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人被公司“贷款上班”：走向债务深渊的女教师们

截止2021年，郑州民办教育企业育人教育集团让员工以个人名义从银行贷款供集团使用，每人贷款金额为5-20万元，并承诺这笔贷款属于集团，集团每月给付利息，到期归还本金。截止2021年1月，集团181人共贷款2602万元。目前，多位员工贷款已经逾期，征信受损，但集团并未按承诺归还本金。

同意贷款的员工们被外界指责“没脑子”、“肯定是为了利息”，事实上，她们身陷在巨大的困局中。集团看似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与集团共度难关的责任感，“所有人都贷了”的周遭环境，层层压力下，她们无法拒绝这个看似荒唐的提议，走向债务的深渊。

贷款上班

2019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临近下班时，郑州市易尔幼儿园员工高楠临时收到消息，幼儿园所属的育人集团董事长刘亚敏要来给大家开个会，谁都不能走，要签到。

会上，刘亚敏发表了热切的讲话。她谈到育人集团稳步发展的态势，说“育人”解决了多少人就业，还展望了美好的前景，感谢员工的付出。说到自己十几年坚持做教育的决心与不易，她甚至当众潸然泪下。最后，刘亚敏话锋一转，她告诉员工们，现在集团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资金周转不开，需要员工们以个人名义贷款供集团使用，一年后就会将本金归还。

刘亚敏承诺，这笔贷款没有任何风险，与个人也没有关系，由集团来提供抵押担保，集团已经和河南省农村信用社金水支行联系好了。同时，她表示贷款员工在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买房有优先选择权和折扣，并许诺每月集团会为贷款的员工多打些钱，算是“员工福利”。

一开始，高楠没有将贷款当回事。会后，她还和同事们互相开玩笑：“你贷不贷”，“当然不贷”。而到了第二天，各部门领导开始和员工逐一约谈。高楠的部门里一共5个人，包括她在内，最终有3个人贷了款。

这场为集团贷款的活动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起了。育人集团旗下有经开区、航空港区（下简称“港区”）、郑东新区（下简称“东区”）三个校区。港区的一名教师宋瑶记得，自己是19年5月份参加的动员大会，6月份就贷了款。

2020年1月，高楠和同事们被带到商鼎路跟万安街交叉口，港区学校的西南门。银行的工作人员带着电脑和文件，和现场上百名员工做面签。另一位员工卢思记得，银行出具的贷款名义是“装修贷”。她奇怪，自己无车无房，哪来的装修。很多员工有和她一样的疑惑，但集团的人解释，装修贷只是一个名义，是集团和银行协商好了的，不用管。多位员工都证实：“我们问什么，银行的人都不吭声，集团这边的财务就说，这么多人都弄，不会与你们有任何关系的，也不用你们承担任何后果。”

贷款办理的手续也相当潦草。卢思当天到场完全是因为办公室只有她一个人不想办贷款，“就像被架在那了，没办法”。那天，她没有带户口本，心里暗自期待，如果因为这个能被“打回去”也挺好，但就算只提供了复印件，贷款还是顺利办了下来。

卢思回忆，现场工作人员“让你在这儿签个字，在那签个字”，也没有合同。集团的人解释，就是走个流程。贷款的数额甚至都是银行定的，每个人不一样。大多数人能贷10-20万，刚毕业的学生额度是5万。最后卢思贷了12万，高楠是15万。

育人集团财务发布的统计表格显示，2021年1月，集团有181人共贷款2602万元。根据集团内部文件，贷款款项批到个人账户之后，员工需将钱转入集团。集团每月把要偿还的利息和“福利”一起发放到员工账户。本金到期前，集团会将钱划到个人账户用于偿还银行；中途离职或出现其他情况，随时办理结清。

但事实上，解套并不容易。第一次一年期的贷款到期后，高楠等员工都被要求续贷三年。本金的偿还方式是A员工先还上，再立刻把钱贷出来，将钱转给B员工，还上再贷出再转给下一位。“不同意也没办法，不续贷就还不上本金。”苏婷没有续贷，至今已逾期两年多。多位员工告诉高楠，自己上班时被叫到办公室，集团的人说要办“降息”，拿着她们的手机操作了一番，她们后来才发现，贷款从一年变成了三年。

最初，大家虽然对一系列的操作忐忑不安，但集团按时发放利息，一切好像都和刘亚敏许诺的一样。高楠记得，办完贷款后就遭遇了疫情，工资几乎每月都会出现迟发的情况，最严重时集团3个月没有发工资，但每月的利息1995元都按时打到银行卡上。除掉还给银行的利息，自己能多出800-1000元福利。

而到了2021年11月左右，集团发布通知，因年底银行政策调整，集团对公账户转账额度受限，利息需由个人先行垫付，预计调整时间一个月。谁料，这一调整就一直持续到2022年的5月份，中间的7个月的利息都是个人支付，集团并没有补回这部分钱。5月后，利息开始正常发放，但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基本“只够把银行的利息还上”。

员工们试图解决贷款问题，也想讨回自己欠的薪水。可当几位员工走劳动仲裁“告赢了”，法院却告诉她们，刘亚敏名下已无任何可执行的资产。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显示，未发现刘亚敏名下有可供执行的银行存款、公司股权、证券、保险、互联网银行等财产及不动产，法院依法冻结了索易幼儿园名下银行账户，并将刘亚敏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发送限制消费令。本次执行程序终结。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育人集团这座将倾的大厦，而还有人因沉没成本巨大，不甘心离去。一位现在仍在职的教师表示，不离开是因为“怕走了之后，欠的钱更拿不回来，贷款不给解决”。

债务缠身

据郑州晚报报道，育人教育集团创始于2002年，由刘亚敏的父亲创办。截至2015年，集团有五个校区、七个学校（含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800余名教职工、近8000名学生。在郑州，育人算得上民办教育的翘楚。一位易尔幼儿园家长回忆，当初选择这家幼儿园，就是看中了优秀的硬件设施和育人集团的名气。操场有两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教学楼有三层，还有自己的游泳馆，舞蹈、体能、感统、手工艺等课程，都有专门的教室。“有实力把易尔这个园区给拿下来。那也不是一般的教育集团能做到的事。”他说道。2019年，育人还曾经获评河南教育年度盛典年度综合实力教育集团。

多位员工对本刊记者证实，在刘亚敏的叙述中，2017年集团决定接手东区索易幼儿园是集团发展的分水岭。后来拖欠工资、需要员工贷款，都是因为资金被收购这个学校占用。刘称，索易幼儿园隐瞒了部分债务情况，且政府承诺的支持没有到位。

曾在索易文化担任财务的许莉不认可这一说法。她记得，育人接手前来公司做过调查，派会计师事务所的人来查过账，办公室、财务室都查了资料。

接手后，育人集团将索易幼儿园更名为易尔幼儿园，成为集团的东校区，和总部所在地福晟国际只隔两条街。2018年，卢思负责东区的财务。刚刚接手索易的育人似乎发展得欣欣向荣。那时，幼儿园学费6万元一年，打完折也要5万多，每年有一两百个孩子入园，经卢思手的学费就有大几百万。港区的一位员工也记得，2018年时，一个年级4个班，每个班30人，招生报名的家长都要排队，来晚的还会报不上。“（集团）里边人跟打了鸡血一样，家长也都是高知人群，”卢思回忆，“你处在那个环境不可能产生任何危机感。”

集团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张着。集团内部一份统计表格显示，育人旗下有20多家公司，涵盖物业、餐饮、咖啡馆、早教、瑜伽等各类。许莉告诉本刊，实际上，远不止这些。刘亚敏让自己的亲戚或“亲信”担任很多公司的法人，卢思就曾担任过其中一家。表面上，这些公司和育人没有关系，账目从这些公司走，但实际控制人都是刘亚敏，核算也是在集团进行。“就像恒大做房地产的，也做恒大冰泉，我们只是想着她在拓展业务。”许莉说道。

谁都不知道债务的恶性循环从哪里开始。能肯定的是，2020年初开始的疫情让本就陷入资金困境的集团雪上加霜。原本稳定的学费收入不再，学校的口碑也逐步下降，退费的家长越来越多，招生也变得困难。员工们的工资开始经常性拖欠。2022年7月离职后，高楠才发现自己被拖欠的工资已经积累到了近十万元，社保也断缴了32个月。

员工们的贷款只是集团债务的冰山一角。高楠记得，每隔几天，就有不同的人来到刘亚敏的办公室要钱，有被欠薪的员工、退费不成的家长、被拖欠货款的供应商，还有很多她不知道身份的人。最激烈的一次，有一群人砸了刘亚敏的办公室。还有一位老教师抱着刘亚敏要跳楼同归于尽。据说她的房产被抵押给刘亚敏贷款，到期将被法院强制执行。

因欠款问题，公司账户从2021年开始就被监管。刘亚敏要求家长学费转入“亲信”们的私人账户，再转给她个人。一位家长告诉本刊，她当时交费时，收款人是一家驾校的法人。卢思想，这是因为“钱一旦进了公账，就会被拿去还欠薪和家长学费”。可最终学费用到哪去了，她也不知道。

经开区一名教师记得，21年八九月份时，幼儿园因为交不起房租挪到了小学里，教学环境一落千丈。22年4月，易尔幼儿园因拖欠房租被强制关停，欠家长们上百万学费，至今没有被退还。一位家长回忆，最后一次去接孩子时，原本一个班应该配备3名教师，那时只剩下1名，还是在等着拿回欠薪才没走，没有任何教学，孩子们自己在座位上玩。

企查查显示，育人集团涉诉债务27起，涉及的司法案件有35起，合同纠纷方有融资租赁公司、房产置业公司、农副产品公司、餐饮管理公司、建设投资公司等。刘亚敏本人11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24次被限制高消费，终本案件未履行金额超5000万元。

虚幻的希望

刘亚敏贷款像着了魔，她也知道如何利用人们情感和渴望。

贷款之初，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从抗拒到“缴械投降”的过程。 有的人是抹不过情面。

思算是刘亚敏的“自己人”，入职前几年就和她认识，受邀来到集团工作后，直接当了招生办主管，还给了单独的宿舍。她刚到学校工作时，在路边站着，刘亚敏开车路过时，会很亲切地把车窗摇下来，问她在学校干得咋样，完全没有老板的架子。有时看她在集团加班，会带她去吃饭，告诉她怎么安排工作，还说一个女孩在郑州不容易，又聪明肯干，自己想培养她。

卢思觉得，自己算是刘亚敏培养和重用的人，如果她选择离职或不贷款，会被外人视作忘恩负义。正因如此，卢思几乎从不好意思张口要欠薪，还会刷信用卡帮集团填窟窿。直到22年初家人重病，她去找刘亚敏要钱，刘亚敏告诉她“你现在把我杀了，我都没有钱”，她才和刘亚敏彻底闹翻。

在高楠眼里，刘亚敏符合大家对教师最传统的想象：不烫发，不染发，也不化妆，扎个马尾辫，常穿的就是衬衣西裤，背着帆布包或拿个小包，一直都很朴素。这让高楠对她很信任。高楠记得，在贷款事件发生之前，刘亚敏曾找她谈过一次话，让高楠去考园长证，还要把她调去给校长做助理，言语间是要培养她的意思。一种“董事长这么信任我”的感动油然而生，高楠想，这么大个集团，有上千名员工上万名学生，何必去忽悠我呢？

高楠后来才发现，每个人遇到的情况不一样，“刘亚敏特别知道对不同的人用什么方式”。对待高楠，用的是怀柔政策，展示集团本身的实力，哭诉困境，并许诺一个美好的前景。

有人遇到的就是“威逼”。宋瑶记得，当时校长挨个找老师谈话，最后50多个老师里，40多人都贷了，有的老师坚持不贷之后，有点被“架空”的感觉，不给排课。童阳自认为“胆子小，不敢反抗”，还没等校长叫她去办公室就同意了贷款，怕被“穿小鞋”。

苏婷是被一遍遍谈话磨的。那段时间，刘亚敏会亲自把几名员工叫到办公室谈话，挨个问你家里啥情况，户口在哪儿，已婚还是未婚，有没有房产等个人问题。她记得刘亚敏说，员工们要勇敢站出来，和集团同舟共济。不同意贷款，就是不体谅她的难处，不跟集团一条心。最后，苏婷听出刘亚敏的意思是“要不贷款就别在这干了”。

当参加贷款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好像大家都贷，这个事就没什么危险性。”宋瑶说。她提到，大家对金融方面的知识几乎一窍不通，自己甚至没办过信用卡，也没用过花呗。

多位受访者都频繁提及到“女教师”这个群体身份。离家近、方便照顾家庭是很多人选择坚持这份工作的原因，哪怕被拖欠薪水，稳定也是最被看重的优势。

“她骗我们这种人一骗一个准。”在宋瑶看来，女教师群体心软、单纯、善良、有责任感。在利息自己还、工资不发的艰难时刻，大家还是一次次去找校长沟通，从来没有罢课，更怕不用心教会耽误了孩子。内心的不满，大家也不太知道怎么去表达。有一次，她曾和几位老师一起去校长办公室讨说法。沟通中，只有自己和校长吵了起来，其他老师们都保持了沉默着。从办公室出来，一位女老师还特意跟她说，不该用那种态度和校长说话，劝她“不要闹”。

刘亚敏知道该如拿捏人们的负面情绪。卢思记得，在拖欠工资时，刘亚敏会一边哭诉集团的艰难处境，一边告诉员工自己在非常积极的想办法。有时工资拖了三个月，大家刚开始感到绝望，公司就会又发一次钱。社保断缴如果被投诉，也会找个时间段补一下，给人一种“公司一有钱，一定会还大家”的希望。有时，刘亚敏还会搞有“奖励机制”：到了年底，按照职位级别和累计没有发放的工资的数目算出一个系数，额外发放几千块钱。

刘亚敏本人也一直维系着热忱大方的人设。她让卢思去办事，需要花钱时总会多给一些，剩下的也不要求退还。哪怕发不出工资，教师节学校老师依然一人发1000块钱，后勤处等非一线员工都有。过年的时候会发粉条和牛肉，一些正常的小福利从来不少。

除了刘亚敏和公司表现出来的这些吸引力，卢思心里想着，教育行业怎么也不算是一个“夕阳产业”，而且公司办了这么多年，规模不小，不至于山穷水尽。高楠也考虑：工资没有完全不发，在学校也能看到每年入账的学费，刘亚敏还曾出示过港区的土地证，告诉大家集团是有“底子”的，这么大的企业能垮到哪里去呢。

长期没有离职的员工们大多持有类似的想法。退一万步讲：真走了，就真的什么都拿不回来了。

真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人们才看清所有的许诺都是空头支票。 最初，刘亚敏承诺贷款到期或员工离职会立即结清。而苏婷在第一次贷款到期后没有续贷，集团并未帮她偿还本金。她听同样“被逾期”的同事说，没有任何银行的工作人员联系她，她是去办住房贷款的时候才被告知征信出了问题。苏婷至今仍在逃避这件事，不敢去查自己的征信记录。

根据本刊记者拿到的一份通话记录，2023年11月，在育人集团员工与农商行金水支行负责人的通话中，银行方面表示，个人是债权人，谁的贷款谁还利息是应该的。对方否认了银行方放贷与育人集团有过协商，“我们把钱借给你，你又把钱借给了刘总”。提到即将逾期的问题，银行方面表示符合条件的话，银行可以做续贷手续。如果逾期，将造成征信受损，银行也会对个人提起诉讼。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的《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调查意见书》，育人集团存在实际使用部分员工消费贷款资金行为，刘亚敏承诺对其使用的员工贷款，负有偿还责任。但员工们提出的将借款主体变更为育人集团的诉求属于民事纠纷，应按照民事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协商或诉讼途径解决。

但对一些人而言，继续留在育人仿佛才是他们能够选择的最低成本的解决办法。朱琳因为担心“离职了欠的钱要不回来”，一直留在学校工作。现在，工资已经可以正常发放，随着新学期收费，以前的欠薪也逐步在补上，只是贷款和欠了三年的社保问题还没有解决。她想，那些运用更激烈手段，选择离职和维权的人，反倒没有获得任何收益。但坚守在育人，能够拿回的损失有多少，朱琳心里也打鼓。她告诉本刊，今年一年级招生非常不理想，只招到了10几个学生，只有一个班，以往每年都能招到100多个学生，全校老师也只剩下20多个。

刘亚敏依然在上着班。就在前几日，还有员工看到她去了银行。她依旧会回复员工们催款的信息，允诺员工“不会让你们承担任何利息和罚息，我在推进”。

郭玉也是“被逾期”的人。刘亚敏曾给她签过保证书、欠条、借据，写明了还款日期，但到了约定的时间，都没有动静。她今年刚刚24岁，征信已经有了负面记录，考公务员的计划也因此被搁置。她计算，自己能考的岗位年龄限制是30岁，征信有负面记录，5年内不能考公务员。如果今年能还上欠的贷款，29岁时还有一次考公的机会，如果今年还不上，“那影响的是我的一生”。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