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赡康养：科学物理治疗，针对性康复训练，助力长者活力康养
2026 年 6 月 24 日
今天上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分别公布2023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上述名单中，清华大学颜宁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等人皆在其中。 颜宁是谁，不用多说，我在以往文章中常有提及，《颜宁为“铁链女”删除同学，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觉醒》一文更是获得许多朋友的认可，有对颜宁不是太熟悉的，可以点击蓝色标题前往查阅。 在聊石正丽之前，我们先来看石正丽的推荐人——舒红兵。 舒红兵中科院院士，现任武汉大学医学研究院院长、武汉生物技术研究生院院长……头衔太多，就不一一例举了。 舒红兵有一个“冤家”叫饶毅，当初饶毅海外深造归来，带着自己在科研领域的诸多成就，意气风发去参加院士评选。结果，第一轮就被刷下去了，而原本完全不足与饶毅并肩的舒红兵竟最终获得院士的殊荣。此后，饶毅宣布再不参加院士评选。对了，那次被淘汰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施一公，他比饶毅情况稍微好点，起码坚持到了第二轮。 舒红兵当初带了个学生叫王延轶，相差十四岁的二人，很快熟络以后，便一起爬上了知识的顶峰，随着爱情的火花绽放，两人步入了婚姻殿堂，她成了他第四任妻子。王延轶现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那三年为了疫情防控她作出了全部的努力，我们都有目共睹。 2020年初，疫情搞得人心惶惶，没有进行临床实验就得出结论的一款中药一夜“爆火”，大众开始了对双黄连口服液的疯抢，某位也因此获得了“双黄连之母”的称号，这场风波也使得饶毅和舒红兵再次被联系起来。 2019年饶毅实名举报了中科院院士裴钢、上海药物研究所长耿美玉、以及武汉大学教授李红良三人学术造假。李红良任职于武汉大学，而舒红兵亦在此任职；耿美玉则与王延轶一起联合研究了双黄连口服液对病毒有抑制作用。一切都是巧合罢了，一切只不过是巧合，一切只能是巧合。 双黄连事件发生之后，饶毅便将矛头直指王延轶。饶毅给舒红兵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例举了王延轶不适合担任所长的三条理由，让舒红兵劝王延轶辞职。三条理由分别是：1、专业不符，2、水平较差，3、年资太低。 饶毅在信中还有一句“为了中国科学院好，也是为你们好！”一番话，有理有据，语重心长，但作为收信人我觉得肯定会极不舒服。 言归正传，说说今天的主角石正丽。 关于病毒的源头，有个人的名字永远都绕不过去，那就是石正丽。 石正丽，现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武汉P4实验室副主任。因为致力于蝙蝠基因的研究，石正丽有“蝙蝠女侠”的称号。 2018年7月，石正丽作了一个公开演讲，主题是“追踪SARS来源”，讲述了自己寻找蝙蝠溯源SARS病毒来源的辛苦经历。 在2019年新冠病毒爆发以来，在外界看来，石正丽和新冠病毒之间似乎就存在着一种渊源。 作为长期从事蝙蝠病毒研究的石正丽，自然没能逃脱外界的质疑，一时之间，她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甚至有人怀疑，病毒可能就与她有关。 石正丽硬气发帖回应称：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习惯的惩罚，我石正丽用我的生命担保，与实验室没有关系。奉劝那些相信并传播不良媒体的谣传的人……闭上你们的臭嘴。 石正丽用生命担保的一番话，时至今日，也没有彻底击碎美国军运会投毒、乌克兰实验室泄露、以及跟她自己有关的种种谣言。 不止普通百姓，也有来自科学界的质疑，其中就有同属生命科学领域的武小华博士公开与石正丽对质，按武小华称，“石正丽公然撒谎，丧失最基本一个研工作者的最基本要素。”最是舆论中心时石正丽还被传言，已经“叛逃”，她又一次亲自回应：不管有多困难，都不会出现“叛逃”谣言中说的情况。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心中有对科学坚定的信念。 而关于病毒的源头，石正丽坦言：新冠病毒非常狡猾，源头和宿主永远找不到。 我作为非病毒领域专业人士，没有资格和能力去评判石正丽专业上的事，我只是希望她能告诉我们，“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习惯的惩罚”，这不文明的习惯指的是什么，可有具体点，好引以为戒？另外，我期待源头和宿主终能被找到，还世界以真相，哪怕概率微乎其微，科学家的话建议别用太绝对的词！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如果不是那三年，石正丽终其一生，怕最多仅限于专业圈内所知名。而如今，她的名字几近人尽皆知。 然而有一样我可以肯定的是，遇见舒红兵两口子，一定是她的幸。一个是她的推荐人，一个是推荐单位的所长。这两人绝对是慧眼识英雄，从无半点私心，是真正把心思全扑在学术研究上的真科学家。 最后还是要恭喜石正丽确认为院士后选人，期待她能如愿选上。上一次我这样恭喜的还是“茅台院士”，可惜最终落选。 结语，昨天花差不多八个小时写了篇文，发不出来，修改了一个小时左右，还是发送失败，头昏脑涨的干脆就放弃了。于是又重新整了一篇，随便聊了几句这事，发是发出来了，但原创和打赏没有了。于是，我只能删了，放在小号重发。 我也是五体投地得服了，要么不给发出来，要么发出来不让有赞赏，这是想干吗？就是不让写了吗？我偏就不妥协，偏就不放弃！不抱怨了，就是单纯忍不住想叨几句，要不然憋得慌，各位还望见谅。 昨天中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欠的贷款给又续了一年，记不清这是第五年还是第几年了。今天，恳请大家给个赞赏鼓励吧，这几年太累，太难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小刀的文，原文已被删除）
6月1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洞察团队的调查报告：“在新冠爆发前几周，武汉实验室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报告说，从机密文件中获得的证据显示，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武汉病毒所实验室的科学家就与中国解放军合作制造可用于生化武器的病毒突变体，不料病毒却从实验室外泄。按照这篇报告，新冠病毒不但是由实验室泄漏，而且是由实验室制造的。这篇报告信息量很大。其中不少信息是第一次披露。例如，报告提到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提到第一个开发新冠疫苗的军方科学家周育森的离奇死亡，提到早在2019年11月19日，习近平就对新冠疫情“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作出了“重要的口头和书面指示”，如此等等。 我们知道，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就有科学家指出新冠病毒应为人工合成。因为与其他和萨斯（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相比，新冠病毒（SARS-CoV-2）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在其刺突中具有独特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furin cleavage sites ，缩写：FCS)。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自然的和萨斯相关的冠状病毒有这个东西。这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好比一把万能钥匙，使病毒能够轻易进入细胞， 并使其具有感染性和致病性。后来有科学家做实验，发现这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也无法通过自然演化而生成。洞察团队的调查报告则告诉我们，这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就是中国的科学家加上去的。 再有，早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国官媒报道过，生化武器专家、中国解放军陈薇少将就到武汉，接管了武汉病毒所实验室。这本身就让人怀疑，武汉病毒所实验室出的事和军方有关，新冠病毒和开发生化武器有关。洞察团队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判断。 正像一位专家说的，如果把现有的证据放上法庭，法官就足以作出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并从实验室泄漏的判决。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在蓄意地掩盖真相。如果中国政府在发现病毒泄漏后，就及时地启动中国在萨斯事件后花大气力建立起来的世界一流的应急机制，疫情完全可以扼杀在萌芽状态。即便是仅仅根据中国官媒发表的信息我们也可以断定，“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这场全球性大灾难的第一责任人。我们必须问责习近平。 20年前，2003年10月21日在曼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法新社记者问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一个问题，什么事曾让他感到最伤脑筋，胡锦涛的回答很坦率：“非典”。他说：“当几千名同胞遭受非典威胁的时候，当上百名同胞死于这个疫病的时候，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心急如焚，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疫情，使其泛滥开来，甚至扩散到国际社会，那么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我们对不起13亿中国人民，也对不起世界各国人民”。新冠疫情比非典（即萨斯）严重数万倍数十万倍，习近平该当何罪？ 我们提出问责习近平，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中国是《国际卫生条例》的缔约国。《国际卫生条例》要求，缔约国需及时、有效地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在本国出现的，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不履行此义务，将会引发相关国家责任问题，从而带来受害国或受影响国对该国追究责任的严重后果。《国际卫生条例》的第六条，把缔约国的义务规定的很清楚。中国政府严重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没有履行它应当履行的义务。受害国和受到影响的国家向中国政府问责是完全正当的，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 遗憾的是，和其他很多国际条约和条例一样，《国际卫生条例》也缺少执行力，尤其缺少强制性的执行力。如果严重违反条约或条例的国家根本不理睬不承认，谁有能力去强制该国政府去认错去担责呢？没有。尤其是对大国，更缺少制裁力。但是，我们必须表明问责中国政府、问责习近平的坚定立场。这至少是一种道义的宣判。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据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最先报道，根据最近提供给白宫和国会主要成员的一份机密情报报告，美国能源部得出结论，新冠大流行很可能是由实验室泄漏造成的。 这份新报告强调了情报界的不同机构如何对大流行病的起源做出不同的判断。 能源部现在与联邦调查局(FBI)一起表示，该病毒可能是通过中国实验室的事故传播的。 其他四个机构，连同一个国家情报小组，仍然判断这很可能是自然传播的结果，还有两个机构尚未做出决定。 能源部的结论是新情报的结果，意义重大，因为该机构拥有相当多的科学专业知识，并下辖美国国家实验室网络，其中一些国家实验室进行高级生物学研究。 阅读过这份机密报告的人士表示，能源部对此的判断“信心不足”，或者叫“低置信度”。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解释：情报机构可以以低、中或高置信度进行评估。 低置信度评估通常意味着所获得的信息不够可靠或过于零散，无法做出更明确的分析判断，或者没有足够的可用信息来得出更可靠的结论。 FBI 此前得出的结论是，大流行很可能是实验室泄漏的结果，并且“有一定信心”，并且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FBI 雇用了许多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并得到国家生物法医学分析中心的支持，该中心于 2004 年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成立，旨在分析炭疽和其他可能的生物威胁。 美国官员拒绝详细说明导致能源部改变立场的新情报和分析。 他们补充说，虽然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都表示最有可能发生实验室意外泄漏，但他们得出这些结论的原因各不相同。 新的报告强调了情报官员如何仍在分析研究有关 Covid-19 是如何出现的。 超过 100 万美国人死于这场三年多前开始的大流行病。 能源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能源部继续支持我们的情报专业人员按照总统的指示，在调查 COVID-19 的起源方面进行彻底、谨慎和客观的工作。” 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证实，新的报告是根据新情报、对学术文献的进一步研究以及与政府以外专家的磋商而完成的。 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国情咨文”节目中表示，情报界在此事上仍存在分歧，同时指出乔·拜登总统已投入资源来查明起源问题。 “目前，情报界还没有就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沙利文在CNN 的节目上说。 “情报界的一些成员已经在一方面得出结论，另一些成员在另一方面得出结论。 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他们只是没有足够的信息来确定。” 沙利文说，拜登已指示将隶属于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纳入评估工作。 这份不到五页的新报告不是国会要求的。 但立法者们，尤其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正在对大流行病的起源展开自己的调查，并敦促拜登政府和情报界提供更多信息。 官员们没有说明是否会发布这份新报告的非机密版本。 阿拉斯加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 (Dan Sullivan) 周日呼吁在披露能源部评估后举行公开听证会。 “我们需要进行广泛的听证会。 我希望我们国会的民主党同事能够支持这一点。 我知道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肯定支持这一点，” 这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在 NBC 的“会见新闻界”节目中说。 “想想过去三年刚刚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流行病之一。 很多证据表明它来自中国，”沙利文说。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肯塔基州共和党人詹姆斯·科默 (James Comer) 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委员会正在“审查”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提供的机密信息，以回应本月早些时候要求提供信息的信函。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针对能源部的评估发表了一份声明： “一年半前，在进行广泛调查后，我发布了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实验室的危险不安全条件，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并且泄漏变成了全球 COVID-19 大流行，因为中国共产党专注于掩盖他们的错误，而不是警告世界。 虽然我希望新的报告早点发生，但我很高兴能源部最终得出了与我已经得出的相同结论。 我已要求行政当局就这份报告及其背后的证据进行全面而透彻的简报。 现在是整个拜登政府加入能源部、联邦调查局和大多数美国人的时候了，公开得出常识一开始告诉我们的结论——COVID-19 大流行源于中国武汉的实验室泄漏。 至关重要的是，政府还必须立即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和盟友合作，追究中共的责任，并制定最新的国际法规，以确保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
法国调查媒体《Mediapart》网站2021年7月15日一篇题为“武汉，实验室传奇 中国当局一年半的掩盖”的文章说，自Sars-CoV-2在武汉被正式宣布存在以来，北京当局就没有停止过撒谎。每个月都有该政权大规模欺骗的新发现。（注：该文以Sars-CoV-2称冠状病毒Covid-19） Mediapart这篇文章首先质疑中国官方公布的冠状肺炎死亡人数不准确。该文说，中国国家统计局（2021年5月）发布的最新人口报告虽然确实列出了2020年的活人数量（14.11亿中国人），但却没有提及死亡数字。那是当局不希望与前几年的数字相比较。因此，我们无法衡量冠状病毒Covid-19对中国人造成的损害。 该文接着说：而这个通过“遗漏”扯的谎，迫使我们只能满足于官方对中国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评估：截至2020年12月底，有9.3万名感染者和4743名死亡者，即占世界同期记录140万死亡人数的0.32%。以此为基础，该国每百万居民的死亡人数几乎不超过3人，而在世界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比利时，每百万人的死亡比例为1436人。该文说，那么就用这个“奥威尔式”的计算法，给一长串欺骗和谎言当个结尾，在此列出一个时间顺序”： 2019年12月31日 这是确定武汉存在一种很快将被命名为Sars-CoV-2的病毒的正式日期。而第一次确诊是2019年12月16日发现的武汉海鲜市场女摊贩的病例。在这两个日期之间，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社交网络微信上，向一些同事传递了这个信息（包括眼科医生李文亮）。然后她受到安全部门的排斥。据报道，可能至少还有7名医生也被当局针对。 至于在2019年12月之前冠状病毒是否已在武汉流传？这个假设可以通过获取居民个人健康数据得到证实，特别是对血库的分析（如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所做的那样），然而这些数据外界无法接触到。 之前，曾有中国科学家在社交网络上提出过这个假设，但随后这些言论都被审查删除。据《Mediapart》的消息，在2001年9.11恐袭事件后建立的国际安全专家圈中，有一位接近统治阶层的中国专家，此人曾在交流论坛上简要表示过：早在2019年9月，武汉就存在冠状病毒（Covid-19）了 。但他没有说细节。 2020年1月9日 在犹豫了几天之后，中国当局在这天首次就武汉存在的冠状病毒做了通告。然后，这个病毒被命名为”2019-nCov”。从2020年1月中旬开始，世界各地一些机构和实验室将从中国卫生部门获得其基因序列。这是该政权对其外国对话者的少数透明姿态之一。两周后，经过一个月的观望，在习近平主席的命令下，在武汉开始实施普遍的遏制措施，并进行大规模的筛查。 2020年1月31日 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该疾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中国财新网（创始人胡舒立因其政治关系而享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发表了对眼科医生李文亮的采访。在此之前不久，李文亮曾因在微信提到武汉存在严重肺部疾病而受到警方传唤警告。这名吹哨人在接受采访的7天后，死于冠状病毒肺炎。随后，财新网将发言权交给了李文亮的同事们，他们都谴责其单位管理层和党支部书记无能，不会预料风险。 2020年2月3日 武汉病毒研究所（WIV）的专家在《自然》杂志提到一种名为RaTG13的病毒（96.2%与Sars-CoV-2相似）的存在。4个月后，该研究所的管理层澄清说，这种病原体早在2016年就以不同的名称（Ra4991）被发现。我们无法得知在整个这一时期，（武毒所的专家）对该病毒的分子适应性进行了哪些研究，特别是对增进其渗透到人类肺部细胞的蛋白质进行的研究。 但是从2019年秋季开始，武汉病毒研究所数据库中的这些档案信息都被封锁，无法访问了。这些档案曾存在过的痕迹也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国际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起源科学家团体（DRASTIC）的集体调查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正在试图对实验室事故的假设进行挖掘。 2020年2月7日 中国新华社报道，华南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发现Sars-CoV-2（冠状病毒Covid-19）与在穿山甲身上发现的一种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有99%的相似性。这种中国人爱吃的小型鳞片动物随后被指为是从蝙蝠到人类传染过程的中间环节。这个理论（现已被西方科学界否定）可让中国领导人用一个易于被接受的“真相”替掉任何其他的假设。 然而，世卫组织自己也承认，世卫组织的“发现计划”项目在东南亚几十种野生和家养动物体内采集了数千个样本，却没有找到任何可以验证“动物中间宿主”假设的证据。而只要没有找到中间宿主，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动物起源论点仍然只是假说中的一种。 2020年2月 学者肖波涛和肖磊（华南理工大学）提出了实验室事故的假设，但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中国当局立即对他们进行压制，令其闭嘴。然而他们的贡献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特别是在网络档案馆。此举表明，那些对政权的限制不适应的人，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抗审查制度。国际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溯源团体（DRASTIC）的参与者们表示，他们经常收到来自中国的信息，并选择用这些信息作为他们调查的依据。他们的责任是挫败任何造谣的企图。 2020年2月29日 财新网披露，中国的几个分析实验室在2019年12月就从武汉收到了一些从患者身上提取的样品。但据报道，湖北省卫生委员会下令销毁这些样本。 2020年3月13日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2019年11月17日，湖北省（武汉）一位市民就发现感染了冠状病毒肺炎（Sars-CoV-2）。 2020年6月 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起源团体集体发表了他们的初步调查结果摘要，其中包括：武汉大学从2019年6月起受到科技部专门委员会的检查。该专门委员会对实验区没有区隔、实验室安全规则不完善、学生设备不足等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 同样的评定也给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2013FY113500（蝙蝠冠状病毒研究）项目。该项目使用的设施，包括气闸、高压灭菌器、化学淋浴器、高压灭菌器、废水处理等，都没有达到要求的标准。最后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个项目的危险医疗废物没有得到有效处理。这一观察结果导致一家废水处理厂于2019年9月9日关闭，并将废水转移到邻近的设施（江夏厂）。 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溯源团体得出结论：我们的研究确定了事故发生时的情况：在最接近Sars-CoV-2（冠状病毒Covid-19）的蝙蝠病原体病毒的研究项目中，对样本或标本的操作处理不当。在这时，参与蝙蝠冠状病毒研究（2013FY113500项目）的实验室出现安全问题。 2020年6月至11月 在穿山甲的传说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理论：即在冷库（在青岛和天津）雇用的工人受到感染之后，病毒通过冷冻食品传入中国。当局组织了大规模的进口食品筛查活动，包括巴西冻肉、阿根廷猪肉、印度鱼……其目的就是要证明：即使冠状病毒在中国土地上首次被发现，它也可能来自其他地方。这是当局刻意营造的重复说辞。为了让这套说辞传播开来，中国一些部门机构利用社交网络进行操作，并特别创造了一个名叫拉里-罗曼诺夫（ Larry Romanoff ）的假专家。同时，向外传播数以百计的假文章，例如加拿大网站Globalresearch.ca就是传播渠道之一。 2020年11月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负责人再次在《自然》杂志上表示，除了RaTG13（病毒）之外，他们在云南的活动中还收集了其他8种与Sars-CoV-2 (Covid-19)有关系的冠状病毒。这些病毒的基因序列最终在2021年5月被公布出来。 但是，阅读一下2014年至2019年期间撰写的三篇论文（可能是考试委员会的评委悄悄传给跨学科独立调查冠毒起源团体的）就会发现，至少还有一款病毒被存在武汉病毒所WIV的冷冻柜里面，没有公布出来。 同时，在武汉，他们肯定地说，已不再拥有2016年至2020年间进行研究的所有样本。事实上，中国当局对于2019年之前从云南矿区蝙蝠身上收集到，然后拿到武汉研究的冠状病毒的数量和性质，一直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可从有关病毒的最初声明中看出。（详见《中国有罪的沉默》”Les silences coupables de la Chine”，作者François Bougon），也可从对这些病毒及其病毒基因序列进行的实验中看到同样的情况。 2021年1月 由世卫组织委托、由彼得-本-恩巴雷克带队的13名专家来到武汉。他们此行是要建立一份有关这一疾病的报告，却没有任何空间为他们的研究搜集资料。 2021年5月23日 《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情报部门泄密的信息报道，早在2019年11月，就有3名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因出现与Sars-CoV-2（冠状肺炎）和季节性感染一致的症状住院。而两个月前，武汉病毒所在一份新闻稿中重申，在2019年12月30日之前，该所的590名员工中，没有任何人接触过病毒。
美国总统拜登五月底下令情报机构九十天内查明武汉肺炎起源，在时限过半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披露，负责督导的美方高层如今相信，病毒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外泄的假设，可信度堪比自然起源论。此外，世界卫生组织（WHO）同日提案成立永久组织，以调查武肺和往后其他疫情的源头。 民主党人态度大幅转变 CNN十六日引述多个消息指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等多名高层如今相信，实验室泄毒论的可能性与野生动物传给人类的自然起源论不相上下，与民主党人一年前轻描淡写的态度大相迳庭，但情报人员对于两者的立场仍相当分歧。虽然没有新证据将结论导向任何一方，但目前的情资强化了动物与人类接触传染一说，而非蓄意制造，只是这种说法与病毒可能从武汉病毒所外逸一说并不相悖。 知情人士还透露，中央情报局（CIA）等此前对实验室泄毒论持怀疑态度的情报机构，如今也都认同这是一个可信的调查方向，拜登政府高层正严肃看待此一假说，且愈发持开放态度。 随著愈来愈多美国官员认为实验室泄毒论看似可信，他们对北京的态度也愈发强硬。苏利文上月就曾向“福克斯新闻”表示，如果中国不配合调查，将被国际社会孤立；若中国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美方将必须考虑有所回应。 CNN上月十一日独家取得美国国家情报首长办公室（ODNI）发给辖下情报机构的备忘录，责成官员设法取得有关实验室泄毒论和自然起源论的更多“关键情报”，包括野生和家禽动物的病毒检测结果、中国等地区高风险野生动物的活动广度、任何可能被用于基因改造的病毒、中国生物研究等活动的广度，以及中国限制WHO或其他疫源调查机构行动的可能做法等。 另一方面，WHO年初前往中国武汉进行第一阶段疫源调查后，一直没有新动作，挨批不够积极。秘书长谭德塞在直批调查工作欠缺中国疫情爆发初期的原始资料后，十六日在闭门会议上向成员国提案成立永久性的“新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谘询小组”，并重新组织武肺调查团队，由各国提名专家参与，“我们已研拟疫源调查的第二阶段工作，现在请由中国透明、公开合作，尤其是疫情初期的原始资料等。” 新溯源调查 锁定五大层面 新的武肺源头调查计划锁定中国及其他国家，内容涵盖五大层面：野生动物圈养及贸易相关的人类、动物和环境因素；武汉内部和外围的野生动物市场；最早出现病毒大流行迹象的区域；额外基因追踪和分析；稽查二○一九年十二月爆发人类病例地区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中方专家正在评估此一提案，但强调相关调查应基于各国共识。
美国首席防疫顾问福奇本月稍早要求中国当局公布2012年云南墨江6名工人在矿坑工作后染患肺炎的相关资讯。如今此事被视为找到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源的关键环节。 路透社报导，这群工人年龄介于30至63岁，他们2012年4月负责清理一处铜矿坑内的蝙蝠粪便，数周后全被送入云南省会昆明的一所医院接受治疗，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发烧、头痛、胸痛和呼吸困难，其中3人最终不治。 这座矿坑所在地墨江，距离COVID-19疫情起源地武汉约1500公里远。 中国官方从未公布这6名工人的完整背景资料，但昆明医科大学硕士生李旭2013年发表一篇标题为“未知病毒引起重症肺炎6例分析”的论文，当中揭露6名工人的姓、年龄和病历。 李旭的论文目前仍能在中国科学论文档案网站“中国知网”找到。这篇论文研究6名患者的症状，结论是他们感染来自菊头蝠的“类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状病毒。 科学家曾在2012年底回到这座矿坑，采集到外界所谓的“墨江病毒”病原样本。这种病毒在老鼠身上发现，但和引发COVID-19的SARS-CoV-2病毒无关。后续研究也无法确认SARS-CoV-2是造成6名工人生病的原因。 根据中国顶尖蝙蝠冠状病毒研究人员、武汉病毒研究所专家石正丽的说法，这些工人的类肺炎症状来自霉菌感染。她和研究团队去年11月发表的报告指出，经由对4名工人的13个血清样本进行重新检验，发现并无感染SARS-CoV-2迹象。 但李旭的论文去年中开始在网路流传，有人认为，这是早在2012年可能就有一种和SARS-CoV-2非常类似的冠状病毒传染给人类的证据。 有些人并认为，这篇论文间接证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采集、研究在墨江铜矿坑内发现的病毒，并对这些病毒进行“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实验，其中包括RaTG13病毒。 RaTG13病毒在2016年发现。根据石正丽和其他研究人员去年2月初发表的论文，RaTG13的基因体96.2%和SARS-CoV-2相同。武汉在此数周前才出现首宗COVID-19 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