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长

最近，年富力强的天津市长廖国勋猝逝，享年59岁，正是政治人物的黄金年华。廖国勋之死引来自杀、他杀的闲言碎语，莫衷一是。我由此想到文革初期轰动一时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之死。  1966年夏，毛泽东回到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邓展开政治反击，毛泽东号召革命群众打倒各级走资派即瘫痪刘邓官僚体制。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顺理成章地被定为天津市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头子。 1966年9月，万晓塘猝逝，享年50岁，正是政治人物的黄金年华。天津当局的说法是心肌梗塞，组织五十万人参加万晓塘追悼会，而民间传说是服安眠药自杀；其时，新中宣部长陶铸虽然贵为第四号人物，却不肯盲目追随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陶铸授意新华社、人民日报超规格地报道万晓塘之死；而天津市当时只不过是河北省的省会城市，与今日石家庄相若。  毛泽东大为愠怒，痛批这是以死人压活人（少年毕汝谐暗忖：毛泽东不是说要给每一个革命同志开追悼会吗）；万晓塘之死造成了一系列显性和隐性的政治后果：陶铸因大力保护中央和地方的大小当权派，被定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毛泽东轻飘飘的一句话陶铸这个人不老实，便使陶铸沦为阶下囚。毛泽东因万晓塘之死警觉天津的重要性，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说天津要成为直辖市，天津便成为中国第三个直辖市，直接归于毛泽东江青的掌控；正值文革乱世，连全国人大这一橡皮图章都省了。 今次廖国勋之死是不是万晓塘之死的历史轮回？廖国钧之死将造成怎样的政治后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