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产党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产生了具负面含义的“政治正确”概念。过去20年来“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正面表述,它代表的各种诉求日益张扬。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进步”,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与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 一、“政治正确”的前世今生 如今的美国,从校园到政坛,“政治正确”俨然以法律的面目发出了“领导一切”的声音。很多人并不了解“政治正确”这个口号的来源,也不知道它的原初含义是什么。其实,“政治正确”来源于苏共和中共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 2008年10月20日美国历史学者莫里斯·伊瑟尔曼(maurice isserman)和艾伦·施雷克(ellen schrecker)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关于“20世纪美国左翼历史发展”的演讲。据伊瑟尔曼介绍,1919年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美国共产党成立,并公开宣称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苏维埃美国;美共在上世纪30-40年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系密切,并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二战后美共逐渐瓦解。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将中国及古巴作为追求的典范。 共产党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产生了“政治正确”这个概念。据维基百科介绍,在30年代,“政治正确”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对那些服从莫斯科指令的美共信众的挖苦之语,意思是,他们只会一味地鼓吹和捍卫苏共的方针政策。美共必须坚持莫斯科规定的“政治正确”路线和口号,因为它是拿卢布的苏共傀儡,直到1987年苏共已经开始政治松动了,美共仍然依靠苏共每年300万美元的补助。而在中共输出革命的60到70年代,美国那些喜欢毛泽东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的新左派经常按照中共反苏反修的调子讽刺美共成员。比如,美国毛粉们会模仿“红卫兵”的口吻对美共成员说,“同志,你并不那么政治正确噢”。 里根时代结束后,从90年代开始,“政治正确”在大学讲坛上和校园里复活了,但少了卢布的气息或毛语录的馀音。回忆那个时期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课堂里,教经典理论课程的非裔美国人教授把《共产党宣言》列为必读教材,我写了篇读书笔记,把《共产党宣言》彻底否定了,这位教授并没有任何异议。那时“政治正确”这词极少出现,或许在个别讲座里会冒个泡,但那时用“政治正确”这个词,仍然多少包含一点讽刺左派的意味。有学者认为,“政治正确”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它的标志是对不同价值观的不宽容。 但是,随著美国大学讲台上的教师们越来越左倾,过去20年来,“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正面表述,意思是,左派“进步主义”口号和理念是政治上天然“正确”的。它在校园、媒体和社会上越来越流行,其原初的负面含义完全消失了,而它代表的各种诉求则日益张扬。最近以来,“政治正确”之下的诸多口号中又加进了“打倒川普”,以致于许多川普的支持者为了避免“政治正确”的压力,再也不在民调或社区环境里表达自己的看法。 二、“政治正确”变成思想专制 在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正确”本来只是一种标签,就像“最好的品味”这种广告词一样,是对它所推销的主张、政策的包装或广告。任何商品的好坏,关键在于其内容,而不是单纯由包装或广告所决定的。然而,近年来“政治正确”似乎正在变成一种政治工具,一些人试图用标签来掩盖内容,似乎只要是任何在“进步主义”旗帜下提出的口号或政策主张,就不许质疑,不许有不同意见,不许别人保留看法,否则就用“政治不正确”的“棍子”去打击不赞成“进步主义”口号的人。 没有经历过红色专制的美国人体会不到,什么叫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的社会专制。而对中国人来说,自从1949年开始直到今天,他们始终生活在红色专制之下,那些敢于独立思考的中国人远比西方那些挥舞著“政治正确”标签的人更懂得思想专制的实质,因为他们就是思想专制的受害者。红色政权的思想专制特征是,通过政治权力或其它社会权力(比如学校里的成绩给定权)而掌握话语权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观点规定为“政治正确”,不允许任何人提出质疑,也不许别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对敢于拒绝“政治正确”的社会成员,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通过经济压力或社会压力,强迫拒绝“政治正确”的社会成员们服从,即让价值观上不服从者难以生存,最后许多人只能被迫做两面人,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只有私下场合对信任的人才能说真话。 2016年8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过耶鲁大学学生董一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在美国校园中,政治正确不是法律,但其‘管辖’的范围却往往超过、超出法律。言论自由固然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在美国社会越发多元化的背景下,一个人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其所受到的限制,常常不是来自美国历史上诸多里程碑式的平权法律法案,而是来自政治正确原则”。 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更保护思想自由,这是美共得以混到今天的原因,也是毛泽东的“小红书”得以在美国传阅的原因。但是,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进步”,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 三、“政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美国教育界的左倾化。在教育圈里,不但新进教师必须保持“政治正确”,对“政治正确”持保留态度的教师会受到排挤,发表论文、教师晋级有“政治正确”的“玻璃天花板”,连总统选举时不支持“政治正确”的教师们都必须小心地缄口不言,以免遭到同侪的批评。这种现象代表著“政治正确”正在从思想专制升级为社会专制。 恰恰是从这一现象中,可以发现“政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因,那就是对民主国家内部在“政治正确”问题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无情打压。“政治正确”派经常以关心人权、特别是共产党国家的人权为自己的妆扮,以突显自己对红色专制的不满是“进步”的表现。但是,他们真厌恶思想专制吗?所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共产党政权,哪一个不是专制社会?红色政权之所以专制,就在于它清楚地知道,自己那剥夺人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压迫违反人的本性,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弹,除了坚持实行专制之外,没有其它生存之道。这也是中美冷战背后的一个意识形态原因。 但是,“政治正确”派批评红色政权的人权问题,却总是停留在人权表象的层面,对专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却从不愿意触碰。而如果不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含的专制基因,就无法挖掘红色政权下的专制根源。“政治正确”派总是给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旧版本留下种种宽容,其原因在于,他们其实十分赞赏马克思主义的专制基因;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也会身体力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正确”正在蜕变成思想专制和社会控制的政治工具,而“政治正确”派的两面人特征也暴露无遗。一方面,他们表现出对共产党国家人权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对本国那些对“政治正确”持保留态度的人毫不宽容的立场,恰恰和红色政权对待异议人士一样。一方面,“政治正确”派似乎对共产党国家的专制十分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又小心呵护。 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左派虽然批判共产党专制,却从来不肯彻底否定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们更不愿意像共产党国家经历过红色专制的异议人士那样,深刻挖掘共产党制度的意识形态根源,即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政治正确”发挥了遮羞布的作用,让那些不否定红色政权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做法得到“正名”,理由是,他们批判了红色专制下的人权状况,因此就“政治正确”了。可以说,西方左派既要继续拥抱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旧版本,又怕被说成是共产党专制的追随者,于是用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替自己辩白。他们对红色专制的批判从来是虚情假意、半真半假的,只抽象地谈专制不好、要保护人权,却拒绝彻底否定红色政权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及其专制基因。 四、“政治正确”派与谁为敌? “政治正确”派与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为敌,也批判精神同源的共产党政权,但它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其实属于政治不正确。 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无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时在经济社会制度方面不依恋政府提供的福利。因为理智告诉持传统价值观的人们,民主国家的财政并非来源无穷的“藏金窟”,而是幸苦工作的纳税人们用税款填充起来的;若为了个人需要过度掏挖国库,既会毁掉这个国家,也会毁掉个人的努力意愿。在坚持这种价值观的美国民众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谦卑的自尊”。所谓谦卑,是指他们只要求有机会努力工作养活自己;所谓自尊,是指他们不愿意依赖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慎用纳税人提供的有限资源。 “政治正确”派却把持有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民众称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这种说法在媒体和民调中已经成了自然而然的约定俗成。其实,持有传统价值观的美国民众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保守主义”也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相反,“政治正确”的背后却隐藏著一种意识形态,即与“政治正确”的原初面目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变种。 美国左派价值观的精神资源进口自欧洲,即战后在欧洲居主导地位的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比如,诞生在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整个欧洲具有支配性的影响,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就是后现代理论的产物。文化相对主义的道德基础是价值相对主义,而价值相对主义的实质其实是道德虚无主义。欧洲今天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被看作左倾幼稚病和左倾优越感的后果,左倾幼稚病是指乌托邦思维占上风,左倾优越感是指以左倾思维为时髦。许多知识分子和媒体热衷于批判欧洲的文明,同时对其它意识形态不加批判地接收,不讲是非,不分好坏。许多欧洲人不喜欢美国,就是因为在美国民间仍然十分活跃的传统价值观与欧洲的左派价值观格格不入。 从8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学课堂中的社会科学课程往往大量介绍来自欧洲的种种新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时髦”流派。美国的文化精英大多数接受并传播左派价值观,给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桂冠,在政治观念上关注人权、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这些左派文化精英中,喜欢马克思主义的大有人在,甚至不少人上世纪60-70年代是毛粉。他们可能对斯大林模式持批判态度,毕竟这种模式因苏联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而臭名昭著;但是,他们对毛泽东的大规模政治迫害以及数千万人饿死在“公社”的共产主义旗帜下却装聋作哑,他们更不愿意讨论马克思主义在红色专制国家政治实践的末路问题。 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如果喜欢马克思主义属于思想自由,那么,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真理、最高价值观和思想专制的本质,同样属于思想自由;如果坚持“政治正确”是政治自由,那么,批评“政治正确”也同样应该属于政治自由的另一部分。当“自由派”用“政治正确”一面倒地侵蚀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时,美国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就遇到了威胁。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 对这套路数,许多美国人只是本能地觉得不对,却说不清背后的走向意味著什么。但对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异议人士而言,那不就是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吗?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就是把一小群人的看法作为全球的终极真理和人类大趋势,试图把所有其他人纳入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正确”这个口号本身是反思想自由的,在民主制度下,这个口号没有正确性可言;而“进步”主义的实质是取消思想自由,所以它不是“进步”的,实际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是从民主向专制滑坡的危险路径,所以是一种退步主义。 中共与这股西方国家的左派潮流有“亲戚”关系,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但出于两个原因,双方没办法真正合作。因为,西方左派现在奉行的是新马克思主义,为了与共产党政权划清界限,以争取民众,不得不批判红色政权的人权状况。出于意识形态的同源问题,左派政党比右翼政党更害怕背“为专制政权帮腔”这个“锅”,在对华政策上西方的左派政党往往会刻意强调它对人权的关注,而这样的立场使得它没法与中共“勾肩搭背”。 (全文转自大纪元)
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可谓举世闻名。战狼外交的高潮,就是说《中英联合声明》是过时的历史文件,然后强行通过了“港版国安法”。这一做法就像是超过了崩溃极限,一下子造成了全球反弹,光是美国人民对中共和习近平的恶感就一下子上升了百分之三十,或者说超过了四分之三。 这就是最近各种制裁措施纷纷出台的民意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做得越多就越得民心,靠选民支持的民主政府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最近两党分裂严重的局面下,唯独在反共的立场上两党高度一致。某些共产党的狗头军师还在那儿幻想,大选改换政府后就可以躲过这一难,正所谓痴心妄想。 最近观察家们发现一个反常的现象,都来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也观察到中共在悄悄地向美国伸出橄榄枝,从外长到驻美国大使都在告诉美国人我们还是不要脱钩,什么都好商量。另一面却装出一副强硬的面孔对国内喷子们说:我们还是厉害的国。这是怎么回事儿? 原来还是韬光养晦的那一套。中共做出两副面孔:一面忽悠美国人,继续捞取经济外交的好处;另一面在国内煽动反美反民主自由的运动,维护一党独裁的政治。可惜现在这个退一步的阴谋已经难以得逞了。在别人以为你是绵羊的时候,你可以披着羊皮欺骗得逞,在别人已经认清你狼子野心的丑恶面目之时,你再韬光养晦也骗不了人了,至少骗不了大多数人。 为什么中共要回到韬光养晦的政策,不再展露称霸世界的野心了呢?那是因为在美国逐步加强的制裁措施下,中共已经感到大事不妙:外交的围困,国际市场的丧失,国内天灾人祸的到来,迫使一些还有正常思维的官员认识到,继续战狼外交就是自取灭亡之道。而且他们知道,国际社会已经不再那么好欺骗了。只有动员一切力量并且韬光养晦,才可能保护一党专政的体制,才能继续压迫剥削中国老百姓。 于是,多年豢养的美国政客学者也都纷纷跳出来为共产党保驾护航。他们攻击的目标集中在特朗普政府反共的四大金刚身上:国务卿蓬培奥;司法部长巴尔;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佛·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及副顾问奥布莱恩和博明。有些羞羞答答阴阳怪气,有些明目张胆理直气壮,其中最奇葩的是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巴斯先生,他的名言是:怎么能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分开呢?这基本就是人民日报美国版。 他的奇葩就在于这么大的一个官员学者,连点基本常识都没有。不知道苏联人民和苏共不是一个概念吗?不知道伊拉克人民和萨达姆不是一个概念吗?不知道当年的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国王不是一个概念吗?什么时候一个不经选举的独裁党就能代表全国人民了?这是专制独裁党的论调,民主国家出身的政客学者真的没有这点儿常识吗?普通老百姓可能是糊涂,精英们好像只能有一种解释了。 中共多年来统战加大外宣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当然这背后的靠山就是金钱和利益。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豢养一批压迫中国人民的精英打手,确实一本万利。邓老先生的猫论果然是几千年官僚政治智慧的结晶,对付善良的西方人民游刃有余。 不过用来对付他们自己的官场同僚,就比较残酷了。可以问问那些在监狱中服刑的官员们,看看他们有没有一肚子苦水。我有幸见过几个,不是现在,现在比过去还要残酷。大家都说活该,包括看守警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8月6日,正值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该党推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再度一语惊动美国:与拉丁裔比较,非裔不多元化。在奉政治正确为生命线的民主党阵营看来,这是对黑人的严重歧视。于是,民主党这个百年老字型大小政党非得坚持选一位被怀疑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出来竞选总统,再度成为美国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议题。 克鲁格曼们的教导:拜登不需要与川普辩论 关于拜登因为避疫躲在地下室里,并非是抹黑,而是事实。这点,就连他的竞选团队也未否认,外界一直怀疑他是否会出席总统大选辩论,有幅漫画的画面是总统大选辩论台上,站著川普一人;另一张讲台后方是撕开一个洞的幕布,拜登的头象在那破洞里若隐若现。不过,现在对这点不用再怀疑了,莫说拜登不想面对词锋甚健的川普,就连党内的不同声音,他也不想面对。8月5日,民主党全国大会委员会(DNC)宣布,拜登和任何其他大会发言人都不会前往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参加本月的提名大会(8月17-20日)。 当然,这一切有个堂而皇之的解释:疫情期间对总统候选人的健康考虑。但真实情况却是被怀疑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拜登时常说错话,今年以来,拜登几乎每出场就会说错话:5月22日早间,拜登在接受电台节目“早餐俱乐部”采访时发表言论称,如果不支持他就不算黑人。6月25日,拜登在兰开斯特市的一场竞选活动上说“美国超过1.2亿人死于新冠肺炎”。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即时统计资料,截至当地时间25日,美国累计死亡病例数为125796例。7月5日,拜登接受美国国家教育协会的负责人邀请参加一场线上演讲活动,在介绍拜登的时候,这位负责人热情地介绍说,拜登的妻子是国家教育协会的长期成员,而这时大萤幕上出现拜登的画面,竟然是拜登对著大萤幕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乔·拜登的丈夫,乔·拜登。” 正因拜登说错话成为常态,关于他的老年痴呆症,不仅共和党与中间选民怀疑,就连民主党内也有不少人怀疑。拉斯穆森民调公司于6月份就此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38%的选民认为拜登患有痴呆症,有61%认为拜登公开解决痴呆症问题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20%的民主党选民认为拜登患有痴呆症。 正因如此,就连铁了心力挺拜登与民主党的《华盛顿邮报》也怀疑拜登会输掉这场大选。在7月19日发表的《4件事可能使2020年竞选向川普迈进》,其中列出来的第三件事情就是Biden’s flubs(拜登的愚蠢),称拜登经常会说一些愚蠢的话,这些话并非口误,而是代表拜登的真实想法,比如“贫穷的孩子像白人孩子一样聪明,才华横溢”,并立即试图纠正自己,说“富裕的孩子,黑人的孩子,亚洲的孩子。 ” 只能说,拜登迎来了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最幸运时刻。由于仇恨川普,所有仇恨者都只能将他当作打败川普的最佳人选,因此,左派媒体会经常揪住川普的片言只语来说事,但对拜登的老年痴呆症状视而不见,一致拥戴拜登作为仇川联合阵线的共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是有名的仇川者,他完全不在意拜登的老年痴呆症,给他支了一个高招:拜登无需参加总统辩论,因为他说话远比不说话糟糕。拜登只需要看著别人帮他打败川普就行了。 获得提名之后拜登向左急转 民主党推出拜登,只因拜登在20多位提名竞争者当中,是唯一不那么社会主义化的人,其他的人,几乎一个比一个左,让华尔街与美国富人害怕,由于这些人在全球化的态度上与民主党高度契合,因此一直是民主党的金主。但是,从去年开始,他们当中有人公开表示,如果是那些社会主义候选人如桑德斯、沃伦当选,他们将会改投川普。今年第一季度,全美企业100强里的前10名,都捐款给川普。 但是,令支持拜登的温和左派们抓狂的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他迅速地采用了候选人桑德斯的平台和沃伦的基石,推进也许是美国近代史上最激进的种族议程。拜登-桑德斯的“联合宣言”勾勒了一个全方位福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每一种需求都是一种权利,每一种权利都由纳税人出资保障。住房成为一种权利,“没有人应该为住房支付超过收入30%的费用”;公立大学将为”大约80%的美国人提供免学费”,这个 “联合 “计画宣称,几乎所有重大的差距 —— 财富、医疗、住房、治安、教育—— 都可以归咎于种族主义。解救的方法就是对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大规模改造。 人们评论:这个联合宣言简直比桑德斯原来的竞选纲领还要更左更激进,更具有社会主义色彩。 脆弱的拜登-桑德斯联盟 即使如此完整地吸收桑德斯一派的主张,咄咄逼人的极左派们仍然不满意。2016年美国民主党要求桑德斯退出与希拉里的竞争之后,支持桑德斯的社会民主联盟(约35000成员)集体加入民主党,这就是外界称之为“极端进步派”的极左社会主义者。他们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了众议员23个席位,其中就有来自纽约的拉丁裔女议员AOC,以及来自于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穆斯林难民奥马尔。他们帮助民主党夺回了众议院,但民主党也不可避免经受著养蛊遗患的折磨,党内团结只体现在打击川普一项议题上,众议院议长南茜·佩洛西经常面临这些极左议员的挑战。 应付桑德斯一派的挑战,几乎是今年民主党内的重要议题。还在总统人选未定之时,桑德斯派系就发了一封题为《给DNC的公开信:你们欺骗,我们不再陪你玩》,威胁温和派必须全盘接受他们的计划。就算是在拜登-桑德斯宣言发布之后,桑德斯派联合了360位民主党大会党代表发表公开信,声称如果不将他们的全民医保方案列入竞选主题,他们将不支援拜登。就在7月底,拜登与桑德斯的支持者在一次内部会议中发生严重冲突 ,许多不按规则来的行为,都没被纪录在案。这个拜登-联盟充满了争执,桑德斯前竞选联席主席尼娜·特纳(Nina Turner)用“令人作呕,令人不安,令人无法接受”这种词语评说民主党建制派。 民主党建制派面临激进派毫不留情的挑战,在国会议员的初选中,已经有数位多年的老资格议员被激进派打败。激进派的分舵有两个,一个是桑德斯旗帜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个是Black Lives Matter(BLM)。 从现在公开的情况来看,许多人同时在两个分舵里。什么时候用哪个分舵的名义活动,视情况而定。比如密苏里州寇里·布希(Cori Bush)女士竞选时的身份是民主党的桑德斯派,但她同时也是BLM的核心成员。据美联社报导,在密苏里州第一区的民主党众议院初选中,布希以49%的选票和全部选区击败了担任了近20年议员、在国会颇有势力的克莱。克莱是该周期内输掉主赛的第三位民主党老将。 民主党为什么非选拜登不可? 民主党穷尽一切手段要夺回白宫,这几年已经使尽一切手段,从违宪废除选举人团制度、以疫情为由要求邮寄选票、给非移发驾驶执照以便让他们投票,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但独独不考虑美国纳税人的愿望。选择疑似老年痴呆症的拜登作总统的目的,美国早有人看穿了,在《marxism占领社会四步曲》一文里,谈到马克思主义者们毁灭自由社会分四个阶段。首先是道德沦丧。这里他指的是学生在左派控制的学校里被灌输一整套与美国传统相背的理念价值观;第二步,让社会失去稳定。武汉肺炎疫情流播到美国,被左派视为搞垮经济的完美机会;第三步是制造危机,比如BLM运动在全美国的打砸抢烧杀;第四阶段是建立左派的理想社会,进入“新的正常”。美国历史人物的雕像、纪念碑都毁掉了,各种公共活动包括总统大选辩论都取消了,人们不能去现场观看,一切都是他们过滤后灌输给大众的,然后拜登成了总统。当这位有病之人完全无法胜任时,根据宪法第25修正案,一个没经过选举的人掌控了国家——拜登选谁做副总统为何成为民主党内恶性竞争的标的,原因在此。 选择拜登的目标很明确:团结中间派,打败川普,把拜登推上去作为极左的木偶总统。这就是民主党原谅容忍和充分利用拜登的糊涂脑袋和行将就木的人生的全部原因。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已有制裁方案,林郑等十一人榜上有名,这一回她真是光宗耀祖了。 很多人抱怨川普(特朗普)只说不做,笔者一再劝大家少安勿躁。仅仅这两三天,蓬佩奥宣布清洁网络,跟著封杀腾讯和字节跳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访问台湾,现在又宣布制裁香港名单,天天有新款,令人目不暇接,现在我们都明白美国人是怎么做事的了。 看这份名单,就知道美国人一点都不离地,他们对香港的了解也比我们想像的深入。从现在起到十一月,新招陆续出手,大家养足精神等看好戏。 林郑有个儿子在哈佛读博士,这个儿子会不会被哈佛清退,目前还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老母做尽伤天害理的事,儿子分担一点罪责是题中应有之义,谁叫他又享受那么多老母从香港纳税人手上得来的好处! 除非他宣布与林郑脱离母子关系,那倒可以法外留情。 至于林郑老公和另一个儿子,人在英国,已经有英国政要准备收拾他们。林郑声称在美国没有资产,也不想去美国,很好啊,希望她在英国也没有资产,她一家都到大湾区定居。 郑若骅﹑李家超﹑邓炳强﹑卢伟聪上榜是应份的,他们做的坏事不比林郑少,四个人手上都有血债,今日美国人与他们清算,来日香港人更要与他们清算。他们背的是血债,不是一般作恶,不是协从,是要犯。 至于陈国基﹑曾国卫两人可视为协从,虽然奉命行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他们本来可以不参与作恶的,为那每月几十万收入,助纣为虐,证明人格卑劣。身处要害位置,也要出谋划策,四处张罗,内外联络,干的也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今日下场,应有此报。 还有四个大陆党官,夏宝龙﹑骆惠宁﹑张晓明﹑郑雁雄,都占据官场要津,手上有权用到尽,其中尤其是张晓明,多年操弄香港事务,把香港搞得天翻地覆,视香港人如仇敌的就是他。虽然因办事不力被贬官,但仍对香港人有一份切齿的仇恨。这几个党官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比如瑞士)有资产的机会很高,除了美国,其他西方国家也会跟进。 很多朋友都说,没有梁振英是一大缺失。要论戕害香港始作俑者,董建华梁振英罪责难逃,尤其是梁振英,在他任上煲大港独,动用黑警,下了台后还死心不息,处心积虑搞衰香港,打杀香港人。梁完全是共产党杀人不眨眼的性格,漏掉他实在民愤难平。 老董本来也应上榜,他跟美国政商两界关系密切,或许美国人因此手下留情?但被美国人宽容,对老懵懂未必是好事,与美国政要亲厚,即显示对中共不够死忠,对中共来说,老懵懂是人是鬼,始终是个问题——老懵懂的好日子也快到尽头了。 还有叶刘﹑汤渣﹑谭耀宗﹑聂德权﹑谭惠珠﹑刘兆佳,还有立法会建制派那一小撮,民建联工联会小啰喽,有些人已先行隐退了,有些人还不遗馀力四处出击,美国人的习惯,名单会慢慢延长,包括那些DQ民主派参选人的政务主任,是直接凶手,位卑人贱,不能纵容。 关于制裁还有重要一著,美国人一直没有做的,便是应该公布一下这些狗官在美国有多少资产被冻结,有没有家人被制埋一份,至少让全世界知道,制裁对他们有多大打击。 人间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这些党官来说,他们最终所受的惩罚,最严重的不是现在,不是美国,而会在香港﹑在中国,香港人﹑中国人最终会惩罚他们。来日中共江山崩坏,他们的靠山没有了,到那时,会有什么惩罚在等他们?还有谁会来打救他们?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近日,有一张图片在网路疯传。图片中,一名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手中拉著一根线,半蹲在菜摊前进行丈量,神态全神贯注。我当时看到这张图片,尤其执法人员的认真模样,觉得实在太魔幻了。 这是吃饱撑了吗。 经媒体核实,这张图片拍摄地点是南宁市某农贸市场,时间约为7月中旬。当时,一名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商户摆菜品时超出摊位,顺手拿起了经营户的一根绑菜绳来丈量,进行提醒和规范。 针对民众提出执法人员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当地一名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表示,他们在工作中也是落实南宁市“用绣花功夫来进行农贸市场精细化管理”的相关精神,并不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 不过,这样的解释,并未让网友们买账,许多人在新闻留言中纷纷调侃。有人说:有这等水平,去工地垒墙不是更能发光发亮?有人说:论精致,日本人看了都自愧不如。 我注意到,当下,各地城市管理都强调要有“绣花功夫”。这种说法本身倒没错。中国城市的管理,实在是太粗糙了,许多细节都做得让人惨不忍睹,比如,我就发现,大马路上的窨井盖很少能和马路完全齐平的。 如果能把“绣花功夫”用到这些地方,用到改善城市管理的人性化细节上,那倒也是善事一桩。 不过,某些地方和部门的“绣花功夫”,似乎用错了地方。比如南宁的丈量菜摊,管得未免太严苛了。就看图片上的菜摊,已经摆放得非常整齐。作为执法人员,还在那里吹毛求疵,指手画脚。 你这到底是在管理还是在耍官威? 南宁这个事情,并不是孤立的个案。网路上,有人又曝出一张某地用“绣花功夫”管理菜场的图片。图片中,一位工作人员,用一把园林剪,对菜摊上的绿叶蔬菜精心进行修剪,那认认真真的劲头,不输于量菜摊的执法人员。 把菜场当成马路绿化带一样进行管理,这真是一大创新!不知道,这又是哪个地方官员脑洞大开,想出来的奇招。怎么在你们眼里,非要甚么东西都整整齐齐才算美观,才符合“市容”?这么一本正经折腾来折腾去,不累么? 把类似扯蛋的事情,说成“绣花功夫”,真有你们的。毫无疑问,再不起眼的地方,都能绣出个花来,这似乎已是某些部门的通病。比如,此前媒体报导,一些地方在环卫管理中,要求街头1平方米灰尘不超几克,派专人现场称量。 诸如此类的“绣花功夫”,真是一次次让人开眼。卖菜的摊贩,扫马路的清洁工,都是底层的民众,对于他们管理,简直精细得不能再精细了。要我说,啥时候,也能让民众用这种精细化方式来监督监督政府部门? 比如,把某些部门财政预算中庞大的“其他支出”,细化到每一笔消费,细化到每一分钱。 环卫考核要称土到克,菜场摆摊量位到毫厘。我只能说,在扯蛋的事情上,他们一直很专业,而在专业的事情上,他们又往往很扯蛋。
首先,笔者要澄清,本文提倡的“抗争的艺术”,不是连侬墙,不是抗争题材艺文展览,也不是黄店所搞的艺术展览:不是抗争杂志展,不是抗争艺术展,不是“香港民主女神(Lady Liberty HK)”,不是“Tone Online Music Festival”,不是“围炉音乐会”,不是《微光之城》,不是《未必最终回》,不是《香港定格》,也不是《2019长路未尽:变幻的时代,变幻的抗争》等等。而是建制派难以捉摸的,当权者难以应对的,具体的、实际的、贴地的、富成效的抗争手段、抗争方法。 第一,“抗争的艺术”就是“不说抗争”地“抗争”的艺术;要说“平衡”,要说“平均势力”,要说“防止失衡”,要说“防止一面倒”,要说“防止独大”,要说“防止灾难”。 第二,“抗争的艺术”就是“零立场”的艺术,即是“没有立场”的艺术,就是“没有立场”的“立场”,而且“没有立场”总比“改变立场”好;因为“没有立场”,欲加之罪,正好无辞;因为“没有立场”,“和理非”便不会误会你真的“改变立场”,不会以为你真的变成了“建制派”。这个“没有立场”的“立场”,可以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可以是“严格按照民间公投结果行事”,等等。 第三,“抗争的艺术”也是“团结”的艺术,不分化,真诚合作,互补长短,把抗争的力量最大化,把抗争的成效最大化的艺术! 第四,所以,“抗争的艺术”不单止是“团结”的艺术,也是“求同存异”的艺术,也是“寻求妥协”的艺术,也是“寻求和解”的艺术,也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艺术,也是“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的艺术。 第五,“抗争的艺术”也是“忍耐”的艺术,要有耐性,要沉得住气,好好利用突然间多了出来的一年时间,一方面韬光养晦,另一方面养精蓄锐,作好准备,将一年后决战的胜券最大化。 例如:尽力协助刚满十八岁的年青人登记做选民,尽力把“不合资格而又未被发现”的选民查找出来,成立更多“零立场”的政治团体,鼓励参选;协助所有新工会(超过四千个)维持有效运作,避免丧失当选民的资格,一个都不能少,协助“职工会登记局”尽快完成所有新工会的登记工作,尽力游说“建制派”的支持者倒戈,就算不能倒戈,也不要再投票给“建制派”,等等;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恕笔者不能尽录。 好了,篇幅有限,更重要的是,今时不同往日,风声鹤唳风声紧,香港已经有“强力部门”,该部门亦已经强力地,加强积极执行“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等恶法,恕笔者不能再说太多,其实还有很多具体方案,例如怎样成立“零立场”的组织等,要跟大家分享,惟有留待日后,有适当时机时,再行公布。谢谢!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在以国务卿为首的对华鹰派政治人物推动下,对中共采取了积极的进攻型外交策略。对于长期批评西方国家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但是,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共挟持巨大的财力增强了其在国际中的地位,仅靠美国一国的力量抗衡中共的扩张会相当艰困。这一场“新冷战”,美国如果想要获胜,搞好与欧盟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 不容讳言,川普上台之后,美国与欧盟国家,尤其是欧洲的领军国家—德国之间,出现了不小的分歧。这里有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也有欧盟国家内政面临困境,急需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支持的原因。但是面对中共这几年在国际社会的扩张和对于西方国家的内部渗透,尤其是香港问题上对国际社会的底线的挑战,欧洲国家已经逐渐意识到,不管对美国有多少的不满,但面对中国的时候,还是要与美国站在一起。有句话叫做“同床异梦”,用来形容美欧关系颇为适当:美欧之间长期有不同的对于国际秩序的看法,但基于历史传统和价值观的相同,就算有“异梦”,恐怕还是要在重大问题上“同床”,保持一致。欧盟执委会去年春天将中国定位为“体制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这是非常重要的认定;立陶宛情报部门去年首次将中国列为潜在国安威胁,今年也做出相同结论;7大工业国集团(G7)谴责中国推动港版国安法;欧盟也指控中国散布不实疫情讯息。这些都是欧洲国家立场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鹰派人物也已经逐渐开始认识到联盟更多国家,面对中共挑战的重要性。欧盟外长博雷利建议,美欧建立对话机制来因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25日表示,他已经接受博雷利提议,对话机制应该数周内就能正式启动。蓬佩奥在发表他著名的“新冷战宣言”之前,密集出访欧洲,并宣布对话将聚焦在中国对西方国家与民主理念所造成的威胁,可以看作是美方的立场的转变。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美欧关系的不和谐,美国方面的政策变化是主要的责任方,现在要联合一致面对中共的挑战,自然也应当是美国更积极地推动双方的合作。
最近围绕中美冷战,国内和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议论,而北京的反应也展现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特点。究竟中共在如何应对当前刚开始不久的中美冷战?我认为,中共的对美战略不会改变,因此中美冷战不会化于无形。但是,中共最近确实采取了一些策略型踩刹车动作,同时又在为反美社会动员热身。其目的究竟为何,值得分析。 一、美国对中共的冷战部署高度警惕 现在中美两国进入冷战了,这意味着中美关系进入了敌对状态。这是上个世纪中苏敌对之后,中共对外关系的又一次大转折。 最近中共外宣官媒发表文章称:“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发布对华演讲,宣布尼克松时期确立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号召组成新的民主联盟来对抗其口中的‘共产中国’。这篇演讲被不少人比喻为新版铁幕演说,宣告持续恶化的中美关系正式步入新冷战。眼下,不论是如《纽约时报》之类的海外主流媒体,还是中国民间和网络声音中,都越来越多地用新冷战、冷战、次冷战之类的标签,来定义中美关系。这类声音大多认为,中美已陷入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是有现实依据,中美关系确实处于建交40年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双方关系持续恶化,结构性矛盾不断螺旋式升级。” “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的一个术语,他2012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探讨中美之间潜在冲突的文章中,引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段话,修昔底德在书中指出,“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最终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战争冲突的进程中”。 蓬佩奥7月23日发表的关于中国政策的演说中,并没有使用“新冷战”这样的词汇。那么,他的讲话有中共讲得那么严重吗?可以看看第三方的解读。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最近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表示,据日本一位学者考察,美国历史上国务卿的对外讲话中,与蓬佩奥最近讲话内容声调相似的只有一次,那就是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之后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声明。这说明,美国对中共实施的一系列对美威胁的重视程度,已经接近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之后的对日认知。 二、北戴河再度议政 此刻又到了北戴河高层集体隐身的时候,习近平在北戴河期间会面临多大压力? 关心中共政治的读者都知道北戴河会议。虽然中共2003年取消了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以前年年都举行的北戴河会议早已取消,但中共领导层仍会在每年8月的前两周,到北戴河休假并进行非正式会谈。北戴河会议早就变成了北戴河会谈,而北戴河会谈实际上失去了以往正式的议政功能;但即便是去避暑,中共高层大佬们仍然会在大政方针方面展开讨论,所以北戴河会谈仍然是中共政治的重要风向标。北戴河会谈虽然会有争论,但因为不是正式会议,高层大佬们发牢骚、讲怪话、甚至训人发火,都不过是说说而已,不会产生正式会议的那种“决议”式效果。 中共官媒从不报道北戴河会谈的内容。在中共内部,讨论大原则、大战略通常都是“务虚讨论”,那些退休的大佬们不掌握最新、最核心的内部资讯,只能说些原则性的话。面对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和中国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高层和退休元老肯定会进行“务虚讨论”,就未来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大政方针议论纷纷。 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这肯定是北戴河会谈的中心话题。其次,由于中共把拜登上台视为转机可期,所以,北戴河会谈很可能会让外交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等单位就美国大选作简报,议论一番美国国内政治。再次,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对经济能否走出困境,北戴河会谈肯定也会有种种议论。 三、北戴河高层会谈可能中止中美冷战吗? 可以想见,习近平会在北戴河会谈期间听到高层大佬们的种种责难,尤其是目前这种四面碰壁的时候。但习近平会因此“翻车”吗? 首先,中共高层和退休的大佬们都明白,在困难时期,必须向国际社会和国内发出高层政治稳定的信号,让民间不要失去信心,避免内部慌乱。 其次,习近平时代的扩军备战实际上始于江胡时代,并非习近平临时起意的决策;没有前几任任内的铺垫和部署,习近平即便是临时起意,也无力挑起中美全面对抗。例如,对美太空战是90年代就开始部署的,邓小平看过海湾战争的录像后,中共军方就下定决心要启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大规模谍报战也是如此,其布局从9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加入世贸组织后蒙骗美国、不兑现入世承诺,则是朱镕基时代就确定的既定方针;至于疫情处理和“摔锅”,也是中共向来的做法,换别人也会做同样的处理。所以,这些在美国看来是挑起冷战的种种举动,中共高层内部都很清楚,这些动作实际上大多是诸位前任就开始推动的政策和安排,习近平不过是萧规曹随,声调很高而已。如果大佬们指责习近平,顶多是说他处理得不够圆滑,但他们不会自打嘴巴。 中共高层早就确定的“韬光养晦”策略本来就是有目标的,那就是,力量壮大后就要展示“肌肉”,要让美国默认中共的崛起,从而部分地改变世界秩序。中共希望美国让步、从而改变世界秩序之后,可以获取更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利益,为进一步壮大力量奠定基础。所谓的“中国梦”,不过是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的必然结果。习近平处在中共需要展示“肌肉”的年代,中共多年“卧薪尝胆”,如今终于要站起来挑战美国了,那些前高层官员当年在位时也是这一战略的鼓吹者。今年中共海军到中途岛用洲际导弹去威胁美国,是磨刀霍霍几十年后的“亮剑”,对军方扩军备战的强烈企图心,习近平只能顺其自然。 四、当前中共应对冷战的三步棋 中苏敌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结束了,戈尔巴乔夫1995年出版的英文版《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的第22章,介绍了苏共决定结束与中共的长达20年的政治和军事对抗的过程。对中共来说,从此就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因为当时与美国还处于蜜月阶段,与苏联也不再对抗,中共已经不需要再“备战备荒”了,所以当时邓小平敢下决心大裁军,同时关闭大批三线军工厂,集中财力实行经济改革。 如果回想当年的中苏对抗,那么,中美冷战就标志着中共重新进入了“备战备荒”状态,而且是与最强大的美国对抗。最近习近平到东北视察时关注农业问题,这与“备荒”有关;而他最近为火箭军司令授衔上将,则是强调战略核武器的重要性,与“备战”有关。当年中苏对抗时,中国人是一面过着苦日子,一面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么,今天中美对抗开始后,中南海准备如何应对呢? 目前来看,中南海似乎在采取应对冷战的三步棋。第一步,对内强调处变不惊,要求民间共度时艰。第二步,对美冷战适当压调,等待转机。第三步,强化反美宣传。 上述三步棋当中,第一步的目的是尽量保持镇定,避免民间出现对未来局势的恐慌。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处变不惊,共度时艰”这八个字在中共官媒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一开始是用来讲疫情问题,今后还可能延伸到美中关系恶化造成的经济困难方面。这八个字,台湾的国民党人很熟悉。1948年底蒋介石看到大陆败局已定,经常讲到“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共度时艰”之类的古训,这样的标语至今还能在台湾的乡间发现。现在,北京也开始用这样的话语了。比如,外宣官媒最近提到:今年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种种做法看似是例行的纪念活动,但在中美关系螺旋式下滑的大背景下,更是一场让中国社会同仇敌忾、共度时艰的宣传。 中共应对冷战的三步棋当中,第二步的目的是淡化冷战爆发后的紧张空气。中共认为,中美关系恶化,是特朗普为了拉抬选情而采取的策略。中共目前正在营造一点缓和的空气,为拜登的对华软化政策留下发挥空间,从而为特朗普败选加一把力。这是为时三个月的“韬光养晦”。 中共应对冷战的第三步棋之目的是,对内营造反美情绪。中共官媒7月3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宣传机器轰响,一场低调的“抗美”社会动员》。该文表示,面对美国在各项议题下的强势反应,在中国国内,一场全国范围的社会动员正在低调展开。近日广播电视总局在一场内部会议上,“部署了要拍摄抗美援朝题材电视剧”的工作。这种宣传的安排落地非常迅速,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8月开机;央视也将以长津湖、上甘岭、铁原阻击战等多个战役为背景拍摄6集纪录片,已获中央军委批示,现正筹办拍摄中。 五、“美国鬼子”又来了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直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鬼子”的形象就少见于中国人的荧幕。2000年中国曾拍摄了一部名为《抗美援朝》的电视剧,原定于2001年在央视首播,但因外交部反对而取消播出。此后,朝鲜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在中国成为禁忌。最近外宣官媒得意地表示,当美国人用选票和民调表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时,中国人选择用遥控器和电影票来展示对美国的不满。 目前中共宣传机器释放的各种信号似乎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共正在准备一场社会动员,希望面对美国的压力时形成社会凝聚力。外宣官媒日前刊登文章说,可以确定一点,坐在中南海高耸围墙背后的中共领导者的抽屉中,曾经以及现在一定有很多应对战争风险爆发的预案;而今天的形势越来越接近其中的某种可能性。1979年中越战争后,如今是中国这艘巨船40年中首度无比接近战争。宣传机器的发动也因应了这种形势。 中共现在对美开骂,并不完全是“精神胜利法”,而且也是为骂美国的升级动作进行预热,准备今后进一步煽动反美宣传。由此看来,中共不会在中美冷战中真正地退让;相反,它会一意孤行地对抗到底。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上台以来,竭力拉抬、任命自己的亲信、心腹,多半是他任职浙江和福建时期的旧部,组成所谓“习家军”。只要有官员任免机会,习近平都尽力安插习家军,一处也不放过。哪怕武汉爆发大瘟疫,习近平也不放过机会,大发国难财,有关湖北和武汉的官员升降,他都急忙用习家军卡位。 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团团伙伙,这些定义用在习近平和习家军头上,再合适不过。 习近平先后与江派、团派、太子党和政治老人恶斗,以求得习家军一家独大、习近平一人独大。然而,斗到今天,战火逐渐延烧到习家军内部。 6月,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手下的公安局长邓恢林被抓,重演前三任重庆公安局长的宿命。同月,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突遭免职,去向不明。7月,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被调离,调回北京任文化与旅游部党组书记,明升暗降。鉴于陈敏尔、孟庆丰、胡和平都是习家军人物,证明即便是习近平自己的亲信人马,对习而言,也并不可靠而状况不断。 或许,按照毛泽东的话说,他们都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连习家军都靠不住了?习近平细思极恐,或常常吓出一身冷汗。 与前些年习近平选择性反腐必大造声势不同,如今,由于反对习近平的人太多,他们所居官位太敏感,以至于习当局已经不便公布对他们的查处,甚至不公布他们的去向。比如,没有公布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突遭免职后的去向。5月至7月间,北京卫戍区司令王春宁突遭免职,同样去向不明。习当局盘算的是,公布出来不但起不到杀鸡儆猴的震慑作用,反而可能起到鼓舞或启发其他反习人士的作用,同时也让国内外看热闹,议论纷纷,脸面上过不去。 习近平曾向党内喊话:“我们党有8,900多万名党员、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我看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人。《红楼梦》第七十四回里,贾探春在抄检大观园时说过一句话: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至死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习近平很清楚,他真正的敌人,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不在党外,而在党内;不在基层,而在高层;甚至于,派系缠斗之间,如今敌人已经就在习家军内部。 这一切怪谁?怪习近平自己,怪他所死守的那个制度。有美国媒体报导说,习近平身边的“智囊团”都是强硬派,故而形成了一整套强硬政策,即极左政策。举凡从新疆政策到香港政策,尽皆如此。其实,“智囊团”是否强硬派并非关键,关键在于习近平本身是强硬派,故而他听不进温和派的话,只听得进强硬派的话。或者说,前者不对他胃口,后者才合他口味。于是,选择和淘汰的结果,他身边的“智囊团”当然就只剩下强硬派。准确而言,都是迎合他的强硬派。 习近平上台近八年,按一般外国首脑任期,已接近两个任期届满。但八年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方面,用一事无成都不足以形容,应该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内政外交一败涂地的习近平,竟仍然身陷权力斗争的泥潭。并非他乐在其中,而是他威信不足、德不配位,令官心不服、人心不服。更要命的是,情况昭然如此,习近平仍绞尽脑汁地谋权,甚至不切实际地贪求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习近平眼高手低,每每陷入权力尴尬。 从习近平的权力尴尬再次见证,这个一党专政制度的失效、失灵、失败,因为权力来路不正,并非来自人民、并非来自选票,而是来自于中共高层的小圈子。本质而言,来路不正的权力不具合法性,必然受到拷问和挑战,甚至随时遭遇不测和颠覆。
自从脸书成为全球知名企业以来,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一直梦想著进入中国市场(考虑到中国是最大的网际网路市场)(按用户数量计)。因此,脸书在中国的限制一直困扰著扎克伯格。 然而,他多次访问中国并说大陆话舔中示好,中共并未友好回应,继续禁止脸书在中国开展业务。现在,随著全球对中国政权的愤怒达到顶峰,脸书终于放弃以中国市场为中心的努力,并将自己定位为反中共的十字军(anti-CCP crusader)。 由美国众议院司法反垄断小组委员会举办的科技史上最大规模听证会,Google的桑达·皮采、苹果的提姆·库克、脸书的扎克伯格和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出席了会议。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分别听取了四大执行长的讲话,针对全球四家科技巨兽GAFA“技术反托拉斯”进行调查。 扎克伯格表现出与过往截然不同的语气。其他三位大佬保持中立,只有扎克伯格没有退缩,全力对付中共,将这个国家描述为对“美国价值观”的威胁。 扎克伯格说:“脸书代表一系列基本原则”,包括“维护人民安全,维护言论自由等民主传统”。又补充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都是基本价值,但对于世界上的每个人,不是我们与之竞争的每家公司或代表的国家而言,…这都是基本价值…如果您看看十年前顶级技术的来龙去脉,大多数是美国人。今天几乎已经一半是中国人。”中国的数位影响力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稳定增长。 中共的思想本质上是反民主和反言论自由的思想。海外版抖音TikTok代表中国言论审查制度,而脸书一直践行美式的自由表达价值观。他声称“中国的科技企业正在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这威胁到美国和许多自由世界自豪的价值观”,中共“正在出口他们的网路愿景到其他国家。” 尽管四位首席执行长都警告美国不要限制大型科技公司,特别是在加密货币的背景下,据他们所说,中国随后将在领导全球创新方面占上风,而扎克伯格则向前迈了一步,并明确谴责中共国沉迷于美国知识产权盗窃的技术创新。当被问及这种做法时,他说:“中共政府从美国公司那里窃取技术,我认为已经充分的建档立案。” Google和苹果在中国继续拥有广泛的商业利益,避免矛头对准中共引起中共愤怒,但脸书没有这样的顾虑。脸书已经放弃了打入中国市场的雄心,现在正专注于巩固在美国和印度等自由世界中的地位。尽管阿里巴巴集团对美国公司在中共控制的领土市场的野心提出了严峻挑战;尽管亚马逊在中国的剩馀商业利益不多,贝佐斯还是不采取反中共立场。 说脸书首席执行长因此成为外围值,不如说扎克伯格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先知。扎克伯格正在美国描绘“脸书好,中国坏”的形象。由于大多数国家的集体反中共情绪,他意识到在“后中共病毒”世纪,被视为在中国阵营站边的人将会形同自杀。因此,他正将自己定位在自己和社交媒体集团的位置,带头在美国大肆宣传爱国主义。 海外版抖音TikTok在2019年的下载量超过Ig和脸书。扎克伯格去年10月在乔治城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攻击TikTok,说它是中共的间谍工具。我们的服务(如脸书拥有的WhatsApp)尽管在世界各地被抗议者和激进者使用,但是我们有强大的加密和隐私保护,反观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的中国app海外版抖音,即使在美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审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网路吗?” 美国现有的政治气氛,反中共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两党共有的。通过攻击中国及其应用程序,脸书正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是在扭转其过去几年被视为一家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跪舔派形象。 (全文由上报授权转载自三际信息站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