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走過三十七周年
2026 年 6 月 5 日
中共即将于下周举行人大政协两会，为未来提供路线蓝图。中国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最新出版《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 转型八论 》，提出从习近平的“逆转型”到中国大转型的新思考，而中共届时的统治可能遭遇挑战。吴国光认为中国已经没有由上而下变革的可能，只有大规模的民变才能促发官变和制度之变。吴国光博士从不同社会力量的互动，预测中国在后习近平时代可能出现四种前景。 习近平“逆转型”将中国历史带入“垃圾时间” 《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八论》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最近在纽约博登书屋出版。这套书推出正值《北京日报》批评的“垃圾时间”和“躺平”这些名词受到高度讨论。 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认为，垃圾时间”谈的是中国的预知结局且无力回天的意思，代表中国改革开放走入死胡同中。”吴国光认为中国的“垃圾时间”是习近平 “逆转型”的结果。吴国光指出，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前夜开启了这种“逆转型”进程，将中国带回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 他说，过去的中共模式是一方面高压维稳，一方面给老百姓发财改善生活的机会，以换取人民不挑战中共一党专制。现在习近平的“逆转型” 减少了中国人曾经享有的若干经济社会自由和发财机会，把中国带入“垃圾时间”。 “垃圾时间”证明北京从前引以为傲的中国模式— 不计代价发展经济和进行维稳的制度失败了，因此这也是人们反思这种模式并寻找出路的机会。他指出，如果“垃圾时间”意味“小民绝望”，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无法改变个人命运，人民就会开始思考是中国制度框架是否存在问题。 吴国光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的逆转型不意味它必然带来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大转型，但这种逆转型为在中国结束共产党制度的大转型带来了可能。 “逆转型”或开启中国“大转型”的破局之门 吴国光乐观地相信中国人会生活在一个权利有保障和民主的体制之下。他的想法经历过几个阶段的演变。吴国光曾经在邓小平和胡赵体制时期参与高层政治改革政策制定，就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纳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当时他相信“中共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把中国推到一个进入民主化的门槛”，但最终这次改革以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收场。 吴国光博士曾经在1990年代提出中国政治转型两阶段论：即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再从威权主义转型到民主。他表示这是因为自己看到了台湾从威权过渡到民主的例子和中国引入市场因素改革，结果是中国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民主化则沦为空想。 时至今日，吴国光提出了他的最新中国转型“民变论“。吴国光对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说，习近平“逆转型”带来的是大众利益普遍受损和小民绝望带来的诸如白纸革命和陕西浦城职业高中这类反抗事件。他认为这种小型“民变”如果进一步扩大，镇压就难以奏效，并可能在政权内部产生镇压与妥协的意见分歧，这就是民变触发官变论，这个时候破局可能就出现了。 后习近平时代中国“大转型”的四个想象 吴国光博士预测了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四种可能前景。第一是“邓小平二世”模式再现，这种前景的特点是“邓二世”成为中共核心，掌握关键决策权，但高层会有部分权力分享。吴国光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高，因为这需要中国再现一个邓小平，在细数了李强、蔡奇、曾庆红、温家宝等领导人之后，他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没有第二个邓小平出现的土壤。 第二种是经过权力斗争后再出一个野心家，意即“习的状态被复制或者延续，”也就是 “习二世”模式。吴国光认为这种情形只会持续加剧社会不满，难以成为中共可持续模式。第三种是回到胡赵模式，推动共产党进一步改革。他认为这种模式只是理论上有可能，现实中还看不到中共里面有新的胡赵这样的人物。 第四种是出现新生社会力量。如果现在习近平完全不掌权了，他说，“那么我相信，社会力量在全国各地都会蜂拥而起。”不过，他也不敢断言中国就此一定走向自由民主法治。 除了吴国光之外，其他外国学者也探讨了后习近平时代的各种可能性。自1970年代就开始观察中国发展轨迹的法国汉学家白夏告诉美国之音，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会变成一个集体领导党，并反省习近平执政时期的错误。 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中国研究研究员约书亚•艾森曼和托马斯•S•塞克斯顿（Joshua Eisenman and Thomas S. Sexton）2024年5月在美国《国会山报》发表联名文章，指出要抵制对中国未来政治轨迹“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的诱惑。”他们警告说，中共权力的缰绳很可能最终落入中国版普京的手中，也就是目前在安全国家机器中默默无闻的官僚，因为他们深谙如何在体制内行使权力。 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将走向那一个方向？吴国光博士说，“民间和官方不同力量的互动才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 。”
2025年中国两会将于下周召开，对于外界普遍认为的经济问题，两会会有什么政策？机构普遍预测中国政府会继续将2025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5%，专家们看法如何？ 中国将在3月4日和5日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和全国人大十四届三次会议，即“两会”。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处于转折、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期。尽管中国两会始终被认为是“橡皮图章”，但外界仍普遍期待能从两会中看出一些中国未来政策的走向。 政策基调：GDP增长目标仍将设为5%左右 两会将出台怎样的经济目标和刺激手段，是普遍关注的焦点。高盛集团2月24日发布了对2025年中国两会的预测，其中对GPD目标的预期是5%。 前香港记者、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认为，中国想要保持5%的GDP增长只是出于政治需要。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的经济跟财经方面政策都是政治挂帅的，中共高层和习近平本人由于需要保持政权稳定，所以5% 的GDP是（政治）需要的，虽然达成5%的GDP增长难度是很高的。” 这个政治需要的另一方面，是2025是中国的十四五收官之年，而根据中国政府之前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了实现2035年经济总量或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则需要2024年至2035年间的年均实际GDP增速达到4.7%左右。 旅美经济学家秦伟平则认为，GDP的数字与实际完成并不构成直接联系，“GDP 增速放到5%或者百分之5.5%，或者4.5%，我觉得都不意外，到年底的时候还是会通过篡改数字说完成了这个目标。” 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则认为，如果从经济现实来看，中国的GDP应该是负值。他对本台表示：“普遍认为中国GDP是在衰退，就是GDP应该是负的，所以他定5%也好，15%也好，是没有人信的，基本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经济增长在5%的话，你的失业率就不会那么高。我们知道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去年一度超过40%，那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5%。”他开玩笑地表示：“中国的GDP增长就是靠打嘴炮来完成的。”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指标是CPI或将由2024年的3%下降至2%。 秦伟平认为，过去两年，中国的实际CPI只有0.2%，意味着中国连续两年处于通缩状态。“虽然表现出来是CPI下跌，但我们也认为不是完全真实的情况。就我们所了解到的国内物价情况，价格在下跌，但是社会上的商品是很丰富的，然而因为大家没有钱去消费，商家不得不降价去卖，因为卖不掉他的经济压力、财务压力更大。” 除此之外，从一月各地两会透露出来的数据，中国各地政府对于2025年的财政收入目标普遍偏低。31个省市区中，有21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目标，有19个省市区的预算收入目标均低于其GDP目标。 秦伟平认为这是地方政府“诚实”而“聪明”的做法：“因为他们知道整个经济是在下滑的，财政收入下滑是可以预期的事情，也算是如实反映对今年经济的预判。如果在财政收入方面不诚实，地方政府会有更大的麻烦。” 另一方面，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外，地方还有另外一块重要收入来源——中央转移支付。地方自身收入有限下，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多位专家表示，中央转移支付是否会加码发力，可能是2025年积极财政的重要看点。
今年三月，中共举行人大、政协两会，呈现一系列变化：会期缩短、闭幕式缩短并草草结束；代表和委员默不作声或照稿宣读，一字不敢自主；全程充满对习近平的违心颂扬和尴尬掌声。会议整体气氛沉闷而做作，看上去越来越近似北朝鲜模式。 最大的看点在李强身上。习近平不仅取消了总理记者会、终结了总理与中外记者交流的最后平台，还通过修改《国务院组织法》，彻底虚化国务院、彻底架空总理角色。这一切“骚操作”，究竟让习近平得到了什么？除了进一步挣得天下骂名，还进一步促进了官员躺平。 两会后立即发生的燕郊大爆炸，就是一个及时的证明。大爆炸惊天动地，震动京师，也震动海内外，但纵观中共上下，官员尽都躺平。习近平和李强不仅没去现场视察，就连表达关切的指示或批示都破例不发。作为主管紧急事务的副总理张国清，不到事发地河北省、而是绕到毗邻的河南省转了一圈，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甚至，就连河北省的所谓父母官 — 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未见出动。 看来，有关天灾人祸等灾难的应对，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的演绎。第一阶段，从毛周到胡温时代，遇重大天灾人祸，领导人赶赴灾难现场视察或慰问；至少总理前往，多代总书记也曾前往。第二阶段，习近平上台后，他本人不再现身灾难现场，总理李克强依旧前往，但有时呈现受阻而推迟前往的情况，如2021年河南大水。若李克强受阻不能前往，则剩下习李分别下达指示或批示。第三阶段，中共二十大之后，不仅身为总书记的习近平不会现身灾难现场，名为总理的李强也不再现身灾难现场；发展到2024年燕郊大爆炸，总书记和总理不仅谢绝现身灾难现场，就连指示或批示都懒得再发了。 看上去，就连这两人都躺平了。习近平的躺平，因为大权在握、党内再无派系制衡、政治老人无从监督，乐得自我放松休息、逍遥自在；李强的躺平，一则无奈，不敢发挥，生恐落下 “出风头”、“树立自己”的嫌疑；二则顺势躺平，反正，国务院已经被掏空、自己已经被架空，无所作为才是他的上上之策。身处暗流汹涌的朝廷，伴君如伴虎；刀光剑影，人身安全第一。 有趣的是，就在两会刚结束，党媒《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去年的一次讲话，声称：“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舍去前后党文化的语言包装，这段话的重点恰恰就在于，习近平总结官场现状：官员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官场暮气沉沉、无所作为、一潭死水。等于变相承认，在他的统治下，官员尽都躺平。 或许，习近平囿于认知障碍，他无法明了，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又或许，习近平明明知道，却绝不会自我反省，假装以责备的口气“教导“一众官员。官员尽都躺平，究竟是习近平心下所要的结果？还是出于他“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天真幻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官员齐齐躺平，都是习近平应得的果报。 试想，何谓“全面从严治党”？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网球冠军彭帅，闹出惊天国际丑闻，他被治了吗？今年两会上，一名女记者冲向主席台，疑是要找发改委主任郑栅洁算账，造成轰动，习近平会治这名习家军人物吗？其实，党内谁都清楚，所谓“全面从严治党”，就是选择性抓人，搞政治报复，一切以是否站队习近平为标准。 何谓“定规矩”？习近平本人遵守规矩了吗？诸如，习亲自制订的“中央八项规定”之五：“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又如中共党章明文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些，习近平都做到了吗？还是变本加厉地带头违犯？不正己，何以正人？ 官场死气沉沉，官员集体躺平，上至总理李强、下至村镇基层干部，尽在躺平之列，这是习时代的必然，也是习时代的特征，尤其在二十大之后，更成为习时代的官场气候。很显然，面对这一官场新常态，习近平本人也束手无策。因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他是始作俑者。况且，最具讽刺的是，他自己也躺平了，以他自我设定的方式。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两会”数天前散场，有关外交部长换人的传闻落空。被认为是新外交部长热门人选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下简称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两会”前外事活动频频，但自3月7日起突然消失于公众视野（他并非现届全国人大代表）。而70岁的王毅还在以外交部长身份全世界跑，近日访问纽西兰和澳洲。 这两人的反差，背后有何内情？或许是刘建超早前太过张扬，习担心他是另一个秦刚，还得让老家臣王毅继续陪跑；但更有可能是涉及外交派系内斗，比如某派人马向最高层爆了刘建超的黑料，让习不得不反复掂量。 在秦刚之前突然从外长职位上跌落马之后，中共外交内斗动向引人关注。在外界看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事委办公室（简称外办）主任、再兼外长的王毅颇为得势，但其实他可能是不得已的，他身边有一个沉默大佬，可能对他不利。 中共外交人事面临大洗牌 外交部长暂时没换成，但中共外交其它人事近期频频异动。 3月14日的官方消息显示，年初离任中联部副部长的郭业洲，已任中央外办副主任。 郭业洲生于1966年2月，江苏淮安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后供职于中联部，担任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后任驻保加利亚大使、中联部副部长。 3月14日，中共国务院任命陈晓东为外交部副部长。 陈晓东是安徽庐江人，生于1965年12月，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198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此前是驻南非特命全权大使。 此前，2月份，原外交部助理农融，已调任港澳办副主任。 近期，中共驻外大使可能有一轮洗牌。驻欧盟大使傅聪在上任不到18个月后，传将赴驻纽约任驻联合国特使；孙卫东于2022年10月卸任驻印大使并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后，北京仍未任命驻印度高级外交官，近期中印边境紧张，驻印大使急需到位“救火”；前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去年夏天晋升为中联部副部长，她的继任者也可能近期公布。 以校划线的外交派系之争 中共外事外交系统的核心工作部门，主要是分属党政两条线的三大系统，中央外办、外交部和中联部。中央外办要比外交部地位更高。中联部负责所谓党际外交，不过现在这种规矩已打破，比如中联部部长刘建超早前代理了许多外交部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外交人事关系复杂，帮派林立，基本上以毕业院校划界，各派勾心斗角。大派系有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派、北二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派、北语（北京语言大学）派、上外（上海外国语大学）派、外交学院派、国关（国际关系学院）派、北大（北京大学）派、复旦（复旦大学）派等。 王毅就是北二外派的帮主，新任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也是北二外派，是王毅的马仔；前外交部长秦刚本来是国关派的大佬；中联部部长刘建超是北外派的帮主，中央外办副主任邓洪波是北外派，新任中央外办副主任郭业洲也是北外派；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毕业于北京大学；外交部副部长邓励是外交学院毕业。 那些非科班出身的，如果不是原来有靠山，就需要靠抱外交系统里有实力的红二代、红三代的大腿升官。2020年1月，中纪委巡视组曾点名外交部存在“选人用人视野不宽”问题，就是指向外交部的这些派系问题。 早前各方爆料皆指王毅和秦刚是死对头，王毅的北二外派集体举报秦刚的婚外情，闹得满城风雨，导致习近平不得不挥泪斩秦刚。但秦刚的国关派人马，相信也会收集王毅的问题。而刘建超暂时未能接任外交部长，可能也是因为王毅的阻挠。 外交部最有权势的人是习近平亲戚？ 本文开头提到王毅身边还有沉默大佬，说的是在外交部网站上列出的最高官员——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他也是外交部机关党校校长。 1961年出生的陕西吴起人齐玉，是在2019年1月28日当上外交部党委书记的，至今已超过六年。 中共外交部的党委书记，历来是由熟悉外交的专业干部出任。而齐玉是政法学院哲学专业，曾在陕西、北京、青海、吉林等地任职，历任党刊主编、组织部长，党委书记、党建研究所长，不仅毫无外交经验，其任职地域也全在北方，从未跨越黄河。 齐玉空降中共外交部早就被视为奇怪的人事安排，引起关注的是他与习近平家族的秘密关系。 有知情人披露，齐玉曾是习近平的同父异母兄弟习正宁同事。齐玉1983年7月进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任调研员。而1984年，习正宁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处长。 习正宁1986年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87年，先后担任海南省司法厅厅长、海南省政法委书记等职，1998年因心脏病突然去世。 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是河北人，而在西安，有齐心的堂弟齐捷。文革中，西安六中毕业的齐捷受习家被整牵连，没有上大学，在草摊子农埸务农，习近平往返陕北北京时，曾借住堂舅齐捷家。 因为齐玉和习母齐心同姓，齐心家族又在陕西有一支，故此有人猜想，齐玉应该是习近平的亲戚。 表面上，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在部内是仅次于部长的第二号人物，但在习近平上台后，外交部更加党化，强调对党的忠诚，其实是对习的忠诚。说习近平派了一位亲戚来监视外交部，收集里面乱糟糟的问题线索，这是可能的。如此说来，齐玉才是外交部最有权势的人，王毅也必须忌惮他。 王毅被“夹击” 齐玉或背后插一刀 中共外事外交系统在早些年被查办的高官不多，只有2015年1月落马的外交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但自从秦刚出事，外交系统的种种问题就被聚焦。 去年11月，中纪委发文点名外交外事系统有政治风险、廉政风险、管理风险。文章提及的问题，包括落实习近平的指示不到位，有泄密及被渗透被策反的风险，以外谋私，干部失管失控，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文章又指“少数领导干部不敢、不愿、不善抓管理”，“上级监督虚化”，“主动发现问题能力不足”等等。 这篇文章矛头直指外事外交事务的大领导王毅，作者却是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监察组组长张际文。 按中共向相关单位派驻纪检组的规矩，纪检组是接受上级纪检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但以接受上级纪检领导为主。故此，张际文的真正大领导是习近平心腹、中纪委书记李希，然后张也是王毅的下属。故此，张际文这样大胆公开曝光王毅的问题，很罕见。 如果说张际文是习安排在中央外办的钉子，齐玉就是习安排在外交部的钉子。齐玉的低调、沉默，可能更可怕。 老迈的王毅已连续十年全世界跑，可谓卖力，能够做到这点确实也不容易，但应是有苦衷的。因为他并非习的嫡系，全凭甘当奴才、出位表忠诚，配合习的“狼外交”政策，换得习的欢心。但伴君如伴虎，王毅的受宠不是永恒的。 王毅得罪了习偏爱的秦刚的国关派，身边又有两个“监军”，在往后的日子里，如果他在外交内斗中玩得过火，可能晚节不保。特别是齐玉，说不准在关键时间背后插王毅一刀。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2024年的北京两会终于结束了。虽然如许多人的预期，这次两会无新闻，就像西线无战事一般死寂，但是会前会后都爆出了大新闻，暗示着北京政局在两会前后的风向。 头一桩是“人大”在开会前一天宣布取消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后一桩则发生在“两会”结束后，河北燕郊一起疑似地铁施工引发的天然气管道大爆炸。不过，在“两会”结束后，这些插曲似的爆炸都改变不了北京政局已经陷入的长久死寂。 “两会”的鸵鸟政策 这种正在成为新常态的政治“死寂”，在当下中国有多种面相，各界都抱着从未有过的恐慌关注着。在经济界，进入三月，人们已经不再争论是通缩还是通涨，地产价格全面崩塌，人民消费紧缩，投资萎缩，各种信心指数都在负面区间。经济通缩反映的社会各阶层的新共识，就是对前景的悲观和对当下体制的不满，人民在高压下以各种无声方式做出了“不”的选择。 在政策制定领域，“两会”同样展现了中国政治精英的集体躺平。不仅一周会期内，几乎没有代表、委员因应时局提出针对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建议，也未通过热议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而且作为经济总管的总理在取消会后记者会后，甚至还取消了会后将在钓鱼台宾馆进行的年度国际企业家会面。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危机时刻选择了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 这一切发展都像极了1980年代初期的苏联和东欧，人民只能麻醉于酒精，年轻人则寻求一点点摇滚乐和牛仔裤的快乐，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湮没在僵化体 制中。那时的苏东人民并不知道轰然倒塌的最后时刻究竟什么时候到来。而当下中国则不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经历过“前后三十年”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的人们，都能意识到中国政治的转变，既是根本的，又是难以持续的。这是北京鸵鸟政策的根源，也是结果。 体制“韧性”转僵硬 首先，最大、最根本的变化，来自中国体制韧性的消失。换言之，从中共“二十大”到今年“两会”、或者未来不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外界更关心的，多集中在中共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路线的终结、或者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的终结，但是，从2012年以来过去十二年中共政治体制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一个曾经被誉为“韧性”体制(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这远比改开终结或者已经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更能说明中共体制目前的鸵鸟政策，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远未来的结局。 所谓体制韧性，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通黎安友教授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提出的概念，算是较早地指出了中共向民主转型道路上难以去除的巨大障碍，即中共的存在本身，尤其在江、胡时期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自适应能力，不仅能够适应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善于调整自己、巩固政权，渡过同期颜色革命的冲击。 也部分基于此，美国政界在随后逐渐放弃了对中国的幻觉，一个从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能追溯到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时代对中国有别于苏联的粉色幻觉。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后期逐渐形成对华强硬共识至今，并且准备不惜任何手段与这个具有强大体制韧性的中共政权进行长期竞争，即一场不宣布的新冷战。 然而，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个体制无所作为，唯一做的就是在讲不搞西方式现代化的同时要搞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严重生产过剩、面临总危机爆发的时刻继续强调制造业和空洞的“新质生产力”，后者在与全球化脱钩、被欧美怀疑的情形下几乎只有“自嗨”的价值，而不具任何国家竞争力的意义。 只要任何熟悉纳粹时代的人都能明白，这些话语和纳粹上台前后“不要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只要德国特色”的虚无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区别，那么只能说在诸多“既要又要还要”的最高指示下，中共领导人在追求富国强兵的同时似乎完全放弃了纳粹时代追求全面就业、增进社会福利的起码社会目标。 一人党的危险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阶层人民才从未像今天那么清醒。他们很容易就看清，这个体制曾经具有的灵活和务实也就是体制韧性的核心，经过十余年的党内清洗和社会清洗已经当然无存。 以至于，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政治舞台，五千余名政治精英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形同政治僵尸，与中共历史上关键复苏时代所呈现的生动活泼、批评与自我批评、解放思想等善于自我纠错的传统和机制都彻底决裂。这才是决定中共未来政治命运的关键。 更关键的，这也意味着中共不再是一个集一个庞大精英群体智慧和能力的政党，而是如同芯片竞争中处于的下风，或者苏联1980年代的僵化，不仅国家，而且整个政党都愈来愈紧密地与其领袖个人相连，而不再由列宁主义政党的集体智慧或者哪怕党内残酷斗争结果所产生的政党路线来决定。中共正在加 速变成一个个人党，也就是普京模式的个人党和私人国家。党内政治精英和九千万党员变成了无足轻重的附属。 然后，中共未来的气数也就越来越紧密地与领袖个人的意志、健康、智力、和判断相绑定。如此一来，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权力转型和巩固后，对中共来说，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能够做出的选项也越来越少。而它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却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民主世界，就像经过两年俄乌战争后的欧洲，譬如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治宣言所显示的无所畏惧。 只能说，在中国一片死寂的政治气氛中，在“两会”的中共政治精英们的集体鸵鸟症候中，中国的未来全系个人，而世界形势已经逆转。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今年人大闭幕式主席台出现诡异一幕，李强发现人大工作报告中有严重问题，当众向习近平提醒，引来王沪宁、丁薛祥围观，习近平斥责右侧的赵乐际（人大委员长），以指叩台，神色严峻，此后赵乐际即埋首在报告上批注。 这一幕之所以诡异，因为人大报告事先必经中央政治局拍板通过，报告中有严重问题，不只是赵乐际的责任，所有常委都过眼，都有责任。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经过精心策列，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如果只是鸡毛蒜皮小事，李强不会当众大作文章，如果是严重政治问题，没有理由不一早被发现。中共惯例，所有党内斗争问题，一定要在党代会与人大政协会议前内部搞掂，保证会议滴水不漏顺利召开。上次胡锦涛被当众架走，以及这一次赵乐际被当众训斥，都是违背中共惯例的，显示中共最高层也开始无法度。 自习近平上台后，一切随心所欲，他不再在意这些繁文缛节，一于我行我素，以示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九千万党员的大党变成他一人之党，这固然很过瘾，但党的威信便是这样，一点点流失殆尽。 这些是表面现象，内在实质是高层的矛盾正在深度激化，激化到无法掩盖了，索性让它表面化，宣示两条路线斗争的白热化，儆示各级干部循规蹈纪，不要踩政治红线。 正常的国家和政府，都有各种法律与纪律约束，人人按章办事，一切有条不紊，但习近平当权后一人独大，万众俯伏，朝令夕改，私相授受，党纪国法都成为摆设。官大任意妄为，不断塞进私货，法纪成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以欺瞒上级为能事，以欺压百姓为忠心，这样一来，法纪废弛便成为常态。 在法纪之上，本来还应凌驾每个人的精神归宿，价值观是内在的，法纪是外在的，都是人的行为准则。但在中国，普世价值是西方邪魔，共产价值没有人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妾身未明，宗教信仰是非难辨，中国人信奉什么？只信奉现实利害，中共最高层如此，官员如此，百姓也如此。 没有精神归宿的结果是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共同的追求，没有相同的利害关系，一切都以个人利益为转移，人与人之间只讲利害不讲是非，没有精神归宿，又无视法律规矩，这是上下一片乱象的根本原因。 人大会议期间，有人驾车冲击中南海，有人到公安机构放炸弹，全国各大城市爆炸火灾恶性事故四起，凶徒驾车上人行道撞人也成了常态，如此暴烈的、非正常的冲突，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社会恶性事故表面看都相似，但实质原因却大相迳庭，有人出于正义，有人出于报复，有人出于反社会人格，有人出于对共产党的仇视。出发点不同，报复的对象却都是政府与社会。 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怪现状也层出不穷，一些年轻人化装成红卫兵，又准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些大妈化装成解放军，手握木枪要解放台湾。历史正在被刻意颠倒，文革的僵尸正在复活，有民间自发的，也有政府官员有心组织的。复辟文革是习近平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一招，与准备打仗，加强高科技管控，藉反腐以清君侧等多管齐下，死保自己的权位。 有人热衷于玩政治，有人热衷于抢钱，有人乐衷于欺压百姓，有人乐衷于报复政府，当今中国，望中是一幅群魔乱舞的末世景象。 社会乱象，先是经济败坏造成的，跟著以希望破灭为催化剂，政府烂了，上行下效，民间以乱制烂，反正国家也不是自己的，国家垮了，从头来过，未必不是好事。没有人觉得对国家负有责任，寄托有感情，既然什么都是共产党的，那就让共产党去操心好了。 面对中国自上而下的乱象，习近平自困愁城，一门心思只是期望不要死得那么快而已，一切都是临急抱佛脚，最要紧今日过得去，明日的事明日再烦。万箭穿心之下，已经感觉不到哪一处最痛。一个分崩离析的王朝，上上下下都在等最后一刻的到来，大难临头各自飞，谁飞得出去是谁的造化。 一个群魔乱舞的世道，没有最乱，只有更乱，乱是常态，乱到不可收拾，就是结局。（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随着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政治敏感期结束，依照惯例被强制离开居所到外地旅游的持不同政见者、维权人士等政治敏感人物陆续返回家中。一些被旅游期间遭噤声及被监控的异议人士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他们对“两会”及相关政治问题的看法。有评论指出，“两会”闭幕后的总理中外记者会取消堪称一大转折。也有评论认为，中共“二十大”以后基本上是一个人说了算，主管经济工作的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自我降格为纯粹的办事机构，而人大越来越像橡皮图章，所以这次“两会”唯一的看头，就是没有看头。 高瑜：本次两会 一大转折 资深媒体人、独立专栏作家高瑜“两会”前被国保人员带离北京，到广西桂林等地，3月14日晚间乘飞机返回北京。她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两会”把重要程序都改了，总理记者会取消，引发世界关注，算得上一大转折。 高瑜认为，转折的根据在于去年”两会”之后，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一次会议，将2018年李克强版的《国务院工作规则》64条修改成43条。国务院不再是决策单位而是经济执行单位，决策者只有一人，就是习。 她说：“国务院就是个执行机构了。没有决策作用，更没有对全国经济的领导作用。这都是问题。连总理召开国务全体会议和国务会议这些内容全没了。什么都是听习近平的。以后人大还开什么会呀？人大不也得听习近平的吗？所以每年浪费几十亿，开这么俩会，结果能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高瑜指出，对比2018年李克强版和2023年李强版的《国务院工作规则》的明显不同之处可见一些端倪。 两相对照，后者第一章总则删除了前者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句中关于其他人的陈述，只剩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另一处明显改变是，李强版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删除了李克强版第二章第六条，即“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国务院全体会议或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李强的前任李克强卸任总理一职约半年后在上海离奇死亡，震惊世界并引发舆论强烈质疑其死因，大批民众自发到街头表达悼念。 沈良庆：两会唯一看头就是没有看头 资深异议人士、前安徽省检察院公职人员沈良庆在X（前推特）平台发帖指出：“鉴古知今，有点意思，让人想起了外廷大总管主动矮化自己和外廷，把国务院变成中央办事组，自己变成跑堂的，连本来就是作秀的记者招待会都免了。” 沈良庆曾参与八九民运并领导安徽省的民主运动，主张宪政民主人权，数度被捕入狱，曾被判煽颠和寻滋罪，分别获刑一年半和三年。近些年常在六四等政治敏感期被软禁或带走旅游。 家住合肥的沈良庆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两会结束当晚到邻省看朋友，购票后安徽警方就通知当地警方，人还没到当地政保负责人就打电话询问尚在外地往回赶的朋友，询问我是否到了。我刚进朋友家就有自称物业敲门。被拒后政保负责人就登门请我和朋友共进午餐。” 对于这次“两会”的看法，他说，“‘两会’历来就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已经预定的决议，所以看’两会’不如看党代会和中央全会。’二十大’之后基本上一个人说了算，历来比较重要的三中全会都可开可不开，其它领导人都成了办事员。”“这次’两会’干脆把总理记者招待会都免了。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历来是主管经济工作的，现在连工作章程都修改了，自我降格为纯粹的办事机构，党政合一，以党代政。所以这次‘两会’唯一的看头，就是没有看头。” 季风：越来越像橡皮图章 北京宋庄异议艺术家季风也注意到了“两会”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被取消引起的社会反应。 3月13日，他在“两会”期间被旅游后返回老家桐梓地区当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两会现在越来越像橡皮图章了。以前李克强、温家宝还说几句。他可以跳出框框说几句真话、人话。现在连这个都不要了。直接不要了，总理的记者会取消了，你看那几个部长说话，都是没有自己说的，尤其是那个四川省那个司法厅副厅长，自己说话都不知道说了什么。就是’两会‘代表。我跟北京的中国公民的朋友通过电话，就是尽量不让代表们跟北京的民众接触。总而言之，就是把他们完全截然地隔开。” 季风一年多前被北京市国保强制驱离北京，被迫返回贵州老家居住，曾遭一名北京国保死亡威胁。这次两会前，当地国保带他前往外地躲避所谓的政治敏感期，并要求他两会期间不发表涉及政治的批评言论。 季风也是前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他表示，过去20年，每到六四、中共党代会和换届的全国“两会”来临，他都被要求在国保监视下外出旅游，而今年“两会”不是换届，但这期间他依然被旅游了，一路上好吃好喝，但禁止接受外媒采访，不能公开发声。 他说：“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要上门，客气是客气，但是不行，必须要走。但年年六四必须走，还有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是要走。还有就是，比如说四届人大，五届人大，就是在开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就第二年选总理那个，必须要走。剩下的什么人大二次三次那些会议就不走了。现在就不行了，去年开了（换届会议），今年这次会议又要走，但不能接受外媒采访，不能发帖子。” 吴强遭软禁 再被清华民事起诉 据自由亚洲电台3月7日报道，近年淡出公众视野的原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师吴强最近再度遭政府人员软禁在家，出门购物亦被人跟踪。 报道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吴强再度遭校方民事起诉，并向其追讨人民币一百多万元”违约金”，其友人怒斥校方无耻。 美国之音日前联系到这位政治学者兼时评人，请他就这次北京两会发表看法，但他表示抱歉，称自己遭当局边控和警告，不得对外媒发表评论或公开发声。 清华大学2015年下半年未再续聘吴强，但未及时通知他。之后吴强与校方对簿公堂，法律纠纷延续至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外界认为一贯忠于中共意识形态下的言论管控、对敢言学者许章润、郭于华、劳东燕等教授实施迫害、打压、约束的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近来陷入了一场文革式的民粹网暴漩涡，与中国饮用水巨头农夫山泉和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莫言一同被“爱国网民”贴上“新三害”标签，成了批斗对象。 胡佳悲愤倾诉 斥两会“狗屁会” 人权活动家胡佳3月13日从大连返回北京通州家中。美国之音记者多次拨号后终于接通了他的手机，但他听不到记者的声音。胡佳看到来电显示的是美国电话号码，假定对方来自国际媒体。 他说：现在我跟你通话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不知道是谁。我没办法听到你，找我干嘛？我只能向你诉诉苦。嗯，现在回来了。家里边静静的，这个状态。如果没有人打你电话的话，一年365天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只能一个人呆着，没有社交，没有参与的活动啊，这些通通都没有。当然我承认我比现在在牢狱中的许志永、丁家喜、李翘楚这些我的好朋友们要强很多了。至少还能接听电话啊。也比失踪这么多年的高智晟律师好多了啊，比现在还知道人（在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这种状态已经好多了啊。那些还没有走到光明的时候，就已经别离尘世的高耀洁医生、蒋彦永教授——前天就是他的（逝世）一周年。还包括我的父母，57年的老右派，也没有能够看得到历史的破晓时分的，我比他们还强多了。我觉得我还是幸运的。我们只能说，一天天的就看着，这里把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牢笼。疫情结束以后，你觉得会有一个什么大的复原，复兴这种回归吧？但其实是为了管控，它变了别的形式又变本加厉地来了。总不会让你感觉到这个春天的萌芽。” 在这段悲愤交加的独白中，胡佳提到四通桥在北京的地名中被消失了，两会期间北京各个立交桥和过街天桥都设岗派人把守。他还表示了对独断专行的中共党首习近平可能为转移国内矛盾和危机而开启战端造成台海两岸生灵涂炭的担忧。 这位长期遭到严密监控的异议人士还表示，他的微博、微信等社交通讯渠道早已被封号，多次重新开设微信账号仍被禁止入群交流。他说，这次两会期间他在外地，唯一可用的微信又被封号了，这是半年之内他第六个被封号的微信。 独白末尾，胡佳表示，“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找我什么目的？这样的话，那么堵了这么长时间，尤其是他们开特么狗屁会的时候，堵了这么长时间，这样我也算一次宣泄吧。反正如果你能听得到的话，那就谢谢你的聆听。”
中国政治橱窗秀2024年的两会落幕，外界注意到有一些跟以往不同，如总理后会记者会取消，或是会期显然缩短，且未见人事案如国务委员的缺额排上议程。其次，就看习近平与李强的报告，讲了哪些又哪些没有讲，这些异常于是引起外界对中国政治脉动的高度关注。 在众多关注中，李强报告中提及“祖国统一”，引发台湾媒体的热烈讨论，特别是未提“和平”二字。然而，隔了一天，习近平提到“和平统一”，似乎对急于解读两岸关系的观察者打脸，尤其是唯恐两岸不乱的一方，其实两岸关系不是两会的重中之重，两会主要聚焦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平统一”在报告提到与未提到，均需要与其他因素一起评估。 引人注目的是，“共同富裕”这议题在两会报告中几乎消失，回顾二十大前夕，习近平高调提出共同富裕愿景，强调要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均、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要解决个人所得不均等问题，甚至订下2035年完成共同富裕，提出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手段，很多资本家或知名人物都被“共同富裕”。但面对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与经济发展的挑战，共同富裕便暂时让路。 特别是，为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国国务院直接暂停包含重庆、辽宁、贵州、云南、吉林等12个债务严重地区的基础建设项目，同时，对于经济发展较佳的区域则加大基建投资，刺激消费，这种政策上一禁一增，显然与共同富裕的理念与路线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背离。 习近平高调宣布政策，但后来立刻发夹弯不胜枚举，为了帮贵州宣传扶贫和旅游做宣传，推出“这条路，我们请你一起加速！”结果贵州地方债务加速倍增，已经跟天津、重庆并驾其驱，成为地方债务重灾区，因为习近平也被封为“总加速师”。 例如习近平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是有名“房住不炒”，2017年推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2018年、2020年、2021年的两会重点，更推出三条红线，结果引爆房地产的倒闭骨牌效应，2023年之后不再提出“房住不炒”，政策再一次大转弯，各地政府相继再推出鼓励“炒房”的政策，买房送户籍，旧换新推出“住房券”等等。 面对近期对于首富等富裕阶层的社会态度转变，也引发了对于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的深入思考，例如共同富裕杀富能济贫？ 紧接著，富人排行榜成为被祭旗的顺序，近期被中国网民发起除三害的“农夫山泉水”创办人锺睒睒登上中国富豪排行榜，除了商品走日系风被抵制以外，锺睒睒怀富其罪也辞去相关公司代表的身份。这次两会报告中，共同富裕的消失让习近平在经济发展为前提下，又不得不再一次发夹弯。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中国两会3月11日结束。本次两会的一个意外，无疑是总理记者会的取消，对此，外界有着太多的评论和猜测，其“风头”盖过了两会其他的内容和议题。相比之下，国务院组织法的修订没有引起外界应有注意。也许人们认为这只是一项法律的修改，但其实这两者有着内在关联，因为如果通过新修订国务院组织法来强化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法律地位，那总理记者会就不会被取消，反之，则可以从总理记者会的取消，推导此次修法是要弱化国务院的现有地位。事实也是如此。 中国的国务院和中共的党中央，同在中南海，前者在北院，后者在南院。所以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关系，向来被看作北院和南院的关系。两院人员有很大交叉，北院的领导干部，基本都是南院成员，也许一些人在南院还有办公室，但是北南两院的职能，区分是明显的，即便在这几年党政合一的情况下，通过这种职能的区分，北院也获得了不同于南院的某种或许不仅仅是名义上的“独立性”。 政务院不是国务院 不妨简单回顾国务院历史，能够更好理解这种关系。国务院是随着中共1949年10月宣告建立全国政权后成立的，当时称作政务院，1954年才改称国务院。这两个名称虽是一字之差，但却意味着两者的权力、地位和职能并不一致。如今的国务院，被宪法定为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最高行政机关，也即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而政务院的法律地位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换言之，政务院本身不是中央政府，它只是中央政府的一个组成机构，同它平级的还有1952年组建的国家计委，分割了它的经济管理权限，政务院也并无管理军事的职权，不设国防部。 再从人事看，时任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政务院总理是周，国家计委主席是高岗，周虽然在党内排名第三，高于高岗，可高岗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在行政系统排名要高于周。政务院的这种地位和组织结构的设置，使得其职权位阶和规模要低于后来的国务院，也导致总理在对外事务上不能作为国家的行政首脑代表中央政府，实际上和台湾五权宪法之下的行政院有点类同，或者类似总统制下的政府，但中国不是总统制国家，而是中共的一党专政，这很不利政务院作为国家政务执行机构开展工作，所以调整势所必然。 40年不修法，国务院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1954年国务院的组建，从宪法和法律上确立了此后几十年中国政府的基本架构。尽管在文革头几年，国务院的权力和管理受到那时混乱的国家形势的极大冲击，但在文革结束尤其1982年现行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颁布后，国务院的定位和权力结构得到规范，它的地位和职权比起议会制国家的政府要少，但高于像韩国和法国这种总统制国家的政府，也高于台湾的行政院。作为中共领导下的中央政府，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原则，国务院进一步获得了相对党中央的某种独立存在的价值，并得到宪法和法律一定程度的保障。尤其在某些时期，如果国务院有一位外界公认的强势总理，这种独立性还会得以强化。 不过，1982年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在这期间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多法律都修订了多次，就连宪法都修改了5次，可国务院组织法在本次两会前都未修订，这在中国确实可称得上罕见，说明国务院作为中央政府的内部组织结构，在这个变动不定的大转型时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务院组织法就没有修改的必要或者修法就一定是坏事，关键在如何修法。我们看到，在这40年里，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前后进行了几轮，职能也有所调整。所以，对外界来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本次两会修改该法而不是前两年李克强在任时就把它修了，如果修法有利于加强国务院的权力，李克强大概不会不力主修订它。 从程序上说，作为一部规范国务院的法律，应该是国务院先提出修法动议，然后中央研究，再报全国人大。这部法律没在李克强在任后期提出，合理的解释是，李可能不同意修改，因为他知道在当下的政治状况下这个修法对国务院一定是不利的。而对南院的中央来说，该法的修订与否，并不影响南院凌驾于北院这个事实，如果在李不愿修法时强逼他修法，会破坏两院假装的和睦状态，有可能让两院的紧张关系公示天下，所以既然不是马上非修不可，北院不想修就姑且让它一把，反正李过不多久就要到点下台。 修法让党政完全合一同体 但是在李强正式接任总理后，修改国务院组织法的事就不能再拖了。因为宪法和其他重要法律都写明习思想的指导地位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在一部规范中央政府的法律中，没载明这两点，表明南院的权威性还没有全面覆盖北院，这怎么可以！从法律角度说，没写入这两点，国务院理论上可以不那么积极地遵守宪法有关南院领导人的法律地位要求。宪法虽是母法，有最高的法律效应，节制其他法律，可其他法律在实施过程对如何落实宪法要求，还是有个态度和程度上的差异，未必要严丝合缝地遵守宪法规定，只要不违宪就行，但假如国务院组织法明确写上它们，北院就得不折不扣地遵守执行。 所以，不管是李强得到南院的授意还是为表彻底臣服南院之心，他就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国务院工作规则，把国务院变成一个政治机关，强调它的政治属性，对国务院的定位是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李强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这一点，包括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事实上，国务院工作规则已在2018年修改过一次，但这次修改显然没有满足南院的要求，因此，2023年的再修改，在总则中删除了从马列到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一直到科学发展观的这个长表述，只留下以习思想为指导，并增加“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句。此外，总则也专门增加一段：“国务院工作人员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并在工作原则一章，增加“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健全和落实请示报告制度，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一款。 国务院工作规则的修改虽然充分反映了南院的要求，可它毕竟只是国务院的内部规章，法律位阶不高，接下来当然就需要在法律层面明确这个新的政治定位，所以去年9月，当局启动了国务院组织法的修改程序。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面对3000多名人大代表就此所作的修改说明毫不遮掩地道出了南院对修法的“心声”，即修改国务院组织法的首要政治要求，就是明确国务院坚持中共领导，明确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思想作为国务院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并将坚持以习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重要内容载入国务院组织法。 中南海的北院和南院虽然处在同一权力体系下，但过去常常有着微妙的芥蒂，这次国务院组织法的修改，将北院某种名义或形式上的“独立性”也抹去，让它完全沦为南院的执行机构，表面看似还是一个中央政府，但实质上回归中共建政初期的政务院，标志着党政完全合一同体。历史可谓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一个奇怪的代表团——“台湾省代表团”，共有13位人大代表。 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和其他所有地区的人大代表都不一样。其他地区的人大代表，例如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四川省的人大代表，除了个别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好歹总是来自北京、来自四川；尽管中国的选举根本算不上选举，但是在形式上，北京的代表、四川的代表，好歹总是由北京的选民、四川的选民选出来的。那么这13位台湾的人大代表呢？他们是哪里的人？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据“全国人大台湾省代表团”自我介绍，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大多数是在大陆出生的台湾籍人士。这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是台湾人，只不过是台湾籍的人。他们的身份都不是台湾的居民。有的人只是早先曾经居住在台湾，有的只是其父辈、祖辈居住在台湾；也就是说，这13位台湾人大代表，只不过其籍贯是台湾而已。 那么，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又是怎么选出来的呢？根据中国人大网的解释，这13名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台湾省籍同胞组成的协商选举会议选举产生”。这就是说，这13位台湾的人大代表根本不是由台湾地区的选民选出来的，也不是台湾当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委派指定的，而是由一些生活在大陆的台湾省籍的人选出来的。 这就是说，所谓全国人大的“台湾省人大代表”，既不是台湾地区的居民，也不是由台湾地区的选民选出来的，而是由大陆地区的选民选出某些大陆地区的居民。这怎么能叫台湾的人大代表呢？纯粹是冒牌货嘛。 中共当局并不傻。它何尝不知道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是冒牌货。但是它有不得不这么做的苦衷。因为中共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你没有台湾的代表，你凭什么说你代表台湾呢？你凭什么说你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呢？既然在现阶段，中共无法让台湾地区的人民选出台湾的居民当中国的全国人大的台湾代表，它就只好让大陆地区的选民选出某些大陆地区的居民冒充台湾代表了。 这使我联想起文革期间的一件事。我们知道，文革爆发，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几乎都被“炮轰、火烧”，然后，各地又陆陆续续建立起名叫“革命委员会”的新生红色政权取而代之。1968年秋天，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大陆二十九个省市的革委会建立工作全部完成，人民日报立即发表社论“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电部特地发行1枚“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面值8分。邮票图案中有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地图上除台湾省外全部绘成大红色，上面印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金字。不知哪位细心人一眼发现有严重问题，立即写信给中央，说台湾还没有“解放”，台湾还没有成立革委会，因此万万不能说“全国山河一片红”，因为那等于说台湾不属于中国。那张中国地图，除台湾省外全部绘成大红色，给人感觉是中国不包括台湾，台湾不属于中国。中央一看，恍然大悟，马上密令将刚刚上市的纪念邮票全部收回并立即毁版。已经卖出去的当然收不回来了。据说，在“新中国”发行的邮票中，就数这套“全国山河一片红”最紧俏最昂贵，因为它一上市就绝了版。但中共一直没有公开对“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说法予以更正(这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啊)，因为它不愿意让一般民众也意识到这中间的问题。 中共当局治下的中国，天天在上演荒诞剧。《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和全国人大的“台湾省代表团”，就是两个典型的案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