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纪念华国锋引发的议论

2月20日,时逢中共前领导人华国锋诞辰100周年,中共官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高规格的座谈会。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与韩正亲自到场,王沪宁发表了演讲,高调称赞华国锋,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刘少奇之子刘源等也出席了这场座谈会。纪念会的规模以及对华国锋的赞美引起各方猜测与议论,习近平究竟在向全国传递甚么样的信息?有部份分析人士认为,当局对华国锋的态度其实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一个象征性的否定,是回归毛时代的重要一步。

王沪宁高调称赞华国锋

据大陆官媒报导,王沪宁在发表的讲话中,称华国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他历数华国锋参加革命历史,直到“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表示,“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做出的重要贡献”。

王沪宁总结称,“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

对照2011年华国锋90诞辰,是由山西民营企业操办,在北京交城山饭店举行纪念座谈,出席者只有亲属故旧和一些文史学者;这次的百年座谈会是由中共中央操办,出席者除亲属之外,还有党政军各方人士出席,例如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希、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等人,可以说是首度如此高规格举行。

其实在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开始有了变化,评价几乎越来越高。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对这位在中共政坛犹如“隐形人”,中共中央为他高规格举行纪念座谈已是破天荒,但更出人意表的是中共中央还对华国锋作出了极高的历史评价。

在中共看来,不论时代如何发展、条件如何变化,对党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要求,而华国锋的政治品格与性格特质,或为此提供了更为生动的注解与借镜。

在纪念华国锋的同一天,习近平出席了“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要求“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新华社》分析,习近平在“两个一百年”的关键时刻首次提出“树立正确党史观”,具有深意。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习近平出席党史会要求重新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人物,第一个选择就是华国锋。

中共为何高调纪念华国锋?

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在建党百年之际,推举华国锋当样板标竿,对人民进行思想改造,并弱化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借此连结毛泽东与习近平,定位习近平正宗统治的“嫡系”地位,进而树立习近平在二十大延续执政的正当性。

台湾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林郁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华国锋是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中共当局高调纪念华国锋是为了让习近平跟中国共产党“国父”毛泽东做连结,让人民知道习近平才是毛泽东以来、中共正宗“嫡系”的统治者,并为他二十大顺利延续执政铺路。

林郁方说:“毛泽东跟华国锋之间的连结是,毛泽东代表共产党正统,所以你支持毛泽东就应该支持习近平,支持习近平就应该支持华国锋,可是习近平跟毛泽东之间没有连结,毛泽东还在世时,习近平在政治舞台上还没有重要地位,所以他要透过一个人去连结,这个人就是华国锋。”

曾任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的林保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过去邓小平否定华国锋就等于否定毛泽东,现在纪念华国锋等于说毛泽东做的是对的,包括文革是对的。第二个,是利用这种方式,把政局同情华国锋的这批人拉到自己这边来,有这两个目的。”

他说,安排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出席纪念会也是相同的道理,藉著毛新宇来象征肯定毛泽东并打击反习势力。

据美国之音报导,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中共把华国锋当作 “吉祥物”,华国锋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忠诚于党”的人物,他是彻头彻尾的毛泽东追随者,但也是个务实的人,而现在习近平就是需要这一品质的人。

林郁方也认为说:“共产党正统思想面临很大挑战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中共)现在在创造一个样板人物,一个他们可以放心的样板人物,这个人总不能还活著,这个人显然不应该是赵紫阳,也不应该是胡耀邦,也不应该是胡锦涛,更不应该是江泽民。前面这些人除了毛泽东以外,大概就剩下华国锋。”

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顾为群认为,中共高调纪念华国锋是发出一个信号,要求党员干部学习华国锋做“老实人”。

有媒体批判说,习近平认同的是“凡是派”,而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亦意味著中国将再次进入“只求愚忠,不求真理”的反智年代!

华国锋生平

华国锋,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南关街的一个商人家庭,是家中第四子,亦是最年幼的儿子。7岁丧父,1928年,由母亲及姐姐抚养长大。

华国锋17岁时加入中共党组织,开始了革命生涯。

1951年6月,华国锋调任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湘潭任县委书记,这一调动直接影响到华国锋的仕途和后续政治生涯。由于华国锋一直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衣著纯朴、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良好印象。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干部因为路线问题不断地被清算,唯有华国锋在运动中保持不败的境地,官运顺畅,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华国锋升到了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地位,到1970年,华国锋已经是中共湖南省第一把手。

那一年,毛泽东曾在接见美国新闻记者斯诺时,大力赞赏华国锋,华国锋开始受到国外的关注。

1971年10月,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把华国锋提拔到中共中央。三年后,华国锋不但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兼任公安部部长。

在中央的权斗与矛盾中,始终中立的华国锋深受毛泽东的器重,在邓小平再次被毛泽东削权后,华国锋开始主管外事,1976年2月,华国锋替代去世的周恩来,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工作。

1976年4月5日,北京群众处于对“四人帮”的不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悼念周恩来活动,华国锋下令镇压,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进入广场,驱赶和逮捕滞留在广场之群众。

毛泽东认为此事的背后是邓小平作祟,宣布“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通过中央文件正式确定华国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华国锋为了保住自己第一的领导人的地位,防止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所谓的“四人帮”夺权,通过与军界老将叶剑英联手,仅在毛死后一个月发动兵变,将“四人帮”及其团伙全部抓捕。

抓捕“四人帮”后,华国锋以毛泽东生前留下的题词“你办事,我放心”,作为他执政合法性的证据,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至此华国锋成为最高领导人,随后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百万群众,被称为“英明领袖”。全国也掀起了对华国锋个人崇拜的宣传。

作为华国锋与老帅们的事先约定,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复出,担任党中央的副主席。

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兼任共产党、解放军和中央人民政府一把手的领导人。

华国锋掌权后,首先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但同时也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说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但邓小平在叶剑英的支持下,指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极左路线错误”,四面楚歌的华国锋不得不向党内元老们妥协,其权利也不断被削弱。

1980年11月,华国锋交出了全部实权,仅保留象征意义的党内职位,之后淡出政坛。

曾有日本媒体称,华国锋在2001年,出于对党内改革派的不满,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但此消息并没有获得中共官媒的证实。

2008年8月20日,官方新华社发文指华国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曾站在权利顶峰的华国锋

据中共党网2013年的报导,叶剑英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泽东曾召见华国锋等几个人谈话,讲了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要在死前先做“盖棺定论”。毛泽东认为与蒋斗,党内反对的人不多,但太多的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他自己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不希望自己死后,“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决。

该报导称,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不是因为华国锋有多大的能力。所以,毛泽东提议由55岁的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毛泽东曾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

毛泽东真正欣赏的是华国锋对他的绝对忠诚,他认为华国锋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因而可以维持当时的局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华国锋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他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既定的路线和方针,用他的话说,就是“绝不怀疑,绝不动摇,绝不含糊。”此外,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理所当然地要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1976年11月24日,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奠基仪式上。华国锋到场发表讲话,强调了“三个坚持”。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接再厉,乘胜前进”。

华国锋的“极左思想”给了邓小平机会,邓小平在获得惨遭文革迫害的党内元老们的支持后,通过一场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顺利地将华国锋挤出中共中央最高层,并取而代之。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中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却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滑铁卢”。自此华国锋离开权力核心,由邓小平取而代之,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后来评价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胡耀邦评论华国锋称:“华国锋只顾眼前,不顾后果。”

几十年来,中共官方对华国锋主政两年的评价贬多于褒,以致使他成为中共历史上至今尚未“盖棺而论”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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