国际媒体不断议论的话题，是中国取消总理记者会。中国全国人大，被指为“橡皮图章”、“举手机器”并不奇怪，因为从来如此。令人惊讶的是取消举行三十多年，年度仅有、具有很强仪式感的总理记者会。 什么原因？法国世界报分析，从来不屑于回答媒体提问的习近平，可能不满时任总理李克强利用2020年年度记者会的机会，说出中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千元人民币的大实话，让宣布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的总书记如鲠在喉。李克强2023年告别政坛后不久猝逝，习近平借此机会终结了这一传统仪式。但是如果将这一决定仅仅看作是自负之争就大错特错，它与另一项决定相辅相成：自2020年开始，两会会期从两周左右缩短至一周。 习近平的用心是明显的，其统治下的中国，党国一体，而国家不过是在为党服务。一个重要的标志，在一些诸如庆祝中共建政日的重大庆典，党旗公然领先于国旗。在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陵寝，覆盖其遗体的是党旗而不是国旗。不过，习近平执政10余年来，党愈来愈个人化，通过全党为其量身定做的所谓“习思想”、“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使个人凌驾于全党。党表面上仍然是一个团体，实质上更近似于习掌控的帮会，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将“党天下”改称“习天下”，凸显习个人凌驾于党国至上的地位。 习的前任一度扩大了国家的特权，旨在向本国人民、向世界证明，毛泽东时代已经彻底翻过了一页。但崇拜毛的习近平把八零年代后期相对存在的“党政分开”看作是对党的威胁，终于在2018年突然发动修宪，终止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回归本源，埋葬了邓时代唯一的政改成果—废除领导人终身制，为其永久执政铺平了道路。 权力愈大，安全感却愈缺乏，近年来，习不断提起国家安全、政权安全，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使得中共全党都在不断地与国际的国内的假想敌斗争。李强担任总理后，由于三年清零造成的经济后果十分严重，他利用国际场合表态，中国将继续改革开放，但事实上，习近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顾及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发展。结果，这个全能政党的主要受害者是中国人民自己，任何公民社会的因素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可能破坏经济的平稳运行。 这正是习近平面临的现状，中国经济的荣景不再。费加罗报文章分析，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管制令投资者感到恐惧。这才是中国经济下滑的真正原因。3月5日，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李强的讲话预兆性的做出激烈的反应，开盘时股价暴跌。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反，沪深指数去年下跌11%。 华尔街日报分析习近平的侧重点不在经济。“近年来，他已明确表示对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不感兴趣。他要的是“高质量发展”，这是个有点模糊的概念，经济学家和顾问们认为，这个概念包含了更加重视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明确的振兴经济计划，费加罗报认为，李强已经让市场习以为常的失望。在今年 1 月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强向世界主要金融强国发表演讲，大肆宣扬中国市场的 “巨大潜力”。以至于他的政府被迫充当救火队员，大规模投资强撑股市，安抚那些希望在房地产危机中另谋出路的中产阶级。 然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是印度五倍，尽管人口老龄化严重，其基本盘依然稳固，世界工厂还在成长，为什么投资者对中国越来越不信任？专家认为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要素是习近平收紧意识形态，在于这位自毛泽东以来最集权的领导人所采取的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转向。2024年，红色领导人的讲话已经失去信誉，中共官僚与华尔街股市弄潮儿之间不再有此前数十年的默契。股票营销员和外国投资人一样大批撤离中国，引发大规模资金外流，市场正不断与习近平第三任期下的中国分手。 中国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会原本可以提供一个安抚投资人的机会，但这一呈现在全世界镁光灯前的仪式性活动被粗暴取消，甚至今后几年也不再举行，让决策者们坠入迷雾之中。费加罗报称，这是全面进入习近平新时代的最新标志，一个为有创业精神的中国掘墓的新时代。
2024的中国“两会”，一个原本注定没有悬念的会议，却在3月4日周一上午就爆出了一个大新闻，按惯例会后将进行的总理与媒体的见面会被取消，而且可能永久性取消。 也就是说，从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每年“两会”所标志的中国政治生活“正常化”以来、从1988年时任李鹏总理开始、在1990年代日益活跃的总理记者会这样一个传统，到今年被废止了，北京的政治生活正在自我放弃。 镀金时代 中国“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安排，作为一个持续三十余年的政治惯例，始于1988年，那一年迎来了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小高潮，一方面尝试“价格闯关”、破除“双轨制”，另一方面受苏联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影响。“两会”结束时安排总理与国内外媒体的见面便是这样一个背景下的产物。 当然，如此微小的“公开性”改革举措并不能满足知识分子领导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期望，也不能帮助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克服党内保守势力的杯葛，最终导致1989年爆发大规模的学生民主抗议运动，这或许是总理记者会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公开性形式所不能承受之重吧。 不过，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前十年，特别是从1993年开始，“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就成为两会惯例，作为每年“两会”中最具新闻性和互动性的议程，也因此成为中国改开时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一幕。 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里，从李鹏到朱镕基再到温家宝的几位总理，先后利用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众的施政讲话，既展现了这些中共二号人物对经济和总体局势的领导能力，又体现了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民主的渐进发展，对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对争取国内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理解都发挥了历史性的促进作用。这是很难否认的一段镀金时代。 政治黑洞 然而，在习李共治的十年，“两会”记者会几乎成为李克强的十年总理任期里几乎唯一的公开舞台，尽管无力根本改变大局，例如“动态清零”政策的极端激进，很大程度上也牵制了中国政治的恶化，尤其在他参加的上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总理记者会上主动提出中国存在六亿低收入人口，并一再表达了对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信心。 无疑的，这些政治声明是公众和国际社会能够听到的、北京政界内部传达出来的对中共领导人十年路线的最严厉批评和否定。或许正因此注定了李克强卸任后的命运，也决定了这一带着1980年代“公开性”色彩的邓小平时代有限政治体制改革遗产的清零。 因为，尽管每年一度的总理记者会越来越被刻意安排、越来越徒具形式，提问者和问题都被事先关照，北京政界似乎越来越难以克服对国际媒体的恐惧，对记者会这种基本的公开政治交流形式越来越抗拒。这种抗拒和恐惧的心理主导了过去十年北京的政治和外交气氛的变化，包括2024年“两会”召开前后的莫名紧张，甚至比三年“动态清零”时期的“严防死守”的自我隔离还要变本加厉。北京政治正在进入一个黑洞，远比黑箱政治还要封闭，其间充满了暴力。 政治绝望 一方面，北京当局虽然改善了针对外国人的入境政策，也口头欢迎外资和旅游，但是继续视国际媒体如洪水猛兽，将2011年后对国际NGO的敌意集中在国际媒体和记者身上。不仅常驻中国的国际媒体日常采访陷入困境，如同战地记者一般的危险，例如上周在成都的荷兰记者在大街上被直接殴打。另一方面，中国的暴力机关正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禁止任何中国国民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进行外交接触、甚至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点儿不同声音，如同“动态清零”的常态化。非经官方安排的民间国际交流事实上已经冻结，这是中国的内部脱钩。 结果，中国的新闻与自由状况恶化到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也是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在如同“封城”一般强力的封控措施下，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与国际媒体、国际社交媒体的联系被粗暴地切断、追查，举行“两会”的北京城陷入了了无新闻的死寂气氛。各地知识分子和北京市民仿佛置身“西线无战事”一般的无力和抑郁。连私营公司、国际资本也惊觉这个黑洞政治下的经济和政策陷入了混沌，他们已经很难从越来越有限的公开统计数据做出判断，政治风险骤然升高。 然而，这些措施固然保障“两会”期间绝无杂音、保证中国领导人的绝对权威，却也通过放弃总理记者会这样的小动作制造了今年两会的一个大新闻，远远超过人们预期的某些代表和委员的失踪丑闻。因为，对已经目睹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经历了惊喜和怀疑之后的国际社会来说，在2024年春天即将到来的一个关键时刻发生如此重大变故，却又被明显随意的取消，让人看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到来：一个深陷虚无主义的政权正在自我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点儿的改革开放遗产，都已经弃如敝履。 因为，这种在中国近乎唯一一个公开政治舞台上拒绝与媒体见面的决定，不啻为中国高层已经放弃了说服国际社会、挽回信心。这是一种对经济困境和政策困境、和国际困境的绝望，一种政治绝望，不仅弥散在中国的社会精英群体中，也扩散到政治精英内部，发生在高层内部。 对前者来说，绝望感的来源是他们看不到未来可能出现中国纳瓦尔尼的希望；而对后者来说，是伴随着恐惧，特别是对真相的恐惧、对超出想象加速到来的经济解体和国际孤立的恐惧。如果再考虑到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十一年里一次也没有接受过西方世界媒体的单独访问，或者“二十大”后面对“白纸革命”的爆发而隐避，就不难理解这种从上而下对人民、对真相、对西方、对国际媒体的恐惧是如何严重，一种集体自闭正在形成。 如此，才有倡导从“四个自信”到“东升西降”再到“唱响光明”的对冲宣传。如此，方能理解过去十一年来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的闭关锁国化，也能理解政治精英们一方面普遍陷入“北京躺平”而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又必须有所行动，也就是以所谓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名义“解放思想”，取消所有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和开放；他们或许意识到“前后三十年一致”的难以自洽，只能逐渐抹去后三十年，如同抹去“动态清零”的印痕一般。 只能说，面对空前压力，他们似乎终于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却计无所出。不难想象，接下来一周的“两会”或许再无其他新闻，“两会”本身就将在这种死寂中被自我放弃，遑论难产的“三中全会”。
编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十大），被称为习近平终身担任中国领导人的加冕典礼，是中国权力剧场的一个关键事件。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别邀请史丹佛大学吴国光教授剖析二十大。他将制度置于历史中，从三个层次进行解析：梳理中共党代会职能及运作的历史与制度，二十大的特殊意义，二十大对中国下一步制度变迁的涵义。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具有三大职能：确定党纲、修改或制定党章、决定中共最高领导层。然而，这三大职能实际上仅为形式，首先，中共向来是“不守自己规矩的党”，自毛时期起至今，党纲或党章从未在下一次党代会召开前贯彻始终，其约束性很小，而且修改与否并无实质影响。再者，无论党纲或党章都是在任领导人操控下的产物。由此看来，领导人的产生及权力再分配，似乎才是党代会核心。吴国光在《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运作》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2018，中文大学出版社）。 党代会是自我授权的橡皮图章 众所皆知，党代会也无法决定权力再分配，只是为高层在会前决定好的方案背书。更具体地说，中共是以拿在手里的图章“自己给自己盖印”。就此而言，党代会一如吴国光著作中所称的“权力的剧场”。 权力再分配方案如何产生？吴国光直言，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宣称为“人民的政党”，权力再分配都是在极小的暗室中决定，绝大多数的党代会代表如同你我，都无从确知内容，更遑论参与分配。那么，当权者何以让数千人之党代会乖乖接受其权力再分配方案？此即《权力的剧场》一书中所特别强调的，以“制度操控”创造的正当性幻象。 中共操控制度的历史可以分成五个阶段。阶段一：1921年的一大至1928年的六大，此时期党章、党纲及领导人，都来自苏联共产国际，因此没有所谓的操控。 阶段二：1935年毛泽东掌权至1977年华国锋召开的十一大。此时期毛泽东发展出一套“操控技术”，使党代会代表接受“由在任领导人制定且既定权力分配方案”，而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权力继承者华国锋在1977年仍依此召开十一大。操控技术，稍后论及二十大时将会提及。 阶段三：1982年的十二大及1987年的十三大。1980年代毛泽东后的变革时期，党魁胡耀邦及赵紫阳曾经想推进党代会代表的自主性，进行“有限的竞争性选举”，或中国所称的“差额选举”。 注更多因此这两次党代会都出现了“虽高层既定权力分配方案总体被接受、然而却有个别人选被否决”的意外。此阶段党代会代表的政治自主性及自主意识确实提高，先前所制定的政治改革措施，可说是提供了党代会代表表达政治自主的机会。 阶段四：1992年的十四大至2012年的十八大。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后，党代会名义上并未取消差额选举，却一步步发展并完善反制措施，得以确保“将进入下届中央政治局及以上层级的人选”当选中央委员。换言之，原先“候选人数大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制度”不再具有实质意义。 阶段五：2017年的十九大至今。 二十大的特殊之处 《权力的剧场》的英文版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一书于2014年底完稿，内容涵盖一大至十八大，而中译本出版前，出版社希望能补充分析十九大，因此吴国光于2017年底完成增订版的文稿。吴国光当时即认为，中共十九大可能开启中共制度操控的“第五阶段”，随著2022年10月16日召开的二十大落幕，吴国光认为支持了此观点。简言之，这个新阶段回到阶段二的情况。何以如此？吴国光以中共二十大的三个关键问题来说明。 第二，习近平能否如其所愿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吴国光指出，十九大有15名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至少有10位可确定为习近平亲信，另5人中，有2人马屁拍得最响，包括曾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将个人崇拜推至新高度的李鸿忠、陈全国。而当时政治局常委会中李克强和汪洋二人和习素无渊源，若再加入仅短暂于上海和习有共事关系的韩正，以及另外拉入的赵乐际及王沪宁，整体而言常委会并不合习意。 因此十九大既已大致掌控中央政治局人事，二十大的目标必然是政治局常委。只是众人都低估了习近平操控二十大人事的能力，并未预期他会逼退李克强和汪洋二人，并组成当前的常委班子，其中亦包括总理人选。自毛泽东晚年起，接班问题都是历届党代会最重要的议题。1990年代起，更进一步实现接班部分制度化。那么，习近平是否会进行接班安排？吴国光认为，习不仅要做第三任期，更要做到死。既然如此，可见的未来不会将接班问题提至常委中。 第三，习近平如何达成人事掌控？总体而言，习近平已经在二十大达成人事掌控。他是如何做到的？除了以反腐等为手段进行政治清洗，并且掌握枪杆子、刀把子外，习时期“靠共产党起家”的高层政治菁英，对党体制的依赖，使他们消极上不敢以下犯上，积极上造反的成本过高，皆为重要因素。对照之下，毛时期共产党靠许多政治菁英起家，因此可各据山头。 此外，第四历史时期对第三历史时期有限民主改革的“反攻倒算”（倒退、走回头路的意思），使军队事务集中于党最高领导人，再加上中共体制依靠“暴力”掌握游戏规则的本质，都为习近平奠定二十大权力再分配的制度基础。简单来说，毛时期是“暴力+大脑”，邓时期是“暴力+肠胃”，习时期则是“暴力+暴力”（也就是不断升级的暴力控制）。 被阉割的市场经济 吴国光认为，二十大后将开启经济改革的倒退。习近平除延续第四历史时期对第三阶段政治改革倒退之外，第四阶段的“经济改革”也会走倒退路，例如，采取“被阉割了灵魂”的市场经济，但仍不会全盘走回计划经济。为何如此判断？因为第四阶段对第三阶段的“反攻倒算”，并未取消名义上的政治改革措施，而是做实质阉割。因此，市场的灵魂为依法制进行经济之“自由竞争”。“被阉割”意指二十大后一段时间内，中共将采取“国家化”、“计画化”市场，经济决策能力将被上收、经济法制能力将被掏空，形成“大鸟笼制”，也就是陈云所提的“鸟笼制”：不能不让鸟儿飞，但也不能放出去飞，而是要有个范围（鸟笼）让鸟儿飞。 至于对外关系方面，将如何变化？中共会将姿态放软吗？会采取两手策略吗？吴国光判断，中共并不乐意和国际脱钩，而是希望在自身主导权下，保留和国际间的来往。以前几年中美经济脱钩情况看来，习近平一方面希望从过往掌握美中经济的中共政治菁英手中拿回权力；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借由脱钩，威胁美国分散之资本，使美国资本进一步威胁美国政权，最终掌握美中经济主动权。从二十大结束至今，已可见到中国向美国资本伸出橄榄枝，试图影响美国资本进而影响美国政权，这种“两手策略”一向为中共所惯用。 吴介民提醒，中国当然不愿意切断和国际联系，而为了确保获取半导体技术等技术更需与发达国家维持经贸关系，但美国已注意到这一点，并采取围堵措施。因此，他同意吴国光所说的，中共一向借由影响美国矽谷及华尔街资本，进而影响美国政治的手法，但美国未来对中国高科技抵制将执行至何种程度仍需密切注意，因此认为美中对抗战线仍悬而未决，。吴介民也指出，若是美国“铁了心”持续执行抵制中国高科技，对中国未来总体国力将极为不利。 中国不愿切断与全球经济关系 应如何理解二十大后看到习近平强调对外开放、西方合作？吴国光指出，仍要记得“他手里拿著刀子”，中国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一面向你微笑、一面将刀子捅进你的心脏”，生活于美国或民主国家者必须特别注意。他也补充道，二十大人事安排中可见习近平对科技的重视，例如，至少有4至5名纯粹“军工帮”背景者进入政治局。此虽体现习近平重视军工管理经验，但军工国防发展并不讲究成本，而科技发展讲求创意，因此“新型举国体制”或“军工举国体制”恐仍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引入华裔科学家可能在3至5年内不会改变，但长期而言，在技术持续进步下，中国和世界的科技发展距离将扩大。 对于吴国光的“二十大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束”论点，吴介民表示同意并补充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有“内外环境的搭配”，除了对内放权（无论水平或垂直之放权），对外搭上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开放其国内消费品市场，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基础。然而，习时代在资本过度积累下，采取与西方模式渐进改革相反的路径，反而采取更集中国家资本、大规模推动“中国制造2025”及“一带一路”等政策，试图以更大力道推动发展主义式国家政策。 对此，吴国光提醒，即便由外部看来是党国资本主义，仍应注意党、国之间的张力，而党国与资本主义间的张力更大，这也是习近平特别关注之处，从中国官方严词批判逆全球化现象，可窥知一二。至于随著中国经济体量渐增、挑战美国霸权动机增强，吴国光认为中国已公开在第三世界国家及美国盟国范围中发展其“全球化”，因此被批评于非洲等地推行殖民主义。吴介民补充认为，中国试图借此重新划定世界势力范围的界线，并以“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国本土之外”的“扩大版自力更生”，来描绘中国目前的经济总战略。 ▍听众提问 后疫情之开放困境？ 清华大学社会所陶逸骏提到，COVID-19疫情下中国除发展出诸如核酸疫苗等疫情经济之外，更扩大许多和体制存在依附关系之群体，加上难以放开的困境，中国未来将如何运转？吴国光首先回应，无法忽略疫情运作背后可能存在安全及社会控制等考量，若确实如此，那么猜测控制体制完备即为放开之时。其次，习近平采取“底线思维”，意即以最差情况为准备，在此基础上“能多得即多得”，包括安全在内为其底线，“关键技术要攥在自己手里”等则为体现，从这个面向更能理解习近平的行事方式。 对于陶逸骏提出中共似乎不容易再以两手策略回应包括台资或外资的情况，吴介民说明，过去采取一定开放程度的“寻租模式”，然而目前中国整体发展前景不佳，“租金链”已经重组。若以习近平上台后广东要求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补缴社保、公积金等作为来看，原有租金链的分配机制已不再适用，此部分仍应密切观察。吴介民在回应线上提问时补充说明，在劳力密集产业上，中国技术已有所发展，因而限缩了传产台商的发展空间，身为台湾人的“身分资本”也已大江东去，近年中国对台商的需求著重于半导体产业上，希望借此提供短期优厚诱饵，吸引更多技术及人才。 吴国光则点出，目前仍有看好中国前景，以及因为进入中国的竞争者减少，因此选择进入中国的“冒险家”群体。然而，若从日本于国际间因为天安门事件制裁中国时趁势进入中国市场的结果来看，整体而言，日本并未因此获利或改善中日关系。吴介民对于逆向操作、大赚机会财的情形也有类似观察，至于未来该怎么办？他建议台资应谨慎思考出路。 习家军的限制与危机？ 线上参与者提问习家军掌权后可能的危机是什么？吴国光指出，习家军已将胡江人马赶尽杀绝或边缘化，并且全面掌握高层领导权，然而“壮大的队伍就会继续分化”，是习家军下一步可能的发展。其中包括彭丽媛、陈希、蔡奇等人都有明显影响力，若李强入主后，亦可能于国务院再组建一批队伍。吴国光认为，此一分化可能是习近平所乐见的，因为各自和习有联系渠道，就可于内部进行相互监控。未来五年可预期干部年轻化、各派系迅速崛起，到了习近平第四或第五任期后，权力再分配的竞争将会更明显。 习近平之意识形态工作？ 阳明交大戴瑜慧提问习近平如何看待并执行意识形态工作？吴国光认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体系正持续退化，因此习近平所讲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仅是透过放大资本主义弊端，以维护共产党于中国的合法性。然而，包括香港在内，中国近年各大学及以下各级学校学生开始学习“习概”，即习近平思想概论，长期而言前景令人担忧。陶逸骏以过去在和中国师生交往经验中发现学生熟稔运用“毛概”话语等情况补充说明，确实不能低估学习“习概”等政治课于未来可能产生的效果。 另外关于“中国对外宣传大布局”，吴国光指出，主要是以海外的中国人及有意到中国做生意的洋人为对象，但随著海外中国人老去，而接受西方教育第二代较不接受，加上中国经济问题增加、财力减少，整体而言效果将会降低。 结语 本次的演讲虽然是“里外前后”，吴国光提出，“里”你我都无法见得、“外”处处都有、“后”大家较为关注，但做学术研究仅能从“前”中得到分析思路。吴国光在演讲中对党代会制度进行梳理，并以此分析二十大及其后可能制度变革。与谈人吴介民则从产业面切入观察与对话，呈现中国二十大后可能的发展及可持续关注点。这些观点，都为身处“新柏林围墙”另一侧的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共体制、领导人及其他相关行动者的思考角度。 （*本文整理自2022年11月22日线上演讲。吴国光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介民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陶逸骏是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理教授，罗琪玟是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生。本场演讲由陶逸骏策划和主持，罗琪玟整理演讲稿。）
中共人大的总理选举，在疫情期间制造了上海惨案的李强获得了3张反对票。这在如今中共强力控制下的“走过场”中已经算很罕见了。但其实在中共假模假式的“全过程民主”历史上，是出现过很多鲜为人知的意外事故的，这些事故的主角，也包括习近平。 众所周知，中共完全操控下的人大选举，其实都是自己人选自己人，帮内走个形式，一般不会有意外。所以在过往为了掩人耳目也搞过“差额选举”——就是一个职位有两个以上的候选人。通常在这样的选举中，中共提名的第一人选往往事先已经跟代表们打过招呼，也就是所谓的“组织意图”。陪跑参选的通常都是名不见经传、资历和声望都相差巨大的候选人，一看就知道是充数的花瓶人选。 但即便如此，只要是真选举，就会出意外。 1993年1月，中共在十四大前后制定了省级人事调整方案，随即各省市召开了新一届人大走过场。浙江省省长指定的人选是葛洪升。他已经当了两年多的省长，这次是准备第二任期。陪跑的花瓶是前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刚刚交流到浙江任排名最后的副省长，万学远。论资历论人脉，都是一目了然。但是意外发生了。 因为葛洪升当省长的两年政绩和声望都很差，很多代表早就不满。结果在选举投票后，外来和尚万学远居然得票超过葛洪升，按照法律，万学远当选！当时中共组织部门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惊慌失措，票选结果出来后把浙江省的人大代表们封控在会场，不准离开，美其名曰放电影休息。 在上报中共高层后，经过4个小时的紧急会议，最后同意了选举结果。当选的万学远知道结果后不仅毫不高兴，反而惊慌失措，以为自己违反了组织纪律会遭到处理。 仅仅在三天后，贵州省竟然出现了更神奇的剧本！ 贵州省当年的省长选举是定额选举，唯一人选是王朝文。他从1983年就开始当贵州省长，树大根深，是真正的地头蛇。但王朝文也是民望、口碑极差，所以在选举时，贵阳市和遵义市代表们联合发出动议，联名推荐陈士能作为省长候选人。陈士能是谁呢？ 陈士能，和上面提到的万学远一样，是外地干部，他从轻工业部副部长的位置空降贵州，任副省长，完全是混资历的，根本不在组织意图中。 但是根据中共的人大选举法，10名代表以上就可以联名提出新的候选人，所以陈士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得足够的代表支持后，成了正式候选人！而且在之后选举中，击败王朝文，当选省长！ 贵州代表们同样在选举后被封控在现场，等待中央的决定。反正都是自己人，虽然是意外，但中共最后还是确认了结果。 但这两位意外当上省长的人，后面的仕途都很不顺，基本上就是干完一届就被打入冷宫任闲职去了。 由此可见，中共只要搞真的选举，哪怕是内部选举，都会有很多打脸的情况产生。最丢脸的故事中，当然包括习近平。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1982年靠著父荫最早去河北正定县当县委书记。但是他的政绩和口碑极差，尽管习家极力活动，但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高扬极为反感习二这种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顶住压力坚决不予提拔。高扬甚至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开了习仲勋为儿子跑官要官的事情，令习家极为难堪。 迫于无奈，习家通过上层关系，1985年把习近平调到福建厦门当副市长，但是在厦门，更丢脸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名声不佳，习近平1987年居然未通过厦门市长等额选举所需的50%选票！连一半的选票都拿不到，这在走过场的选举中极为罕见。这一点习近平确实前无古人。在厦门混不下去，习家又活动把他调到福建宁德当书记。 尽管无德无能，屡屡丢脸，当习二在强大的家庭关系网的庇护下，还居然就在辗转腾挪中步步高升。但即便如此，习二的“民主事故”依然没有结束！ 1997年，习近平已经被内定为中央候补委员，但在党代会投票时，知道他底细的党代表们很多不买帐，他的得票全场最低！差点就达不到当选及格线。但可惜的是，在强大的“组织意图”下，他还是混进了中央，成就了今日一地鸡毛的中共和中国。 习近平的升迁之路，完美诠释了中共逆淘汰的权力生态。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得知这些故事。看完了，你对“全过程民主”有什么新的看法吗？留言说来。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几十年前刚建国的时候，还有点像是真的。很快就不是真的了。现在不但中国人说那都是橡皮图章，国际社会也一致了解那是个橡皮图章。那么橡皮图章开会有什么可以入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关注呢？还是有的，因为在扣橡皮图章之前就私下里攒好的东西，还是要到会议中来扣这个橡皮图章，向外界公布一下。我们大家才能借此机会知道，阴谋是怎样炼成的。 事先就被香港媒体曝光，但也可能是中共借媒体放风，说是机构有重大改革。这次的改革不是简政放权，而是进一步集中权力。新成立的一个内政部，把分管在公安，司法等多个机构的执法权，收归到习近平身边。这样就方便所谓的统一指挥，大权独揽。至少他习近平认为这是中共的优势。 中共的司法不公和腐败已经非常严重了。你就是看电影电视也能知道这个不公和腐败的原因。主要就是官官相护，缺乏监督。因为没有了监督和制约，所以大家可以放胆地腐败，放胆地不公。无法无天已经创造了古今中外的最高水平。老百姓上访已经不仅上访到北京，而且都访到了美国。可是对中共的无法无天也是隔靴搔痒，无能为力。 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很清楚，就是官官相护没有监督，权力都集中在一帮人的手里，必然会腐败和不公。这是古今中外都清楚的原因。习近平想进一步集中权力，结果只能是腐败和司法不公进一步深化，老百姓的苦难进一步加深。而且政权也进一步因为不得人心而走向瓦解。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还要自挖墙角，自废武功呢？从习近平的角度看，他是不想放弃一党专政。从各级附和他的贪官污吏看，是觉得监督和制约碍手碍脚。进一步集中权力，他们搞腐败和欺压老百姓就更方便了。 习近平和贪官污吏们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吗？历史告诉我们，至少在中国，不可能达到目的。那只能是恶性循环，越来越糟糕，直至灭亡。古代的盛世，都是对官僚阶层限制最多的时候，老百姓因此能过上几天稍微好一点儿的日子。官僚阶层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少，和政权失去民意支持同步发展，结果就是政权的崩溃。统治者们也死无葬身之地。 那为什幺小习还是要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呢？前一阵亲自担任了军队的总指挥，现在又要亲自掌握刀把子，集中情治单位的权力。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已经不能得心应手依靠官僚机构运作政府。换句话说就是官僚机构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地步。所以才要“亲自”云云。 刚结束的清零政策，就说明了小习这个著名的烂尾大师，确实无法控制局面了。十年来，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一团糟，还不愿意放手，还要继续当无冕的皇帝。于是只好像古代的暴君一样，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事必躬亲。面对一大帮不听话的官僚，面对人民的离心离德，一个人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就能改变一切吗？开玩笑。只能是和古代暴君一样，越来越糟糕。反而是一个人的愚蠢足够搞乱天下，让所有人都陷入灾难之中。 人民代表大会毕竟在理论上是有权力改变这一切的。只不过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形成了屈从于暴君的习惯，实际上变成了橡皮图章。如果人们像当年的苏联和台湾那样，发挥代表大会的法律作用，立法改变一人独裁的局面，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真正走向共和。不过中共早已经更无一人是男儿，大家不抱太大的希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3月5日星期天，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开幕。在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运作的重要意义和效用之际，世界媒体则多是将关注重点投向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的权力独揽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共权力运作和治国举措。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人民代表之谜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宣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民军队忠于党”，即中共权力的根基是武力，另一方面又宣扬中共的权力地位是来自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其政权的根基与合法性是来自它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它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授权。 近年来，显然似乎为了配合和加强后一种说法，中共当局又提出一种新说法，即“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强调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的基础是中国人民对它的信任和授权，而不是来自中共对中国人的武力胁迫。 在今年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年会召开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将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人民当家做主”以及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官方说法为基础进行相关的宣传，强调全国人大是中国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运作，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具体体现。 然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认定和代表产生过程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官方媒体不得公开报道或评论的禁区。中国公民以个人身份进行公开的议论也会被封杀。全国人代会代表的资格及其产生过程之谜集中体现在习近平的人大代表身份上。 在3月5日中国全国人大今年的年会开幕的当天，中国官方宣传机构新华社发表只有一句话的简讯：“3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 早些时候，台湾以及日本媒体指出，习近平并非出身江苏，祖籍也不在江苏，也没有在江苏任职，官方媒体在至少过去的10年里一直是报道习近平的居住地和工作地是北京市，习近平何时到了江苏以及如何变成江苏省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并且当选目前仍是一个谜团。 2021年11月，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2021年11月5日，北京市举行区和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城区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参加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投票。” 显然，在2021年11月，习近平还是北京西城区的选民。 在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习近平作为内蒙古代表出席会议，尽管他的出生地、祖籍、任职或曾经任职地都跟内蒙古无涉。 中国官方媒体当时报道，习近平为此提出的解释是：“在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党中央提出，中央领导同志应选择老少边穷地区参加选举。我选择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选举，表达了党中央对民族边疆地区的重视，体现党中央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 江苏省是中国最发达的内地省份之一。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媒体没有解释为什么习近平今年要舍弃边疆欠发达的内蒙古到江苏参加人民代表选举。 全国人大与中共的权力游戏 全国人大是当今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又是中共所宣扬的中国最高一级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体现，中国官方媒体今年有关全国人大的宣传也围绕这个主题，突出强调人大及其代表们的议事议程是中国人民所热切关注或应当关注的热门话题。 在星期天全国人大开幕之际，官方的北京青年报旗下的“政知新媒体”报道说：“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开幕。近几天，各参会代表团密集召开全团会议，讨论通过以代表团全团名义提交的建议内容。政知君注意到，多省份代表团的建议已披露，这些建议背后有大背景。” “政知新媒体”所报道的多省份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包括重庆市和四川省代表团联合向大会提交的建议是《关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建议》，湖南代表团提出的是《关于支持加快推进湘桂运河建设的建议》、《关于支持长株潭培育建设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议》。 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多年来抱怨说，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共手中的玩物，它们名义上代表人民，但对人民所关切的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却不管不问。 在批评者看来，中国各级人代会该管该问却不管不问的问题包括疫情清零政策导致的严重的经济损害和不必要的生命损失应当由谁负责？坚持了将近3年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的各省市财政亏空对中国人退休和医保福利的影响等问题。此外，在人大开会期间，中共宣传机构对媒体的控制会特别加强，严禁媒体发出与中共当局所主导的主旋律不符的声音。 在人代会开幕之际和在此之前，国际媒体普遍报道或展望今年的人代会一如既往，是中共当局以及习近平的权力操作。 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主要人事安排已内定，政府要职是接近习近平的人”。 法国《西法兰西报》3月5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习近平准备开启他的第三个（国家主席的）任期》。该报道的导语是：“在连任中共领袖六个月之后，习近平准备在星期天开幕的全国人大年会上正式第三次被封为中国国家主席。此次全国人大会议也是他的一个机会，可以让他任命他的人马占据政府所有的最高职位，其中包括李强成为总理。” 英国《卫报》的标题是：“习近平通过关键性的（人大）会议对政府全面改组以强化中共对权力的把持。” 美国《华盛顿邮报》展望今年中国人代会的报道标题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巩固其权力之际开始‘大力’全面改组（政府）”。 政府如何改组依然是谜 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所说的习近平即将开始的对政府的全面改组（overhaul）显然是指中共中央在这次全国人大开会之前举行的中共中央二中全会2月28日发表的公报以含糊的措辞提及的内容： 全会“审议通过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习近平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草案）》向全会作了说明。全会同意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部分内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截至目前，外界不清楚中共当局所说的“广泛征求意见”是什么时候向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征求的，意见是如何汇总取舍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改的是什么。 在当今中国，中共通常对这些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的大事在提出和公布之前对民众、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保密，甚至对中共中央委员会保密。研究中共权力运作的专家指出，中共在向全国人大‘提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从而为习近平无限期连任铺平道路之前，就对中国民众、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委员会保密到最后一刻，然后突然提出，迅速通过。
香港立法会全体“爱国者”议员周一宣誓。自北京强加“爱国者治港”，民主派领袖多被治罪或被迫流亡外，民主人士在本届议会已不见踪影。网上有人担心，香港立法会会不会变成如同中国全国人大一样的“举手机器”，而法新社的评论也很简洁，指本届香港立法会“专属爱国者”。 香港民众几年的斗争，无非就是按照基本法框定的一国两制的法则，最终实现一人一票，直选特首和议员，斗争的结果是遭到“反攻倒算”。在北京当局强行干预下，中国人大取代香港立法会制定港版国安法，民主派人士或被被定罪，或被迫逃亡国外，或拒绝参加这种假面舞会式的选举，北京实现了“爱国者治港”的初心，在极其严苛的审查条件下，所有有过“民主污点”的人士都被排斥在外，本来缩限到极少的直选名额，都是筛选过的爱国候选人。分析指出，投票率空前之低就说明了问题：与其说直选，不如说更像是“马戏”。 星期一，议员们宣誓就职，规则完全发生了变化，“阻止任何泛民人士存在”。90名议员在反映北京意志的象征性标志下宣誓，议会半圆形会场，中国国旗取代了香港特区标识，象征着“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沦为废纸，民意低落的香港特首林正月娥监誓。 香港特区政府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像过去，须在议会回答反对派议员尖锐的质询，在未来四年，很难想象议会会出现一如过往那样激烈争辩的场面，民主人士不再，全场只剩下“拥王派”。 在 2019 年爆发大规模、持续半年之久的民主抗议活动之后，中共以自己的威权形象重塑香港。自 2020 年7月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已将任何被视为异议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通过了新的法律清除被视为“非爱国者”的行政部门和机构。 12月份举行的新一届议会选举，90个议席中，70席由一个亲北京的特别委员会直接任命，只有20席通过直选产生，但是严苛的“爱国者”条件限制了一切民主派人士称为候选人的可能。投票率低得超出了想象，为了掩饰窘相，当局对选举结果高调祝贺。 法新社分析指出，如此以来，香港立法会全由爱国者组成，排除了所谓的“反中国”元素。在90名议席中，唯有一席身份不明，被视为非建制派人士，逃过否决权，成功当选，此人名叫狄志远，被媒体称之为“非建制派独苗”。不过，狄志远不属于传统的泛民阵营。 狄志远以往的政治取向被认为与主流民主派背道而驰。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原学者黄伟国在选举结束后曾对美国之音分析说：本届立法会的特征是“三低”：“低代表性、低能、低认受性。立法会议员为了要表示对北京效忠，会比政府走得更前，走得更尽，走得更过分。预料会出现‘政府左、立法会更左’的情景。” 法新社指出：在北京发动对香港的全面镇压后，香港大部分民主派领袖或已入狱，或在流亡，或者告别政治。立法会没有反对派，周一的仪式在平静中进行，没有任何议员亮出横幅，或喊着口号抗议，那些都是北京最不愿看到的场面，北京需要一个服从的香港，北京要把香港变成一个中国的省区，要让港人如同大陆人一样变成臣民。 专制政权自有专制政权的兴奋点，中国再次吹嘘香港目前的政治体制有利于稳定，并且能保证可允许的“多元化”，熟悉中国政治的人知道，北京政权所说的多元化，就是北京对外宣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的特点是：党国是实，民主党派只是招牌，或者是“橡皮图章”，香港目前唯一区别的是，还没有公开宣布由中共直接领导。 西方国家指责中国背弃香港回归中国后实施一国两制的承诺，不过，香港特首林正月娥衷心感谢中国把香港引领到正确的路上，给立法会带来了稳定。林正月娥在监誓完毕后对记者说，我很兴奋，因为香港进入一个摈弃政治争吵的新纪元。 上周，90位议员中的89位发表联合声明，支持负责国安的警方搜捕独立媒体‘立场新闻’及逮捕立场新闻七名高层的行动。新一届议员“一元化”到何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