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年富力強的天津市長廖國勛猝逝,享年59歲,正是政治人物的黃金年華。廖國勛之死引來自殺、他殺的閒言碎語,莫衷一是。我由此想到文革初期轟動一時的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之死。
1966年夏,毛澤東回到北京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對劉鄧展開政治反擊,毛澤東號召革命群眾打倒各級走資派即癱瘓劉鄧官僚體制。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順理成章地被定為天津市萬(曉塘)張(淮三)反黨集團的頭子。
1966年9月,萬曉塘猝逝,享年50歲,正是政治人物的黃金年華。天津當局的說法是心肌梗塞,組織五十萬人參加萬曉塘追悼會,而民間傳說是服安眠藥自殺;其時,新中宣部長陶鑄雖然貴為第四號人物,卻不肯盲目追隨毛澤東的戰略部署;陶鑄授意新華社、人民日報超規格地報道萬曉塘之死;而天津市當時只不過是河北省的省會城市,與今日石家莊相若。
毛澤東大為慍怒,痛批這是以死人壓活人(少年畢汝諧暗忖:毛澤東不是說要給每一個革命同志開追悼會嗎);萬曉塘之死造成了一系列顯性和隱性的政治後果:陶鑄因大力保護中央和地方的大小當權派,被定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毛澤東輕飄飄的一句話陶鑄這個人不老實,便使陶鑄淪為階下囚。毛澤東因萬曉塘之死警覺天津的重要性,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說天津要成為直轄市,天津便成為中國第三個直轄市,直接歸於毛澤東江青的掌控;正值文革亂世,連全國人大這一橡皮圖章都省了。
今次廖國勛之死是不是萬曉塘之死的歷史輪迴?廖國鈞之死將造成怎樣的政治後果?讓我們拭目以待。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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