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区已从新州转移至维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台湾问题好像跟天气问题一样，看似很熟悉，但细说又发现什么都难说清。在台湾选举即将到来之际，学者胡平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采访，谈他对台湾问题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当局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对中国人进行怎样的舆论导向，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变化是怎么回事，中共对台湾的战争恐吓目的何在及效用如何。 在胡平看来，围绕台湾的这次选举以及台湾自上个世纪 90年代以来进行的历次自由选举，实际上是有多个博弈在同时进行，既有台湾内部政党彼此之间为争取选民支持从而获得执政权的博弈，也有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跟坚持实行独裁专制的中共政权的博弈。与此同时，中共不但跟台湾博弈，而且也在跟中国公众博弈，力图塑造他们的认知，使他们相信专制独裁体制就是比自由民主更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当局也与时俱进，逐步提升对中国人的言论管控，并采取转移话题等手法在民主自由问题上分化中国公众，从而有利于继续维持独裁专制。 以下是胡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摘要。采访的完整视频见：https://youtu.be/D1ecGCLxWXs。胡平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今日台湾最重要的真实是什么 记者：尽管中国大陆和台湾只有台湾海峡一水之隔，但台湾海峡两岸却好像是天各一方。由于中国共产党当局持之以恒的信息和新闻报道封锁，很多中国民众对台湾的许多基本情况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情。在你看来，中共舆论管制当局最不想让中国民众知晓的台湾情况/台湾新闻/台湾实况是什么？ 胡平：现在是信息时代，再加上两岸有大量的人员来往，今天的中共当局不可能对中国民众完全掩盖台湾的真实状况。但它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刻意地操控议题，让一般人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它的操控刻意起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什么是台湾的最重要的真实呢？那就是今天的台湾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相当稳定的民主社会。台湾的民主自由指数不但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再过几天，台湾一千多万民众就会来到投票处，在小纸片上轻轻地用笔勾几笔，那就完成了最高权力的和平转移。新总统一旦选出来，国军立刻就宣示效忠。这根本就没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毛钱的事。 这种事情相当了不起，相当不简单。想想看，回顾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包括中共建政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为了争夺权力，就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担心别人篡党夺权，于是就没完没了地杀戮，没完没了地迫害，没完没了的监禁，等等登顶。我们所经历的大量的灾难，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你看，不管台湾有多少别的问题，单单就凭它做到了用数人头来取代砍人头，这一点就比中国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明一百倍。这是台湾最大的真实。而这一点中共当局不可能完全掩盖，但它不去让人们给予足够的关注。这就是它现在正在做的。 对台湾问题的意见分裂是从何来 记者：许多中国民众到台湾旅游过，也可以说亲眼见过台湾，但他们对台湾的基本情况、基本民情还是缺乏了解。最有意思的是，许多台湾人抱怨说，许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生活多年，但他们仍是跟在中国国内受到严密信息封锁的民众一样缺乏对台湾的了解和理解。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胡平：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的人员交流就比较多了。应该说在（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无论是到台湾旅游的大陆客，还是在海外生活的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基本上还都是很正面的。 这些年来，情况有些变化。首先是中共对言论的管控比以前更严厉。因此，那些唱好台湾的声音就不大能发得出来。再加上中共把台湾海峡两岸问题聚焦在统独的问题上来。本来两岸的问题主要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 台湾的民主那么成功的实践本来就是对大陆专制的有力的冲击。如果聚焦在民主和专制的问题上，那就可以肯定唱好台湾的、正面赞扬台湾的声音一定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但这些年焦点改变了，变成了统独问题，就众说纷纭了。因为民主和专制谁好谁坏，大家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 你看，连共产党搞专制还硬要说自己是民主，而且是全过程民主。可见它也知道民主的名声好，专制的名声坏。可是你要说统一，说独立，说分离，那就不好说了，大家的看法就不是那么一致了。不管你是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也好，还是在海外的大陆人也好，他们或者是出于民族主义，或者是出于传统的、习惯的大一统观念，会对台独很反感，因此就对民进党很反感，对台湾的民主也没有兴趣了，也有负面印象了。 今日中国人的舆论场的复杂性 总的来说，现在的大陆人，包括在西方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不像以前那样一边倒地叫好，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搞认知战，操控信息；另外就是这些年大陆经济好了，经济发展了，兜里有钱了，对专制的反感就降低了。 因为过去人们对专制反感除了是因为压迫之外，也是因为专制让人贫穷，所以他们出于多种原因对专制反感，对民主向往。如果在专制之下经济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相当一些人对专制的反感就会降低，对民主的憧憬也可能会降低。 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热门的话题被转移了，不再是集中于民主与专制，而是谈统独问题了。而尤其是现在在（中国）国内的环境之下，要是谈独立，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另一方，支持民进党一方，那就有相当的风险。 我看到很多报道说，在国内你要说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这问题提不大。你要是说支持民进党的赖清德，那就比较麻烦。光说是支持赖清德还好办，你要是说同情和支持台独，那麻烦可就大了。那就有可能给你安个“寻衅滋事”（的罪名）了。这么一来，另一方面的声音被消声。 在海外的中国人，虽然不在中国大陆境内，不会受（中共政权的）直接的控制，但因为舆论场是交叉的，他们是生活在微博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的朋友圈里，他们感受到的舆论氛围、气氛是（跟在国内）相当一样的。所以他们也会受这种影响。另外他们也知道，你假如在海外发表（支持台湾独立）这样的言论，不但对你将来回国会有麻烦，也可能给你在国内的亲友招来麻烦。 也就是说，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另一种（与中共政权的宣传唱反调的）声音受到比原来更大的压制。再就是统独问题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众说纷纭的问题。而你要替（台湾）独立辩护，那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国内的大陆人也好，在海外生活的大陆人也好，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就呈现出比过去更复杂，更混乱的局面。 台湾人缘何大都不再自认为是中国人 记者：华盛顿和北京的正式外交关系是建立在当初双方1970年代达成的一个共识上，这就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提出异议。美国坚持至今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由此而来。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和1970年代大不一样了。当时绝大多数台湾人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现在绝大多数台湾人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你认为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在过去30年、40年的这种变化应当怎样解释？ 胡平：我想这就是过去50年来台湾人的国家认同、自我认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起来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取决于两条。一条是你自己认为你是谁；第二条是别人认为你是谁。而事实上常常是后者更重要。所以一句俏皮话说，你自己是谁？别人说你是谁，你就是谁。 50年来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现在大家都把中华民国的国民叫台湾人。现在一说中国就是指中国大陆。所以中国这个名称就是大陆专有的了。甚至到了后来台湾人自己也要把自己说成是台湾人。因为他要说自己是中国人，别人就会误以为他是大陆人。为了区别，他自己就不得不说自己是台湾人。 哪怕你有很强的中华民国的情结，主张一个中国，但平常的谈话中，你也会把中华民国的人叫做台湾人，而不会把他们叫做中国人。 其实早先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记得1970年代80年代，台湾有一首流行歌曲，是侯德健写的《龙的传人》。它的歌词你看是怎么说的呢？“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长江，叫黄河。”这说明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至少是在台湾的校园里大部分人还是把自己定义为中国人。 而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有长江有黄河的中国，不只是台湾。那歌词没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叫淡水河”，而是说长江和黄河，尽管他们很多人见都没见过。但他们那时候认同那个中国。 但此后变化就非常大了，以至于到了前些年蔡英文总统说：现在的台湾人是天然独。什么叫天然独呢？就是新一代台湾人，他们从出生那一天起就习惯于被叫做台湾人，他们也以台湾人自居，他们就习惯于“中国”这个词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就专指大陆人。 因为台湾成了国际孤儿，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这就使中华民国这个牌子除了在台湾岛内还有用，到了别的地方都吃不开。台湾人参加奥运会得了奖，得了金牌都不能展示自己的国旗，奏自己的国歌。 凡此种种就使得中华民国、中国人的概念越来越淡，台湾人的意识就越来越强，就造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状况。 面临经济政治困境的习近平更有可能打台湾吗 记者：当今中国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使台湾问题受到更大、更多的关注。有人认为，面临困境和危机的中共领袖习近平会选择攘外必先安内，在可见的将来会更关注中国大陆内部的问题，不去打台湾的主意。你是什么看法？ 胡平：我觉得，在现阶段，在短期之内，习近平不会发动对台湾的战争。因为第一，台湾本身的军力就不可低估。另外，一旦北京对台湾开战，美国可能会很深度地介入，不排除直接出兵相助。而北京对胜算没有把握，所以就不会轻举妄动。 事实上，中共很清楚，台湾人不分蓝绿都不接受一国两制。所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它很清楚。要统一就只能来武的。但现在它认为不是武统的时机。现阶段就不会动武。 那它是怎么想的呢？中共的如意算盘就是想：再过一些年，中国的国力会有进一步的提升，中国的军力也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提升，即便在全球范围内还不是美国的对手，但可能在局部区域，比如在台湾海峡，在离中国近的区域，中国的军力就可能超过美国。到时候真的动武，美国会不会介入，会不会冒和中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国台办原来的一个副主任王在熙就说，除了文统和武统之外，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北平模式。北平模式就是只打外岛，以战迫和，以武促统，逼台北就范。就是把台湾包围了，占领外岛，金门马祖很近，很容易。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出兵相助，它就可能退缩。 但那个时候出于种种原因美国不出兵，不直接派兵，那台湾就觉得不可指望美国了，美国不敢出来直接帮忙，单凭台湾自己恐怕扛不住。那时候可能就不得不被和平统一了。这就是中共打的算盘。 所以现在它就在等那一天。它在赌未来几年，中国的军力会有进一步的增长，因此就改变了台海地区的军事力量的平衡，就会使以战迫和，以武促统的方式得到成功。所以我觉得台海眼下其实没有那么危险。但在未来几年，这种危险就不可低估了。
3月14日，李进进律师不幸遇害身亡。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震惊，悲痛之情久久不能平息。下午，我和我太太以及老友徐友渔夫妇赶到法拉盛的李进进律师楼，在进进办公室门前献上一束白花，谨表哀悼。连日来，进进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于脑海。我很难想象，进进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我和李进进结识于1993年。那时，他以访问学者的名义来到美国，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宪政与中国”项目，我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由于在此前，我们彼此对对方就有相当的了解，故而一见如故。在那时，《北京之春》的记者亚衣对李进进做了一次深度访谈。在访谈中，李进进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讲到他在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会堂前主持了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讲到他在5月19日起草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宣言》，帮助建立了自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真正独立的工人组织，并成为其法律顾问。在八九民运诸多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中，李进进是最早把注意力转向工人和市民，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的。 在访谈中，记者亚衣问：“从研究生期间的活动到天安门运动，你在政治上似乎一向主张和解与妥协，但是你又说过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残暴不讲道理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面前，你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主张？” 李进进答：我现在仍然坚持这种政治主张。这是因为第一，这是一个策略，非这样不可；第二，另一个更深刻的意义是在理念上。从理念上来讲，和平、理性、和解、妥协是一个社会走向民主过程的必然的方法和手段；将来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也要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公正；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当中，首先就应当学会这种方法和手段。 李进进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精彩。即便在30年后的今天，李进进这段话仍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 结束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李进进随即去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法律学位。一次，我去麦迪逊参加会议，顺道去李进进的住所看望，见到他的妻子和儿子。进进拖家带口，在40岁攻读洋学位，课业繁重，自不待言，还要在餐馆打工维持生计，压力之大，可以想见。然而李进进却处之泰然，不叫苦，不感伤，不消沉。那份恒心与定力，令人赞叹。 进进得到博士学位后又回到纽约，办起了律师事务所。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我们同时在一些民运组织中任职，一起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次活动和会议。我介绍过几个朋友申办杰出人才移民或政治庇护，进进都认真办理，那几个朋友都对进进十分感谢。我有法律问题向进进请教，进进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 自2011年起，李进进接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组织和主持了多次活动和会议。尤其是在2012年秋，胡赵基金会在纽约长岛举办了“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研讨会，会议的正式发言人和评议人多达40几位，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9位独立学人；会后出版了一部厚达400多页的《僵局、“破局”与中国民主转型——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辑要及现场辩论实录》，可谓硕果累累。 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李进进执笔提交了一份《“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白皮书指出，1989年民主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活动；1989年春夏期间，北京没有动乱；6月也没有发生所谓的暴乱；“六四”事件的屠杀性质不容质疑。这份白皮书从法理上，对共产党当年的诬陷、不实之辞进行了既全面又深入的分析和反驳，是海外民运不可多得的一份文献。 和不少“六四”流亡者一样，李进进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从广场到秦城》。和其他“六四”流亡者的回忆录不一样的是，李进进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法律博士生的狱中探法》。在这本书里，李进进不但讲述了自己从八九到“六四”的个人经历，而且还从法学家的角度，从法学理论上认真地探究了中国司法公正的若干重大问题。 在得到法学博士的学位后，李进进没有选择教学与学术研究，而是选择了当律师。在律师的实践中，李进进获得了很多在书斋里不容易获得的经验与感受。他又把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感受放进他的理论学术的思考，由此引出了对美国三权分立、对美国司法体系的深刻领悟，以及对中国制度的深刻批判，并进而引出了对未来民主宪政中国如何实行法治的深入思考。这对于未来中国宪政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进进热爱文学，喜欢写作。进进属羊，他以“杨非羊”的笔名办了一个博客网页，上面收录了他写的短论、随笔、书评和诗歌。 进进远行不归，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哀伤和思念。我想，我们对李进进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就是整理和接过他的思想遗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亲信智囊、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召开蔡霞事件通报会，强调“党校姓党”，“党校人姓党”，禁止任何与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并要严格执行出国人员审查等等，凸显蔡霞事件的震撼效应。 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抨击习近平倒行逆施的言论刺痛中共，其圈内人和红二代身份更让北京当局担心有更多的体制内精英效仿任志强、蔡霞和许章润，说破皇帝的新衣。 蔡霞如何由一位体制内精英变成中共的叛道者？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赵家人”不满习近平统治？中共划红线止血能否阻止党心民心的觉醒？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共大动干戈正说明在体制内，精英圈里，甚至在一些红二代圈内，都对习近平有相当的不满，都想把习近平换下来。他说：“蔡霞讲倒习是党内共识，是大家普遍的想法。蔡霞本人是圈内的人，是体制内的精英，还是红二代。那么中共大动干戈就说明在体制内，精英圈儿里，甚至在一些红二代圈内，都对习近平相当的不满，都想把习近平给换下来。” 胡平认为，中共党内的倒习运动原本在今年1月至3月期间达到高潮，但后来出现逆转，习近平的地位反而得到了巩固。 他说：“当时习近平的权力也是遇到空前严峻的挑战。只是后来因为中国的疫情得到某种缓和，而西方又陷于苦战，这样一来习近平又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加强他的个人权力。然后就对前阶段倒习运动的代表人物反攻倒算。所以这次他对蔡霞，以及此前对许章润、任志强的处理都表明了这么一个问题。”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中共当局之所以高度紧张，原因在于蔡霞、许章润和任志强这样曾经的中共党内精英所做出的政治上的选择会对党内人心起到震撼作用，甚至组织上的溃散。 他说：“倒习现在就是像蔡霞教授所说的，它是一个党内多数人的共识。从我接到的情况也是，搞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很多人赞成。其实包括蔡霞教授本身，在发生了法轮功镇压、民主党镇压之后，她还在说2000年到2006年，意思在江泽民的领导下中共还可以。但是搞独裁，邓小平在他搞了改革他就讲过，这个将来肯定是不得人心的。他认为搞不成，结果习现在还搞成了，差不多要大功告成。但是这一点共产党是不满，这些人站出来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王军涛表示，中共紧张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对中共的重拳出击。他说：“而且现在美国的重拳，我们可以看到，日益逼近，要求中共的党政官员要站队。就是你如果不在自由民主世界一边，你就要受到制裁。那么你在前些年，在全球化进程中共产党捞的好处，你分分羹可能都要完蛋。” 有观察人士把红二代的分化改组看作是习近平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迹象，认为越来越多“赵家人”的觉醒会增加统治集团的压力，迫使中共上层的分行改组，迫使习近平下台，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蔡霞已经指出，中共目前就是政治僵尸，因此对中共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已不抱幻想。 他说：“她（蔡霞）就特别谈到，就靠中国共产党，基本没有力量，因为习近平这个独裁者已经把党打散了，人和人之间没有正常的交换意见的空间和氛围，因为不能互通声气，因此就很发起集体行动。但是她是呼吁，党内的元老、现任的常委能不能再一次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事，把这个人请下去。这样子还有希望。她还警告说，如果现在不这么做呢，那将来肯定会导致灾难。” 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不应该对中国的民主变革彻底绝望，因为一旦变革到来，这是任何人也挡不住的。 他说：“也就是说到这个国家要变、人心思变的时候，实际上体制里头的人、体制外的人、体制里和体制外结合部的人，他们都会有一些机会触发偶然事件，但是一旦这个机会启动之后，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墙倒众人推，有的人是出于利益推，有的人是出于理念推；第二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开始可能没想把这个体制周掉，但是随着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一步一步得出结论，最后就到了结束这个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