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四名廳官接連被查處 傳原市長程用文自殺
2026 年 6 月 24 日
3月14日，李进进律师不幸遇害身亡。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震惊，悲痛之情久久不能平息。下午，我和我太太以及老友徐友渔夫妇赶到法拉盛的李进进律师楼，在进进办公室门前献上一束白花，谨表哀悼。连日来，进进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于脑海。我很难想象，进进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我和李进进结识于1993年。那时，他以访问学者的名义来到美国，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宪政与中国”项目，我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由于在此前，我们彼此对对方就有相当的了解，故而一见如故。在那时，《北京之春》的记者亚衣对李进进做了一次深度访谈。在访谈中，李进进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讲到他在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会堂前主持了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讲到他在5月19日起草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宣言》，帮助建立了自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真正独立的工人组织，并成为其法律顾问。在八九民运诸多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中，李进进是最早把注意力转向工人和市民，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的。 在访谈中，记者亚衣问：“从研究生期间的活动到天安门运动，你在政治上似乎一向主张和解与妥协，但是你又说过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残暴不讲道理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面前，你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主张？” 李进进答：我现在仍然坚持这种政治主张。这是因为第一，这是一个策略，非这样不可；第二，另一个更深刻的意义是在理念上。从理念上来讲，和平、理性、和解、妥协是一个社会走向民主过程的必然的方法和手段；将来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也要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公正；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当中，首先就应当学会这种方法和手段。 李进进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精彩。即便在30年后的今天，李进进这段话仍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 结束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李进进随即去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法律学位。一次，我去麦迪逊参加会议，顺道去李进进的住所看望，见到他的妻子和儿子。进进拖家带口，在40岁攻读洋学位，课业繁重，自不待言，还要在餐馆打工维持生计，压力之大，可以想见。然而李进进却处之泰然，不叫苦，不感伤，不消沉。那份恒心与定力，令人赞叹。 进进得到博士学位后又回到纽约，办起了律师事务所。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我们同时在一些民运组织中任职，一起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次活动和会议。我介绍过几个朋友申办杰出人才移民或政治庇护，进进都认真办理，那几个朋友都对进进十分感谢。我有法律问题向进进请教，进进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 自2011年起，李进进接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组织和主持了多次活动和会议。尤其是在2012年秋，胡赵基金会在纽约长岛举办了“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研讨会，会议的正式发言人和评议人多达40几位，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9位独立学人；会后出版了一部厚达400多页的《僵局、“破局”与中国民主转型——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辑要及现场辩论实录》，可谓硕果累累。 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李进进执笔提交了一份《“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白皮书指出，1989年民主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活动；1989年春夏期间，北京没有动乱；6月也没有发生所谓的暴乱；“六四”事件的屠杀性质不容质疑。这份白皮书从法理上，对共产党当年的诬陷、不实之辞进行了既全面又深入的分析和反驳，是海外民运不可多得的一份文献。 和不少“六四”流亡者一样，李进进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从广场到秦城》。和其他“六四”流亡者的回忆录不一样的是，李进进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法律博士生的狱中探法》。在这本书里，李进进不但讲述了自己从八九到“六四”的个人经历，而且还从法学家的角度，从法学理论上认真地探究了中国司法公正的若干重大问题。 在得到法学博士的学位后，李进进没有选择教学与学术研究，而是选择了当律师。在律师的实践中，李进进获得了很多在书斋里不容易获得的经验与感受。他又把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感受放进他的理论学术的思考，由此引出了对美国三权分立、对美国司法体系的深刻领悟，以及对中国制度的深刻批判，并进而引出了对未来民主宪政中国如何实行法治的深入思考。这对于未来中国宪政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进进热爱文学，喜欢写作。进进属羊，他以“杨非羊”的笔名办了一个博客网页，上面收录了他写的短论、随笔、书评和诗歌。 进进远行不归，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哀伤和思念。我想，我们对李进进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就是整理和接过他的思想遗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纽约市皇后区地区检察官凯兹（Melinda Katz）3月16日宣布，涉嫌（刀捅）杀害纽约移民律师李进进（Jim Li）的嫌疑人张晓宁（Xiaoning Zhang）被控二级谋杀和四级非法持有武器，她最高面临25年至终身监禁。张晓宁定于3月18日早上在皇后区刑事法庭出庭。 张晓宁15日晚被押出纽约市警109分局时，公开发表了仇视反共人士的言论。媒体问她：“张晓宁，你为什么杀人？”、“你后不后悔？”她高声回答：“最后悔的是你们这些叛徒！你们身为中国人，却要反共！你们已经害死了无数学生，还要害学生⋯⋯” 被告张晓宁2021年8月从中国北京来美，以寻求庇护为由办理身份，在移民局问话没有通过后，她求助于李进进律师。在案发前3天（3月11日），她曾到李进进律师楼大吵大闹。据律师楼对面的保险代理徐小姐说，“李律师怕吵起来说不清，叫我们过去作证。这个女的很凶呀，只听她讲了三句话，我就出来了，⋯⋯李律师站着，这个女的扑上去，秘书把她拉走。” 根据李进进的生前好友、资深媒体人曾慧燕表示，后来，张晓宁假意对李进进说要向他道歉，李进进便同意见她。张晓宁14日早上10点多提着蛋糕到李进进律师楼，秘书说李律师还没到，她下楼等他。11点多，秘书看他俩有说有笑进入办公室，张晓宁说不办政庇了，她进入李进进的个人办公室，并趁机掩上门，秘书当时还不放心探头看了一下。李进进坐在电脑前，张晓宁冷不妨从后方用左臂紧抱住他的脖子，让他无法动弹，右手跟着捅刀子，一刀就割断了他的颈动脉，造成大出血，然后再捅三刀，刀刀致命。当时李进进惨叫，外面的人冲进办公室，李进进大叫她割了他的颈动脉，然后不支倒地。
3月14日中午，我从朋友处得到噩耗，中国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待我如兄长一般的李进进律师，几个小时前被一名女性持刀刺杀，紧急送医后医治无效，不幸离开了我们。 1987年我进入北大读书的时候，就听说过李进进的名字，那时候他是北大研究生会主席。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八九民运爆发，北大迅速成为学生运动的主力阵地之一。4月17日晚上，北大上千名学生走出校园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18日凌晨改为静坐并决定向全国人大信访局递交“请愿七条”。到18日上午，筋疲力尽的上百名学生静坐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与声援学生的上千民众一起，等待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内与当局代表的对话结果。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因为实在太过疲累，准备回北大休息。这时候，一个看上去非常精干的学长从队伍中走出来，从我手中接过话筒讲话，表示愿意接替我继续组织大家静坐请愿，并自我介绍说他是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李进进。这，是我与进进的第一次见面。到今天天人相隔，已经是33年前的事情了。 在这之后，李进进开始积极参与北大的学生运动。他组织的一件事至今都并不是那么为外界所知，但我认为意义重大：作为前任北大研究生会主席，李进进带领一批研究生，严格按照北大官方的研究生会组织章程，成功地罢免了当时站在校方立场的研究生会，选举产生了支持学生运动的新的合法的研究生会。据我所知，这是八九民运按照当局的规矩，成功罢免当局的学生会的极少数案例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例。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李进进不愧是具备深厚法律专业背景的学生领袖，既打击了官方的学生组织，又让当局抓不到半点把柄，可谓智勇双全。 学运进入绝食阶段之后，我跟进进的接触比较少了，因为他独辟蹊径，离开象牙塔，开始尝试组织工人运动。当时，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真正的工人自治组织 — 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成立，就是李进进和其他人一起努力推动的结果，进进自己还担任了工自联的法律顾问。与我们这些专注在学生组织的人相比，进进当时就已经看到了要和工人、农民、市民等其他阶层的人民联合行动的重要性。这一点现在看来是相当有远见的。 六四之后，我跟进进分别入狱，彼此断了联系。1998年我被流放到美国之后，才重新开始与进进一起投入海外民主运动的工作。20多年来，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从组建“中国宪政协进会”到撰写《六四事件白皮书》，从推动智库“对话中国”的工作到筹备成立“六四纪念馆”，进进从来都站在海外民运的第一线，对我的所有工作都大力支持。同时，作为北大学长，进进对我如同兄长一般的关心也是几十年如一日。不仅是对我，熟悉进进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待人热情、充满活力的朋友，同时充满了对于前途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几天以前的3月10日，一起出席英文舞台剧《天安门安魂曲》的首映式，一起参加首映之前的座谈。那一天，谈起八九六四，他还是那么的深情、激动。可以说，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六四人”，不折不扣的“八九一代”。 进进突然遇难，我的悲痛无以言表。作为他的兄弟和战友，我最大的期盼就是世人能够记住李进进的名字，和他为推动中国民主化不懈奋斗的一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