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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校友评议会近期出现常委候选人被取消参选资格,引来“黑箱作业”、违反程序公义的批评;2月25日举行的周年会员大会又发生突然宣布散会情事,一度有保安人员进场,引发混乱。 美国之音报导,香港中文大学校友评议会2月初取消3名常委参选人资格,包括:孙昊贤、谢炜洛及梁溢希。3人随后声明表示,常委会未交代取消他们参选资格的理据,批评是“黑箱作业”、违反程序公义,要求常委会速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回应,并会寻求在周年会员大会解释章则。 2月25日,香港中文大学校友评议会召开周年会员大会,议程包括:选出2名选任常委及2名补任常委。 三分之二出席者不信任常委会主席 孙昊贤在大会上提岀不信任常委会主席杨于铭,获出席校友3分之2以上投票赞成。但副主席张福英即时以会议秩序问题为由宣布散会,多名现届常委随即离场,支持不信任动议的校友大为不满。期间至少有2名中大保安人员在常委要求下到场,并以摄录机拍摄在场人士,更声称会报警处理。有校友举起“不准摄影”告示遮挡镜头,双方一度僵持,其后保安人员离场,留下约100名校友继续讨论。 孙昊贤批评常委会不负责任,与留在会场的校友联署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跟进这次周年会员大会的混乱情况,包括:检讨中大校友评议会的章则,以及追究常委会涉嫌失职以及滥权的行为,并会联络学校管理层处理。 对于有保安人员进场,会否担心校方有后续行动,孙昊贤表示,他在中大就读多年,未见过同类情况,认为校方应该跟进保安组侵犯校友评议会的运作。 孙昊贤表示,他与另2位被取消参选资格的校友谢炜洛及梁溢希,已委托律师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寻求选举的程序公义。 参选阶段被DQ资格应属首例 谢炜洛表示,律师团队正研究以往被取消资格的案例,据他记忆,他们3人应该是在候选阶段就被DQ的首例。 对于在候选阶段被取消参选常委资格,以及周年会员大会被腰斩,谢炜洛表示,这反映中大校友评议会现届常委不按章则处事,亦反映校友评议会整个制度需改进。 校友指议员修订校董会组成破坏院校自主 去年12月,3名立法会议员包括自由党张宇人、民建联刘国勋以及工联会邓家彪,提出私人草案,希望修改中大校董会组成方式,将监督(即特首)委任的校董会成员由现时的13%大增至26%,书院成员由29%减至24%,以及提高校长任命门槛。 校友冯家强认为,很多校友都感到该修订方案是破坏中大院校自主以及员生共治。冯家强及另一校友向中大校友评议会动议,在25日的周年会员大会讨论“检讨中大校董会规模及组成”,内容提及校董会各持份者比重应维持不变,若须增加校外成员比重,组成亦应以校友为主、书院成员为次、监督(即特首)委任者最少,以尊重中大作为书院制大学以及院校自主等。 冯家强表示,如果特首委任校董会成员的影响力大幅增加,也会影响中大的国际声誉。 反对校董会重组议案 中大学生发动联署 中大校友评议会举行周年会员大会当天,中大四年级学生徐同学在会场外派发传单,希望出席的校友关注重组校董会议案。他认为,该议案除破坏中大院校自主以及员生共治,对校长的任命也有重大影响。 徐同学表示,他们正进行网上联署,反对由3位立法会议员提出的改组中大校董会议案,联署展开3天有500多人参与,希望有数以千计的同学参与以增加认受性。 评议会DQ参选人 中大称尊重 对于中大校友评议会常委会取消3名常委参选人资格,香港《明报》2月4日引述中大回复称,尊重评议会的安排,期望校友积极参与,选出新任常委共同合作。 报导又称,被取消参选资格的谢炜洛曾涉2019年九龙游行非法集结案,被裁定非法集结、袭警等罪成,判囚8个月;梁溢希则涉同年9月29日的“全球反极权游行”暴动案,以及中大泼粉非法集结案。 香港中文大学校友评议会是由全体中大毕业生组成的法定组织。据《香港中文大学条例》,校友评议会可以从常务委员中推选不超过3名成员出任中大校董,而校友评议会主席如符合指定条件,可自动当选为代表校友评议会的中大校董。
美国国务院两位高官上周四(14日)与5名香港人权倡议者及专家召开圆桌会议,了解香港目前的人权状况。与会者之一、流亡美国的张昆阳在会上促请美国审视香港的学术自由,并考虑制裁打压学生的相关人员。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代理首席助理副部长布斯比(Scott Busby)和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华自强(Rick Waters)上周四与5名香港的人权倡议者和专家召开圆桌会议。国务院在会后发表的声明表示,会上讨论了3月底国务院发表的《香港政策法案报告》,并强调美国会继续捍卫港人的权利和自由。 流亡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顾问张昆阳是其中一名与会者。他表示,当天会议历时一个多小时,有一个密集式的小型交流意见的机会,非常罕见。 他说,以往甚少有机会能与国务院高官进行这么长时间的会面,“证明他们(美国当局)很想知道我们香港人究竟如何看待美国的《香港政策法案报告》,以及想知道他们有没有甚么遗漏,让他们未来可以有更加多的政策倡议去规划。” 张昆阳说,与会的港人代表主要讨论了香港的司法独立、传媒自由空间及营商环境等问题,而他自己则主要提出与高等教育界相关的打压。 “始终我作为一个学运出身的人,我看到很多(香港)校方依然不愿意支持学生,甚至帮手打压学生,解散很多大学的学生会,例如之前港大的六四国殇之柱被移走,这些我都非常感谢美国政府,有将这些事详细罗列在报告之中。” 张昆阳建议美国重新审视香港学术自由的问题,“究竟美国的高等院校是否应该与香港的高等院校继续有合作呢?甚至乎美国国务院是否需要扩大制裁面,去考虑(制裁)这些严重侵害人权,甚至逮捕学生领袖的组织呢?” 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上周四的圆桌会议以视像形式进行,旨在了解香港目前的人权状况,并聆听与会者的意见及建议,从而让美国和国际社会了解如何采取最佳应对。 发言人又指,会上谈到香港的自治、民主进程和自由所受到的威胁,又重点讨论一个透明、负责任的管治的重要性。 发言人表示,美国会继续向中国和香港政府表明其关切,并继续提倡香港应有的高度自治。
一名德国学者说,不想继续在中国大学教书的原因之一,是教室里都装上了监视器,她担心在课堂上无法进行真正的讨论。她并认为,与中国接触,要认清不可能有“平等合作”。 德国之声(DW)中文网12日刊出对德勒斯登工业大学学者韩尼(Alicia Hennig)的采访。 她说自己有15年的中国经验,原本在商业领域工作,2015年开始在中国的大学工作。她对中国大学里的官僚体制和意识型态管制深有所感。 韩尼教书时,中国已开始限制使用西方教材,她不得不从海外订购所需的“经济学哲学”课程教科书,但她或校方帮忙订的书都被扣在海关。 她的中国同事们突然不被允许再给外国学生授课,只有外国人才能给外国人授课,她相信这应该是从高层下达的指令。 2018年10月她开始在南京东南大学工作时,教室里都已经装上了监视器,这也是她不想继续在中国从事商业道德教学工作的一个原因。她说,人权也是课程中的一个主题,“我不想再在中国教书,因为我担心在课堂上无法再进行真正的讨论”。 韩尼还发现,在人文学科,与外国人一起组织会议变得异常艰难,因为审查过程极严格,要保证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不越线。在中国进行针对人文学科的国际讨论,变得非常困难。 她说,中国的大学里很多对意识形态的监督和审查。她曾被院长要求删除在社群媒体上的某些评论,“所以我知道自己被监控”。 对于德国一些学校想和中国的大学合作,韩尼提醒,除了学术资金可能会在官僚体系的腐败中被使用,还要注意双方的合作研究方面,“人文科学领域是在意识形态上受到很大限制;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则不能排除(中国)军事上的应用,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 对于“如何与中国进行接触、对话、如何处理相关限制”,韩尼坦言这是很难的问题,她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她认为,在与中国“平等合作”这个问题上, 应该停止自欺欺人,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周三(6月2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政府及其支持者在澳大利亚对中国留学生进行监视、骚扰和威胁,而澳大利亚的大学却为了维护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未能切实保护学生的学术自由权利。 人权观察的这份报告在澳大利亚当地发布的时间是6月30日。 报告说,澳大利亚的大专院校普遍存在中国官方的监控,支持中国政府的学生通过向中国驻澳官员汇报对支持民主的学生进行威胁。 报告指出,中国留学生都知道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监控,并感到恐惧。很多人不得不进行自我掩饰和自我审查,以避免被同学向中国驻澳官员举报,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麻烦。 该报告撰稿人苏菲·麦克尼尔表示,“澳大利亚大专院校管理层没有尽到维护中国学生权利的责任”。校方由于依赖国际学生缴纳的学费,所以对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的骚扰和监控视若无睹。麦克尼尔呼吁澳大利亚校方向中国提出抗议,采取措施支持学生与教职员的学术自由。 在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遭遇的问题非常敏感,它往往与经费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一个外交问题。据美联社报道,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的一项重要的出口项目。2019年,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为本国经济贡献了300亿美元。在大流疫发生前,中国留学生在全部外国留学生人数中占比高达40%多。 报告列举了几个学生的个案说明中国当局是如何控制留学生言论的。他们在国外的言行会通过多种渠道很快传递到国内。中国警察会上门约谈或者传唤学生父母,查问他们的孩子在澳大利亚的表现。其中一名学生因在推特账号上发表支持民主的言论而遭到中国当局威胁,后被判刑入狱。 另外一名学生因在同学面前表明支持民主,他在回国后被中国当局没收护照。报告说,受访的学生都非常害怕自己在澳大利亚的言行可能给自己及国内父母带来麻烦,所以在公开说话前总是要再三评估。
英国开始意识到,其基建、教育等关键产业已经过于依赖来自中国的资金。近日,大学教授们正试图应对校园内学术自由的威胁,他们要求大学老板们,在与独裁政权的交易时应征求他们的意见。此前,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已被警告,在未来与中国的任何贸易争端中,英国大学都可能被用作针对英国的筹码。 学者成立工作组 据英国《泰晤士报》10月12日报导,出于对大学行政管理多年来一直无视外国干预的担忧,全国各地的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爱丁堡大学、埃克塞特(Exeter)大学、金史密斯(Goldsmiths)大学、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林肯(Lincoln)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牛津大学和高级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Study)的学者组成了学术自由和国际化工作组(Academic Freedom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Working Group),以解决这一问题。 在数十名学生和工作人员报告监视、迫害和对家庭成员的胁迫威胁正在影响研究之后,该工作组12日在所有英国大学中提出“旨在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行为守则”。该组织表示,大学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应该在“所有阶段”受到学者们的审查,这些学者“常常被冻结在伙伴关系决策之外”。它还要求允许教授和学生就可能的自我审查干扰秘密地提出他们的担忧。 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到沮丧,因为在英国,有关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敌对国家干涉的反复抱怨被忽视了。 高级政客和前外交官还提请注意大学对研究经费和来自专制政权的学生日益增加的财政依赖。 新的学术自由和国际化工作组已经发布的行为守则,也要求大学保护该行业免受干扰。 代表副校长的英国大学(Universitys UK)10月14日将发布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将解决校园中的网络和物理安全问题,并涵盖对大学合作伙伴关系和搭档的担忧。英国政府预计,到2030年,国际学生人数将从485,000增加到600,000。 敦促首相保护英国大学免受北京侵害 英国大学非常依赖海外学生的资金,尤其是中国学生。 截至去年,中国学生占17亿英镑,来自中国的学生人数在2019年增加至120,385名。随著英国在香港安全法和新疆少数民族待遇方面与中国发生冲突,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保护英国大学,使其免于过分依赖海外学生的资金。 特蕾莎·梅(Theresa May)的前顾问、智囊团Onward的负责人坦纳(Will Tanner)在《每日快报》(Express)的采访中警告说,政府已允许我们一些最好的大学机构完全依赖中国学生。 因此,他警告说,在未来的贸易纠纷或会谈中,可能存在严重的风险,即中国政府可能利用学生作为对付英国的潜在筹码。 他补充说:“我认为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已经看到来自中国的学生人数激增,以及对这些学生资金的依赖。” “这带来了风险,这是我们大学机构受到一时兴起的中国移民政策的战略风险。 中国政府有可能开始利用其筹码作用在更广泛的安全或贸易争端中对英国施加压力。 他们还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在坦纳先生执笔的报告中,他呼吁政府改变高等教育。该报告认为,政府必须为课程提供更多资金,以鼓励国内学生。政府必须限制每所大学可以从每个国家的学生中赚到的金额。 由于新的香港安全法,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教授在讲授有关中国的敏感话题时被迫引入匿名规则,以保护学生免遭中共的报复。 英国大学说:“大学可以而且确实必须参与国际事务,有力地保护学术自由、机构自治和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欢迎开发的行为守则。” 呼吁审查中国在英国的投资 据《卫报》10日报导,前保守党领袖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表示,中国对英国企业的所有权应接受英国政府的国家安全审查,以评估北京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 这位资深后座议员认为,部长们未能应对中国对英国战略产业影响的规模。 该国会议员强调了英国领先的血浆供应商BPL(生物制品实验室)集团,该公司在2013年私有化之前曾是国民保健服务体系(NHS)的一部分。它自2016年以来一直由中国投资公司科瑞集团(Creat Group)拥有。 BPL从美国患者那里获取血浆,并使用它在英国埃尔斯特里(Elstree)的实验室获得治疗。对该公司而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从康复患者身上提取富含抗体的血浆,从而获得对Covid-19(武汉肺炎)的有效治疗方法,该方法的多项试验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但根据BPL于8月提交的最新账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求该公司在2019年出售其美国业务,以解决“一系列国家安全问题……有关中国控制美国血浆收集业务的问题” 。 邓肯·史密斯说:“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中国在各个领域都施加了影响。它是零敲碎打的,没有被正确整理。 我相信政府必须在战略审查中将其整合在一起,并想知道这对英国的总体影响是甚么。” 比如,一家中国公司是英国欣克利角新核电站的少数投资者,并希望在埃塞克斯郡(Essex)的布拉德威尔(Bradwell)建造一座核反应堆,而电信供应商华为的地位仍然是争论的焦点。 在英国议会中,对中国的担忧正日益增加,原因是人们对中国处理Covid-19以及对其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待遇感到担忧。 10月14日,议员们将就脱欧后贸易法案的跨党派修正案进行辩论,该修正案称,如果高等法院正式确定某国是种族灭绝的一方,则将撤销与该国达成任何贸易协定。 智囊团亨利·杰克逊学会(Henry Jackson Society)首席执行官门多萨(Alan Mendoza)表示:“由于血浆疗法的重要性迅速提高,美国正确地迫使一家中国公司剥离其美国业务。 英国现在必须审查自己对中国的战略依赖,以避免被威权国家勒索的可能。” 但BPL表示已从科瑞集团的所有权中受益。 “自收购以来,科瑞已投资超过1亿英镑用于改善工艺、人才和设备,以支持BPL 成为全球领先的血浆来源疗法供应商之一。”
一项2021年度世界大学排名结果近日揭晓,中国清华大学首次进入该项排名的前20位。有分析担心,中国高校处于崛起势头,美国高校可能正在失去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不过,教育专家说,各种排名榜的评估点有所不同,必须理性看待。也有批评人士质疑,中国高校缺乏学术和言论自由,该排名“与现实差太远”。 《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Times Higher Education)本星期(9月2日)公布了2021年度世界大学的排名。中国清华大学成为采用目前的研究方法以来第一所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20位的亚洲大学,名列第20位。 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当日发表文章说,此次最新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榜揭晓,中国大学成为真正的赢家,而美国学校则呈现整体下滑的趋势。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大学加强了对全球前十名的控制,但这一事实掩盖了中档院校排名的长期下滑,这些院校正迅速失去与同行相比的优势,尤其是在亚洲。 马钊:大学排名评估点不同,需理性看待 美国教育界人士认为,尽管“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在国际几项排名榜中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各种排名榜的评估点与权重方法有所不同,因此必须理性、全面地看待排名。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教授、本科生教学负责人马钊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通行的大学排名有四种,其中“美国新闻和世界周刊”和“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但是各自排名的评估点与权重不同。 马钊说:“泰晤士高等教育的评估点包括教学、科研、国际合作、产业收入四个大项,而“美国新闻和世界周刊”分本科学术声誉、学生保有率、新生质量、毕业率、校友捐赠等五大项。如此不同的评估点,势必影响学校排名。” 至于《福布斯》所担忧的“美国学校呈现整体下滑”,马钊并不认为中国高校的发展和崛起,就意味着美国高校的衰落。在多个排行榜上的最佳大学基本上都是美国大学,上榜大学中美国大学占据绝对多数,这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和整体学科优势。 马钊同时表示,中国教育发展不断前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主要是得益于国家对高等教育、特别是重点学科与大学的大力投入,也归因于中国大学自身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等。中国的发展也并不限于高等教育方面,2020年《财富》五百强中,中国大陆、包括香港上榜企业数量也第一次超越美国。 “未来中国可能有若干所大学跻身世界前列,但是如果要在整体产业和学科方面全面超越美国,这恐怕还要经过中国1-2代人的努力,”他说。 杨建利:缺乏学术言论自由,中国大学排名“有缺陷” 华盛顿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利先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获得数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博士学位。他对《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关于中国大学的评估和排名持质疑态度,认为这项“排名有很大缺陷”。 “如果你坚信大学作为教育和学术机构,成功的关键是自由,包括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以及独立和批判性思维,但是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没有这种东西。任何对中国的常识表明,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排在第20和第23位,高于美国和世界大多数大学,距离现实偏差得太远,”他说。 就在几天前,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9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文章《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加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 白伊丽:中国学者面临政府压力,难与世界其他大学竞争 曾经在中国知名大学留学的美国国防语言学院前“文化意识”教官白伊丽博士(Elizabeth Bowditch)也表示,由于中国大学的学者难以进行独立的研究,所以很难看到中国的大学与其它地方大学相比,有什么竞争力。“因为,即使在科学领域,研究人员也可能会面临政府的压力。这些因素将影响国际社会对它们研究成功的看法,”她说。 按照《泰晤士高等教育》的说法,这项排名基于13项经过精心调整的绩效指标,衡量对一所大学在若干领域的表现:如教学、研究、知识转让和国际视野等等。“我要问的问题是,《泰晤士高等教育》是如何获得中国大学的这些指标的?”杨建利质疑说。 杨建利批评说,该排名报告可能忘记了,中国的学术丑闻问题,特别是关于“引文”方面的问题,近年来一直成为反复出现的话题。“腐败无处不在,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也参与其中”。 另有分析认为,鉴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学生来美留学的限制政策日益收紧,加之中国本地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地位日益上升;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的中国学生选择留在中国,从而使得美国大学失去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认为,尽管长远来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一些中国的顶级高校在若干学科,必然可能与国际知名高校争夺优质生源;但是从近期来看,中国留美学生数量减少,主要是受教育以外因素的影响。比如:新冠疫情后旅行限制,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来美政策的日益收紧等等。 “如果这些限制措施逐渐常态化和制度化,那么将极大改变美国的高等教育的运营模式,届时受损失的不仅仅是国际学生带来的学费收益,还将影响学校基础学科的研究人才储备,降低美国大学的国际化水平等,”马钊警示说。 白伊丽:美国顶尖院校会继续吸引中国学生 然而,部分了解美中两国高教体制的人士,对美国大学可能会失去对中国留学生吸引力的观点不以为然。 前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教官白伊丽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顶尖学校将会继续吸引中国学生。比如,一个哈佛大学的学位在全世界都吃得开。然而,排名较低的美国学校恐怕难以吸引付全额学费的中国学生了。” “公民力量”组织创建人杨建利也认为,美国学校并没有失去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但美中关系的紧张却对到底能有多少中国学生最终获得签证,并进入美国大学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他们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中国学生会选择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而不会选择北京大学;尽管前者在该项排名中的地位,远远低于后者,”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说。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报告说,这次最新的排名“分析了超过1300万份研究出版物的8000多万份引文,并包括了来自全球2万2千名学者的问卷回复”。
香港的澳洲国际学校(AISHK)校长日前请辞,有评论表示,在北京对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的推动下,香港的校园中,教师可能受到监视,对学术自由带来极大的冲击。 据悉尼晨锋报报道,香港澳洲国际学校(AISHK)校长Mark Hemphill辞职,这所学校是10万名香港澳洲侨民的中心,学生的家长多为法律、外交或商界人士。 Hmephill称,疫情期间难以见到在澳洲的家人,他决定在2020年底前离开。 澳洲著名的教育家Bill McKeith是当时将Hemphill聘请到香港的人,他说疫情和香港国安法可能会影响这所学校的未来。 运营悉尼教会学校PLC学院25年的McKeith说,在现状如此颠覆的时代,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在外国工作总是具有挑战性的,“国家安全、隐私和其他法律对学校的治理和运营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 香港英语教师Kin Wing Liu表示, “威胁确实是存在的。香港政府官员建议在教室里安装摄像头监控师生,一旦摄像头安装好了,数据会直接传到中国。我看不到学术自由的未来。”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