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地亞年內關5店 瑞士母公司坦言高估大陸市場
2026 年 6 月 4 日
六四34周年，海内外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没有忘记，一如既往地隆重纪念、追思民主先烈、激扬民主理想。而中共方面，依然紧张，高度紧张，年复一年地紧张。它们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说了四个自信，但他们一个自信都没有；说了一百多个安全，但他们一个安全感都没有。 中南海百般设防，并在网络上设置无数敏感词，连领导人自己的名字都成为禁词（在游戏平台上），极尽荒唐和荒诞之能事。然而，出其不意的抗争事件仍然不断发生，令他们防不胜防。一名女子在北京国家体育馆 — 鸟巢顶上勇敢挥舞象征自由的星条旗、撒下传单，有独立宣言，还有她自己的告同胞书。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会大屏幕上，出现“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口号，同时提出五大诉求，呼吁民主和宪政。 三十四年过去了，岁月无情。时间消耗了八九一代（包括当年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但也消耗了独裁者。八九一代，从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青春岁月不再，民主理想仍未实现。但纵观独裁者，被称为六四屠夫的邓小平和李鹏相继死亡；六四的获益者、镇压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也已经死亡。他们没有带走任何荣华富贵。 中南海今天的领导人，自以为一派独大、一人独裁，幻想红色王朝能够千秋万代。然而，纵观历史，所有王朝政治，专制制度，都只是过眼云烟。或数百年，或数十年，或数年，无不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而专制王朝更替和覆灭的周期愈加缩短。历代独裁者，没有带走任何荣华富贵。现在和将来的独裁者也不会例外。 放眼当今世界，只有民主国家，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而长盛不衰。道理很简单，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管理国家。只有民选政府，才能集思广益；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长治久安。这是客观规律，中国不会例外。 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不仅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史，也深刻影响世界当代史。当年就成为东欧解放和苏联解体的重大推动力。三十四年过去了，国际社会没有忘记。各主要民主国家继续发声支持中国人民，支持中国民主化，或通过各国政府文告，或通过各国驻中国大使馆发声。世界各国已经觉醒，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并非什么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那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世界和平呼唤一个民主中国；人类未来需要一个民主中国。 中共企图让几代人忘记历史，然而，当今中国，经济滑坡，失业严重，外资外企加速撤离，高速经济增长成为明日黄花。老年人无所保障，中年人彷徨无计，青年人躺平断代。于是，与统治者事与愿违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希望寄托于民主中国。他们越来越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妨碍中国发展和进步的根本障碍，在于一党专政；而促进中国发展和文明的根本道路在于民主化。 当年，1989年，作为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八九一代举起了民主火炬；今天，作为海外民主运动的坚持者，他们又担当了火炬传递者的角色。因为，香港已经沦陷，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不再，海外民运理应接过香港市民的民主火炬，把他们不能再办的六四纪念馆建立在海外，把他们不能再继续的六四纪念活动延续在海外。与此同时，八九一代也有义务和责任向年轻一代传递民主火炬。 由此可见，八九民运从未过时。三十四年后的中国，向往民主的中国人，有增无减，尤其追求民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去年底如狂飙骤起的白纸运动和白纸革命，就是明证，它的参与者和组织者都是年轻一代，可爱的00后。还有觉醒的海外留学生主体，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他们是中国的未来。 八九民运的火炬，将在年轻一代手中传承。火种不灭，理想将继续燃烧。一个民主、自由和文明的中国，或迟或早，将诞生在世界的东方。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任何势力的阻挡都将是徒劳。时间将证明一切，历史将证明一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愿你去到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常玉 当代中国有两个翻天覆地的时间节点：一九四九与一九八九，这两个时间不需要做任何注释。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性稍次一级的时间节点：一九七六（毛泽东死亡，文革名义上结束，中国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与二○一二（习近平上台，走向史达林式的帝制）。这四个时间节点都触发了巨大的流亡潮。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一响，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顿时灰飞烟灭。数千名知识菁英逃离中国，而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及其家人，有数十万人通过美国总统的一纸行政命令，获得“六四绿卡”得以留在美国。此后三十多年，一直至今，中国人成为到欧美国家申请政治庇护的最大族群。尽管如俄罗斯流亡诗人德·博贝舍夫所说“所有人都是流亡者，从亚当开始”，但流亡之路上的艰辛苦楚，仍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伟大的逃亡者，他正在创造他的道路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将很多人的生命击穿，裂成两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 在因“六四”而流亡的人中，有七十三岁的新闻界前辈戈扬。戈扬曾是中共新闻界的“四大花旦”之一（杨刚、浦熙修、彭子冈、戈扬），经历二十二年的右派折磨，一九七九年获得“改正”时，已六十三岁，老当益壮，出任《新观察》半月刊主编——这份刊物成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其影响力超过了储安平时代的《观察》，我在中学时代持续阅读了好几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戈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完胡耀邦追悼会后，应邀赴美参加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活动。在美国听说北京戒严、军队开枪镇压学生的消息以后，她公开宣布退党：“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她晚年接受香港《开放》杂志访问，“以一个革命者、流亡者变成一个美国公民的漫长经历，给后代人一点忠告”，毫不犹豫地说：“生在这样的时代，我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但我应该把我的经验告诉后人。这经验归结一点，就是：共产党已同一个邪教差不多，是不可以信赖的、不可以和它靠近的。否则，多好的人，也会变坏。” 到美国时比戈扬还年长一岁的，是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的“老牌自由化分子”王若望。王若望早年赴延安追随中共革命，从延安整风到反右、文革，每一次政治运动都首当其冲成为打击对象，因为他像马丁·路德那样坚持说真话。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他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名被捕，入狱十四个月。一九九二年八月，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七十四岁的王若望与妻子羊子一同赴美（他并非最年长的流亡者，二○○九年，揭露中国艾滋病泛滥问题的高耀洁医生以八十二岁高龄流亡美国）。到海外后，他考察分散在各国的中国移民尤其是民运群体，坦然承认：“大陆来的朋友，灵魂深处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著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那就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检查自己，要培养成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浸透了现代文明的民主气息，这一个长期的自我修养的任务。”他明知民运是火坑，仍跳下去，但不仅没有振兴民运，反而加剧了民运的分裂与内斗，真个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后来，王若望获悉患上肺癌绝症后，虽然思念故国，但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不可再发批评文章和接触敏感人士”的回国条件，二○○一年在纽约病逝。 一九四九年夏，年轻的李志绥在澳大利亚留学和行医，接到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信，邀请他回国工作。李志绥和妻子经香港回到北京，五年后因医术高明、工作出色，被选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还曾出任毛的医疗组组长，在毛身边工作二十二年，一直到毛死去。一九八八年，李妻吴慎贤被查出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在已移民美国的两个儿子劝说下，李氏夫妇赴美治病，这一年李志绥已六十九岁。一九八九年一月，李妻病逝，去世前叮嘱说：“一定要将在毛身边工作的经历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随后发生“六四”屠杀，李志绥与中共决裂，不畏艰险写出轰动世界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将毛拉下神坛。书中揭露的若干事实人神共愤。书中“饿殍遍野”四字用了多次，大饥荒时代，可怜的老百姓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还在指望周末晚上在舞会“选妃”的红太阳帮他们作主。毛的淫乱超过历史上的昏君，其包皮过长，平常又没有清洗的习惯，被其中一女友感染上阴部滴虫病，成了带原者，传染给其他女友。李建议毛洗洗私处，毛的反应是：只要他自己不会有症状就好了，没有必要清洗，“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一九九五年，李志绥因心脏病突发死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家里浴缸中，其死亡方式与流亡南韩的黄长烨很相似，有人怀疑他是被中共特工暗杀。 中生代流亡者更多，其中不少是政治活动家，自诩为“中国民主之父”的就有多位。因身患“监狱症候群”，以及沾染王若望所说的“毛泽东病毒”，到了西方自由，与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很快丑闻缠身、光环尽褪，乃至成为负面人物。当然，他们不会承认自己身上有问题，不会去看心理医生，将失败全都归咎于“中共特务的破坏”，“中共特务”真是一个什么都装得下的垃圾桶。 中生代流亡作家和学者，很多都坚持创作与研究，且有蜕变与升华。其中，高文谦在美国出版《晚年周恩来》，震撼性堪比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拆毁了周恩来这个中共最后的道德牌坊。高文谦生长在一个共产党人家庭，其父母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青年时代曾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八○年退伍后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与北京学生和市民一样，目睹解放军杀人，同时躲避解放军的追杀。他和一群市民躲进小胡同，解放军追进来。“当场我看到有三四个人倒在血泊里。我跑到一个墙根底下，一个七十多岁北京蹬三轮的老大爷，跟我一起蹲在墙根下面。老大爷说的话我一辈子忘不了，他说：共产党真是缺了八辈子德了，小日本当年进北京城都没有这样杀人，真是伤天害理啊！”一九九三年，他终于有了机会离开中国： 我跟共产党的缘分已经尽了，我要自己再走一条路，重新活一把，要活出自己的尊严来，要免予一种恐惧。重新走一条路也是非常困难的，前路茫茫，但是我愿意这样走。为什么？就是因为“六四”残暴的杀人。 高文谦到美国后，先后在多家学术机构和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这时他已开始写作《晚年周恩来》，把这位在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人物的真实面貌留给历史，但他受到来自中共的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长熊光楷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吉向哈佛大学施压，费正清研究中心取消了对他的资助。但他坚持完成书稿，此时他在国内的母亲得了白血病，中共使出软硬两手——软的是想用重金买断书稿，硬的是威胁他，“你妈妈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磨难，让她安度晚年吧，不要再给她增加新的磨难”。高文谦面临艰难选择：出书，还是回去给老母送终？回去就出不来，出书就没有办法尽人子之道。她妈妈给他写了封信，在信封上写了四个大字：“万金家书。”信中写道：“不要管我，你一定要把你所知道的告诉老百姓，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他最后选择出书，未能给母亲送终，跟母亲天人永隔，成为终身之憾。 流亡诗人杨炼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概括为“主动的流亡”和“历史的忧郁”，他本人在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现自己将在海外流亡很久，在澳大利亚海边的悬崖观看惊涛拍岸，终于悟出“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现实之“无根”，正是“精神之根”。昔日伤痕文学新锐孔捷生去国之后，转而以“易大旗”为笔名写了百万字惊才绝艳的杂文，后来又提笔写古体诗和小说，他说自己是一个很有坚持的人，“已看惯云起云落，我深知每个人心中的理想国都难实现，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昔日先锋诗人马建，移居英国后写小说，长篇小说《红尘》、《阴之道》、《肉之土》、《中国梦》等荣获英国库克旅行文学奖、雅典文学奖等国际奖项，他坚信“只有在文学中，我们才能充分表达社会的不公、人性的极端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美国学者莫拉·康宁恩评论说，“虽然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马建在作品中对中国的描绘并没有凝固在某个时间”。上海作家、翻译家王一梁延至二○○三年流亡海外，先后居住在美国和泰国，在清贫与凄苦中却坚信：“流亡，不也意味著一次崭新的诞生吗？流亡作家也是真正自由作家的同义词。没有祖国的束缚，没有任何文字的束缚。作为世界公民，我们可以真正地飞了。”二○二一年，他因病在泰国去世。 流亡的时间如此漫长，当初的中生代，已逐渐凋零。二○一八年在香港病逝的孟浪，年仅五十七岁。孟浪是一九八九之后流亡海外的诗人，我在独立中文笔会与之共事数年，一起编辑笔会会友的文集《诗歌与坦克》，他如狮子般的胡须和声音似乎仍在我身边晃荡。 流亡海外九年后，孟浪如此回答记者的访问：“九年的流亡生活，前半部分是被迫的，我在中国因为追求自由，希望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自由的空气，所以才受迫害；后半部分是自觉的，我终于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我希望所有流亡作家诗人们，不管他们是自愿选择流亡或被迫流亡，可以更早、更快地回到一个安全的、自由的、民主的祖国继续和平地宁静地写作和出版。但现在看，似乎要流亡更长的时间。因为中国还是以前那个中国，而我还是以前那个孟浪。” 诗人徐敬亚指出，在中国当代现代诗的词库里，“中国”一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可能属孟浪，孟浪几乎成为“中国”的第一呼叫者。“逃得更快／更远”、“我的出生地……与只身出走的户主无关”、“在远景中，中国消失了……在远景中，是一张废纸离开中国！”即使在流离的诗人中，孟浪的“祖国”情结也是最重症的。他曾发问：“寻找祖国，还是寻找天空？”他那句“背著祖国到处行走的人”，几乎成为自画像。在全部翘课的孩子中只有孟浪对往日校园依依不舍：“祖国／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仿佛认定了宿命：“祖国和他相对一笑：背著他！背著它！” 在最后阶段的创作中，孟浪已然获得从普世高度“鸟瞰”土地意义上的中国。“炮制出又一个祖国／并且思乡，让南北极突兀地拥抱在一起”、“那个人站在一个国家的对面/他在一片空白里/上衣像一束枯萎的花朵/在他无力的臂弯里”、“我有无数个祖国/我有无数条道路/无数的我闪闪烁烁”、“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创造他的道路/失群的恰是众人，多得无以计数……伟大的迷途者，决定终于作出：/征途才是归途，征途就是归途/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验他的道路/哦，受难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就是没有路也可以逃”。这一超越是流亡路上关键性的一步，诗歌与人性皆褶褶生辉并交相辉映。诗人由此向死而生。 一九八九年踏上流亡之路的学生一代，如今已是人到中年。那些曾遭通缉的学生领袖，三十多年后，有的成了富豪，有的当了教授，有的清贫度日，有的四海为家。王丹多年在台湾深耕，警醒台湾民众不要吞下中共的糖衣炮弹；周锋锁成立“人道中国”机构，帮助所以百计良心犯及其家属。但整体而言，无论在人权活动还是在文化艺术创造上，这一代人在海外的作为不能令人满意。在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一次活动中，苏晓康真诚而严厉地指出：“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听不到八九参与者，从当年的学生领袖、知识菁英、到党内改革派，对这场政治冲突，向历史和人民做出负责、清晰的真相说明，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义，可以宽慰无数死者的亲人，为讨公道而厘清罪责，为今后的抗争留下经验教训。”可惜被批评者中极少有人作出正面的回应。 “六四”之后的流亡从未结束。“六四”以后至今，很多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因批评中共，或触及若干敏感议题，受到骚扰和迫害，有的再也不能返回中国，有的回国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坐牢，这张不完整的名单正变得愈来愈长（仅列出仍在世的）：张广达、郭罗基、阮铭、陈奎德、张郎郎、丁抒、王飞凌、余茂春、何清涟、程晓农、吴国光、张炜、胡平、宋永毅、李少民、徐泽荣、康正果、谢选骏、李劼、王友琴、张博树、冯崇义、张伦、王维洛、文贯中、赵越胜、吴仁华、邵江、陈小平、裴毅然、徐友渔、崔卫平、王天成、夏明、许成钢、邹恒甫、裴敏欣、程映虹、王柯、杨海英、夏业良、何晓清、谭松、刘仲敬、苏小和、陈建刚、长平、慕容雪村……他们在不同的学科中都学有所长、学有所成，若由他们组建一所大学，学术水准必定超过早已沦为党校的北大清华。 （全文转自上报）
上月27日，因为当局下令强拆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的纳家营清真寺而导致穆斯林民众聚众抵抗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事件的次日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即以《云南最大清真寺或遭强拆 警民冲突视频曝光》为题报道。 截止目前，能够从公开消息渠道找到的该事件最新进展的内容也可以参见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昨日的报道，标题是《【云南警民冲突】当局吁抗争者自首否则“严惩” 传已拘30人网络仍不时中断》。 虽然这起事件也引起了外界一定程度的关注，但笔者没有看到有一家媒体或者关注此事件的网友因此联想起48年前也是发生在云南，也是针对对穆斯林民众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即所谓“沙甸事件”或“沙甸惨案”。 维基百科称，沙甸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在中国云南省的回民大规模起义事件，最终以解放军的屠杀镇压结束。大屠杀于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发生在云南省的7个县区，其中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的沙甸镇为主，共造成了约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来自沙甸）、包括300名儿童，伤残近1000人，损毁房屋4400余间。 至于这场事件的起因和结局，网上至今还是能够查找到一些公正记录的文章，笔者逐一比较之后，认为一篇标题为《云南回族的恩仇——１４军血洗沙甸乡》的回忆文章相对可靠一些。 这篇文章的作者刘家驹是当时的解放军的宣传干部。他直言制造这一惨案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当地第１４军的一支部队，发布镇压命令的又是复出主持军委的邓小平。 笔者在这里注明一句，如今代习近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当年就在这个14军。不过，笔者经多方查证，找到了执行沙甸屠杀任务的部队番号应该是当时编制的解放军陆军第14军的第42师下属的一个陆军团和一个炮兵团，而当时的张又侠是该军40师119团司令部的作训股参谋。 当年这位刘家驹作者是以《解放军文艺》编辑身份深入到昆明军区，在革命文艺创作学习班上寻找创作素材。他先听到的故事是刘少奇的女儿畏罪叛国，在中缅边境被捕获的过程。“接下来轮到住招远的１４军的一位师炮兵营教导员发言，说他自己“讲的是一个负面题材”。 这个炮兵营教导员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个月前，我们军出动了一个步兵团和五个炮营，在沙甸镇压了一场反革命暴乱，打死打伤敌人１３００多人……” 炮兵教导员说到这里就被学习班主持人厉声喝止，说是 “军区早就打过招呼，这个事件不准公布。如果被帝国主义搞到手，拿出来宣传我们要犯大错误的。往后谁也别再提了。” 刘家驹回忆说：文革近十年，我走南闯北，风闻军队镇压造反的事年年有，通常只是枪杀几个人、十几人、几十人，打死上百人的仅发生在四川、安徽。这位教导员曝料一千多人，真是新闻中的骇闻。它不但震撼我的心灵，甚至还让我怀疑它的真实性。晚饭后，我约他到营区外散步，请他给我讲述他没讲出来的故事： 沙甸是云南省蒙自县鸡街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地处丘陵，１５００多户人家７２００多人分布在８个自然村，是回民的聚居地。文革开始，公社和县的造反派把这里回族群众的信仰当“四旧”来破除，关闭了清真寺，焚烧了可兰经。一些坚持礼拜真主的回族同胞遭到关押、凌辱、吊打或扫地出门，１４人被整死，１６０人被打残。为了生存，回族同胞组织了造反兵团抗争。 于是，当地及附近的造反派形成了两大派。一派主张封闭清真寺，灭绝宗教信仰，另一派相反。两派间的对立，发展到拳脚相向，动刀动枪，武斗蔓延全省。沙甸人全是回族，９８％的群众理所当然站到了捍卫清真寺一派。。 当时有几个县市的回族干部被当地的对立派追打得无立锥之地，有５００多人跑到沙甸躲起来。红河州的县市革命委出面，在军队的支持下，强制沙甸群众交出这些干部。遭到拒绝后，１４军派出一个营进村搜捕，抓走了干部，还把沙甸１０００多名回族同胞五花大绑，给每人脖子上挂块“反革命”的牌子，拉到县城街头示众。 接下来，因为当地回民毫不屈服，当时刚刚当上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周兴要军队派出一个团包围沙甸。沙甸回民也不示弱，筑壕封路对抗，双方展开枪战，在附近的县市摆开了战场……。 接下来，在中央的干预下，１４军执行中央决定收缴武器的指示，派出一个营去收缴沙甸民兵组织的武器，遭到拒绝。沙甸的数千群众把解放军一个营轰出了村。双方战火重新燃起。 当时的中共中央听闻后紧急召唤云南省市革委会和武斗双方的两派代表再次进京，由中央做出强制性的规定：双方立即一枪一弹不留地交出全部武器，拆除工事，解放军必须进村，谁不执行，以反革命论罪。回民代表里的中共党员马伯华，当即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但包括阿訇在内的回民代表一行十多人回到当地，刚一下车，数以千计的武装对立派暴徒们把他们团团包围，用事先准备的剖开的十多个猪头，全扣在代表的头上，拉着在大街上游行…… 刘家驹在他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描述道：一个温良的民族自尊遭到如此的伤害，最柔弱的人也会以生命来反抗的。代表们放回村后，他们不是承诺动员收缴武器，而是发动大家去抢夺县和公社人武部军用仓库的枪支弹药，几天时间得到各种枪支一千余支，实力大增，就在村边地里挖出了环形堑壕，设置盖沟、暗堡，屋顶也垒起了机枪掩体，做出一场有模有样的战场准备。 而当时的省革委会一把手周兴，正重病缠身，念念不忘这场斗争，他派出大员来到沙甸周围观察了两天，就匆匆向中央报告，政治解决已无可能了，请求中央批准１４军消灭这股“政治土匪”。 周兴是何许人？战争年代，他和邓发、康生、李克农等人并列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主要负责人。周兴一生的事业就是杀人。他在３０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就担任江西省人民保卫局执行部长，和杀人魔王李韶九一起，干掉莫须有的“AB团”１０万人。长征中，他是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罗瑞卿），对畏缩不前、开小差的，都由他就地处决。为了军队行动不泄密，对不能行动的伤病员也由他斩尽杀绝。到了陕甘宁，他是边区保安处长，整风运动中，他抓了“特嫌”５０００多人。四方面军溃散后，几十名高级将领流浪到陕北保安，在毛的指令下，他把许世友、王近安等１７人关押审讯。中共建政后，又与罗瑞卿配伍，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清除“地富反坏”竭尽全力。有人说他头上的顶子是血染红的。眼下镇压一个回民造反派的小组织对他来说，不但是小菜一碟，而且名正言顺。 1975年7月的周兴把镇反报告送到中央，正赶上邓小平复出。邓接到周兴报告，无须商量，当即批准由１４军派出部队攻打“土围子”。 笔者也曾经读到过另外一篇回忆文章，原始作者是当时14军42师作战科参谋，他明确说明担任主攻任务的是126团。 刘家驹的回忆文章记录道：1975年７月２９日，一个步兵团进入战斗准备位置，对沙甸等８个自然村实施包围。开始他们对小小沙甸的“回民支队”根本不放在眼里，没想到为捍卫自己宗教的尊严，沙甸人人视死如归。一个现代化的步兵团强攻了一天，竟遭到殊死的抵抗，付出了几十人的伤亡的代价还没进村，这是他们在国内战争中很少遇到的惨重伤亡。指挥员打红了眼，迅速调来师属炮兵团参战，火炮口径为１２２榴炮、７６野炮和１２０重迫击炮，都是苏式装备，威力超过二战中美军的兵器配置。 刘家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说：战场报复是８月１日凌晨开始的。４８门大炮瞬时发出雷鸣电闪，千百发弹丸撕心裂肺地穿越夜空，霎时间沙甸八个村子外围的山头上滚滚浓烟卷起，树林、土块、人的肢体伴着腾起的烟柱，在空中翻舞。 第一次急袭是１５分钟，炮弹翻开的新土火星闪烁。炮火刚停，十多辆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又响起，“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等死吧！”“反戈一击，立功受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不多会，在褐色的土层中响起炒爆豆般的枪声，回民的几挺机枪又复活了，它告诉入侵者，安拉的子民是不会屈服的。 第二次急袭１０分钟，被犁开的山头上，密集的弹坑像是人头上的癞痢，还击的枪声哑了，但是没见到一面白旗。火炮开始转移，射向各个村边的壕沟、地堡。直射火炮瞄准村中建筑物上的掩体，一炮一个，直打到工事荡然无存。火炮停止了射击，步兵突击分队开始向村里“接敌”运动。 进攻的步兵没有炮兵幸运，村子里不断响起狙击的枪声。士兵们第一次打仗，训练场上那种进攻战斗队形没有了，都拱在班长身后浑身战栗，再也不敢前行。 攻击受阻，陆军团长再次呼叫炮火支援，炮群指挥员犹豫了，把几千发炮弹砸向居民区，七千人生命顿时会成一摊肉泥。他请示，周兴拍板：我们是在镇压，哪怕片瓦无存绝不能右倾！ 于是，上千发炮弹直泻６个村子，瞬间房屋一片片轰然塌下，火海中人们哭喊着，叫骂着奔向村外庄稼地。攻击的步兵像是在围猎，机枪步枪的火舌扫向如蚁般逃跑的人群，一时间，尸横遍野。 沙甸村最大，有６００多户人家，中弹也最多，整个村子已夷为平地。附近的田心、车百尼、新寨、大庄、茂克等都只有一二百户，也是一片残墙断壁，满目的死尸和伤者，在曦光中构出一幅惨烈的图景……。 刘家驹的文章描述说：炮火平息后部队涌进村子开始打扫战场。 一个活下来的妇女，突然从坍塌的房屋跃出，用砖头把一个战士的脑袋拍得脑浆进裂……。一个连队的卫生员，从排水沟里救出一个八九岁的被打断腿的孩子，在背他到包扎所的路上，小家伙从身上抽出一把匕首，插进了卫生员的脖子…… 一个老太太，浑身血污，横躺在自家的残破的门槛上，紧闭双眼，副团长上去扶她，她一把拽住副团长的衣襟，拉响了自己怀里的手榴弹…… 当年受命中央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担任“工作队”的队长进驻沙甸的时任云南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李长猛日后对他的家人回忆说：关于沙甸事件的责任，中央下发文件中归咎于四人帮，其实邓小平当时是总参谋长，沙甸军事镇压的命令一定是他下达。他当时大力提倡“整顿”， “打土围子”，这种镇压符合他的主张。 李长猛还对他家人回忆说：邓小平当时还讲了 “不打不足以平民愤”的话，我都记在笔记本上。 2011年10月22号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有一篇题为“邓小平的遗产”(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云南省的一个穆斯林村庄。那次行动导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个儿童。由此可知，14年后，邓小平对学生和工人游行抗议的回应（即六四镇压）完全合乎他的性格。” 正是读罢如上这段文字后，李长猛的儿子写下了一篇回忆文章《父亲往事：沙甸事件》。文中说：当时最后、最大的一个争议集中在清真寺的关闭问题。而此事也正是沙甸回民最在乎的问题。因为政府不答应解放军进村后不关闭清真寺，沙甸回民就不让军队进村，最后就是武力解决了。 可见，48年前的沙甸回民同胞，事实上仅仅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权益而惨遭屠杀。 李长猛之子的文章中还说：谈到六四事件，父亲常会这样说：“我早知道会有那样的结局，你们不了解他(邓），他敢下手，而且一下手就很重。”。 如今，正值六四纪念日，援引史料写下此文，提醒人们勿忘34年前的六四镇压，也勿忘58年前的沙甸屠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再过几天，就是”六四”三十四周年了，也许有人会问：三十四年前的历史了，为什么至今仍旧要年年纪念？这样的纪念有意义吗？为什么不能放下历史向前走？这些问题提得好，因为这涉及到”六四”纪念的意义问题。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因为1989年发生的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是五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不了解这段历史，就不可能对今天的中国有正确的认识。八九民运证明了中国人民也有对于民主的梦想并愿意为之付出代价，六四镇压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本质上讲是一个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政党，这两点，对于认识今天的中国至关重要。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因为在一九八九年，不论是学生，还是市民和工人，整个中国都焕发出勇气，热情和理想的光芒。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会是只知道吃饭，赚钱，享受的民族，勇气，热情和理想，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每年的纪念活动，就是要为我们这个民族保存住这份精神财富。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因为在1989年中共当局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中，不少于两千的学生和民众失去了生命，至少有上万人在血腥行动中受伤，全国有更多的人因为参与民主运动而坐牢，或被迫流亡海外。所有这些受难者为了民族的未来付出了代价，从基本的道义的角度讲，他们都不应当被忘记。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因为我们要为人民争取知情权。三十几年来，中共当局用尽一切手段试图让这段历史消失，导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反倒是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这种荒诞情况的发生，不仅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剥夺，更是对人民的羞辱。恢复和保持历史记忆，是作为国民的基本尊严。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是因为“六四”虽然是历史事件，但仍旧是中国的敏感议题，“六四”是禁忌话题，对“六四”死难者的纪念被当局视为政治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四”并没有过去，作为一个事件，也并没有结束。更重要的是，围绕“六四”问题的翻案所进行的各种较量，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在未来中国转型发生的时刻，这样的政治能量一定会发挥作用。为了那样的未来的可能性，我们今天都要珍惜和维护这种政治能量。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还有一个更为简单的理由，那就是我们没有任何遗忘的理由。只要一天没有翻案，中国就谈不上有任何的公正，那些死难者就依旧是冤魂，中国就依旧没有资格被认为是一个文明国家。如果没有任何一个站得住的理由说，“我们不应当年年纪念六四”，那么年年纪念六四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总之，作为“六四”的当事人，见证者和幸存者，我们每年纪念“六四”，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青春记忆，更是为了中国这个国家和民族；我们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今天和未来。这就是“六四”纪念的意义。这些意义是如此重大，使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义务在每年的这个时刻举起烛光，悼念死难者，回忆那一段历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