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　招妓千夫所指，性侵却理所当然

钢琴王子李云迪招妓被抓，顿时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中国人穷极无聊，不敢反贪官，更不敢反皇帝，偏偏对于那些深陷丑闻中的主人公，没有半点宽容和同情，而是落井下石，笑谈渴饮——嘲笑曾经活得比他们好的人的出丑，是奴隶在苦日子中唯一的一点调剂。

胡锡进同情李云迪

而奴隶主往往都是驾驭人性的心理学大师，对于什么时候炮制出一则丑闻来让过苦日子的奴隶们解恨，早已烂熟于心。李云迪出事，是不是中共宣传部门要利用这个新闻来转移人们对沈阳大爆炸的关注，要到中宣部内部档案揭秘的那一天才能给出定论，但这件事确实让奴隶们“大快人心”。在议论这件事上，他们是有言论自由的，等他们七嘴八舌谴责当事人一番之后，就可以心满意足地洗洗睡了，第二天又可以快快乐乐地当奴隶去了。

有趣的是，一向道貌岸然的中共喉舌胡锡进，这一次破天荒地为李云迪辩护，俨然由党国战狼变成理性公知——是不是因为此前他遭到女同事举报，好不容易全身而退，所以对李云迪事件有了一点“同理心”呢？胡锡进在其个人微博中写道，李云迪嫖娼被抓，这是他自食其果。但后来的情况像是他被“挂着牌子在互联网上游街”，有些媒体话说得很重，上纲上线的仿佛他犯了重罪，相关的行业与他“画清界限”也在第一时间赶到。胡锡进建议说，李云迪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是相对较轻的，他希望互联网能够彰显惩恶扬善的爱憎分明，也要展现“道义的丰富性”，避免在任何方向上过犹不及。 

胡锡进呼吁“道义的丰富性”，却不敢说出一段真实的历史：如今，中共以招妓为名将李云迪彻底妖魔化，却忘记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嫖客党”。中共的创党总书记陈独秀，当年是北京红灯区“八大胡同”的常客。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教职员工中组织“进德会”，动员大家签名保证不嫖妓、不吸鸦片，陈独秀不愿参加，被免去北大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愤而南下上海组建共产党。可以说，没有陈独秀的嫖客嗜好，就没有共产党的诞生。那么，今天共产党为何有对跟陈独秀有同样嗜好的嫖客们“一个也不放过”呢？

“毛的情人”陈惠敏

共产党掌权之后，从毛泽东以下的大小官员们，不再需要像陈独秀那样花钱去妓院嫖妓了。共产党关闭了妓院、改造了妓女，将“旧社会”的阴沟打扫得干干净净。同时，整个中国都成为共产党当权派的妓院。毛泽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荒淫的皇帝都要无法无天，亦欲望无边。英籍华裔作家张朴曾访谈毛的情人之一的陈惠敏，陈惠敏是唯一后来移居海外的“毛的情人”。陈惠敏告知，出身高干家庭的她，因貌美如花，在十四岁就被选入专门到中南海陪舞的军队文工团，她如此描述毛强暴她的场景：那天夜晚在休息室里，当毛要她把衣服脱掉时，她一阵恐慌，加上害羞，不知所措，她开始浑身发抖。她想大声喊叫，又不敢，只能乞求般的看著毛。一直显得慈祥可亲的毛泽东，此时已是欲火中烧。他见陈惠敏一动不动地站著，仿佛没听见似的，顿时大怒，走上前狠命撕开陈的连衣裙。后来，毛泽东称陈为“女儿”，同时又要陈全身裸露、一丝不挂地陪他读书。陈惠敏对毛完全顺服，不仅身体上顺服，精神上也顺服，她被毛称作“尤物”。多年以后，陈惠敏移居香港、再移居英国，仍然不止一次对人说：“我希望以后人们一提到毛泽东就知道我，就像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关系一样。”

李云迪没有毛的权势，他招妓还需付费，却让自己身败名裂。在中共眼中，管你什么钢琴王子，仍是“倡优蓄之”。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死；要你荣华富贵，你就荣华富贵；要你穷途末路，你就穷途末路。

网上传出署名李云迪母亲的一则呼吁：“儿子将永远退出大陆乐坛，中国音乐界将不复存在世界级美誉的钢琴王子李云迪，强大的舆论及道德审判把儿子送进了人间地狱，我想不久他将离开曾心爱的祖国去异国他乡谋求生存。……为什么不能有点慈爱之心宽容地对待单身青年呢？他轻微违法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原则性危害呢？他为祖国建设慷慨解囊捐赠那么多钱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在中国口水都能把人淹死，何不去淹死直接造成中国经济损失、真正触犯法律、败坏道德、贿赂枉法的贪官呢？”这段呼吁有可能是好事的网友假借李云迪母亲之名发布的，李云迪的母亲未必有胆量为儿子鸣冤，但这番话倒是说出了她的心里话。

我反对中国网民对李云迪的口诛笔伐，但也不同情李云迪如今的下场。他明明留学西方多年，在西方可以过上有尊严、有自由的生活，偏偏还是要回中国发展——当然不是出于“对祖国的爱”，而是中国“人傻，钱多”，是个捞钱的好地方。据说，李云迪此次出事，一夜之间损失了超过两亿人民币的各种代言费和广告费——这就是人人都像畜生般活著的中国，对看似天外飞仙、西门吹雪的李云迪磁铁般的吸引力的原因所在。跟中国过不去，就是跟钱过不去。除了陈升和黄明志等屈指可数的少数艺人，谁能跟钱过不去呢？但是，既然你要去为奴之地捞钱，你就要做奴才，并承担做奴才的风险。

李云迪曾高倡自己是“护旗手” 

李云迪在西方生活多年，没有选择加入外国籍，而以优才计划得到香港居民身份。香港居民身份让他在西方和中国两个世界游刃有馀，两边通吃。然而，他对香港毫无感恩之心，从来没有关心过香港市民的逆权运动。相反，在香港人反对中国的血腥红旗时，他在微博上高调宣称“我也是护旗手”——这个“护旗手”却被红旗狠狠煽了一记耳光。

李云迪从来不是一个身体和灵魂上站起来的人。如今，他被中共像蚂蚁一样捏得半死，正是所谓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进来”。而那个到白宫演奏中共血腥曲子的朗朗，以后的下场也不会太好。音乐不能让人高尚，文学、哲学和科学也不能。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高层，个个都有很高的音乐鉴赏力，但音乐并没有阻止他们作恶。弹钢琴不能让人自由，只有真理才能让人自由。 

就在李云迪招妓成为中国新闻排行榜上第一热门话题的同时，一名在北京清华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的台湾学子龙缘之（Lung Yuan Chih）在个人脸书上揭露其导师刘兵对其性骚扰，中国却没有一个媒体敢报道。

龙缘之在脸书贴文中写道：二零一八年四月，她在北京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博士生第五年，正忙于提交论文、答辩。其指导教授刘兵是中国知名的学者，有许多的博士生、硕士生，几乎全为女学生。非常多人都说，他只收女学生。他经常将学生约在家里指导。

那一天：“他示意我坐在沙发上、他的左边。他仍旧说著我论文的事，对我的论文有许多赞美之词。……很快地，他开始摸我的右耳，同时继续说著论文的事。我内心非常惊恐，表面上装作仍是认真写笔记的样子。他继续摸、揉我的耳朵，还不时往耳朵吹气。我仍是固作镇定。……然后，他用双手用力握住我双肩，想把我压向他、压在沙发上。我抵抗著，尽我一切的力量维持坐姿。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不发一语，在无声中抗衡。他的力气很大，我是要用尽全力才能反抗。……数分钟后，他放弃了，靠在沙发上，意兴阑珊的样子。” 

龙缘之的拼命反抗让她逃过了一劫，但她不敢报警或向校方揭露此事。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主导的社会：“博士生导师的权力是惊人的，不仅主宰了在读学生、考生的死活，学校里的同事、职员、年轻教师(“青椒”)亦为其势力范围，谁敢得罪？” 

中国学术界性骚扰的“新常态”

在毕业典礼上，龙缘之被安排和清华党委书纪合照。那是她与清华最高官员最接近的时刻，也是离揭发导师恶行最近的时刻：“是的，直到那一刻，我还在挣扎是不是要把这一切我所知的说出来——但是，又要说什么呢？我不是一直在大声疾呼，而无人听闻吗？我不正是不断在吁求正义，而招人耻笑吗？我的密友不正是因为他的导师不断诱奸女学生、要求男学生奉上他们的女友，以惩那可耻的性欲与权力，而导致精神分裂吗？”她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刘兵其人是中国知名的女性主义学者，如果上网查“女性主义”、“女性学”、“性骚扰”，会看到他很多著作和访谈。他还经常在媒体上夸夸其谈“何谓性骚扰”。可以说，“女性主义是什么”、“什么是性骚扰”的论述，就是由他和他的一大票女弟子建立起来的。研究性骚扰的学者，是性骚扰的惯犯，这就是中国学术界的“新常态”。

这段经历给龙缘之造成巨大的伤害，以至于她对学位和学术的热忱和信念全都崩塌了，“拿到学位后，我不曾为自己感到一点点的骄傲，因为那是以人性的羞耻、无能和妥协换来的”。

中国是为奴之地，为奴之地没有真正的学术，为奴之地也没有多少人配得上“教授”的称号，他们大都是“叫兽”而已。我对受害者充满同情，也愿意撰文帮她呼吁，并谴责“叫兽”刘兵。但我感到不解的一点是，龙缘之明明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台湾，可以在台湾或西方完成学业，做出一流的学术成绩来，为什么她偏偏要到中国这个肮脏危险的国度去求学呢？新竹清华难道不比北京清华的学术环境更好吗？这个错误的决定，让她付出沉重代价。这也是每一个到中国去念书的“台生”都有可能遇到的灾难。希望龙缘之的遭遇让更多台湾年轻人打消去中国求学的错误念头。 

李云迪比刘兵的知名度高多了，他是四川音乐学院教授，同时也在中国若干所大学兼任教授（招妓事件之后，所有大学都将他除名）。或许在国外待久了，有了某些基本的道德底线（老师不伤害学生），且昧于中国的国情（老师可以伤害学生），李云迪没有像刘兵那样安全地“兔子专吃窝边草”，而是老老实实地付钱招妓，结果却落得个谤满天下。反之，刘兵在北京清华园逍遥法外，仍可率领一帮女弟子、娘子军高言大志、挥斥方遒，龙缘之的控诉动不了他分毫，他的女弟子们个个欣然接受导师的雨露恩泽，不会支持龙缘之的维权行动，而只会斥责她破坏了中国学术界的“潜规则”。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