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關於海外版

這個話題，我在四月中旬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說過一些，但是那個採訪很快被刪。讀到的人雖然不少，畢竟篇幅有限，我回覆記者的內容，也沒那麼詳細。所以，我在此將繼續陳述。

海外出版我的日記，居然會變成一個群體聲討的事件，這讓我深感意外。中國作家在海外出書，早已屢見不鮮。國家為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一直鼓勵大家將作品拿到海外出版，不少出版社甚至因為承擔了相關項目，還能獲得些許補貼。所以，我想都沒有想過，在海外出版自己的書，會涉及到所謂「賣國」。

針對這次海外出版《武漢日記》，我被罵是「賣國賊」，是「漢奸」，是為了出名或是為了賺錢而「出賣了」中國和中國人的利益，是「遞刀子」，是給西方人起訴中國提供了「證據」。還有說，我就是為美方「約稿」而寫，否則不可能以「光速」的速度出版。又有說出版這本日記的出版社與中情局有如何如何之關係，諸如之類。指責和叫罵聲，一時間有如海嘯。

我聽到自己被如此指責時，最初的奇怪感，就像我先前聽說有幾千萬人等着看我日記的奇怪感是一樣的，完全不明白為何如此，而且從直覺判斷這樣的事來得不正常。連續好多天，看到那些慷慨陳詞的公眾號以及各種口號、視頻，叫罵等等，我就好像在看一部多維的連續劇，而且還是幻想類。

而事情的經過，其實很簡單。

在我紀錄疫情大約到二月中旬時，已經引起一些出版人的注意。於是不時有人來問是否可以出版。我當時心情不好，也沒有出書的想法，所以基本上都回絕了。最早問我的是譯林出版社，因為我的新長篇《是無等等》將在該社出版。所以我說，如果屆時考慮出版的話，我肯定給你。其實也沒別的理由，就是因為他們是最早提出的。

而翻譯我日記的白睿文先生，當時正在翻譯我的一部小說。他是着名的漢學家，曾經翻譯過王安憶、余華、葉兆言等作家的作品。他有微博，我們也互相有關注。我估計他是在微博上看到了我的疫情紀錄，所以有一天，他通過微信給我留言，提出能不能先翻譯這個紀錄。回翻日期，我查到他徵求我意見時是2月17日。我因無意出書，所以當時也沒有同意，白睿文先生也表示理解。這些微信紀錄我曾給財經記者驗證過。

及至2月下旬，前來詢問的出版社更多，也有國外出版人在詢問。此時武漢的疫情已得到極大緩解，我的心情也隨之改變。我在同意國內出版社出版的同時，也回覆了白睿文先生。由於這是在國內各大新媒體上發表過的文字，對於結集出版，我覺得很自然，何況國內的出版社也在做出版的準備。白睿文先生於是開始聯繫出版社和代理人。白先生自己在大學教書，精力有限，最後確定把這事交給代理人。我亦圖省事，三月初，便把除中文以外的全球版權，全都委託給了代理人。

而那時，我這邊的紀錄也並沒有結束，白睿文先生在與代理人簽了協議後，即開始翻譯。也就是說，我這邊每天寫，他也每天翻譯我前面所寫的內容。因為不是文學作品，所用的幾乎都是大白話，所以翻譯起來也應該比較簡單。代理人認為這樣的書有時效性，出版得越快越好。所以，白睿文先生也是日以繼夜地工作。

最讓人難以想像的是，白先生在翻譯我作品期間，美國的疫情開始嚴重起來。他自己亦受困在家，如我一樣在經歷封城。翻譯過程中，他幾乎有了與我完全相同的感受。

我的稿子到四月中旬才交出，當時的翻譯也沒有完成。書名為《武漢日記》，副標題是「武漢封城60天」。最初我提交的書名是《武漢封城日記》，副標題是日期，從某天到某天。但翻譯和出版社編輯商量覺得這個標題太長了，促銷起來不上口，建議改短一點，而讀起來最順的是《武漢日記》。他們就此徵求我的意見，我同意了。

比較意外的是，武漢解封那天，國外開始預售。這個時間點的重合，純粹偶然。而預售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這是我不曾有過的經驗，因為國內基本沒有預售這一環節。所以，對突如其來的「陰謀論」和「美國約稿」一說，我自己也有些懵。心想，是誰約稿，我第一天就寫得清清楚楚，這些人看都不看一眼，怎麼可以這樣胡扯？

英文版封面的設計以及副標題的改變，我當時並不知道，翻譯也沒有留意到小字。而德國方面，從封面到簡介，事先都沒與我們溝通。預售宣傳出來後，翻譯發現了問題，立即與代理人交涉，並且從此定下規則：封面和簡介必須徵得我的同意。其實很快兩個封面以及德國版的簡介都進行了修正。這樣的事，出錯即改，改了就好。就我所知，幾位翻譯我日記的漢學家，都是對中國非常友好的學者。

正式出版時間，美國方面的原先預定是八月，其他國家有些是定在六月，這個時間還都在調整。其實，用三到四個月的時間安排出版，以國內出版社來看，完全能做出來。現在這樣一個科技發展的時代，排版和印刷技術非常之高，只要覺得某一本書需要搶時間，一兩個月出本書幾無難度，有的幾天就能出版。

至於版稅，當時無論在與國內或是國外談版稅時，我都與對方說好，我的所有版稅都會捐出來。而且考慮到版稅數額不會很大，我的大體設想是定向捐贈給去世的醫護人員遺屬，我希望失去親人的他們未來的生活質量能好一點。翻譯和代理人都表示，他們也想捐一些，希望自己能為武漢人民做點什麼。這些亦都有當時的微信紀錄。捐款一事，我的幾個同事也都清楚，因為我跟他們說過，要請他們屆時幫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