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两会正举行,候任总理李强即将走马上任,展开他未来五年的施政生涯。此时,路透社一篇有关“中国新二号人物如何加速习近平清零政策的结束”报道,是否会在所谓新“习李关系”上投下某种变数,引人联想。
根据路透的报道,在去年11月中下旬疫情扩散习近平对清零摇摆不定的当口,李强顶住习要求重新放慢开放步伐的压力,主导了疫情的突然放开,放弃了习的标志性的动态清零。路透的报道是否要把李塑造成一个有主见,并不完全听命于习的人物,不得而知,但从该报道引发的舆论反响看,似乎认为李是个敢抗命的角色。
对于李强在中国结束清零所起的作用,我早在1月10日的“聿文视界”专栏文就作出了预判——“中国放开疫情很可能由李强主导”,并详析了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那篇拙作。简言之,站在李的角度,他是有动机早点引爆解封这颗雷的,早引爆,他在今年能腾出更多时间处理经济问题。中国人讲究抢头彩,今年是新政府的开局之年,未来五年顺利与否,与今年有很大关系。如果今年经济形势一团糟,人们不会怪罪是因为习还在坚持清零不放松,而会把责任算在李头上,指责以他为首的治理团队治国无能。本来人们把李的上位,说成是他和习的特殊关系,开局之年即把经济搞砸,只会印证他无能的固有看法。李对此百口莫辩,只能默默替习背黑锅。而早放弃清零,比在两会后再放弃,显然有利经济恢复,从而会有利他的政治行情。
习其实也有动机快点结束清零。当局去年11月初调整清零政策,意味着习原本想在20大之后,以一种稳步缓慢的方式结束清零。但疫情的反复和扩散让他犹疑不定。习做事既有武断一面,也瞻前顾后,既要又要,犹犹豫豫。但不管怎样,倘若今年的恶劣局面不能改观,人们的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对李强为首的新政府的攻击,当然也可以看作对他的攻击,因为人们会说,正是他用人不当,选了这样一个无能的治理班子。所以习肯定不愿此种情况出现。但是他又不能亲口宣布放弃清零,毕竟这是他过去三年的政治遗产,这个时候就需有人给他找台阶,在肯定其清零政策在过去所起作用,维护他的权威的前提下,要他放弃清零、放开疫情防控,李强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李强的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
由此看来,李还是有些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的。我在前述专栏文提到,李虽因忠诚得习赏识坐上中共二把手交椅,但把国务院交给他,而不是圈定其他亲信,可能也不单单是他忠诚缘故。因为论结识习的时间之早,福建帮的多数都在李之前;论现在的君臣密切程度,可能丁薛祥、王小洪等才是习真正的股肱之臣。但论职责之重,当然任何部门都比不上国务院。所以在习的亲信队伍中,李强必有过人之处被习相中,而把二把手的职位委任给他。那么这个过人之处是李的经济管理才能,还是在对习表忠的同时能够排忧解难?或许未来五年会慢慢表现出。
不妨假设,候任总理不是李而是习的其他亲信,他们是否敢顶住习的压力力主放开?即便他们也知道晚放开对经济恢复不利。我想一个可能恰恰相反的情形是,在看到或揣摩到习有继续清零的想法后,为表现出所谓的忠诚而去护主,因为习在这种时候是最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的。中共过去的历史不乏其例,当领袖因政策失误而陷于孤立、处在某种不利处境中,甚至连亲信都不发声表态,此时投机者会表现出力挺领袖的样子,之后都会得到领袖的巨大回报,被擢升担任要职。这样一比较,李强似乎还有些节操,比李鸿忠之类强多了,没有在习的压力下唯唯诺诺。原本他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虽然不敢“抗命”,但也不主动揽事,毕竟到今年三月前,他只是“候任”,相对来说处于一种有利的旁观者地位,如果真因习固执己见坚持清零坏了大局,要究责也到不了他,政治上就很安全。至于继续清零对他接任总理后恢复经济会很不利,届时再说,眼下最重要的是平安渡过这段候任期。这应该是多数处于李这种“候任”身份的领导人通常会有的选择。
但是李选择了某种程度的“不听话”,似乎同他这种在众人眼里不是靠能力而是靠跟领袖的个人关系上位的领导人该有的形象不相称。人们一般认为,领袖提拔亲信担任要职,是需要一个听话的人执行他的旨意;而被提拔者也总是要表现出一副时刻维护领袖权威,卖力做事,不敢违背领袖意志,不能有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应声虫样子。尤其对习而言,他是个强势领导人,被官方塑造成宇宙第一聪明之人,样样精通,事事正确,容不得别人有半点质疑和不同意见的,他做出的决策要不折不扣得到执行,就是错也要错到底,岂然半途而废。何况在他的认知中,清零,保护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本就没错。这种情况下,李敢对他说“不”,很自然地会让人认为,习李关系或许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亲密无间”,习莫不会怀疑起李的忠心,自己看走了眼?把他捧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是不是选错了?
习对李强看走了眼?
我之所以用某种程度的“不听话”,而不说李“抗命”,是因为路透的报道在引述内部人的信息时没有细节,很难让人相信李是真正顶住了习的压力,还只是报道者或爆料者一厢情愿的解读。因为按照独裁者的逻辑和专制政权的事实,在大权独揽的习面前——尽管他因清零而声誉受损,其手下官僚也不敢给他提不同意见,即使斗胆提不同意见,也会采取一种委婉方式,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他;否则,以李中堂和他平辈的资历,应该经常唱反调才是。但外界看到的情景不是如此。李强既仰赖习才有今天的高位,除非他想做“烈士”,才敢抗命,但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候任总理来说,位子都还没坐上,岂敢因担忧疫情影响自己做总理时的经济发展,就抗命不遵?这不符合逻辑,可能也不符合真实的情形。
换言之,李即使出于对疫情的忧虑,他认为基于他和习的那种关系,可以对习提某种意见,也应该极小心谨慎,用一种他认为的恰当方式,向习陈述当下状况和继续维持清零会对习本人带来的某种后果,被习听进去了,接受了他结束清零的意见。我甚至猜想,李敢于提意见,很可能是习授意他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习要补偿李因上海封城蒙受的“不白之怨”,让他短期内能够快速积累起做总理的应有威信。
现在看来,上海封城的决策大概率来自习,但不管怎样,李作为上海主政者当然负有不可推卸之责,民众把气撒在他身上没错。但李不能把这点说破,将责任推到习身上,他是代习受过。由于有了这个包袱,李竟然还能成为中共二号人物,是很难让人尤其上海民众和党内高层,包括习的其他亲信认可和接受的。习也清楚这一点,尽管有他的支持,但如果李不能快速建立起某种威信,接下来他的总理工作会很难做,所以,习要在李将要上任前给他加分,再助他一臂之力,以补偿李的“代己受过”,于是暗示或授意李在结束清零的问题上可以提出不同意见。虽然这样会让习的形象受损,但习亦明白,经济和民众无法再承受清零压力,迟早要放开防控,晚放开会造成更大麻烦。这一步必须走,自己的名声无论如何都会受损,还不如给李强接手总理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树立他一个敢负责的好形象,能够让他比较快地服众,也在众人眼里证明选他做总理是对的。
可以说,无论哪种情形,最不可能出现的是李敢对习“抗命”。专制体制下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处理起来确实微妙。李强在两会正式进入总理角色后,习因其是亲信对他会比对李克强更放心,然而权力的本性会让两人免不了产生芥蒂,李将会发现,习不再是他在浙江做大秘时的习书记了,他伺候的是一个权谋多端的独裁者。这是否意味着习选错了李,时间会告诉他答案。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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