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你们那么大一个党，害怕一个小青年吗？”这是我几十年前在给彭真委员长的信里边的一句话。现在得说：“你们那么大一个党，害怕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吗？”鲍彤先生去世后，习近平当局严密监控追悼会，甚至破坏花圈和挽联。这就是习近平几个自信的体现。 习近平当真害怕鲍彤先生吗？当真害怕。他害怕的不是鲍彤一个九十岁的老人，而是害怕鲍彤先生敢为天下先的道德勇气。毛泽东、邓小平那么大的权威，彭德怀和鲍彤就敢直言反对，这就是道德勇气。对那些阴谋诡计的下作之人来说，道德勇气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因此古人说：“虽千万人吾往矣”，道德勇气就是这种万人敌。 不忍学生和市民遭受武力镇压，力促赵紫阳抵制武力镇压，并因此而被逮捕入狱，这首先是一个人的良心在起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的就是良心，最难实现的也就是良心。热爱照顾小猫、小狗，那一点点小良心不难做到。路见不平敢于干预，说几句公道话或者拉拉架，如今已属难得。敢在大是大非面前顶着危险为民请命，这就是古人说的大仁大义。是圣人的行为。 如今的共产党崇洋媚外，形成了歧视自己人的畸形社会心理。我们中国同胞做得再好，大家也不以为是圣人。你就是为同胞大众牺牲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小人们也还是能找出一些理由来，说明你不能算圣人。古人说：人非草木，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可见古代圣贤和现代下作小人的不同。古人鼓励大家争做圣人，现代小人鼓励大家学习下作的小人。 什么是圣人的标准呢？古人列出了五条做人应该努力的方向：仁、义、礼、智、信。首先就是仁和义。仁就是现代人说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博爱，等等。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良心。就算是做个普通人，也不能没有良心。圣人的良心超出了普通的范围，惠及广大的民众，可以称圣人。彭德怀和鲍彤先生就是这种；良心惠及亿万民众的范例。 光有良心还不够圣人的标准，还要为良心而行动，这就是义，俗话说见义勇为。在街道上制止流氓欺压弱小，大家称之为英雄。在灾难中奋不顾身，解救洪水和烈火中的生命，大家称之为英雄，实至名归。敢在皇帝面前捋虎须，披逆鳞，为民请命，这就是圣人了。任何其他缺点错误，都是瑕不掩瑜，不是贬低圣贤的理由。 有人说：洪洞县里没好人，共产党里也没好人。我从来就不同意这种简单的划分。共产党里有蔡奇和李强这种叫人恶心的坏人，也有彭德怀、鲍彤这样的圣人，更有无数保存着中国人良心的好人。毕竟大家都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里，毕竟年轻时都从理想主义的教育中成长起来。没良心的毕竟是极少数，只要条件允许，想做好人和圣人的大有人在。现在只是良心被压制了而已。 习近平害怕鲍彤，是因为鲍彤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习近平很有自信，据说有好几个自信，其实他最自信的是“竟无一人是男儿”。把他的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强行带离会场时大家的表现，增加了他的信心：更无一人是男儿。所以他在外交场合也霸气外泄，敢于训斥美国总统以外的所有总统。 外国古代的圣贤说过一个规律：上帝要叫他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古今中外，与圣人为敌的人，都没有好下场。陷入疯狂状态的统治者，国破家亡、死无葬身之地是常态。可怜现在的中国上层精英真的竟无一人是男儿，习近平和他的一帮坏人当政，中国的老百姓真的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了。 （原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原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重要幕僚、著名自由派人士鲍彤遗体告别式15日11时在北京八宝山举行。鲍彤亲属、赵紫阳女儿王雁南夫妇和官方严密过滤筛选的生前友好及当年同事约一百人到场。据了解，当局在告别式现场周边和北京其他一些地方部署了众多警力，阻止异议人士和自由派敏感人物出席，并采严格审查挽联上的文字，一些知名人士不得不隐姓埋名才能表达悼念之意。当日上午，八宝山不接待其他民众丧事活动。 高瑜：维稳力度空前与当前严峻形势有关 北京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对美国之音表示，国保在鲍彤告别式前一天就在她家外面上岗，大约部署了二十个警察看守，直到次日晚上才撤离。她表示，她儿子赵萌出门要去参加告别式，被警察强行阻拦，双方发生冲突。 当前中国正值多事之秋，持续近三年的极端防疫政策导致次生灾难频生，严重影响各地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官民关系紧绷。有评论指，眼下习近平当局危机四伏，各地民怨接近爆发临界点。 高瑜指出，当局针对鲍彤丧事采取超乎寻常的警戒维稳举动，反映当前的政治形势异常严峻。 她说：“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是赵紫阳主政的。胡家的大门洞开。我们当时也主要是心情难过，但是都是第一天、第二天我和我的朋友们，很多熟悉的朋友，包括香港记者，外媒都能进他们家。赵紫阳去世，就那么严格，我也到他们家吊唁了。而且呢，我也到八宝山一号厅，就最大的国家领导人那个厅，去参加他的告别式。以后呢，你看，就说眼前今年吧，无论张思之律师去世，蒋宗曹夫人去世，我虽然都没有去，但是站岗也都比较平和。也就是头一天晚上十点钟来，第二天呢，一结束下午就走了。没像这样。鲍老他们已经很早就买好墓地。蒋先生已经下葬了。他们会合葬的，要长眠到那块儿墓地。我想那个下葬日也可能还是要给我站岗。赵紫阳下葬，国宝警察都给我站岗的嘛。所以我们最后要去墓地为他扫墓，不管什么时候，我想可能都会遇到空前的阻力。这个是我绝对非常气愤，就一想到这，心情就更不好了。” 禁敏感人物送葬 被迫“隐姓埋名” 据了解，除高瑜外，其他被当局列入“绝对不可能”参加告别式名单的政治敏感人物包括作家马波（老鬼）、张丽娜夫妇、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维权律师浦志强、莫少平、尚宝军等。 告别式现场发出的视频显示，一些知名人士送的挽联出现异常落款。马波、张丽娜夫妇的挽联写有“十年携手 亦师亦友如父如兄 痛悼鲍老”等悼词，却以“马先生、张女士”署名。 在美国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发推表示，她的名字在给鲍彤的挽联上被改为 “彩霞”。而已故中共党史专家、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干局长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所送挽联的署名被改作“楠央”。 季风：手机疑被定时弹窗 与鲍彤生前有过交往的北京宋庄艺术家季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原本打算参加鲍彤告别式，不料三天之前突然手机出现“弹窗”。 他说：“弹窗就是12号弹的窗，前天鲍老追悼会，我让高老师给我写了一个名字，她说有我的名字，可能有花圈嘛，就想去参会，但是一弹窗出不了门啊。一弹窗你就做不了公交地铁，打不了车，八宝山肯定进不去嘛。很奇怪，就是我申诉他们都不理。今天鲍老那个追悼会一结束，中午我的弹窗消失，自动消失，变绿码，绿码正常了。” 本周早些时候，有关注鲍彤逝世的网友设立了纪念网站，供无法到现场送别鲍彤先生的支持者登录浏览相关信息和留言致意。 鲍简：当局不准敏感人物送葬 被迫妥协 11月16日，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鲍彤的女儿鲍简，了解到关于鲍彤后事的一些安排和有关部门维稳干预的情况。 鲍简：总的来讲，就是这个告别仪式还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之前，虽然有一些坎坎坷坷，不是特别顺利，但是因为我们也跟相关的部门也达成了一个（默契），因为我们家，上次我也说过，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能够顺顺利利的把这个后事办好，那么所以昨天总的来讲呢，还是比较顺利的。来的人，应该有百十人左右。 记者：现在已经不少消息出来，有相当一部分人没能去，就是因为被看起来了，或者是被禁止前往，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儿，您了解吗？ 鲍简：确定我们15号办后事的时候，我们把凡是有意愿，愿意来，有能力来的人，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名单。其实我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去给他们（当局）提供，但是他们要求提供。我跟他说，其实你要求我提供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很理解，在中国这个体制下，我们也不得不提供给你们。我要跟他说清楚这个原则，就是我可以不提供给你。他们也承认。但是我们也希望后事能够更顺利嘛。那就大家就互相谈呗。所以我们也不得不提供了一个（名单），就是表达出愿意去的人的名单。提完名单以后，他们就是说拿去审核一下，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把其中一些他们认为敏感的人就删掉了，就说那些人绝对不能去，如何如何。我就有些疑问，我说哪些人是我父母的好朋友，哪些人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愿意去，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让这些人去。他们说你也能理解。我说我不理解这些。但是，因为我也不能卡在这儿，否则就进行不下去了。 再说，从我父亲去世，到昨天办后事，就是告别这七天时间，他们天天到家里来，以各种理由去，谈这谈那儿，占了我们很多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去跟他周旋，所以我们最后也就不得不答应了他删去一些人的名单。但是我们也争取了几个，就是他们认为应该（禁止），我们认为不行，我们坚持不行的，那么可能他们研究研究，也就稍微有点儿松动。整个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实际上到我们昨天办后事，那么前天晚上，夜里差不多12点多钟，他们还在跟我们说这个那个，有什么问题。我们实在是人困马乏，我也懒得再跟他去那什么。所以我们就就些事情就达成了默契。 我们当时也准备了我父亲的一个年表，一个他生平的一个年表。他们知道以后，也认为不能在现场发。我说你都没有权利要求我这个。我说你任何一个老百姓办办后事，他给他的那个逝去的人，准备在现场发一些年表或者生平，我说你们去干涉吗？我说你不能用公权力去干涉我们一个私人的事儿。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你设身处地替我讲，我说你家人去世了，你给去世的家人做一个年表，有关部门能干涉你吗？你能接受吗？他们当然其实也表示，是不对的啊。 反正整体来讲，昨天都还是比较顺利的。也来了很多家属，更多的是朋友，还有我爸爸生前他最后一个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一些老同事，他们都来的很多。所以我们也非常感动，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来送最后一程吧。 记者：赵紫阳家，只是王雁南和他的先生来了，代表他们全家是吧？ 鲍简：对对。是的。 记者：胡德华先生来了吗？ 鲍简：没有，他们夫妇送了花圈，还有杨小平大哥。他们都是夫妇俩送了花圈。 当局忌讳某些人士全名见诸挽联 记者：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出现的，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只有姓，加个什么先生或者什幺女士，没有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儿，能不能说一下？ 鲍简：这个也是很滑稽的一个事儿。因为从我给我母亲办后事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天下还有这种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因为我说这些人送挽联，送花圈，都是他们一种情感和意思的表示。我说你不能把这些人去掉，就他们有些人是（被禁止）不能来的，但是人家送一个画圈能把你怎么样？能把你颠覆？所以，后来就是，其实最后博弈的结果就是，可以送，但是不能全名，或者署上什么马先生张女士啊，或者什么郑教授啊，或者什么什么律师啊。就是这种诸如此类的，或者什么，老李老张啊，或者什么杜老王老啊，就这样子。所以真的很可笑。但是我觉得这么写也挺好的，就是就表达了他们多么荒唐。 警方干预丧事 一些花篮挽联被粗暴扯下 记者：朋友啊，还有鲍老以前的一些部下，或者他的一些景仰者送的这些花篮，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呢？有没有送到？ 鲍简：有些送到了，有的没送到啊。有的是送到了之后，只有花儿，而没有挽联，就是把挽联给扯掉了。但是，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吧，我们也都到收到了，表达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啊。 记者：花篮是送到了，但是有些挽联没有送到是吗？就是被他们扯掉了？ 鲍简：对对。 记者：那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讲把挽联去掉？有没有征得你们同意？ 鲍简：怎么会征得同意呢？我们下去的时候，我去拿的时候已经都扯掉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没有权利。他说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但是他已经扯掉。只能表达他们对粗暴呗。还能说什么？ 记者：我看到王丹发了一个推，他也是通过一些途径送了花篮，写了挽联，这个有没有收到？ 鲍简：收到了，都收到。 记者：送到就是送到家里了是吧？ 鲍简：对。 记者：这些花篮和挽联没有出现在最后送别仪式的现场？ 鲍简：没有。因为是殡仪馆那边有要求，就是所有的鲜花儿都是不能外送的。都是他们八宝山那边准备。只是我们给他提出要求，所有的内容，花圈都是八宝山来提供。 记者：挽联所表达的那些文字还有署名，这个是你们提供的是吧？ 鲍简：对。这个不是我们提供，实际上就是每个人各自来表达，然后我们帮助汇集整理的。 记者：也就是说这个名字不能全名出现，采用姓或者其他方式，这个是经过当局的一些干预。 鲍简：要是不干预，那就应该是正常的。这个应该是全名，一定是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出现嘛。为什么出现这个先生，那个教授的，那肯定是干预的结果呀。 鲍简：父亲有众多朋友，得到很大安慰 记者：告别仪式举行完了，下面的后事，还要做什么？ 鲍简：我们还在商量啊。肯定会入土为安啊。这个还没有最后决定。 记者：这方面，当局还有一些什么要求吗？ 鲍简：目前没有，因为我们也没有跟他们（说）。我们其实觉得这是更私人的私事啊。所以目前没有。 记者：在这个时候，你还想表达什么吗？有什么需要对大家说的。 鲍简：就是非常感谢所有的人对我父亲的关切。而且他们以各种形式都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意思，我们也都看到了。其实我父亲生日的那天说的话，就是里面的意思，我都看到了。他想表达的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这种告别。我觉得他生日那天，我们在反复在听，在看，他说的那个意思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告别啊。但是他也非常珍惜，他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尊重），得到这么多的朋友，在他的最后的30多年，就是离开工作岗位30多年，依然还有那么多的朋友和越来越多的朋友，我觉得他也能得到，我们也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日前去世。11月15日，鲍彤的告别仪式在宝山殡仪馆梅厅举行。包括赵紫阳女儿王雁南、胡耀邦儿子胡德华等各界人士送上花圈，不过有大量异议人士被当局“上岗”不准前往悼念。 美国之音记者叶兵15日在推特发文称，鲍彤先生告别仪式15日11时在北京八宝山梅厅举行。鲍老亲属及生前友好近百人到场。当局禁止出席的敏感人物包括高瑜、马波（老鬼）、张丽娜、郭于华、浦志强、莫少平、尚宝军等。红二代送花圈者有王雁南、王志华、胡德华、杨小平、李南央、巴悌忠等。多个花圈挽联上竟出现某先生、某女士这样的奇葩落款。 鲍彤先生告别仪式今日11时在北京八宝山梅厅举行。鲍老亲属及生前友好近百人到场。当局禁止出席的敏感人物包括高瑜、马波（老鬼）、张丽娜、郭于华、浦志强、莫少平、尚宝军等。红二代送花圈者有王雁南、王志华、胡德华、杨小平、李南央、巴悌忠等。多个花圈挽联上竟出现某先生、某女士这样的奇葩落款。 pic.twitter.com/uApPMzgkKd — 叶兵 YE BING (@yebingvoa) November 15, 2022 鲍彤好友、知名独立记者高瑜在推特上发布告别仪式的照片和视频。她说，“今天（中午）12点之后才准许我发推特，我被两辆警车堵在家里，儿子也不让出去，和警察发生争吵，说什么‘他去就代表你’。9号有司（当局）和鲍简、鲍朴商量今天的名单，得到回答‘高瑜绝对不可能！’看来‘绝对不可能’还株连家属。今天能到达八宝山的都是没上岗的，但是郭于华、大熊等鲍老的挚友也都不允许进灵堂送别。 她还说，今天八宝山梅、兰、竹、菊一排四个告别厅，只有梅厅开放，为鲍彤举行告别式，其它厅都停业。这种待遇他（鲍彤）在秦城也享受过，他被囚禁的203监区，虽然都是单间，但是姚文元、徐勤先、齐景和（康生秘书）都关在一楼东筒，晚上一起看电视。鲍彤一人被关在二楼西筒，其余四个监舍都空着。这是优待还是畏惧？ 今天八宝山梅、兰、竹、菊一排四个告别厅，只有梅厅开放，为鲍彤举行告别式，其他厅都停业。这种待遇他在秦城也享受过，他被囚禁的203监区，虽然都是单间，但是姚文元、徐勤先、齐景和（康生秘书）都关在一楼东筒，晚上一起看电视。鲍彤一人被关在二楼西筒，其馀四个监舍都空着。这是优待还是畏惧？ pic.twitter.com/soXALTdvVa — 高瑜 (@gaoyu200812) November 15, 2022 高瑜还发了多条推特说，“这就是被扯下挽联，被砸成两截的花篮，送花人被上岗，还要求删去推文。”“八宝山灵堂外来花圈不能入内，被列入‘绝对不可能’的，连花圈也不能署名。”“因为鲍家楼下发生挽联被撕，花篮被砸，鲍朴嘱咐‘来前，花和挽联请照相留念’。” 公开资料显示，鲍彤是浙江海宁人，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至1975年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交五七干校劳动，后历任江苏南京市栖霞山化肥厂建设指挥部外事组负责人，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办公室文件简报组副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副主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80年至1987年，鲍彤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鲍彤因支持学生遭到撤职逮捕。1992年3月，鲍彤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同年7月，因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被判囚7年。1996年5月，鲍彤刑满释放。 鲍彤出狱后长期受到当局监控，行动自由受到时紧时松的限制，但是没有中断对时政的批评。 最近一年来，从国外拨打他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9日过世。在当局严控下，其友人担心将无法出席15日举行的告别式。鲍彤曾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反对武力镇压并被逮捕，“六四一代”如今纷纷在网上悼念。 独立记者高瑜9日在社群平台推特（Twitter）发文说，鲍彤告别式定于15日11点八宝山梅厅举行。先前，她想在八宝山送别律师张思之、送别鲍彤妻子蒋宗曹，当局都给她“上岗”（予以监视），不让参加。 高瑜说，鲍彤最后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兼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中央委员。她希望看在鲍彤10年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的份上，“有关方面大度些”，让敬重鲍彤的亲友在宽松一点的环境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自由亚洲电台曾报导，90岁的蒋宗曹8月21日病逝，当时北京当局严格限制出席告别式的人数，熟悉鲍彤夫妇的异议人士全数缺席；就连挽联也要审查。敏感人士只能署姓，不能署名。 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最后以当局在6月3日深夜和4日凌晨血腥镇压收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主张透过民主和法治手段、以协商对话来解决，但因和邓小平等人不同调而被罢黜。 同样反对镇压并长期推动政治改革的鲍彤在5月28日被逮捕。1992年7月，他因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1996年刑满释放后至过世，他都在北京过著受到严密监视的生活，形容软禁。 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作家苏晓康9日在社群平台脸书发文悼念。他说，从1980年代过来的中国人，对鲍彤辞世都会“心有戚戚焉”，“因为鲍彤是赵紫阳的第一智囊，而赵紫阳的名字，会跟中国改革、八九六四等话语，永远留在历史中，政治的力量抹煞不了，原因也是政治对他不公道，对鲍彤也不公道”。 同样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也撰文表示，沉痛悼念鲍彤。苏晓康在脸书上转发了他的文章。 严家祺说，33年来，“六四”的乌云笼罩中国大地，“现在乌云更加浓密、更加低沉、更加沉重，遮遍了中国的所有地方的阳光”。 他说，没有正义，就不可能建立法治，33年来的中国，许多律师遭到迫害，一切为建立宪政的努力，受到扼杀，其根源就在于全中国没有正义的阳光照耀。“沉痛悼念鲍彤，沉痛悼念‘六四’死难者。我相信，不要很久，正义的阳光一定会照耀中国大地。” 经历六四的民运人士王丹9日也在脸书上表示，鲍彤去年病重前赶著给“六四纪念馆”题写了馆名，“今天想来，先生似乎已经预先做了一些安排。” 他称鲍彤为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规划者，代表中共内部曾经有过的开明派。王丹虽然反对中共，但对于鲍彤，他愿意表达由衷的敬意。
（四）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我认为有责任回答： 第一个问题：学生群起而表达自己的意志是不是“犯了错误”？我负责任的回答是：绝对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题，都有权表达各自的观点。他们的这种权利应当受到国家、政府以及军警的保护，而不应受到压制和摧残。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决不因“成败”而改变。1989年“六四”的学运民运，是我平生经历的最值得国人骄傲的壮举。力量对比是力量对比。成败是成败。善恶是善恶。因打赢而得势的邪恶毕竟是邪恶，被屠杀的正义则永远是正义。 第二个问题：如果赵紫阳向邓小平妥协，能不能避免屠杀，减少损失？ 这个问题问得很妙。似乎，只要赵紫阳屈服，天安门屠杀由邓小平屠杀改换为赵紫阳奉邓小平之命下令屠杀，就能改写历史，纾解人民的痛苦，减少改革的损失。其实，一进入力量对比的领域，赵紫阳就输定了。恰如当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是包庇走资派，左了，是形左实右；叫你到大学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组，是听任学生向党进攻；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这是中共至少从毛泽东以来的传家宝，邓小平不过是毛泽东的学徒之一而已。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有一位挚友告诉我：1989年初，当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汪峰，曾找几位顶尖的民主人士透露，邓小平有意将在宪法中删去“四个坚持”。我愿意证明邓小平那时真的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我自己就有切实的证据——就在同时 ，即1989年初，胡乔木不仅对赵紫阳，而且专门对我本人，都特意透露过这个重要的喜讯。我完全不怀疑邓小平在1989年初曾经对胡乔木汪峰等亲口说过这些话，正如我至今丝毫不怀疑在天安门屠杀之后邓小平仍然亲口信誓旦旦宣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一样。 至于《李鹏“六四”日记》的可靠程度，我认为，因为这书是被中共中央严禁李鹏本人在国内出版的，就足以确证本书确实出自李鹏之手，是真品，决不是旁人冒名顶替的假货。 写了以上这些，其实只是“六四”事件这个沧海中的一粟。 公然部署二十万用坦克和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国防军碾压和扫射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是中共党魁邓小平破天荒的创举，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演化史上的一大关目。邓以“镇压学生就有好结果”的血淋淋的事实彻底摧毁了毛泽东的假惺惺的“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的谎言。而且，它的异乎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居然在中国内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开赞美。 “六四”屠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它明目张胆开辟了公权绝对不受制约和民权彻底失去保障的新时代。“六四”屠城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确立了“万众”必须“一心”的“核心”体制——用邓的原话，叫做“毛在，毛说了算；毛死，我说了算；将来，你（江泽民）说了算”！这个体制就这样明火执仗确立了。“六四”屠城因此构筑了共产权贵金字塔的数不清的层层阶梯，从正国级到城管和辅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种户口”精心治理的罪民，从而在一切中国人的脊髓里植下了“顺党者昌 ，逆党者亡”的必然基因。毛泽东的理想，无非是把国家变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营，“六四”屠杀则创造了一个一切行动“用不着”指挥，人人天生就个个自觉自律向党看齐的产业大军和作战大军。 十四亿人同看齐，叫你天下谁能敌！中共的镰刀崛起了，富强了，领导著全世界了。中国的韭菜也源源不断滋长繁殖起来了。中国越来越伟大，天安门屠杀的主谋邓小平也被尊称为“邓公”了。 这一切都不是梦，是津津有味的现实，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们招手。 （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三） 现在我想需要回顾一下赵的后续行动。赵当然不知道军委主席邓、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三人之间那些乌七八糟的勾当。既然邓“都同意”，赵就抓紧落实。赵的5月14和15的日程都已排满，16下午是和戈尔巴乔夫会谈。会谈完毕，赵立即赶回勤政殿开常委会，议题是完整的，就是肯定学生爱国并撤销《人民日报》“426社论”。赵没有宣布或暗示邓小平已经“都同意”，只是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在肯定学生爱国的措辞上，李鹏争辩了几句，后来看到杨尚昆姚依琳都不太积极，李也就不再反对，终于通过了。所以次日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赵紫阳代表常委肯定学生爱国的新闻。 问题主要卡在撤销《人民日报》社论上。李鹏姚依林杨尚昆都声称这将“伤害小平同志”，坚持不能撤销。紫阳反复说明，本来就是我们常委自己错误地向小平同志反映了情况，因此一切应该由我们常委负责；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支持我们常委知错就改，非但不会伤害小平同志，而且无疑将提高他的威望。乔石和胡启立都明确支持赵的方案，李鹏姚依林则坚持反对。杨尚昆支持李姚，但不是常委。常委议事规则规定的是多数决定制。这次是赵乔胡三人赞成，李姚二人反对，本可通过决议，为慎重计，赵决定搁置再议。 因此，5月17日上午赵才要求单独见邓。邓的回复是“可以”。邓要赵下午几点钟（我记不清了）准时到住处。赵准时一到，邓小平就向赵摊牌了。 细节很重要。但我没有看到有关人物写过这次摊牌的任何细节。我当然不相信无关人士的描绘。我只知道赵紫阳本人在当天傍晚亲口对我和他的秘书兼中办副主任张岳琦二人的口述。 我记得赵紫阳是这样说的： 今天打官司。姚依林全赢了。我全输。我本以为是我和邓两个人谈话，想不到是邓主持开常委会。我去时，他们早到齐了，杨尚昆也到了。姚说我的亚行讲话最坏，发出了（和邓不同的）两种声音。今天作了决策。什么决策我不能告诉你们二人，因为要保密。我说“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这个决策我执行不了。”邓说，“总书记还是你（赵）。”我回来想了一路，我必须辞职。你们给我写个辞职信。”我问，辞一个（总书记）还是辞两个（加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答：两个都辞。 附带提一下邓主持的这个历史性常委会上的一个小插曲。赵要我起草辞职信，因此叮嘱我“注意保密”，我说，这容易，我从来没有泄过密。赵说，“有人已经说你泄密了。”我很气愤说，“这个人一定是李鹏，因为别人讲话都是负责任的。”赵说：“可是人家说你已经泄密了。我对他说，法制社会，讲话要有根据。他说，我有根据，现在不拿出来，必要时再拿出来。”后来终于揭晓，李鹏要国务院向人大常委控告鲍彤的，是我在5月17日晚上向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13位研究人员泄漏了中央开会决定戒严的军事机密，而铁的事实是：13人证明鲍彤没有半个字涉及戒严，只是说自己将受审查，请大家严守纪律保持冷静。可笑的是：李鹏居然在5月17日下午就已经预先掌握了鲍彤将在同一天晚上要犯泄漏军事秘密罪的“证据”，“鲍彤是坏人”也从此成为邓小平的口头禅。—— 不过这些东西，上不了历史的殿堂，只能当作中共的笑料。 言归正传。根据赵紫阳当时对我和张岳琦的口述，我认为有几点是肯定无疑的： 第一，所谓“赵紫阳不该在戈尔巴乔夫面前把邓小平抛出去”这个传播最广的罪状，根本没有在摊牌会上出现过。因为，赵紫阳必须把“邓小平虽然退出常委但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领袖”告诉全世界，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而这个决议恰恰是邓在1987年7月7日亲自提出的；最雄辩的是，李鹏早在1989年4月27日，通过传达的方式，就已经把邓小平赤裸裸地整个“抛出来”一次了，还用得着等到5月16日赵紫阳再“抛”第二次吗？！ 第二，主攻手姚依林显然是被邓小平选定并经邓亲口培训的。不过也真难为了姚依林。邓小平叫5月17日的姚依林狠狠抽了5月8日的姚依林的耳刮子。姚依林很少说别人“好”，唯独对赵紫阳5月7日的“亚行讲话”说过好，因为实在无懈可击。5月8日那天，常委会尚未正式开会，在聊天，杨尚昆说：紫阳，你昨天讲得好！第一个响应的，恰恰就是姚依琳的连声“讲得好讲得好” ，不甘落后的李鹏也紧跟说：“我近期见外宾，也要呼应一下。”如果5月8日常委会的录音没有被毁，我想应该都查得到。 同样是常委会，同样在杨尚昆的掌握下，5月8日是全体无异议赞同赵紫阳发出这个“第二种声音”；5月17日在邓小平核心的亲自主持下，却又以多数宣判：发出“第二种声音”是罪该万死。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二） 本文不打算讨论个人品德。但是李鹏日记，关于5月13日下午，有几句非常别致而又无人能懂的话：小平要国家主席杨尚昆紧急赶来转告我李鹏：他邓小平今天耳朵聋，赵当天下午对邓说的，他邓小平什么也没有听见。这是什么玄妙口信，有谁能破解这个谜？ 但我碰巧知道5月13日下午赵紫阳对邓小平讲的是什么事，也碰巧知道邓小平“都同意”的是什么。 那天下午，邓小平在杨尚昆面前亲口向赵紫阳宣布，对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整套方案“都同意”！赵前脚走，邓立即差遣传令兵国家主席杨尚昆，十万火急密告李鹏：我邓小平耳朵聋，赵的方案我刚才完全没有听见，因此我的“都同意”就是都不算数！ 我何以知道这个“都同意”的故事？因为赵自4月30日回京之后，天天要求见邓小平谈学潮，邓天天拒绝，一直拖到5月13日上午，才电话通知，说下午可以见。那天赵紫阳特别高兴。此前13天，赵作了大量工作，找各方面人士磋商，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各界协商对话的总体设想和在高级干部中进行廉政和整改的一些初步措施，并在5月8日和5月10日分别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上基本上取得共识。赵急于想听到邓本人的意见。我那天下午也特别兴奋，几乎整个下午我就呆在空无一人的赵紫阳本人的办公室里。快到晚饭时，紫阳回来了。我问：“小平同志什么意见？”紫阳照例不紧不慢悠悠然回答我：“嗷，都同意！”我当即回到研究室向研究人员宣布：小平都同意。 邓小平有点聋，不太聋。更何况赵的一举一动天天都有各种人通过各种渠道向邓即时汇报。正因为太清楚赵紫阳的方案，邓小平才必须赖账，怕赵紫阳开会传达。然而，邓小平为什么要搞这一套阴谋？我不敢妄议。但肯定不是为了纠错。如果纠错，应该派杨向赵本人更正啊，为什么十万火急派杨尚昆这样一个大传令兵去向毫不相干的李鹏传达密旨呢？ 赵紫阳的整套方案里有一个启动点——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正式撤回《人民日报》的“426社论”。我估计，这正是他5月13日下午向邓汇报的重点。我这样估计的根据是：在赵要求见邓而不得的13天中，赵本人曾多次向杨尚昆提出这个建议，并先后转请阎明复许家屯也同样向杨建议。赵非常坦率地认为，正是这篇社论发出了错误的声音，伤害了爱国的学生。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回避不了的。既然要跟学生对话，就必须承认“426社论”的错误。没有这一点诚意，对话就是空的。公开表达诚意，才能把学生和市民团结起来，成为谈判和改革的挚友和动力。对赵紫阳的这一主张，杨尚昆一直不表态，翻来覆去老是说，不要急，慢慢来。所以我估计，5月13日赵终于有了机会见邓，最紧要的话是这个。邓小平答复“都同意”中的“都”，我估计也不可能把这个最重要的意见排除在外。——郑重说明，这是我的估计，我有根据，但不敢武断肯定，只希望1989年5月13日邓赵谈话的录音尚在人间，没有被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 这篇文章是献给自由的媒体人和研究者们的。让我们先记下几个“六四”事件的关键时刻：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去世。他因倡导“解放思想”不遗余力，组织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成为最受爱戴的中共领导人；又因在1987年初被邓小平废黜，成为最受同情的中共前领导人。 4月16日 ，李鹏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耀邦，我们什么态度？紫阳答：允许！耀邦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们自己就在悼念，怎么能禁止学生悼念？当时，全体常委在场，邓小平的秘书也在场。 4月19日，邓小平亲自告诉赵紫阳：朝鲜，你还是去。 4月19日，官方胡耀邦追悼会结束时，赵紫阳说：我明天去朝鲜。学生的事，我的意见是三条：1，丧事已结束，应该劝学生回校；2，不可动用军警，除非出现打砸抢；3，对学生的诉求，要认真研究，通过各界协商对话解决。全体常委都说，同意；邓也说，同意，这三句话因此实际上成了常委的决议。 赵还对我说：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应该集中力量研究协商对话，——这就是改革。 以上是我亲历的，真实性我负责。 下面的事，如果《李鹏“六四”日记》不泄露，我完全被蒙在鼓里。 4月23日，这一天，李鹏在日记中把自己一分为二，描写成两个人。 请先看下午。他到火车站送赵，问赵还有什么交代；赵答，没有别的，还是那三句话，要落实。李鹏一回中南海 ，立即找乔石，共同起草文件发出。这是下午的李鹏。 再看晚上。李鹏日记里是这样记的：国家主席杨尚昆要他找小平，他要杨一起去，杨同意。 当天晚上杨李到底去找了邓没有，谈了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赵前脚走，邓杨李三人就必须赶紧碰头商议？李鹏日记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两人当天说说而已，根本没有去。《邓小平年谱》既没有邓在当天夜里约过杨李的记载，更没有邓接见杨李的内容。年谱只说，直到4月25日上午，邓小平才见李鹏杨尚昆，听汇报。这完全可以理解：邓的年谱本来就是中共文件，必须为党为邓保密。 要探究真相，我们只能回到李鹏日记，仔细看看李鹏经过4月23日晚上，具体想了和干了些什么。我认为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李鹏在4月23日晚间直接地或间接地摸清了邓小平要求镇压学运的底牌。 这决不是无稽之谈，因为一夜之间李鹏完全彻底的转变必有原因。李鹏不再是4月23日下午抓紧时间发出文件传达赵紫阳的三点意见的李鹏。这意味着李鹏一人否决了常委都同意的党总书记赵紫阳的重要意见。根据日记所述的理由，是李鹏心中忧虑，担心学生们像文革那样搞乱中国。于是他决定，立即吩咐北京市委马上来向常委汇报学生的动乱。 李鹏还异乎寻常，无比细心，关照温家宝，不可让鲍彤知道这次汇报；尽管他完全清楚：作为中央常委唯一的政治秘书，参加常委的一切例会和非例会，是鲍向常委集体必须担负的责任。 四天后，4月28日的常委会前，温家宝当着中办一位徐副主任的面向我解释，4月24日晚不让我参加常委会是李鹏的决定。我感谢温家宝的诚恳，但我有理由怀疑，如此权威而又周密的设计，更有可能出自邓小平和杨尚昆对李鹏的叮嘱。 根据李鹏日记，邓的秘书在4月24日深晚，就主动打电话要李杨二人于次日（4月25日）上午去向邓汇报常委会的内容。邓小平随即一锤定音，发出了当时中国的最强力的定性——“北京学生在动乱！”接着，4月26日，《人民日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声讨学生动乱的宏大社论，透过全国一切媒体，以大革命的声势横扫全国。4月27日，全国的学生和民众被激怒了，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抗议游行。 以上种种反证：赵紫阳离京的当天晚上，邓李杨三人绝对不可能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气，只是因为内容不可告人，所以《李鹏“六四”日记》和《邓小平年谱》都小心翼翼回避了4月23日这个历史性的夜晚的实质性内容。 党媒异口同声恭维邓“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可是，当时真正压在邓李心上的最最沉重的第一位的问题，难道是学生问题吗？请看李鹏日记5月21日载：李鹏急于请求邓的，是快快开会“解决赵紫阳问题”。邓的秘书则根据邓的老辣经验，明确答复李鹏：必须等解放军进城以后，开会才更有把握。是啊，不在刺刀底下开会，靠得住吗！ 由此可证：不是“解决学生问题”，而是“解决赵紫阳问题”，才是邓李心中性命交关的共同的重中之重。 至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进而探讨一个全新的问题：邓小平高呼“动乱”的动机，到底是想制止学生上街，还是意在激怒学生，唯恐学生不上街？ 设想一下（当然只是设想）：万一学生人人躺平，一切照常，后来的结果又将如何？邓李还有能力提请中央开非常会议“解决赵紫阳”吗？还有什么借口“挽救国家挽救党”？ 我想顺便指出，赵紫阳也许被当时的李鹏认为是对头，可历来不是邓小平的天敌。李鹏日记5月28日载，邓的牌友，非常熟悉邓内心活动的丁关根，亲口告诉李鹏：李先念早在1988年就向邓提出要搞掉赵紫阳了；当时邓对李的答复是，时机不成熟；如今1989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邓才下了决心。前一句是邓小平拒绝李先念的婉辞——当时的赵紫阳是我邓小平所倚重的长城，你李先念休做白日梦！后一句才是邓的肺腑之言：既然赵紫阳业已明白无误支持学生悼念胡耀邦，等我邓小平百年之后，赵不可能不做批邓秘密报告，不可能不替胡耀邦翻案，不可能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居然这样小肚鸡肠吗？胡耀邦最有经验。毛泽东制造的冤案，邓都可以允许胡耀邦平反；唯独经过邓小平手的，高饶案，刘伯承案，粟裕案，要平反难如登天。百分之99点999右派分子的个案都已经具体平反了的“反右派运动”仍被邓小平认定为“必要”的。原因无非就是邓小平本人当时荣任著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的总组长。 （作者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六四事件33周年前夕，许多活跃在公民社会、网路社群的中国学者、作家、记者和维权人士，手机和家用电话都未能接听境外来电，当事人甚至不知道这种通讯技术阻碍是从何时开始，没有发现自己“被失联”了好一段时间。 据明报29日报导，该报记者致电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位于北京的家中，多次拨号失败，仅偶有1、2次拨通，却始终无人接听。维权人士胡佳接起来电，但是声音却被干扰、遮蔽，只能听到他重复地说，“喂，请问你是哪位”。 异议人士、作家江棋生受访时表示，目前手机可正常接听香港来电，未能确定这段时间有否漏接从美国等地打来的电话；而太太的手机尚未发现有被干扰迹象。江棋生说，先前已“惯例式”地接到国保电话，“讲的都是老一套话”，但今年由于COVID-19疫情，不必在六四前夕离京“被旅游”。 知名调查记者刘虎近来也被国保人员约谈。致电其手机，发现其中一支无法拨通；另一支则可正常接听。刘虎向明报记者表示，尚未意识到有无法接听境外来电的情况，但他的手机号“很出名，官方也很关注”。 知名作家章诒和的家中电话和手机均受干扰，即便能够接通，章诒和也完全听不到明报记者的声音。在此之前，章诒和的个人微信已被禁用多项功能，任教学校更就她接受境外媒体访问向她施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与境外通话时，手机被技术性消音。张千帆意识到这点，虽然他听不到电话彼端说话，仍然熟练地在电话那端“自言自语”地向明报记者讲述，如何透过其他方式找到他。 历史学者章立凡的手机在多次被拨通后，“等待音”只响了一声就被切入无声状态，或是突然被断线。 明报记者致电历史学家秦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政治学者张鸣等知名学者时，则未发现通话有受阻情况。 报导分析，当局对特定人士封锁境外通讯，在具体操作上会因为技术等条件呈现多种形式，但尚未知当局此种技术主要使用在哪些人身上，以及确切使用规模有多大。 除了异议人士与境外通讯受阻外，“天安门母亲”几名主要成员丁子霖、张先玲、尤维洁等人的手机，目前全部无法拨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