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更难了！中国直播大军搬到室外 凌晨挤满街角桥洞

中国直播行业火爆程度已经成为世界级现象。凌晨1点的湘江岸边，他们有的人用鞋底拍打臀部，有的人酱油洗头、有的人则在地上打滚。对，你没看错，这里是湖南长沙的街头，上百位直播网红穿着棉袄在江边瑟瑟发抖做直播，而且是凌晨。这些主播有的还成群在立交桥的桥洞中支起灯架现场直播。不少网友发问：直播行业现在内卷都这么严重了吗？迫使这些主播从室内都转向室外了？

不只在长沙，近日广西省桂林也在寒夜下出现大批直播网红，蹲坐在一座立交桥上。有现场女网红对法新社表示，“现在室内主播太多了，竞争力也饱和，也多”，她哭笑道“外面太冷了，有时候零度实在受不了。”但为了生活，不得不选择深夜时段赚取更多流量赏金。

另一位女网红则表示，有些人会带有歧视的眼光看我们，并质疑“怎么大半夜还在这里直播，所以我们直播的地方就选在离居民区很远的地方。”

这类半夜户外直播工作，早已引起官方注意。据极目新闻报导，去年4月因户外直播涉及扰民，桂林交警、城管对此进行了整治。但这类现象并没有因此“绝迹”，反而迎来一波新的红利：“有网红直播几小时涨粉过万，一个晚上赚了5万元”。

当时有业内人士透露，虽然户外直播唱歌看起来门槛低、收入高，但真正能挣到钱的并不多，大多是“看起来很美”，“而且这是一个短暂的工作，大多主播坚持不了太久，一般在三个月左右。此外，以后想要转行也会面临各种困难。”

针对中国大陆这种诡异的直播乱象，不少人认为是中国失业率增高的警讯，因为中国国内过去3年受到疫情严格封控影响，加上中美角力，导致外资陆续出走，让中国就业问题逐渐浮上台面。

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报导，中国发改委在今年初发布一项管理办法，呼吁产业界“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的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分析认为，中共政府这项“以工代赈”的政策，反映出中股票政府正担忧农村劳动力失去谋生的机会。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中国新年过后，官方期待的就业回归没有如期到来，大批求职的农民工和白领阶层，成了过剩劳动力，不仅国营事业一职难求，许多农民工频频传出被欠薪、沦为“人矿韭菜”。仅2月13日到20日一周时间，至少发生7起致命连环血案，主因就是因就业形势严峻，底层民众已处于崩溃状态。

一直关注劳工问题的左翼传媒人陈洪涛认为，目前从身边人得到的资讯，基本可以得出就业困难的结论。但并没有准确的统计资料。他认为，中共官方没在乎这些底层民众的生计问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就业有关的资料，只有2022年12月发布的当年前11个月的资料，称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6%。称当年二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

但这个说法备受诟病。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理论版早于2004年，就公开指出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约4000万人，并以每年200多万人的速度增加。 2020年，官媒《中青报》援引资料称，失地农民为一亿人。而在中国疫情封控期间，中共政府亦没基本的统计，更谈不上基本的失业或疫情期间纾困救助。

有关上述数据，外媒记者多次致电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多个司局，都没能得到回应。

谈到直播，不得不提到中国东北，在GDP垫底的东北三省，却是网红主播的崛起之地，“重工业靠烧烤，轻工业靠直播。”在如今的东北民间话语中，“直播”已成为发展东北经济的支柱型产业。

2016年，在国内“千播大战”最为焦灼的阶段，腾讯科技发布的直播行业报告显示，在直播平台粉丝量排名前20位的主播中，东北籍约占半数甚至更多。

2020年底，快手商业化发布的平台创作者数据显示，在快手，东北用户达1.08亿人，其中，东北三省的创作者总数超过4600万人。

抖音上的东三省创作者群体占比也不遑多让。2019年抖音创作这视频播放量最多的前五名，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作品占了其中三个位置。

然而对于东北的主播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而是东北年轻人不得不自保谋生的另辟蹊径。

中共建政之初，东北是中国大型厂矿企业最为集中的地方，东北重工业基地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还不计成本支援了全国11个三线省区。

然而，到了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却成为东北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

20世纪90年代末，一大批国有和集体企业员工遭遇失业潮，“父母下岗”成为当时许多70后、80后东北人的童年记忆。

东北主播蒋博文告诉大陆媒体，他的家乡辽宁阜新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整个城市几乎都是靠“挖煤”发展起来的。

“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那儿的矿产资源基本上已经给‘吃黄’了，眼看资源一点点枯竭，经济走向下坡路也是必然。”他说。

“东北留不住年轻人，有能力的都去关内大城市了，在当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才是父母亲戚眼里的正经职业。”蒋博文说。

截至2010年，东北三省历年累加的人口净流出规模达219万人，相比2000年40.4万人的净流出规模，激增了5倍；非农人口流出比例高达42.9%。

在传统的社会阶层中，受限于家庭背景和文化程度，那些早早辍学的东北年轻人无法在本地找到体面的工作。

而早期的东北主播形象也间接印证了这一现象：文化程度不高，做着最底层的工作，在机缘巧合下开始“玩网络”，慢慢玩出门道。

比如，主播“MC天佑”初中辍学，最早靠摆摊卖炸串为生；直播公会“舞帝传媒”创始人“利哥”，最早靠修理汽车谋生。

“YY（直播平台）的崛起主要靠这批东北主播，尤其是MC天佑这样的喊麦主播，其他地域的主播没有什么竞争力。”曾经营过直播公会的视飞科技CEO曾诚回忆道。

在直播野蛮生长的年代，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涌入直播平台，东北主播更是一度占据直播行业的半壁江山，享受着众人拥趸的“高光时刻”。

不过，在很多老一辈东北人眼里，“主播”这个职业和民间“卖唱”“卖艺”的营生没有本质区别，既不体面，也不光鲜，更不是什么“铁饭碗”。

“从我选择做主播开始，家里就不是特别认同。”蒋博文的父母都是军人出生，在他们看来，去富士康这样的“大厂”工作，都比做主播“体面”。

然而，对于失业率逐年攀升、人口流失加剧的东北来说，“直播”是东北年轻人可以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低门槛、高收入”工作。乘着平台的流量红利，东北主播们可以在人均月收入三五千的小城市里，拿上万元的月收入。

陌陌2017年的行业报告显示，东北三省不仅是主播职业化认可度最高的地区，也是最能吃苦的一个群体。在直播超8小时的省份统计中，吉林、黑龙江、陕西、辽宁位列前四。

不过风光过后，亲眼见证“千播大战”盛况的主播们，自身也不得不面对大浪淘沙的行业洗牌。

而网络直播政策的日渐趋严也给东北主播的生存带来诸多挑战，东北“喊麦之王”MC天佑、社会摇“鼻祖”牌牌琦都因违规直播被全网封杀。

中国当局越发严格的审查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直播主的创作内容。中国直播一个人李佳琦因在2022年6月4日前夕在直播间展示了一个用冰淇淋制作的坦克，被当局认为是映射六四天安门事件，这位全中国带货能力最强的主播，于是消失了数月，连电商平台淘宝每年的购物节都没能参加。

另一位与李佳琦并驾齐驱的带货一姐薇娅也因为偷税被封杀，看到昔日赚的盆满钵满网红的遭遇，令不少直播主有兔死狐悲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