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33周年前夕,许多活跃在公民社会、网路社群的中国学者、作家、记者和维权人士,手机和家用电话都未能接听境外来电,当事人甚至不知道这种通讯技术阻碍是从何时开始,没有发现自己“被失联”了好一段时间。
据明报29日报导,该报记者致电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位于北京的家中,多次拨号失败,仅偶有1、2次拨通,却始终无人接听。维权人士胡佳接起来电,但是声音却被干扰、遮蔽,只能听到他重复地说,“喂,请问你是哪位”。
异议人士、作家江棋生受访时表示,目前手机可正常接听香港来电,未能确定这段时间有否漏接从美国等地打来的电话;而太太的手机尚未发现有被干扰迹象。江棋生说,先前已“惯例式”地接到国保电话,“讲的都是老一套话”,但今年由于COVID-19疫情,不必在六四前夕离京“被旅游”。
知名调查记者刘虎近来也被国保人员约谈。致电其手机,发现其中一支无法拨通;另一支则可正常接听。刘虎向明报记者表示,尚未意识到有无法接听境外来电的情况,但他的手机号“很出名,官方也很关注”。
知名作家章诒和的家中电话和手机均受干扰,即便能够接通,章诒和也完全听不到明报记者的声音。在此之前,章诒和的个人微信已被禁用多项功能,任教学校更就她接受境外媒体访问向她施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与境外通话时,手机被技术性消音。张千帆意识到这点,虽然他听不到电话彼端说话,仍然熟练地在电话那端“自言自语”地向明报记者讲述,如何透过其他方式找到他。
历史学者章立凡的手机在多次被拨通后,“等待音”只响了一声就被切入无声状态,或是突然被断线。
明报记者致电历史学家秦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政治学者张鸣等知名学者时,则未发现通话有受阻情况。
报导分析,当局对特定人士封锁境外通讯,在具体操作上会因为技术等条件呈现多种形式,但尚未知当局此种技术主要使用在哪些人身上,以及确切使用规模有多大。
除了异议人士与境外通讯受阻外,“天安门母亲”几名主要成员丁子霖、张先玲、尤维洁等人的手机,目前全部无法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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