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杜琪峰,不需要满江红

杜琪峰:支持电影就是支持自由

在柏林影展上,香港导演杜琪峰被记者问及电影的重要性、历久不衰的原因时,回答说:“我觉得电影永远站在前线,每当极权扩张、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电影通常都是首当其冲,在好多地方都是这样,一定想先中断你的文化。”他接着鼓起勇气说出“我觉得香港……”,但又立马用英文说出“No Sorry”,最后几乎哽咽着说:“全球所有争取自由的国家与人民一定要支持电影,因为电影是为你而发声的。”

独裁者要摧毁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首先便要摧毁它的自由,而摧毁它的自由,必摧毁它的电影、文学、音乐等文化。杜琪峰的这番话,让人想起倪匡在小说《追龙》中的一段预言:“东方的一个大城市会彻底毁灭,那是‘气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挽回。……要毁灭一个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灾,也可以是人祸,人祸不一定是战争,几个人的几句话,几个人的愚昧无知的行动,可以令大城市彻底死亡。不必摧毁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大城市的任何一个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一样,但只要令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它毁灭死亡。”我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香港电影是我的文学和审美的启蒙。所以,我特别能对杜琪峰的这番话有共鸣。

杜琪峰欲语还休,真情流露,香港人过去几年的一切磨难、羞辱和奴役,尽在不言中。他知道说这番话会有怎样的后果,还是义无反顾地说出来,尽管中间略加掩饰,却更有“欲盖弥彰”之效果。果然,他的言论被中国网民抨击,微博帐号内容被清空,网页仅显示“该帐号因被投诉违反《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中国有媒体报道,杜琪峰“发布了一些不正当言论,导致账号被封”,“杜琪峰的个人账号已经被炸了,与此同时,和杜琪峰有关的九部电影恐受其牵连”。总之,一句话带来的损失以数亿计。

杜琪峰在现实中的遭遇,宛如他十多年前拍摄的电影《黑社会:以和为贵》。古天乐扮演的吉米在中国贿赂一帮大小贪官污吏,经营盗版色情光碟生意,赚钱如印钞票。他只想做生意,不想打打杀杀,不愿竞选社团“和联胜”的“话事人”。但广东省公安厅石副厅长看中了他,逼他选“话事人”。石副厅长说,“黑社会也有爱国”,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是当年公安部长陶驷驹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石副厅长又说,我们不是不相信选举,只是担心选出一个喜欢捣乱的人,不利于社会稳定,你永远做龙头老大,大家一起做生意、发大财。吉米听得头皮发麻。原来,心狠手辣、杀人之后绞成肉泥喂狗吃的香港黑社会大佬,在共产党这个更大的黑社会面前,只是如臂使指的傀儡。你爱国、你听话,中共才会允许你到中国做生意,这不仅是香港黑社会的宿命,也是香港人的宿命。

吉米不甘被操纵,愤怒地向石副厅长饱以老拳。当年电影节开幕首映时,观众席中大部份是行内人,都看得起立鼓掌。有香港影评人指出:“这一拳,代表了香港电影工作者的压抑,另一条出路,就是豁出去,不要大陆市场,没法上映便算了,那块肥猪肉,我就是咽不下。”如果用台湾歌手陈升的话来说就是:“是我把中国市场封杀了!我最臭屁的地方就是把台湾市场做出来,我不缺钱,你们就拿我没辙了,台湾内需就够了!为了要进军中国而写道歉书,这样我还能呼吸吗?我为什么看你们的脸色?”

自由与奴役,不可兼得。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时年三十九岁的律师派崔克·亨利在维吉尼亚里士满的圣约翰教堂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他指出,这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最可怕时刻”,这“完全是自由或奴役的问题”:“难道生命如此珍贵,和平如此甜美,竟要以锁链和奴役作为代价换取吗?全能的上帝,阻止它吧!我不知道别人会选择哪条道路;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张艺谋的痞子美学,是“人矿”们吃上瘾的精神地沟油

然而,大部分中国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即便沦为韭菜和人矿。他们痛骂说出真相的杜琪峰——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最仇恨说出真话的孩子的,不是赤身裸体的皇帝本人,而是周围看到真相却不敢说出来的大人们。他们觉得孩子的真话衬托出自己的伪善与怯懦,不等皇帝下命令,就要对孩子拳脚交加,将其打杀。这就是今天中国民众对杜琪峰千夫所指的原因。他们一边骂杜琪峰,一边津津有味、身临其境地观看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短短数日,《满江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一百三十亿人民币票房的高峰。

有人说,张艺谋的电影美学是法西斯美学,但若拿张艺谋与希特勒御用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坦尔相比,就知道张艺谋的作品连法西斯美学都算不上。学者赵越胜说过:“纳粹以数量与体积之庞大来造就自己活动的舞台,恰是要利用这种能够强暴感官的外在的壮丽辉煌,来造成臣民因内心恐惧而生的‘崇高感’,让他们在无法以自己的经验把握眼前场面时,产生依赖与顺从。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种崇高是一种谎言,因它不扩展和丰富人的美感,而是一种压迫、操纵的形式。以人造‘崇高’来实现操纵,这是一切专制社会和暴君最擅长的手段。”在张艺谋的作品中,连“崇高”或“伪崇高”的特质都找不到,只有一种来自西北或东北的痞子美学,一种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浓烈的屎尿屁的臭味。

十几年前,作家王朔说张艺谋拍电影是搞装修。张艺谋不懂艺术和美,却懂得大众心理学,知道什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内容:一个人敲鼓太乏味,那就来一万人;一朵菊花太单调,那就来一万盆;观众喜欢看晚会电影,就拍晚会电影;观众喜欢土豪金,谋就拍土豪金;现在,观众喜欢骂奸臣,就拍骂奸臣电影。在这一点上,张艺谋深得希特勒和毛泽东真传,他不会像鲁迅那样对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永远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满江红》的票房不都是偷来的,也不是中共宣传部强迫民众买票观看。它的票房成功是真实的,显示经历了习近平的防疫暴政之后,大部分中国民众,特别是有钱买昂贵的电影票的城市中产阶级,并未真正觉醒。《满江红》成为一种中国民众被迫接受无能者治国、抒发怨气的合理化管道,故产生不少极端化的社会乱象:有观众在电影结束后慷慨激昂地背诵伪托岳飞所作的《满江红》,恨不得立即“壮志饥餐胡虏肉”(此刻的“胡虏”,可以是美国人、日本人,或台湾人、香港人);更有人看完电影之后,跑到一个景区,拿起铁板狂砸秦桧跪像,并高喊“还我河山”。

奥地利学者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中指出:“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党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人民群众产生和拥护的。”他发现,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所有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都有小人的反动社会背景,这决不是偶然的。因此,广泛而彻底地研究被压制的小人的性格,密切了解他的背景生活,对于理解法西斯主义所依靠的力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当中国人挤在电影院中观看《满江红》时,民主自由遥不可及。《满江红》的走红,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法西斯本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这大概就是这部电影唯一的价值。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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