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六四镇压，勿忘沙甸屠杀

上月27日，因为当局下令强拆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的纳家营清真寺而导致穆斯林民众聚众抵抗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事件的次日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即以《云南最大清真寺或遭强拆 警民冲突视频曝光》为题报道。

截止目前，能够从公开消息渠道找到的该事件最新进展的内容也可以参见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昨日的报道，标题是《【云南警民冲突】当局吁抗争者自首否则“严惩”　传已拘30人网络仍不时中断》。

虽然这起事件也引起了外界一定程度的关注，但笔者没有看到有一家媒体或者关注此事件的网友因此联想起48年前也是发生在云南，也是针对对穆斯林民众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即所谓“沙甸事件”或“沙甸惨案”。

维基百科称，沙甸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在中国云南省的回民大规模起义事件，最终以解放军的屠杀镇压结束。大屠杀于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发生在云南省的7个县区，其中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的沙甸镇为主，共造成了约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来自沙甸）、包括300名儿童，伤残近1000人，损毁房屋4400余间。

至于这场事件的起因和结局，网上至今还是能够查找到一些公正记录的文章，笔者逐一比较之后，认为一篇标题为《云南回族的恩仇——１４军血洗沙甸乡》的回忆文章相对可靠一些。

这篇文章的作者刘家驹是当时的解放军的宣传干部。他直言制造这一惨案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当地第１４军的一支部队，发布镇压命令的又是复出主持军委的邓小平。

笔者在这里注明一句，如今代习近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当年就在这个14军。不过，笔者经多方查证，找到了执行沙甸屠杀任务的部队番号应该是当时编制的解放军陆军第14军的第42师下属的一个陆军团和一个炮兵团，而当时的张又侠是该军40师119团司令部的作训股参谋。

当年这位刘家驹作者是以《解放军文艺》编辑身份深入到昆明军区，在革命文艺创作学习班上寻找创作素材。他先听到的故事是刘少奇的女儿畏罪叛国，在中缅边境被捕获的过程。“接下来轮到住招远的１４军的一位师炮兵营教导员发言，说他自己“讲的是一个负面题材”。

这个炮兵营教导员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个月前，我们军出动了一个步兵团和五个炮营，在沙甸镇压了一场反革命暴乱，打死打伤敌人１３００多人……”

炮兵教导员说到这里就被学习班主持人厉声喝止，说是 “军区早就打过招呼，这个事件不准公布。如果被帝国主义搞到手，拿出来宣传我们要犯大错误的。往后谁也别再提了。”

刘家驹回忆说：文革近十年，我走南闯北，风闻军队镇压造反的事年年有，通常只是枪杀几个人、十几人、几十人，打死上百人的仅发生在四川、安徽。这位教导员曝料一千多人，真是新闻中的骇闻。它不但震撼我的心灵，甚至还让我怀疑它的真实性。晚饭后，我约他到营区外散步，请他给我讲述他没讲出来的故事：

沙甸是云南省蒙自县鸡街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地处丘陵，１５００多户人家７２００多人分布在８个自然村，是回民的聚居地。文革开始，公社和县的造反派把这里回族群众的信仰当“四旧”来破除，关闭了清真寺，焚烧了可兰经。一些坚持礼拜真主的回族同胞遭到关押、凌辱、吊打或扫地出门，１４人被整死，１６０人被打残。为了生存，回族同胞组织了造反兵团抗争。

于是，当地及附近的造反派形成了两大派。一派主张封闭清真寺，灭绝宗教信仰，另一派相反。两派间的对立，发展到拳脚相向，动刀动枪，武斗蔓延全省。沙甸人全是回族，９８％的群众理所当然站到了捍卫清真寺一派。。

当时有几个县市的回族干部被当地的对立派追打得无立锥之地，有５００多人跑到沙甸躲起来。红河州的县市革命委出面，在军队的支持下，强制沙甸群众交出这些干部。遭到拒绝后，１４军派出一个营进村搜捕，抓走了干部，还把沙甸１０００多名回族同胞五花大绑，给每人脖子上挂块“反革命”的牌子，拉到县城街头示众。

接下来，因为当地回民毫不屈服，当时刚刚当上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周兴要军队派出一个团包围沙甸。沙甸回民也不示弱，筑壕封路对抗，双方展开枪战，在附近的县市摆开了战场……。

接下来，在中央的干预下，１４军执行中央决定收缴武器的指示，派出一个营去收缴沙甸民兵组织的武器，遭到拒绝。沙甸的数千群众把解放军一个营轰出了村。双方战火重新燃起。

当时的中共中央听闻后紧急召唤云南省市革委会和武斗双方的两派代表再次进京，由中央做出强制性的规定：双方立即一枪一弹不留地交出全部武器，拆除工事，解放军必须进村，谁不执行，以反革命论罪。回民代表里的中共党员马伯华，当即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但包括阿訇在内的回民代表一行十多人回到当地，刚一下车，数以千计的武装对立派暴徒们把他们团团包围，用事先准备的剖开的十多个猪头，全扣在代表的头上，拉着在大街上游行……

刘家驹在他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描述道：一个温良的民族自尊遭到如此的伤害，最柔弱的人也会以生命来反抗的。代表们放回村后，他们不是承诺动员收缴武器，而是发动大家去抢夺县和公社人武部军用仓库的枪支弹药，几天时间得到各种枪支一千余支，实力大增，就在村边地里挖出了环形堑壕，设置盖沟、暗堡，屋顶也垒起了机枪掩体，做出一场有模有样的战场准备。

而当时的省革委会一把手周兴，正重病缠身，念念不忘这场斗争，他派出大员来到沙甸周围观察了两天，就匆匆向中央报告，政治解决已无可能了，请求中央批准１４军消灭这股“政治土匪”。

周兴是何许人？战争年代，他和邓发、康生、李克农等人并列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主要负责人。周兴一生的事业就是杀人。他在３０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就担任江西省人民保卫局执行部长，和杀人魔王李韶九一起，干掉莫须有的“AB团”１０万人。长征中，他是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罗瑞卿），对畏缩不前、开小差的，都由他就地处决。为了军队行动不泄密，对不能行动的伤病员也由他斩尽杀绝。到了陕甘宁，他是边区保安处长，整风运动中，他抓了“特嫌”５０００多人。四方面军溃散后，几十名高级将领流浪到陕北保安，在毛的指令下，他把许世友、王近安等１７人关押审讯。中共建政后，又与罗瑞卿配伍，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清除“地富反坏”竭尽全力。有人说他头上的顶子是血染红的。眼下镇压一个回民造反派的小组织对他来说，不但是小菜一碟，而且名正言顺。

1975年7月的周兴把镇反报告送到中央，正赶上邓小平复出。邓接到周兴报告，无须商量，当即批准由１４军派出部队攻打“土围子”。

笔者也曾经读到过另外一篇回忆文章，原始作者是当时14军42师作战科参谋，他明确说明担任主攻任务的是126团。

刘家驹的回忆文章记录道：1975年７月２９日，一个步兵团进入战斗准备位置，对沙甸等８个自然村实施包围。开始他们对小小沙甸的“回民支队”根本不放在眼里，没想到为捍卫自己宗教的尊严，沙甸人人视死如归。一个现代化的步兵团强攻了一天，竟遭到殊死的抵抗，付出了几十人的伤亡的代价还没进村，这是他们在国内战争中很少遇到的惨重伤亡。指挥员打红了眼，迅速调来师属炮兵团参战，火炮口径为１２２榴炮、７６野炮和１２０重迫击炮，都是苏式装备，威力超过二战中美军的兵器配置。　

刘家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说：战场报复是８月１日凌晨开始的。４８门大炮瞬时发出雷鸣电闪，千百发弹丸撕心裂肺地穿越夜空，霎时间沙甸八个村子外围的山头上滚滚浓烟卷起，树林、土块、人的肢体伴着腾起的烟柱，在空中翻舞。

第一次急袭是１５分钟，炮弹翻开的新土火星闪烁。炮火刚停，十多辆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又响起，“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等死吧！”“反戈一击，立功受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不多会，在褐色的土层中响起炒爆豆般的枪声，回民的几挺机枪又复活了，它告诉入侵者，安拉的子民是不会屈服的。

第二次急袭１０分钟，被犁开的山头上，密集的弹坑像是人头上的癞痢，还击的枪声哑了，但是没见到一面白旗。火炮开始转移，射向各个村边的壕沟、地堡。直射火炮瞄准村中建筑物上的掩体，一炮一个，直打到工事荡然无存。火炮停止了射击，步兵突击分队开始向村里“接敌”运动。

进攻的步兵没有炮兵幸运，村子里不断响起狙击的枪声。士兵们第一次打仗，训练场上那种进攻战斗队形没有了，都拱在班长身后浑身战栗，再也不敢前行。

攻击受阻，陆军团长再次呼叫炮火支援，炮群指挥员犹豫了，把几千发炮弹砸向居民区，七千人生命顿时会成一摊肉泥。他请示，周兴拍板：我们是在镇压，哪怕片瓦无存绝不能右倾！ 　　

于是，上千发炮弹直泻６个村子，瞬间房屋一片片轰然塌下，火海中人们哭喊着，叫骂着奔向村外庄稼地。攻击的步兵像是在围猎，机枪步枪的火舌扫向如蚁般逃跑的人群，一时间，尸横遍野。

沙甸村最大，有６００多户人家，中弹也最多，整个村子已夷为平地。附近的田心、车百尼、新寨、大庄、茂克等都只有一二百户，也是一片残墙断壁，满目的死尸和伤者，在曦光中构出一幅惨烈的图景……。

刘家驹的文章描述说：炮火平息后部队涌进村子开始打扫战场。 一个活下来的妇女，突然从坍塌的房屋跃出，用砖头把一个战士的脑袋拍得脑浆进裂……。一个连队的卫生员，从排水沟里救出一个八九岁的被打断腿的孩子，在背他到包扎所的路上，小家伙从身上抽出一把匕首，插进了卫生员的脖子…… 一个老太太，浑身血污，横躺在自家的残破的门槛上，紧闭双眼，副团长上去扶她，她一把拽住副团长的衣襟，拉响了自己怀里的手榴弹……

当年受命中央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担任“工作队”的队长进驻沙甸的时任云南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李长猛日后对他的家人回忆说：关于沙甸事件的责任，中央下发文件中归咎于四人帮，其实邓小平当时是总参谋长，沙甸军事镇压的命令一定是他下达。他当时大力提倡“整顿”， “打土围子”，这种镇压符合他的主张。

李长猛还对他家人回忆说：邓小平当时还讲了 “不打不足以平民愤”的话，我都记在笔记本上。

2011年10月22号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有一篇题为“邓小平的遗产”(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云南省的一个穆斯林村庄。那次行动导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个儿童。由此可知，14年后，邓小平对学生和工人游行抗议的回应（即六四镇压）完全合乎他的性格。”

正是读罢如上这段文字后，李长猛的儿子写下了一篇回忆文章《父亲往事：沙甸事件》。文中说：当时最后、最大的一个争议集中在清真寺的关闭问题。而此事也正是沙甸回民最在乎的问题。因为政府不答应解放军进村后不关闭清真寺，沙甸回民就不让军队进村，最后就是武力解决了。

可见，48年前的沙甸回民同胞，事实上仅仅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权益而惨遭屠杀。

李长猛之子的文章中还说：谈到六四事件，父亲常会这样说：“我早知道会有那样的结局，你们不了解他(邓），他敢下手，而且一下手就很重。”。

如今，正值六四纪念日，援引史料写下此文，提醒人们勿忘34年前的六四镇压，也勿忘58年前的沙甸屠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