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更难了!中国直播大军搬到室外 凌晨挤满街角桥洞

中国直播行业火爆程度已经成为世界级现象。凌晨1点的湘江岸边,他们有的人用鞋底拍打臀部,有的人酱油洗头、有的人则在地上打滚。对,你没看错,这里是湖南长沙的街头,上百位直播网红穿着棉袄在江边瑟瑟发抖做直播,而且是凌晨。这些主播有的还成群在立交桥的桥洞中支起灯架现场直播。不少网友发问:直播行业现在内卷都这么严重了吗?迫使这些主播从室内都转向室外了?

不只在长沙,近日广西省桂林也在寒夜下出现大批直播网红,蹲坐在一座立交桥上。有现场女网红对法新社表示,“现在室内主播太多了,竞争力也饱和,也多”,她哭笑道“外面太冷了,有时候零度实在受不了。”但为了生活,不得不选择深夜时段赚取更多流量赏金。

另一位女网红则表示,有些人会带有歧视的眼光看我们,并质疑“怎么大半夜还在这里直播,所以我们直播的地方就选在离居民区很远的地方。”

这类半夜户外直播工作,早已引起官方注意。据极目新闻报导,去年4月因户外直播涉及扰民,桂林交警、城管对此进行了整治。但这类现象并没有因此“绝迹”,反而迎来一波新的红利:“有网红直播几小时涨粉过万,一个晚上赚了5万元”。

当时有业内人士透露,虽然户外直播唱歌看起来门槛低、收入高,但真正能挣到钱的并不多,大多是“看起来很美”,“而且这是一个短暂的工作,大多主播坚持不了太久,一般在三个月左右。此外,以后想要转行也会面临各种困难。”

针对中国大陆这种诡异的直播乱象,不少人认为是中国失业率增高的警讯,因为中国国内过去3年受到疫情严格封控影响,加上中美角力,导致外资陆续出走,让中国就业问题逐渐浮上台面。

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报导,中国发改委在今年初发布一项管理办法,呼吁产业界“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的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分析认为,中共政府这项“以工代赈”的政策,反映出中股票政府正担忧农村劳动力失去谋生的机会。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中国新年过后,官方期待的就业回归没有如期到来,大批求职的农民工和白领阶层,成了过剩劳动力,不仅国营事业一职难求,许多农民工频频传出被欠薪、沦为“人矿韭菜”。仅2月13日到20日一周时间,至少发生7起致命连环血案,主因就是因就业形势严峻,底层民众已处于崩溃状态。

一直关注劳工问题的左翼传媒人陈洪涛认为,目前从身边人得到的资讯,基本可以得出就业困难的结论。但并没有准确的统计资料。他认为,中共官方没在乎这些底层民众的生计问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就业有关的资料,只有2022年12月发布的当年前11个月的资料,称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6%。称当年二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

但这个说法备受诟病。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理论版早于2004年,就公开指出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约4000万人,并以每年200多万人的速度增加。 2020年,官媒《中青报》援引资料称,失地农民为一亿人。而在中国疫情封控期间,中共政府亦没基本的统计,更谈不上基本的失业或疫情期间纾困救助。

有关上述数据,外媒记者多次致电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多个司局,都没能得到回应。

谈到直播,不得不提到中国东北,在GDP垫底的东北三省,却是网红主播的崛起之地,“重工业靠烧烤,轻工业靠直播。”在如今的东北民间话语中,“直播”已成为发展东北经济的支柱型产业。

2016年,在国内“千播大战”最为焦灼的阶段,腾讯科技发布的直播行业报告显示,在直播平台粉丝量排名前20位的主播中,东北籍约占半数甚至更多。

2020年底,快手商业化发布的平台创作者数据显示,在快手,东北用户达1.08亿人,其中,东北三省的创作者总数超过4600万人。

抖音上的东三省创作者群体占比也不遑多让。2019年抖音创作这视频播放量最多的前五名,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作品占了其中三个位置。

然而对于东北的主播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而是东北年轻人不得不自保谋生的另辟蹊径。

中共建政之初,东北是中国大型厂矿企业最为集中的地方,东北重工业基地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还不计成本支援了全国11个三线省区。

然而,到了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却成为东北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

20世纪90年代末,一大批国有和集体企业员工遭遇失业潮,“父母下岗”成为当时许多70后、80后东北人的童年记忆。

东北主播蒋博文告诉大陆媒体,他的家乡辽宁阜新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整个城市几乎都是靠“挖煤”发展起来的。

“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那儿的矿产资源基本上已经给‘吃黄’了,眼看资源一点点枯竭,经济走向下坡路也是必然。”他说。

“东北留不住年轻人,有能力的都去关内大城市了,在当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才是父母亲戚眼里的正经职业。”蒋博文说。

截至2010年,东北三省历年累加的人口净流出规模达219万人,相比2000年40.4万人的净流出规模,激增了5倍;非农人口流出比例高达42.9%。

在传统的社会阶层中,受限于家庭背景和文化程度,那些早早辍学的东北年轻人无法在本地找到体面的工作。

而早期的东北主播形象也间接印证了这一现象:文化程度不高,做着最底层的工作,在机缘巧合下开始“玩网络”,慢慢玩出门道。

比如,主播“MC天佑”初中辍学,最早靠摆摊卖炸串为生;直播公会“舞帝传媒”创始人“利哥”,最早靠修理汽车谋生。

“YY(直播平台)的崛起主要靠这批东北主播,尤其是MC天佑这样的喊麦主播,其他地域的主播没有什么竞争力。”曾经营过直播公会的视飞科技CEO曾诚回忆道。

在直播野蛮生长的年代,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涌入直播平台,东北主播更是一度占据直播行业的半壁江山,享受着众人拥趸的“高光时刻”。

不过,在很多老一辈东北人眼里,“主播”这个职业和民间“卖唱”“卖艺”的营生没有本质区别,既不体面,也不光鲜,更不是什么“铁饭碗”。

“从我选择做主播开始,家里就不是特别认同。”蒋博文的父母都是军人出生,在他们看来,去富士康这样的“大厂”工作,都比做主播“体面”。

然而,对于失业率逐年攀升、人口流失加剧的东北来说,“直播”是东北年轻人可以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低门槛、高收入”工作。乘着平台的流量红利,东北主播们可以在人均月收入三五千的小城市里,拿上万元的月收入。

陌陌2017年的行业报告显示,东北三省不仅是主播职业化认可度最高的地区,也是最能吃苦的一个群体。在直播超8小时的省份统计中,吉林、黑龙江、陕西、辽宁位列前四。

不过风光过后,亲眼见证“千播大战”盛况的主播们,自身也不得不面对大浪淘沙的行业洗牌。

而网络直播政策的日渐趋严也给东北主播的生存带来诸多挑战,东北“喊麦之王”MC天佑、社会摇“鼻祖”牌牌琦都因违规直播被全网封杀。

中国当局越发严格的审查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直播主的创作内容。中国直播一个人李佳琦因在2022年6月4日前夕在直播间展示了一个用冰淇淋制作的坦克,被当局认为是映射六四天安门事件,这位全中国带货能力最强的主播,于是消失了数月,连电商平台淘宝每年的购物节都没能参加。

另一位与李佳琦并驾齐驱的带货一姐薇娅也因为偷税被封杀,看到昔日赚的盆满钵满网红的遭遇,令不少直播主有兔死狐悲之感。

关注时事,订阅新闻邮件
本订阅可随时取消

评论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