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今年秋天，当中共举行第二十次党代会时，面对当今中国内政外交面临的诸多挑战，准备破例获第三个任期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否要为危机重重的现状承担责任？拥有九千万党员的中共有没有一个必要的机制对握有最多权力的最高领导人问责？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一个不仅中共必须回答、全中国人民需要了解，也是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面临一个长期结构性危机，现在看来已经不可避免。”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引述经济学者有关中国经济现在可能是负增长的说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还有台湾问题、中美冲突、中国跟全世界国家的各种矛盾，尤其是中国威胁，现在已经不是一种杞人忧天的事，”夏明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推动个人崇拜、个人集权，”夏明说。“目前事实证明他德不配位，能力也不配位，给中国目前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因此夏明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召开时，或者将面临党内逼迫他交出权力，或者他将无法稳固进入第三个任期，“我并不认为他的连任机率超过了50%，我认为，他一直在对半开，50%和50%之间游离。”夏明说。 中共党内究竟有没有一个机制可以对大权集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进行问责呢？习近平上台后修改党章把自己的名字跟毛邓并列、作为“核心”载入总纲，要求全党“坚决维护”；与此同时，他又订立所有政治局委员必须向总书记诉职的规矩，以控制他以下的高层所有领导人。外界会问，他自己的权力将如何“关进”他所说“制度的笼子”里呢？ 夏明认为，中共体制有一个奇特之处，那就是保住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中共，任何一个个人都无法超过党的地位。在党的利益之下，任何一个个人都会让步。”夏明说。 总书记多不得善终 夏明指出，从中共历史上看，“大机率事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最后都不得善终。中共总书记要盖过党的命运，或要以己之私替代党的命运，难度是非常高的。”夏明说。 夏明表示，“如果你看到华国锋怎么下台的，或者看到胡耀邦和赵紫阳怎么下台的，以及为什么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不敢突破任期制，这些说明机率其实很高，有多重的原因可能会逼迫习近平最后会全面退休或进行部分交权，也就是把他占据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还有国安会的主席，十几个头衔进行某些分散。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可能出现。” 换言之，如果中共高层达成共识，认为习近平危及了中共的命运，那他就必须被问责，并可能被整肃。 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历史显示，至少三位总书记，一位主席被整肃。总书记邓小平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中被当作第二号最大走资派打倒；党主席华国锋1980年以全盘继承毛晚年错误为由被迫辞职；总书记胡耀邦1987年被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职；总书记赵紫阳1989年因反对武力镇压在天安门的抗议学生，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并遭软禁。 他们的结局是否会发生在习近平身上呢？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认为，习近平的情况跟中共历史上的这些例子似有不同。宋永毅认为，那些中共领导人被整肃都发生在他们仍受到最高权威或影响力更大派别的制约的情况下，而今天“习近平虽然挂了个总书记的职位，他不是总书记，他是‘习主席’啊。” 宋永毅说： “毛和邓是有很大区别的；邓和赵是有很大区别的；邓和胡的区别当然更大。虽然表面上他们是党的总书记，但是大家都知道第一把手不是赵紫阳，不是胡耀邦，而是邓小平。毛时代也这样。邓小平是总书记，但他不是党的第一把手，他不是当时的伟大领袖，伟大领袖是毛泽东。” 习控权远胜华国锋 宋永毅认为，习近平跟华国锋当时的情况也不一样，党内没有挑战习近平权力的反对派。但1978年倡导思想解放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华国锋面对的是资格比他老的“中共的元老集团 ”。 华国锋虽然是继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唯一同时出任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解放军最高职务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在当时文革派“四人帮”被“粉碎”、全党寻找摆脱毛泽东左倾路线的大环境下，从文革迫害中幸存的元老集团得到党内外支持。 另一个不同与军权有关。无论邓小平还是赵紫阳、胡耀邦，他们在被整肃时都不掌握军权，而华国锋，“他并没有完整地掌握军队，尽管他是军委主席，”宋永毅说，“实际掌握军队的是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他是邓小平提拔的。”这对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再次，宋永毅认为，习近平治下，尤其是新冠清零政策实行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大幅下滑，失业率高达20%，房地产商频频爆雷，银行信用濒临破产，但是，“现在的习近平并没有把中国搞成三年大饥荒，也没有把中国搞成文革后整个国民经济崩溃的局面。” 编纂了《中国当代政治史数据库》的宋永毅认为，在中共建国后的历史上，真正把党的最高领导人赶下台的只有一次，即1980年代初作为毛的接班人的华国锋被迫辞职。而1962年为应对大饥荒造成数千人死亡、党内怨声载道而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毛被迫退居二线，由务实派出面整治经济，宋永毅说，那可以算 “半次或三分之一次”，因为 “三面红旗还是要高高举起的。而整个党的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没有多少年，4、5年过去，毛泽东就发动文革大规模翻案了。” 反观习近平，他不仅在第一个任期五年内完成了对中国军队的大规模整顿，牢牢抓住了“枪杆子”、“刀把子“，还牢牢控制了宣传机器，并将党务政务的各种权力统统以中央小组的名义集中到他手里，成为中共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之一。 习“应聘”出面“救党”？ 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2012年习近平取代前任总书记胡锦涛接掌党的大权，当时的中共高层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共产党内部的腐败已经失控，为避免进一步引爆危机、保全党的地位，习近平是受委托出来整顿中共的。 “‘聘请’他来强行管他们共同认为正在酝酿的生存危机，这种危机植根于组织涣散和严重腐败，几乎威胁到他的接班掌权。”中国战略集团首席执行长、前中情局中国分析师张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在亚洲协会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习近平接受了他们的背书，并以此将政权的强制机器重新置于党和他个人的控制之下。” 2012年，中共党内爆出了被普遍认为会进入下届常委的薄熙来戏剧性倒台，以及薄熙来的盟友主管安全和情报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当时的普遍认识是在胡锦涛领导下“空转10年”，党内腐败丛生，中共正朝着逐渐失控的方向下滑。“为中国公众和世界揭开了党内派系内讧的深度和胡锦涛主席无力遏制的帷幕。”张克斯写道。 根据这种理论，习近平上台后已经把“党领导一切”——即把党的生死存亡、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取代了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硬道理”，成为中共“新时代”“习思想”的核心内容了。 “我同意这一理论，即他被征召是有目的的。因为他是一个太子党，来自老革命的高贵血统，所以他有资格这样做。” 前澳大利亚总理、亚洲协会全球主席和首席执行官陆克文（Kevin Rudd）说。“其次，在一些元老领导人方面，也产生了很强的悔恨，尤其是反腐运动走得太远，已经变成了一把双刃剑，用来清洗任何对他不敬的人。”陆克文补充。 习可能放下部分权力 但元老们的这种“悔恨”远未到想把习近平拿下的地步。“似乎大多数中共大佬还是同意习近平的观点，即这几十年的改革和权贵资本主义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仍然比习近平毫无约束的权力，对中共统治构成的威胁更大。”张克斯在题为《2022是习近平的恐怖之年吗？》的论文中写道。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时政评论家邓聿文说，虽然现在包括精英阶层普遍都对习近平不满， 但关键是300多个有决定权的中共中央委员，他们对习近平的态度如何。 “我觉得这300多人中肯定也有对习近平不满的，但是也有很多支持习近平的。为什么？要上位的，要更上一层楼的，他就支持习近平。另外那些不满的，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腐败的等其它因素，他们不敢公开表达，那就视同默认你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在20大之前两个多月过程中，除非某种特别的意外情况出现，否则的话我是看不到习近平不连任的机会的。” 尽管如此，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赞成夏明教授关于习近平“无法稳固进入第三个任期”和“进行部分交权”的说法。根据1962年毛泽东应对党内批评和社会危机的做法，“习近平做一定的妥协，然后他交出一部分，尤其是在经济指导上的权力，是完全可能的。”宋永毅说。 自习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中国经济出现停滞和下滑以来，总理李克强在公共视野中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多，召开10万官员会议、拜谒邓小平纪念铜像呼吁改革开放，出台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平台经济发展，落实稳经济的一揽子政策。 但宋永毅认为，“这是个正常的调整，跟现在说中共会发生政变的传言毫无关系。”
最近在海外，关于中国高层政治未来演变的讨论中，政变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增加了不少。许多人希望习近平混不下去，而其中的一个猜测就是，会不会发生政变。但是，往往这样的猜测都“刹车”在政变这两个字上，因为究竟中共内部怎样才会发生政变，似乎是个谜。本文就来梳理中共建政以来经历过的政变。中共内部发生政变，实有先例；而影响政变成败的因素其实很简单，就是谁掌管枪。 一、习近平上台前周永康的未遂政变 最近的一次中共高层权力冲突发生在2012年3月19日，那时习近平还未上任。当时，对武警部队有指挥权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动用武警，似有政变企图，但阴谋被内部人举报；胡锦涛调动38军包围了中央政法委的几处办公地点。据中国的媒体事后介绍，当时给38军下达的任务是，“粉碎阴谋分子军事政变”。事后周永康被逮捕下狱，引发了一波周派人马的大抓捕。 武警部队并非是只持有轻武器的警察，而是准军事部队。1995年5月3日中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发了国发（1995）5号文件，宣布《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武警部队属于国务院编制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武警总部接受公安部的领导和指挥，总队及其以下武警部队接受同级公安部门的领导”。 这样，武警部队的指挥权就变成了以公安部门为第一指挥者，中央军委只负责武警的组织编制、干部管理、训练等；武警部队的日常任务、规模和编制定额、指挥、经费物资保障等，均由公安部门决定。1996年10月中央军委先后将陆军的14个乙种步兵师划归武警部队序列，编为武警内卫部队机动师，直属武警总部指挥和管理。而在中央政府这个层级，直接指挥武警部队的便是周永康，这也是周永康2012年得以调动武警部队的原因。 2012年的那次“3·19”事件只是场未遂政变，其之所以发生，是中共的部分军队出现了双重指挥权。这也是习近平上任后改变军队体制、重新抓住军权的原因。习近平随后清洗了军队的主要将领，改变了中共长期以来由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掌握军队核心权力的双头体制，取消了原来的总参、总政、总后和总装四个军委内设总部，把军委各总部的二级部编成16个分管部门，各自直属“军委联合指挥部”。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也撤销了“武警部队”这相对独立的军种。 历史上，中共的军委主席对军队的管控是虚的，军委主席不负责军队日常运转的维持，只通过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这两个人的个人效忠来掌握军队；习近平则把军委主席变成实际掌控军队日常运转的职位，通过“军委联合指挥部办公室”，直接把军队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二、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的成功政变 中共建政后，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政变，就是抓捕“四人帮”。之所以要秘密抓捕，是因为会议上不占多数；但抓了党内高层里对立面的主要人物，就政变成功了。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2010年在《领导文萃》第5期发表的《胡耀邦与华国锋》一文披露，华国锋曾同胡耀邦有两次长谈，1977年12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这场政变的起因。华国锋说，“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只有把他们抓起来。” 范硕的《王震眼中的叶剑英》一文则写道：当时对军队尚有控制力的叶剑英事先要王震多次去陈云那里通报意图。陈云反复考虑后，直接与叶剑英面谈，陈云认为，可供选择的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召开中共10届3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 而叶永烈的《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补充了一个重要细节：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了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算来算去，觉得通过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让与会人员举手投票，从而实现政治上打倒“四人帮”的目的，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是主张武力解决的，当陈云得知叶剑英的坚定态度后，便明确表示赞同，并且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显然，当时能代表军方意见的叶剑英，是这场政变幕后的主要决策者，而掌控中央警卫大权的汪东兴，则是政变的重要执行者。为什么陈云这个当时中共高层里资格最深的元老，却不能直接参与政变的组织和指挥？道理很简单，他是文官，指挥不了军队。 叶剑英下了决心，华国锋就得到了军队的支持，政变便得以成功。所以，能够实际掌控军队的军方主要人物，其实是这场政变的关键；反过来，如果叶剑英反对政变，那华国锋和汪东兴就不敢动，否则就面临与军队对抗的危险。这种情况说明，如果没有军方实际控制者的默许，最高领导人若单纯动用中央警卫局的权力来实施政变，就可能面临内战。 三、首长警卫抓首长 中共高官身边都有警卫，要有效抓捕其中的某些人，警卫这一关是饶不过去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共为高层人员提供的警卫制度，恰恰就隐伏着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国家级、副国级高官被随时抓捕的可能性。 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是唯一组织过成功的秘密政变的，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按照毛泽东的意愿，继承了中共的最高权力，然后马上就发动了抓捕毛派高层骨干（“四人帮”）的政变。为什么如此轻而易举？华国锋去世前，曾谈到过中共高层警卫制度在政变中的作用。 2005年1月12日上午，曾多次探望华国锋的长沙市委秘书长蒋新祺又一次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与蒋谈到30年前抓“四人帮”的经过时，介绍了中共的高层警卫制度：“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这段话曝露了那场政变成功的秘辛。 首先，首长的警卫们并不是无条件听从他们奉命保护的首长所下达的指令；相反，警卫们必须无条件地优先执行他们的上级领导中央警卫局的命令。如果警卫局下令抓捕他们原来要保护的首长，那警卫们的枪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准这个首长。 其次，高官警卫们除了奉命保护自己负责的首长之外，也每天要向警卫局报告这首长的行踪；换句话讲，这样的报告制度同时也就是，通过贴身警卫，随时对那些受到保护的高官实行监控，那些高官其实并没有行动自由。 再次，高官们离开住所或办公室，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玉泉山或京西宾馆这些高层开会的场所，他们的随身警卫必须在会议地点交出手枪，留在警卫休息室待命。而高官们在会场里的命运，其实是由中央警卫局的会场警卫们掌握的。所以，如果在这些会场里发动政变，是可能抓捕高层中的某些人的；但只有能指挥中央警卫局的最高领导人才做得到，他如果下令让警卫局抓捕其他高官，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中共高层警卫制度的这三个特点说明，中共高层人员的人身安全，其实随时都掌握在最高领导人的手心里。这些特点迄今未变。 四、“管枪的”和“管纸的”，谁都能政变？ 中共高层如果发生政变，必然是用枪来说话的，根本不会让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们事先投票，来决定是否要秘密抓捕高层的某个人或几个人。如果有抓捕行动，从来是先秘密抓捕，事后开个会，形式上让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举手赞成。开会时大局底定，如果有政治局委员挺身而出反对抓人，那他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抓的。 因此，谈到中共高层的政变，就必须搞清楚，谁能够抓谁。这答案既清楚又简单，当然是“管枪的”抓“管纸的”，而不是“管纸的”抓“管枪的”。所谓“管枪的”，就是军权在手的高层成员；所谓“管纸的”，就是其他的那些高层成员，他们的权力只不过是在文件上签个同意之类，他手头不但没有枪，而且别人掌管的枪就顶在他背后。 “管枪的”是掌握军权的人，如果党魁同时有效地掌控了军权，又控制了中央警卫局的指挥权，他就是唯一的“管枪的”；剩下的那些“不能管枪的”高层成员，他们就只有“管纸的”资格，也只有被政变的可能。 中共高层成员中，除了掌握军权的最高领导人之外，其他人的个人行动、保健和通信联络，随时都处在被监控状态。政治局常委之间的电话被监听，手机不许用，出门有警卫秘书贴身监视。所以，最高领导人可以掌握其他高层人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谁想充当习近平的政敌，习近平一清二楚，随时可以应付。对习近平以外的政治局成员而言，这就是“别人掌管的枪就顶在自己的背后”。若以为这些高层人员可以互相联系、拜访或者随意通内部电话，那都是瞎猜。 五、习近平四换中央警卫局长 正因为掌控警卫局对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如此重要，所以，不管中共的领导模式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权，每换一个最高领导人，就会把前任留下的警卫局长换掉。习近平则换得更勤，七年里换了四次，但似乎与防止政变无关。 习近平上任时，中央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长是胡锦涛时代提拔起来的曹清，习近平一直等到上任两年后才找到一个机会，通过警卫局使用习近平专机从非洲走私象牙这件事，先透消息给《纽约时报》和BBC，借外媒曝光了此事，然后调走曹清，让他改任北京军区副司令。 接下来，习近平让曹清的副手、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少军接任局长。过了几年，2020年11月，习近平调驻福建漳州的陆军第31集团军91师政委陈登铝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到了2021年7月，再调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周洪许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撤掉了王少军的职务。但今年1月初，王少军又被习近平安排回任，重新担任警卫局局长。 习近平之所以如此仔细地反复安排警卫局长的人选，可能有这样一些因素。 其一，习近平对原来从副局长升上来的警卫局长王少军，总是有点不放心，想换从野战军调过来的军官。野战军的军官一下子调到御林军这个中枢位置，其本人从来不敢想过，所以会感恩戴德，对习近平就言听计从。 其二，虽然这样的野战军军官事先也反复考评过，但他们习惯在基层部队指挥，头脑比较简单，一旦到了中央警卫局局长这个任务非常复杂的中枢位置，很多事情和任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野战军军官会很不适应。 其三，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位一向是从内部拔擢，那样的人对警卫业务比较熟悉；同时，对多年的部下非常了解，指挥灵便。然而，调野战军军官来担任警卫局长，警卫局的中层干部会不服气，因此也会暗中掣肘，让新局长指挥不灵。所以，习近平最后还是只好把撤了职的老局长重新找回来，不过，经过这一番撤任和复任，王少军多少会乖巧一些了。 随着最近中共高层的北戴河度假期开始，中共政变论的焦点又转移到了那里。其实，北戴河的警卫制度与北京一样，如何去指望李克强策划和实施政变呢？ 东亚国家当中，倒是有一个政变中刺杀成功、但事后政变失败的案例。那就是，1979年10月26日，韩国的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在安井洞的特务机关里举办的私宴场合，开枪打死了威权总统朴正熙，死者即后来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刺杀后，因军方不配合金载圭策划的政变，他被判了绞刑。韩国有一部政治历史电视剧《第五共和国》，开头三集就是这场政变成而又败的经过。这可以算是了解政变的一个参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早前我在苹果日报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为什么中共最近要高调纪念华国锋。我在文章中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便是当年捉四人帮不是华国锋一人的决策，而是毛泽东临死之前留给华国锋的锦囊妙计。 文章刊出后，有人留言说，如果老毛要捉四人帮，何必等到他死后，他在生就可以捉。 苹果文章篇幅有限，不能深入分析，网民留言也只有一句话，也没有深入分析，所以值得再谈谈。 首先，华国锋不是有大气魄的人，从政经验有限。文革中老毛破格提拔了四人帮和基层工农干部，很多人都没有政治经验和实力，四人帮如此，华国锋等人也是如此。华国锋只是湖南一个县委书记，突然去到中央，战战兢兢，规行矩步，当然要听老毛的话。 捉四人帮不是小事，江青是老毛的老婆，等于在老毛头上动土，另外，文革十年的经营，四人帮也有了很深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各省都有他们的人，有些老军头也投到四人帮门下，他们手上也有武装。 老毛选了刘少奇﹑林彪﹑王洪文作接班人，都先后失败，他决定华国锋接班时，已油尽灯枯，等死的时候了。他不可能指望四人帮会接班，维持文革的“成果”，他死后，邓小平为首的老军头，一定会翻案。 老毛不可能把中共交到老军头手上，因为老军头一定会否定文革，否定大跃进，否定毛泽东，但交到四人帮手上，四人帮与老军头誓不两立，只会酿成党内大分裂，天下大翻覆，因此指定一个中间派的华国锋，希望借助老毛的馀威，安抚两派，华国锋居中平衡，这样把中共的江山维持下去。 但以华国锋的资历与经验，以他在党内的政治基础，他没有本事稳住大局。四人帮一定会闹事，干扰华国锋的执政，万一局势失控，军头们群聚起事，中共江山还是保不住的。 以老毛的“英明”，不可能不预见这些后果，如局面恶化起来，华国锋又镇不住场面，那如何是好? 老毛的性格是无毒不丈夫，六亲不认，毛泽东不会为保江青而不顾中共江山，所以一旦他死后四人帮搅事，老毛的心态一定是，只好借四人帮人头一用，保住中共的江山。 文革后小道消息流传，说老毛交代华国锋，外事问叶剑英，内事问汪东兴。当时大军头倒台的倒台，靠边的靠边，唯有叶剑英得到老毛信任。至于汪东兴，更是老毛一生信得过的身边人，汪领导8341部队，是中南海御林军，党内政要的保安都控制在他手上。 以老毛的政治经验，解决四人帮是小菜一碟，只要外面稳住局势，内部由汪东兴动手，布置停当，就万无一失。因此，在他死前把这一摊事布置好，让华国锋遵旨照办，华国锋有尚方宝剑，便可服众，全国各省得知处置四人帮是老毛“临终嘱托”，也就没有人敢质疑。 老毛尸骨未寒，四人帮已经蠢蠢欲动，上海民兵都发武器了，各省军头纷纷打探政治行情，各自做准备。四人帮趁华国锋羽翼未丰，到处找麻烦，搞得华国锋焦头烂额。在那个时候，老毛的临终遗嘱就管用了，华果然外靠叶剑英，内靠汪东兴，三两下解决了四人帮。 为什么老毛生前不解决四人帮?因为他解决了刘少奇和林彪，个人威信已经所剩无几，定了王洪文接班，王也不争气，如果再将四人帮，也解决了，那他就两手空空去见马克思了。再说，在老毛生前，四人帮并无大过，只是老毛的走狗而已，天下人尽知，把尽心尽力紧跟著他的四人帮亲手绑赴刑场，他也无法自圆其说。 如果他生前亲手解决四人帮，那等于把江山留给老军头了，他固然不情愿，还要搏一铺，希望死后中共党内两派力量还能保持相对平衡，不敢全盘否定他的历史功绩。 老毛指望最好的结果，但又要做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就是局面失控前，先由华国锋活捉四人帮，稳住大局。他留下遗嘱，交代华国锋在不得已时活捉四人帮，这种可能性很高。 这只是一种推测，以后中共档案解密，内情自会大白于天下。香港人要了解中共，一定要了解毛泽东，习近平想做毛泽东第二，他正在重蹈毛泽东的覆辙。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华国锋100周年冥诞，北京高调纪念，召开座谈会，两名政治局常委出席。王沪宁出席是为宣传定调，副总理韩正出席是为华国锋的“洋跃进”平反？ 华国锋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个过渡人物，毛泽东来不及传位给老婆江青与侄儿毛远新，所以让华国锋过渡一下。华国锋也的确只是过渡，然而是过渡给毛家的政敌。 毛泽东看中华国锋，是因为在中共政坛里他算比较老实，根基不深，所以从湖南省委书记一下拉拔到中央成为毛的接班人。他忠于毛的所作所为，却不忠于毛的家人，毛尸骨未寒，也就是死不到一个月，就联合军头叶剑英等逮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虽然华国锋当时是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而有某种合法性，但是动用军队抓人显然这是一场军事政变。即使后来搬出毛泽东写给他的“你办事，我放心”的真迹，还是成为民间的调侃对象。 那些中共老干部在干掉了“四人帮”以后，就回来算计华国锋。华国锋为了坚持自己的合法地位与出于对毛泽东的愚忠，在1977年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被称为“两个凡是”，以此阻挡被毛泽东打倒的老干部平反复出。 被邓小平重用的胡耀邦遂发动“实践是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辩论，推翻华国锋的论述，并且平反大批老干部进入领导阶层。邓小平更在1979年2月发动“惩罚越南”战争，既向美国讨好，也趁机抢夺了军权。此后华国锋节节败退，在党政分离的口号下让出了总理职务给赵紫阳；以后又以不适任为由，把他从党中央主席降为排名最后的副主席。1982年中共12大，总书记胡耀邦废了党主席职务，华国锋就降为普通的中央委员，到2008年去世。 开始为了树立华国锋的威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外，开展“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个人崇拜宣传。当时被毛泽东再度拉下马靠边的邓小平，在1976年10月10日与1977年4月10日，先后给华国锋写了两封信，要求复出工作。第一封表示：“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15年或20年之久。”第二封信则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和工作的部署”。但是还没有七年之痒，华国锋只剩下挂名的中央委员。在1971年林彪摔死以后，邓小平也曾经写过信给毛泽东要求工作，并且保证“永不翻案”。毛泽东再度把他打倒后说：“说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共产党的权力斗争就是这样尔虞我诈，胡耀邦与赵紫阳后来也被邓小平踢掉了。 华国锋死的时候，民间一度出现怀念他的热潮，那是出于对中共党内斗争手段丑陋的厌恶。这次习近平高调纪念华国锋则是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那就是否定邓小平，恢复毛泽东路线，也就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习近平上台后，把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从政协赶出去，这次却把他请回来出席会议装饰门面。王沪宁在讲话中强调华国锋的“忠诚”，就是要全国向他那样的愚忠，围绕在习核心周围。 中共元老与他们的子弟，搞经济都是外行，玩权力斗争则是高手。家庭的耳闻目染与中国文化糟粕的结合，最后将把人民与国家玩掉，看看习近平是如何把中国带上希特勒的道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