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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政治正確」的真實面目

共產黨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產生了具負面含義的「政治正確」概念。過去20年來「政治正確」變成了一種正面表述,它代表的各種訴求日益張揚。美國憲法從來沒有賦予任何政黨或任何社會團體有確定什麼觀點屬於「政治正確」的權力。如果美國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賦予這樣的權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進步」,而是思想專制的植入,與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確」的思想專制被社會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學校里被單一意識形態「洗腦」,一個民主國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這個民主制度就可能淪落為一批人的政治專制。  一、「政治正確」的前世今生 如今的美國,從校園到政壇,「政治正確」儼然以法律的面目發出了「領導一切」的聲音。很多人並不了解「政治正確」這個口號的來源,也不知道它的原初含義是什麼。其實,「政治正確」來源於蘇共和中共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  2008年10月20日美國歷史學者莫里斯·伊瑟爾曼(maurice isserman)和艾倫·施雷克(ellen schrecker)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作了關於「20世紀美國左翼歷史發展」的演講。據伊瑟爾曼介紹,1919年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美國共產黨成立,並公開宣稱其目標是建立一個蘇維埃美國;美共在上世紀30-40年代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關係密切,並接受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二戰後美共逐漸瓦解。到了上世紀60-70年代,一個以學生為主體的「新左派」登上了歷史舞台,他們將中國及古巴作為追求的典範。  共產黨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產生了「政治正確」這個概念。據維基百科介紹,在30年代,「政治正確」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對那些服從莫斯科指令的美共信眾的挖苦之語,意思是,他們只會一味地鼓吹和捍衛蘇共的方針政策。美共必須堅持莫斯科規定的「政治正確」路線和口號,因為它是拿盧布的蘇共傀儡,直到1987年蘇共已經開始政治鬆動了,美共仍然依靠蘇共每年300萬美元的補助。而在中共輸出革命的60到70年代,美國那些喜歡毛澤東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的新左派經常按照中共反蘇反修的調子諷刺美共成員。比如,美國毛粉們會模仿「紅衛兵」的口吻對美共成員說,「同志,你並不那麼政治正確噢」。  里根時代結束後,從90年代開始,「政治正確」在大學講壇上和校園裡復活了,但少了盧布的氣息或毛語錄的餘音。回憶那個時期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念書的課堂里,教經典理論課程的非裔美國人教授把《共產黨宣言》列為必讀教材,我寫了篇讀書筆記,把《共產黨宣言》徹底否定了,這位教授並沒有任何異議。那時「政治正確」這詞極少出現,或許在個別講座里會冒個泡,但那時用「政治正確」這個詞,仍然多少包含一點諷刺左派的意味。有學者認為,「政治正確」是一種「文化馬克思主義」,它的標誌是對不同價值觀的不寬容。  但是,隨著美國大學講台上的教師們越來越左傾,過去20年來,「政治正確」變成了一種正面表述,意思是,左派「進步主義」口號和理念是政治上天然「正確」的。它在校園、媒體和社會上越來越流行,其原初的負面含義完全消失了,而它代表的各種訴求則日益張揚。最近以來,「政治正確」之下的諸多口號中又加進了「打倒川普」,以致於許多川普的支持者為了避免「政治正確」的壓力,再也不在民調或社區環境里表達自己的看法。  二、「政治正確」變成思想專制 在當代美國社會,「政治正確」本來只是一種標籤,就像「最好的品味」這種廣告詞一樣,是對它所推銷的主張、政策的包裝或廣告。任何商品的好壞,關鍵在於其內容,而不是單純由包裝或廣告所決定的。然而,近年來「政治正確」似乎正在變成一種政治工具,一些人試圖用標籤來掩蓋內容,似乎只要是任何在「進步主義」旗幟下提出的口號或政策主張,就不許質疑,不許有不同意見,不許別人保留看法,否則就用「政治不正確」的「棍子」去打擊不贊成「進步主義」口號的人。  沒有經歷過紅色專制的美國人體會不到,什麼叫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的社會專制。而對中國人來說,自從1949年開始直到今天,他們始終生活在紅色專制之下,那些敢於獨立思考的中國人遠比西方那些揮舞著「政治正確」標籤的人更懂得思想專制的實質,因為他們就是思想專制的受害者。紅色政權的思想專制特徵是,通過政治權力或其它社會權力(比如學校里的成績給定權)而掌握話語權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觀點規定為「政治正確」,不允許任何人提出質疑,也不許別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對敢於拒絕「政治正確」的社會成員,那些掌握話語權的人通過經濟壓力或社會壓力,強迫拒絕「政治正確」的社會成員們服從,即讓價值觀上不服從者難以生存,最後許多人只能被迫做兩面人,在公開場合說假話,只有私下場合對信任的人才能說真話。  2016年8月2日《紐約時報》刊登過耶魯大學學生董一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寫道,「在美國校園中,政治正確不是法律,但其『管轄』的範圍卻往往超過、超出法律。言論自由固然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但是,在美國社會越發多元化的背景下,一個人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其所受到的限制,常常不是來自美國歷史上諸多里程碑式的平權法律法案,而是來自政治正確原則」。  美國憲法保護言論自由,更保護思想自由,這是美共得以混到今天的原因,也是毛澤東的「小紅書」得以在美國傳閱的原因。但是,美國憲法從來沒有賦予任何政黨或任何社會團體有確定什麼觀點屬於「政治正確」的權力。如果美國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賦予這樣的權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進步」,而是思想專制的植入。  三、「政治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 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美國教育界的左傾化。在教育圈裡,不但新進教師必須保持「政治正確」,對「政治正確」持保留態度的教師會受到排擠,發表論文、教師晉級有「政治正確」的「玻璃天花板」,連總統選舉時不支持「政治正確」的教師們都必須小心地緘口不言,以免遭到同儕的批評。這種現象代表著「政治正確」正在從思想專制升級為社會專制。  恰恰是從這一現象中,可以發現「政治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基因,那就是對民主國家內部在「政治正確」問題上持「不同政見者」的無情打壓。「政治正確」派經常以關心人權、特別是共產黨國家的人權為自己的妝扮,以突顯自己對紅色專制的不滿是「進步」的表現。但是,他們真厭惡思想專制嗎?所有以馬克思主義為國教的共產黨政權,哪一個不是專制社會?紅色政權之所以專制,就在於它清楚地知道,自己那剝奪人權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壓迫違反人的本性,必然遭到民眾的反彈,除了堅持實行專制之外,沒有其它生存之道。這也是中美冷戰背後的一個意識形態原因。  但是,「政治正確」派批評紅色政權的人權問題,卻總是停留在人權表象的層面,對專制政權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卻從不願意觸碰。而如果不批判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內含的專制基因,就無法挖掘紅色政權下的專制根源。「政治正確」派總是給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新舊版本留下種種寬容,其原因在於,他們其實十分讚賞馬克思主義的專制基因;而且,在可能的範圍內也會身體力行。  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正確」正在蛻變成思想專制和社會控制的政治工具,而「政治正確」派的兩面人特徵也暴露無遺。一方面,他們表現出對共產黨國家人權的關注;另一方面,他們對本國那些對「政治正確」持保留態度的人毫不寬容的立場,恰恰和紅色政權對待異議人士一樣。一方面,「政治正確」派似乎對共產黨國家的專制十分不滿;另一方面,他們對共產黨政權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又小心呵護。  正因為如此,西方的左派雖然批判共產黨專制,卻從來不肯徹底否定共產黨按照馬克思主義教條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他們更不願意像共產黨國家經歷過紅色專制的異議人士那樣,深刻挖掘共產黨制度的意識形態根源,即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政治正確」發揮了遮羞布的作用,讓那些不否定紅色政權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做法得到「正名」,理由是,他們批判了紅色專制下的人權狀況,因此就「政治正確」了。可以說,西方左派既要繼續擁抱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新舊版本,又怕被說成是共產黨專制的追隨者,於是用這個所謂的「政治正確」替自己辯白。他們對紅色專制的批判從來是虛情假意、半真半假的,只抽象地談專制不好、要保護人權,卻拒絕徹底否定紅色政權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及其專制基因。  四、「政治正確」派與誰為敵? 「政治正確」派與美國的傳統價值觀為敵,也批判精神同源的共產黨政權,但它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內其實屬於政治不正確。  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無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堅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時在經濟社會制度方面不依戀政府提供的福利。因為理智告訴持傳統價值觀的人們,民主國家的財政並非來源無窮的「藏金窟」,而是幸苦工作的納稅人們用稅款填充起來的;若為了個人需要過度掏挖國庫,既會毀掉這個國家,也會毀掉個人的努力意願。在堅持這種價值觀的美國民眾身上,可以看到一種「謙卑的自尊」。所謂謙卑,是指他們只要求有機會努力工作養活自己;所謂自尊,是指他們不願意依賴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慎用納稅人提供的有限資源。  「政治正確」派卻把持有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民眾稱為意識形態上的「保守主義」,這種說法在媒體和民調中已經成了自然而然的約定俗成。其實,持有傳統價值觀的美國民眾並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保守主義」也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相反,「政治正確」的背後卻隱藏著一種意識形態,即與「政治正確」的原初面目密切相關的馬克思主義及其現代變種。  美國左派價值觀的精神資源進口自歐洲,即戰後在歐洲居主導地位的後現代、新馬克思主義思潮。比如,誕生在法國的後現代主義和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對整個歐洲具有支配性的影響,文化相對主義和價值相對主義就是後現代理論的產物。文化相對主義的道德基礎是價值相對主義,而價值相對主義的實質其實是道德虛無主義。歐洲今天面臨的諸多問題,都可以被看作左傾幼稚病和左傾優越感的後果,左傾幼稚病是指烏托邦思維佔上風,左傾優越感是指以左傾思維為時髦。許多知識分子和媒體熱衷於批判歐洲的文明,同時對其它意識形態不加批判地接收,不講是非,不分好壞。許多歐洲人不喜歡美國,就是因為在美國民間仍然十分活躍的傳統價值觀與歐洲的左派價值觀格格不入。  從80年代以來,美國的大學課堂中的社會科學課程往往大量介紹來自歐洲的種種新馬克思主義背景的「時髦」流派。美國的文化精英大多數接受並傳播左派價值觀,給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桂冠,在政治觀念上關注人權、弱勢群體,在社會經濟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這些左派文化精英中,喜歡馬克思主義的大有人在,甚至不少人上世紀60-70年代是毛粉。他們可能對斯大林模式持批判態度,畢竟這種模式因蘇聯的大規模政治迫害而臭名昭著;但是,他們對毛澤東的大規模政治迫害以及數千萬人餓死在「公社」的共產主義旗幟下卻裝聾作啞,他們更不願意討論馬克思主義在紅色專制國家政治實踐的末路問題。  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如果喜歡馬克思主義屬於思想自由,那麼,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唯一真理、最高價值觀和思想專制的本質,同樣屬於思想自由;如果堅持「政治正確」是政治自由,那麼,批評「政治正確」也同樣應該屬於政治自由的另一部分。當「自由派」用「政治正確」一面倒地侵蝕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時,美國的民主制度實際上就遇到了威脅。一旦「政治正確」的思想專制被社會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學校里被單一意識形態「洗腦」,一個民主國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這個民主制度就可能淪落為一批人的政治專制。  對這套路數,許多美國人只是本能地覺得不對,卻說不清背後的走向意味著什麼。但對來自共產黨國家的異議人士而言,那不就是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套路嗎?馬克思主義的要害就是把一小群人的看法作為全球的終極真理和人類大趨勢,試圖把所有其他人納入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政治正確」這個口號本身是反思想自由的,在民主制度下,這個口號沒有正確性可言;而「進步」主義的實質是取消思想自由,所以它不是「進步」的,實際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是從民主向專制滑坡的危險路徑,所以是一種退步主義。  中共與這股西方國家的左派潮流有「親戚」關係,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傳人,但出於兩個原因,雙方沒辦法真正合作。因為,西方左派現在奉行的是新馬克思主義,為了與共產黨政權劃清界限,以爭取民眾,不得不批判紅色政權的人權狀況。出於意識形態的同源問題,左派政黨比右翼政黨更害怕背「為專制政權幫腔」這個「鍋」,在對華政策上西方的左派政黨往往會刻意強調它對人權的關注,而這樣的立場使得它沒法與中共「勾肩搭背」。 (全文轉自大紀元)

習近平的戰狼外交

習近平的戰狼外交可謂舉世聞名。戰狼外交的高潮,就是說《中英聯合聲明》是過時的歷史文件,然後強行通過了「港版國安法」。這一做法就像是超過了崩潰極限,一下子造成了全球反彈,光是美國人民對中共和習近平的惡感就一下子上升了百分之三十,或者說超過了四分之三。  這就是最近各種制裁措施紛紛出台的民意背景。在這個背景之下,做得越多就越得民心,靠選民支持的民主政府何樂而不為呢?所以在最近兩黨分裂嚴重的局面下,唯獨在反共的立場上兩黨高度一致。某些共產黨的狗頭軍師還在那兒幻想,大選改換政府後就可以躲過這一難,正所謂痴心妄想。  最近觀察家們發現一個反常的現象,都來問我這是怎麼回事兒?我也觀察到中共在悄悄地向美國伸出橄欖枝,從外長到駐美國大使都在告訴美國人我們還是不要脫鉤,什麼都好商量。另一面卻裝出一副強硬的面孔對國內噴子們說:我們還是厲害的國。這是怎麼回事兒?  原來還是韜光養晦的那一套。中共做出兩副面孔:一面忽悠美國人,繼續撈取經濟外交的好處;另一面在國內煽動反美反民主自由的運動,維護一黨獨裁的政治。可惜現在這個退一步的陰謀已經難以得逞了。在別人以為你是綿羊的時候,你可以披著羊皮欺騙得逞,在別人已經認清你狼子野心的醜惡面目之時,你再韜光養晦也騙不了人了,至少騙不了大多數人。  為什麼中共要回到韜光養晦的政策,不再展露稱霸世界的野心了呢?那是因為在美國逐步加強的制裁措施下,中共已經感到大事不妙:外交的圍困,國際市場的喪失,國內天災人禍的到來,迫使一些還有正常思維的官員認識到,繼續戰狼外交就是自取滅亡之道。而且他們知道,國際社會已經不再那麼好欺騙了。只有動員一切力量並且韜光養晦,才可能保護一黨專政的體制,才能繼續壓迫剝削中國老百姓。  於是,多年豢養的美國政客學者也都紛紛跳出來為共產黨保駕護航。他們攻擊的目標集中在特朗普政府反共的四大金剛身上:國務卿蓬培奧;司法部長巴爾;聯邦調查局長克里斯托佛·雷;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及副顧問奧布萊恩和博明。有些羞羞答答陰陽怪氣,有些明目張胆理直氣壯,其中最奇葩的是外交關係理事會的巴斯先生,他的名言是:怎麼能把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分開呢?這基本就是人民日報美國版。  他的奇葩就在於這麼大的一個官員學者,連點基本常識都沒有。不知道蘇聯人民和蘇共不是一個概念嗎?不知道伊拉克人民和薩達姆不是一個概念嗎?不知道當年的北美殖民地和英國國王不是一個概念嗎?什麼時候一個不經選舉的獨裁黨就能代表全國人民了?這是專制獨裁黨的論調,民主國家出身的政客學者真的沒有這點兒常識嗎?普通老百姓可能是糊塗,精英們好像只能有一種解釋了。  中共多年來統戰加大外宣還是有一定效果的,當然這背後的靠山就是金錢和利益。用中國人民的血汗錢豢養一批壓迫中國人民的精英打手,確實一本萬利。鄧老先生的貓論果然是幾千年官僚政治智慧的結晶,對付善良的西方人民遊刃有餘。  不過用來對付他們自己的官場同僚,就比較殘酷了。可以問問那些在監獄中服刑的官員們,看看他們有沒有一肚子苦水。我有幸見過幾個,不是現在,現在比過去還要殘酷。大家都說活該,包括看守警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民主黨選擇拜登的考量

8月6日,正值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該黨推定的總統候選人拜登再度一語驚動美國:與拉丁裔比較,非裔不多元化。在奉政治正確為生命線的民主黨陣營看來,這是對黑人的嚴重歧視。於是,民主黨這個百年老字型大小政黨非得堅持選一位被懷疑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出來競選總統,再度成為美國社交媒體上的熱點議題。  克魯格曼們的教導:拜登不需要與川普辯論  關於拜登因為避疫躲在地下室里,並非是抹黑,而是事實。這點,就連他的競選團隊也未否認,外界一直懷疑他是否會出席總統大選辯論,有幅漫畫的畫面是總統大選辯論台上,站著川普一人;另一張講台後方是撕開一個洞的幕布,拜登的頭象在那破洞里若隱若現。不過,現在對這點不用再懷疑了,莫說拜登不想面對詞鋒甚健的川普,就連黨內的不同聲音,他也不想面對。8月5日,民主黨全國大會委員會(DNC)宣布,拜登和任何其他大會發言人都不會前往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參加本月的提名大會(8月17-20日)。  當然,這一切有個堂而皇之的解釋:疫情期間對總統候選人的健康考慮。但真實情況卻是被懷疑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拜登時常說錯話,今年以來,拜登幾乎每出場就會說錯話:5月22日早間,拜登在接受電台節目「早餐俱樂部」採訪時發表言論稱,如果不支持他就不算黑人。6月25日,拜登在蘭開斯特市的一場競選活動上說「美國超過1.2億人死於新冠肺炎」。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即時統計資料,截至當地時間25日,美國累計死亡病例數為125796例。7月5日,拜登接受美國國家教育協會的負責人邀請參加一場線上演講活動,在介紹拜登的時候,這位負責人熱情地介紹說,拜登的妻子是國家教育協會的長期成員,而這時大螢幕上出現拜登的畫面,竟然是拜登對著大螢幕說:「大家下午好,我是喬·拜登的丈夫,喬·拜登。」  正因拜登說錯話成為常態,關於他的老年痴呆症,不僅共和黨與中間選民懷疑,就連民主黨內也有不少人懷疑。拉斯穆森民調公司於6月份就此做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38%的選民認為拜登患有痴呆症,有61%認為拜登公開解決痴呆症問題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20%的民主黨選民認為拜登患有痴呆症。  正因如此,就連鐵了心力挺拜登與民主黨的《華盛頓郵報》也懷疑拜登會輸掉這場大選。在7月19日發表的《4件事可能使2020年競選向川普邁進》,其中列出來的第三件事情就是Biden』s flubs(拜登的愚蠢),稱拜登經常會說一些愚蠢的話,這些話並非口誤,而是代表拜登的真實想法,比如「貧窮的孩子像白人孩子一樣聰明,才華橫溢」,並立即試圖糾正自己,說「富裕的孩子,黑人的孩子,亞洲的孩子。 」  只能說,拜登迎來了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最幸運時刻。由於仇恨川普,所有仇恨者都只能將他當作打敗川普的最佳人選,因此,左派媒體會經常揪住川普的片言隻語來說事,但對拜登的老年痴呆癥狀視而不見,一致擁戴拜登作為仇川聯合陣線的共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是有名的仇川者,他完全不在意拜登的老年痴呆症,給他支了一個高招:拜登無需參加總統辯論,因為他說話遠比不說話糟糕。拜登只需要看著別人幫他打敗川普就行了。  獲得提名之後拜登向左急轉  民主黨推出拜登,只因拜登在20多位提名競爭者當中,是唯一不那麼社會主義化的人,其他的人,幾乎一個比一個左,讓華爾街與美國富人害怕,由於這些人在全球化的態度上與民主黨高度契合,因此一直是民主黨的金主。但是,從去年開始,他們當中有人公開表示,如果是那些社會主義候選人如桑德斯、沃倫當選,他們將會改投川普。今年第一季度,全美企業100強里的前10名,都捐款給川普。  但是,令支持拜登的溫和左派們抓狂的是:在很短的時間裡,他迅速地採用了候選人桑德斯的平台和沃倫的基石,推進也許是美國近代史上最激進的種族議程。拜登-桑德斯的「聯合宣言」勾勒了一個全方位福利的社會主義國家:幾乎每一種需求都是一種權利,每一種權利都由納稅人出資保障。住房成為一種權利,「沒有人應該為住房支付超過收入30%的費用」;公立大學將為”大約80%的美國人提供免學費”,這個 “聯合 “計畫宣稱,幾乎所有重大的差距 —— 財富、醫療、住房、治安、教育—— 都可以歸咎於種族主義。解救的方法就是對美國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大規模改造。  人們評論:這個聯合宣言簡直比桑德斯原來的競選綱領還要更左更激進,更具有社會主義色彩。  脆弱的拜登-桑德斯聯盟  即使如此完整地吸收桑德斯一派的主張,咄咄逼人的極左派們仍然不滿意。2016年美國民主黨要求桑德斯退出與希拉里的競爭之後,支持桑德斯的社會民主聯盟(約35000成員)集體加入民主黨,這就是外界稱之為「極端進步派」的極左社會主義者。他們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中,贏得了眾議員23個席位,其中就有來自紐約的拉丁裔女議員AOC,以及來自於明尼蘇達州的索馬利亞穆斯林難民奧馬爾。他們幫助民主黨奪回了眾議院,但民主黨也不可避免經受著養蠱遺患的折磨,黨內團結只體現在打擊川普一項議題上,眾議院議長南茜·佩洛西經常面臨這些極左議員的挑戰。  應付桑德斯一派的挑戰,幾乎是今年民主黨內的重要議題。還在總統人選未定之時,桑德斯派系就發了一封題為《給DNC的公開信:你們欺騙,我們不再陪你玩》,威脅溫和派必須全盤接受他們的計劃。就算是在拜登-桑德斯宣言發布之後,桑德斯派聯合了360位民主黨大會黨代表發表公開信,聲稱如果不將他們的全民醫保方案列入競選主題,他們將不支援拜登。就在7月底,拜登與桑德斯的支持者在一次內部會議中發生嚴重衝突 ,許多不按規則來的行為,都沒被紀錄在案。這個拜登-聯盟充滿了爭執,桑德斯前競選聯席主席尼娜·特納(Nina Turner)用「令人作嘔,令人不安,令人無法接受」這種詞語評說民主黨建制派。 民主黨建制派面臨激進派毫不留情的挑戰,在國會議員的初選中,已經有數位多年的老資格議員被激進派打敗。激進派的分舵有兩個,一個是桑德斯旗幟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一個是Black Lives Matter(BLM)。 從現在公開的情況來看,許多人同時在兩個分舵里。什麼時候用哪個分舵的名義活動,視情況而定。比如密蘇里州寇里·布希(Cori Bush)女士競選時的身份是民主黨的桑德斯派,但她同時也是BLM的核心成員。據美聯社報導,在密蘇里州第一區的民主黨眾議院初選中,布希以49%的選票和全部選區擊敗了擔任了近20年議員、在國會頗有勢力的克萊。克萊是該周期內輸掉主賽的第三位民主黨老將。  民主黨為什麼非選拜登不可?  民主黨窮盡一切手段要奪回白宮,這幾年已經使盡一切手段,從違憲廢除選舉人團制度、以疫情為由要求郵寄選票、給非移發駕駛執照以便讓他們投票,幾乎無所不用其極。但獨獨不考慮美國納稅人的願望。選擇疑似老年痴呆症的拜登作總統的目的,美國早有人看穿了,在《marxism佔領社會四步曲》一文里,談到馬克思主義者們毀滅自由社會分四個階段。首先是道德淪喪。這裡他指的是學生在左派控制的學校里被灌輸一整套與美國傳統相背的理念價值觀;第二步,讓社會失去穩定。武漢肺炎疫情流播到美國,被左派視為搞垮經濟的完美機會;第三步是製造危機,比如BLM運動在全美國的打砸搶燒殺;第四階段是建立左派的理想社會,進入「新的正常」。美國歷史人物的雕像、紀念碑都毀掉了,各種公共活動包括總統大選辯論都取消了,人們不能去現場觀看,一切都是他們過濾後灌輸給大眾的,然後拜登成了總統。當這位有病之人完全無法勝任時,根據憲法第25修正案,一個沒經過選舉的人掌控了國家——拜登選誰做副總統為何成為民主黨內惡性競爭的標的,原因在此。 選擇拜登的目標很明確:團結中間派,打敗川普,把拜登推上去作為極左的木偶總統。這就是民主黨原諒容忍和充分利用拜登的糊塗腦袋和行將就木的人生的全部原因。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制裁777快人心 不制裁689若有所憾

美國已有制裁方案,林鄭等十一人榜上有名,這一回她真是光宗耀祖了。 很多人抱怨川普(特朗普)只說不做,筆者一再勸大家少安勿躁。僅僅這兩三天,蓬佩奧宣布清潔網路,跟著封殺騰訊和位元組跳動,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訪問台灣,現在又宣布制裁香港名單,天天有新款,令人目不暇接,現在我們都明白美國人是怎麼做事的了。  看這份名單,就知道美國人一點都不離地,他們對香港的了解也比我們想像的深入。從現在起到十一月,新招陸續出手,大家養足精神等看好戲。  林鄭有個兒子在哈佛讀博士,這個兒子會不會被哈佛清退,目前還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老母做盡傷天害理的事,兒子分擔一點罪責是題中應有之義,誰叫他又享受那麼多老母從香港納稅人手上得來的好處!  除非他宣布與林鄭脫離母子關係,那倒可以法外留情。  至於林鄭老公和另一個兒子,人在英國,已經有英國政要準備收拾他們。林鄭聲稱在美國沒有資產,也不想去美國,很好啊,希望她在英國也沒有資產,她一家都到大灣區定居。  鄭若驊﹑李家超﹑鄧炳強﹑盧偉聰上榜是應份的,他們做的壞事不比林鄭少,四個人手上都有血債,今日美國人與他們清算,來日香港人更要與他們清算。他們背的是血債,不是一般作惡,不是協從,是要犯。  至於陳國基﹑曾國衛兩人可視為協從,雖然奉命行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他們本來可以不參與作惡的,為那每月幾十萬收入,助紂為虐,證明人格卑劣。身處要害位置,也要出謀劃策,四處張羅,內外聯絡,乾的也儘是見不得人的勾當,今日下場,應有此報。  還有四個大陸黨官,夏寶龍﹑駱惠寧﹑張曉明﹑鄭雁雄,都佔據官場要津,手上有權用到盡,其中尤其是張曉明,多年操弄香港事務,把香港搞得天翻地覆,視香港人如仇敵的就是他。雖然因辦事不力被貶官,但仍對香港人有一份切齒的仇恨。這幾個黨官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比如瑞士)有資產的機會很高,除了美國,其他西方國家也會跟進。  很多朋友都說,沒有梁振英是一大缺失。要論戕害香港始作俑者,董建華梁振英罪責難逃,尤其是梁振英,在他任上煲大港獨,動用黑警,下了台後還死心不息,處心積慮搞衰香港,打殺香港人。梁完全是共產黨殺人不眨眼的性格,漏掉他實在民憤難平。  老董本來也應上榜,他跟美國政商兩界關係密切,或許美國人因此手下留情?但被美國人寬容,對老懵懂未必是好事,與美國政要親厚,即顯示對中共不夠死忠,對中共來說,老懵懂是人是鬼,始終是個問題——老懵懂的好日子也快到盡頭了。  還有葉劉﹑湯渣﹑譚耀宗﹑聶德權﹑譚惠珠﹑劉兆佳,還有立法會建制派那一小撮,民建聯工聯會小啰嘍,有些人已先行隱退了,有些人還不遺餘力四處出擊,美國人的習慣,名單會慢慢延長,包括那些DQ民主派參選人的政務主任,是直接兇手,位卑人賤,不能縱容。  關於制裁還有重要一著,美國人一直沒有做的,便是應該公布一下這些狗官在美國有多少資產被凍結,有沒有家人被制埋一份,至少讓全世界知道,制裁對他們有多大打擊。  人間因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對這些黨官來說,他們最終所受的懲罰,最嚴重的不是現在,不是美國,而會在香港﹑在中國,香港人﹑中國人最終會懲罰他們。來日中共江山崩壞,他們的靠山沒有了,到那時,會有什麼懲罰在等他們?還有誰會來打救他們?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在扯蛋的事情上 他們一直很專業

近日,有一張圖片在網路瘋傳。圖片中,一名身穿制服的執法人員,手中拉著一根線,半蹲在菜攤前進行丈量,神態全神貫注。我當時看到這張圖片,尤其執法人員的認真模樣,覺得實在太魔幻了。 這是吃飽撐了嗎。 經媒體核實,這張圖片拍攝地點是南寧市某農貿市場,時間約為7月中旬。當時,一名市場監管部門執法人員在檢查中,發現商戶擺菜品時超出攤位,順手拿起了經營戶的一根綁菜繩來丈量,進行提醒和規範。 針對民眾提出執法人員存在「矯枉過正」的問題,當地一名市場監管部門執法人員表示,他們在工作中也是落實南寧市「用繡花功夫來進行農貿市場精細化管理」的相關精神,並不存在「矯枉過正」的情況。 不過,這樣的解釋,並未讓網友們買賬,許多人在新聞留言中紛紛調侃。有人說:有這等水平,去工地壘牆不是更能發光發亮?有人說:論精緻,日本人看了都自愧不如。 我注意到,當下,各地城市管理都強調要有「繡花功夫」。這種說法本身倒沒錯。中國城市的管理,實在是太粗糙了,許多細節都做得讓人慘不忍睹,比如,我就發現,大馬路上的窨井蓋很少能和馬路完全齊平的。 如果能把「繡花功夫」用到這些地方,用到改善城市管理的人性化細節上,那倒也是善事一樁。 不過,某些地方和部門的「繡花功夫」,似乎用錯了地方。比如南寧的丈量菜攤,管得未免太嚴苛了。就看圖片上的菜攤,已經擺放得非常整齊。作為執法人員,還在那裡吹毛求疵,指手畫腳。 你這到底是在管理還是在耍官威? 南寧這個事情,並不是孤立的個案。網路上,有人又曝出一張某地用「繡花功夫」管理菜場的圖片。圖片中,一位工作人員,用一把園林剪,對菜攤上的綠葉蔬菜精心進行修剪,那認認真真的勁頭,不輸於量菜攤的執法人員。 把菜場當成馬路綠化帶一樣進行管理,這真是一大創新!不知道,這又是哪個地方官員腦洞大開,想出來的奇招。怎麼在你們眼裡,非要甚麼東西都整整齊齊才算美觀,才符合「市容」?這麼一本正經折騰來折騰去,不累么? 把類似扯蛋的事情,說成「繡花功夫」,真有你們的。毫無疑問,再不起眼的地方,都能綉出個花來,這似乎已是某些部門的通病。比如,此前媒體報導,一些地方在環衛管理中,要求街頭1平方米灰塵不超幾克,派專人現場稱量。 諸如此類的「繡花功夫」,真是一次次讓人開眼。賣菜的攤販,掃馬路的清潔工,都是底層的民眾,對於他們管理,簡直精細得不能再精細了。要我說,啥時候,也能讓民眾用這種精細化方式來監督監督政府部門? 比如,把某些部門財政預算中龐大的「其他支出」,細化到每一筆消費,細化到每一分錢。 環衛考核要稱土到克,菜場擺攤量位到毫釐。我只能說,在扯蛋的事情上,他們一直很專業,而在專業的事情上,他們又往往很扯蛋。

在香港抗爭的藝術

首先,筆者要澄清,本文提倡的「抗爭的藝術」,不是連儂牆,不是抗爭題材藝文展覽,也不是黃店所搞的藝術展覽:不是抗爭雜誌展,不是抗爭藝術展,不是「香港民主女神(Lady Liberty HK)」,不是「Tone Online Music Festival」,不是「圍爐音樂會」,不是《微光之城》,不是《未必最終回》,不是《香港定格》,也不是《2019長路未盡:變幻的時代,變幻的抗爭》等等。而是建制派難以捉摸的,當權者難以應對的,具體的、實際的、貼地的、富成效的抗爭手段、抗爭方法。 第一,「抗爭的藝術」就是「不說抗爭」地「抗爭」的藝術;要說「平衡」,要說「平均勢力」,要說「防止失衡」,要說「防止一面倒」,要說「防止獨大」,要說「防止災難」。 第二,「抗爭的藝術」就是「零立場」的藝術,即是「沒有立場」的藝術,就是「沒有立場」的「立場」,而且「沒有立場」總比「改變立場」好;因為「沒有立場」,欲加之罪,正好無辭;因為「沒有立場」,「和理非」便不會誤會你真的「改變立場」,不會以為你真的變成了「建制派」。這個「沒有立場」的「立場」,可以是「少數服從多數」,也可以是「嚴格按照民間公投結果行事」,等等。 第三,「抗爭的藝術」也是「團結」的藝術,不分化,真誠合作,互補長短,把抗爭的力量最大化,把抗爭的成效最大化的藝術! 第四,所以,「抗爭的藝術」不單止是「團結」的藝術,也是「求同存異」的藝術,也是「尋求妥協」的藝術,也是「尋求和解」的藝術,也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藝術,也是「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的藝術。 第五,「抗爭的藝術」也是「忍耐」的藝術,要有耐性,要沉得住氣,好好利用突然間多了出來的一年時間,一方面韜光養晦,另一方面養精蓄銳,作好準備,將一年後決戰的勝券最大化。 例如:儘力協助剛滿十八歲的年青人登記做選民,儘力把「不合資格而又未被發現」的選民查找出來,成立更多「零立場」的政治團體,鼓勵參選;協助所有新工會(超過四千個)維持有效運作,避免喪失當選民的資格,一個都不能少,協助「職工會登記局」儘快完成所有新工會的登記工作,儘力遊說「建制派」的支持者倒戈,就算不能倒戈,也不要再投票給「建制派」,等等;可以做的事情,實在太多,恕筆者不能盡錄。 好了,篇幅有限,更重要的是,今時不同往日,風聲鶴唳風聲緊,香港已經有「強力部門」,該部門亦已經強力地,加強積極執行「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等惡法,恕筆者不能再說太多,其實還有很多具體方案,例如怎樣成立「零立場」的組織等,要跟大家分享,惟有留待日後,有適當時機時,再行公布。謝謝!

美國和歐洲異夢也要同床

最近一段時期以來,美國在以國務卿為首的對華鷹派政治人物推動下,對中共採取了積極的進攻型外交策略。對於長期批評西方國家對中共採取綏靖政策的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發展。但是,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中共挾持巨大的財力增強了其在國際中的地位,僅靠美國一國的力量抗衡中共的擴張會相當艱困。這一場「新冷戰」,美國如果想要獲勝,搞好與歐盟國家的關係至關重要。 不容諱言,川普上台之後,美國與歐盟國家,尤其是歐洲的領軍國家—德國之間,出現了不小的分歧。這裡有美國外交政策調整的原因,也有歐盟國家內政面臨困境,急需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外來支持的原因。但是面對中共這幾年在國際社會的擴張和對於西方國家的內部滲透,尤其是香港問題上對國際社會的底線的挑戰,歐洲國家已經逐漸意識到,不管對美國有多少的不滿,但面對中國的時候,還是要與美國站在一起。有句話叫做「同床異夢」,用來形容美歐關係頗為適當:美歐之間長期有不同的對於國際秩序的看法,但基於歷史傳統和價值觀的相同,就算有「異夢」,恐怕還是要在重大問題上「同床」,保持一致。歐盟執委會去年春天將中國定位為「體制競爭對手」(systemic rival),這是非常重要的認定;立陶宛情報部門去年首次將中國列為潛在國安威脅,今年也做出相同結論;7大工業國集團(G7)譴責中國推動港版國安法;歐盟也指控中國散布不實疫情訊息。這些都是歐洲國家立場的轉變。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鷹派人物也已經逐漸開始認識到聯盟更多國家,面對中共挑戰的重要性。歐盟外長博雷利建議,美歐建立對話機制來因應。美國國務卿蓬佩奧6月25日表示,他已經接受博雷利提議,對話機制應該數周內就能正式啟動。蓬佩奧在發表他著名的「新冷戰宣言」之前,密集出訪歐洲,並宣布對話將聚焦在中國對西方國家與民主理念所造成的威脅,可以看作是美方的立場的轉變。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美歐關係的不和諧,美國方面的政策變化是主要的責任方,現在要聯合一致面對中共的挑戰,自然也應當是美國更積極地推動雙方的合作。

當前中共應對冷戰的三步棋

最近圍繞中美冷戰,國內和國際社會出現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議論,而北京的反應也展現出一些模稜兩可的特點。究竟中共在如何應對當前剛開始不久的中美冷戰?我認為,中共的對美戰略不會改變,因此中美冷戰不會化於無形。但是,中共最近確實採取了一些策略型踩剎車動作,同時又在為反美社會動員熱身。其目的究竟為何,值得分析。  一、美國對中共的冷戰部署高度警惕  現在中美兩國進入冷戰了,這意味著中美關係進入了敵對狀態。這是上個世紀中蘇敵對之後,中共對外關係的又一次大轉折。  最近中共外宣官媒發表文章稱:「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州尼克松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發布對華演講,宣布尼克松時期確立的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號召組成新的民主聯盟來對抗其口中的『共產中國』。這篇演講被不少人比喻為新版鐵幕演說,宣告持續惡化的中美關係正式步入新冷戰。眼下,不論是如《紐約時報》之類的海外主流媒體,還是中國民間和網路聲音中,都越來越多地用新冷戰、冷戰、次冷戰之類的標籤,來定義中美關係。這類聲音大多認為,中美已陷入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不可否認,這種觀點是有現實依據,中美關係確實處於建交40年以來最困難的時刻,雙方關係持續惡化,結構性矛盾不斷螺旋式升級。」  「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國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創造的一個術語,他2012年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的一篇探討中美之間潛在衝突的文章中,引用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一段話,修昔底德在書中指出,「雅典的崛起和斯巴達的恐懼最終導致戰爭不可避免」。格雷厄姆·艾利森認為,「中美兩國目前正處於戰爭衝突的進程中」。  蓬佩奧7月23日發表的關於中國政策的演說中,並沒有使用「新冷戰」這樣的辭彙。那麼,他的講話有中共講得那麼嚴重嗎?可以看看第三方的解讀。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最近在台灣的電視節目中表示,據日本一位學者考察,美國歷史上國務卿的對外講話中,與蓬佩奧最近講話內容聲調相似的只有一次,那就是日本發動珍珠港襲擊之後美國國務卿赫爾的聲明。這說明,美國對中共實施的一系列對美威脅的重視程度,已經接近日本發動珍珠港襲擊之後的對日認知。  二、北戴河再度議政  此刻又到了北戴河高層集體隱身的時候,習近平在北戴河期間會面臨多大壓力?  關心中共政治的讀者都知道北戴河會議。雖然中共2003年取消了北戴河暑期辦公制度,以前年年都舉行的北戴河會議早已取消,但中共領導層仍會在每年8月的前兩周,到北戴河休假並進行非正式會談。北戴河會議早就變成了北戴河會談,而北戴河會談實際上失去了以往正式的議政功能;但即便是去避暑,中共高層大佬們仍然會在大政方針方面展開討論,所以北戴河會談仍然是中共政治的重要風向標。北戴河會談雖然會有爭論,但因為不是正式會議,高層大佬們發牢騷、講怪話、甚至訓人發火,都不過是說說而已,不會產生正式會議的那種「決議」式效果。  中共官媒從不報道北戴河會談的內容。在中共內部,討論大原則、大戰略通常都是「務虛討論」,那些退休的大佬們不掌握最新、最核心的內部資訊,只能說些原則性的話。面對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和中國國內嚴峻的經濟形勢,中共高層和退休元老肯定會進行「務虛討論」,就未來政治、經濟、外交等諸多大政方針議論紛紛。  中美關係持續惡化,這肯定是北戴河會談的中心話題。其次,由於中共把拜登上台視為轉機可期,所以,北戴河會談很可能會讓外交部、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等單位就美國大選作簡報,議論一番美國國內政治。再次,國內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對經濟能否走出困境,北戴河會談肯定也會有種種議論。  三、北戴河高層會談可能中止中美冷戰嗎? 可以想見,習近平會在北戴河會談期間聽到高層大佬們的種種責難,尤其是目前這種四面碰壁的時候。但習近平會因此「翻車」嗎?  首先,中共高層和退休的大佬們都明白,在困難時期,必須向國際社會和國內發出高層政治穩定的信號,讓民間不要失去信心,避免內部慌亂。  其次,習近平時代的擴軍備戰實際上始於江胡時代,並非習近平臨時起意的決策;沒有前幾任任內的鋪墊和部署,習近平即便是臨時起意,也無力挑起中美全面對抗。例如,對美太空戰是90年代就開始部署的,鄧小平看過海灣戰爭的錄像後,中共軍方就下定決心要啟動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的建設;大規模諜報戰也是如此,其布局從90年代末期就開始了;加入世貿組織後矇騙美國、不兌現入世承諾,則是朱鎔基時代就確定的既定方針;至於疫情處理和「摔鍋」,也是中共向來的做法,換別人也會做同樣的處理。所以,這些在美國看來是挑起冷戰的種種舉動,中共高層內部都很清楚,這些動作實際上大多是諸位前任就開始推動的政策和安排,習近平不過是蕭規曹隨,聲調很高而已。如果大佬們指責習近平,頂多是說他處理得不夠圓滑,但他們不會自打嘴巴。  中共高層早就確定的「韜光養晦」策略本來就是有目標的,那就是,力量壯大後就要展示「肌肉」,要讓美國默認中共的崛起,從而部分地改變世界秩序。中共希望美國讓步、從而改變世界秩序之後,可以獲取更大的軍事、政治、經濟利益,為進一步壯大力量奠定基礎。所謂的「中國夢」,不過是鄧小平「韜光養晦」策略的必然結果。習近平處在中共需要展示「肌肉」的年代,中共多年「卧薪嘗膽」,如今終於要站起來挑戰美國了,那些前高層官員當年在位時也是這一戰略的鼓吹者。今年中共海軍到中途島用洲際導彈去威脅美國,是磨刀霍霍幾十年後的「亮劍」,對軍方擴軍備戰的強烈企圖心,習近平只能順其自然。  四、當前中共應對冷戰的三步棋  中蘇敵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結束了,戈爾巴喬夫1995年出版的英文版《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的第22章,介紹了蘇共決定結束與中共的長達20年的政治和軍事對抗的過程。對中共來說,從此就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因為當時與美國還處於蜜月階段,與蘇聯也不再對抗,中共已經不需要再「備戰備荒」了,所以當時鄧小平敢下決心大裁軍,同時關閉大批三線軍工廠,集中財力實行經濟改革。  如果回想當年的中蘇對抗,那麼,中美冷戰就標誌著中共重新進入了「備戰備荒」狀態,而且是與最強大的美國對抗。最近習近平到東北視察時關注農業問題,這與「備荒」有關;而他最近為火箭軍司令授銜上將,則是強調戰略核武器的重要性,與「備戰」有關。當年中蘇對抗時,中國人是一面過著苦日子,一面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那麼,今天中美對抗開始後,中南海準備如何應對呢?  目前來看,中南海似乎在採取應對冷戰的三步棋。第一步,對內強調處變不驚,要求民間共度時艱。第二步,對美冷戰適當壓調,等待轉機。第三步,強化反美宣傳。  上述三步棋當中,第一步的目的是盡量保持鎮定,避免民間出現對未來局勢的恐慌。最近一段時期以來,「處變不驚,共度時艱」這八個字在中共官媒上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一開始是用來講疫情問題,今後還可能延伸到美中關係惡化造成的經濟困難方面。這八個字,台灣的國民黨人很熟悉。1948年底蔣介石看到大陸敗局已定,經常講到「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共度時艱」之類的古訓,這樣的標語至今還能在台灣的鄉間發現。現在,北京也開始用這樣的話語了。比如,外宣官媒最近提到:今年紀念抗美援朝70周年,種種做法看似是例行的紀念活動,但在中美關係螺旋式下滑的大背景下,更是一場讓中國社會同仇敵愾、共度時艱的宣傳。  中共應對冷戰的三步棋當中,第二步的目的是淡化冷戰爆發後的緊張空氣。中共認為,中美關係惡化,是特朗普為了拉抬選情而採取的策略。中共目前正在營造一點緩和的空氣,為拜登的對華軟化政策留下發揮空間,從而為特朗普敗選加一把力。這是為時三個月的「韜光養晦」。  中共應對冷戰的第三步棋之目的是,對內營造反美情緒。中共官媒7月3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國宣傳機器轟響,一場低調的「抗美」社會動員》。該文表示,面對美國在各項議題下的強勢反應,在中國國內,一場全國範圍的社會動員正在低調展開。近日廣播電視總局在一場內部會議上,「部署了要拍攝抗美援朝題材電視劇」的工作。這種宣傳的安排落地非常迅速,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電視劇《跨過鴨綠江》於8月開機;央視也將以長津湖、上甘嶺、鐵原阻擊戰等多個戰役為背景拍攝6集紀錄片,已獲中央軍委批示,現正籌辦拍攝中。  五、「美國鬼子」又來了  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美關係進入蜜月期,直到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美國鬼子」的形象就少見於中國人的熒幕。2000年中國曾拍攝了一部名為《抗美援朝》的電視劇,原定於2001年在央視首播,但因外交部反對而取消播出。此後,朝鮮戰爭題材的影視作品在中國成為禁忌。最近外宣官媒得意地表示,當美國人用選票和民調錶達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時,中國人選擇用遙控器和電影票來展示對美國的不滿。  目前中共宣傳機器釋放的各種信號似乎都指向一個方向,那就是,中共正在準備一場社會動員,希望面對美國的壓力時形成社會凝聚力。外宣官媒日前刊登文章說,可以確定一點,坐在中南海高聳圍牆背後的中共領導者的抽屜中,曾經以及現在一定有很多應對戰爭風險爆發的預案;而今天的形勢越來越接近其中的某種可能性。1979年中越戰爭後,如今是中國這艘巨船40年中首度無比接近戰爭。宣傳機器的發動也因應了這種形勢。  中共現在對美開罵,並不完全是「精神勝利法」,而且也是為罵美國的升級動作進行預熱,準備今後進一步煽動反美宣傳。由此看來,中共不會在中美冷戰中真正地退讓;相反,它會一意孤行地對抗到底。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的權力尷尬 敵人在內部

習近平上台以來,竭力拉抬、任命自己的親信、心腹,多半是他任職浙江和福建時期的舊部,組成所謂「習家軍」。只要有官員任免機會,習近平都儘力安插習家軍,一處也不放過。哪怕武漢爆發大瘟疫,習近平也不放過機會,大發國難財,有關湖北和武漢的官員升降,他都急忙用習家軍卡位。 任人唯親、拉幫結派、團團伙伙,這些定義用在習近平和習家軍頭上,再合適不過。 習近平先後與江派、團派、太子黨和政治老人惡鬥,以求得習家軍一家獨大、習近平一人獨大。然而,斗到今天,戰火逐漸延燒到習家軍內部。 6月,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手下的公安局長鄧恢林被抓,重演前三任重慶公安局長的宿命。同月,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突遭免職,去向不明。7月,陝西省委書記胡和平被調離,調回北京任文化與旅遊部黨組書記,明升暗降。鑒於陳敏爾、孟慶豐、胡和平都是習家軍人物,證明即便是習近平自己的親信人馬,對習而言,也並不可靠而狀況不斷。 或許,按照毛澤東的話說,他們都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連習家軍都靠不住了?習近平細思極恐,或常常嚇出一身冷汗。 與前些年習近平選擇性反腐必大造聲勢不同,如今,由於反對習近平的人太多,他們所居官位太敏感,以至於習當局已經不便公布對他們的查處,甚至不公布他們的去向。比如,沒有公布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突遭免職後的去向。5月至7月間,北京衛戍區司令王春寧突遭免職,同樣去向不明。習當局盤算的是,公布出來不但起不到殺雞儆猴的震懾作用,反而可能起到鼓舞或啟發其他反習人士的作用,同時也讓國內外看熱鬧,議論紛紛,臉面上過不去。 習近平曾向黨內喊話:「我們黨有8,900多萬名黨員、45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我看能打敗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沒有第二人。《紅樓夢》第七十四回里,賈探春在抄檢大觀園時說過一句話: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正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習近平很清楚,他真正的敵人,不在國外,而在國內;不在黨外,而在黨內;不在基層,而在高層;甚至於,派系纏鬥之間,如今敵人已經就在習家軍內部。 這一切怪誰?怪習近平自己,怪他所死守的那個制度。有美國媒體報導說,習近平身邊的「智囊團」都是強硬派,故而形成了一整套強硬政策,即極左政策。舉凡從新疆政策到香港政策,盡皆如此。其實,「智囊團」是否強硬派並非關鍵,關鍵在於習近平本身是強硬派,故而他聽不進溫和派的話,只聽得進強硬派的話。或者說,前者不對他胃口,後者才合他口味。於是,選擇和淘汰的結果,他身邊的「智囊團」當然就只剩下強硬派。準確而言,都是迎合他的強硬派。 習近平上台近八年,按一般外國首腦任期,已接近兩個任期屆滿。但八年來,習近平在治國理政方面,用一事無成都不足以形容,應該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內政外交一敗塗地的習近平,竟仍然身陷權力鬥爭的泥潭。並非他樂在其中,而是他威信不足、德不配位,令官心不服、人心不服。更要命的是,情況昭然如此,習近平仍絞盡腦汁地謀權,甚至不切實際地貪求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習近平眼高手低,每每陷入權力尷尬。 從習近平的權力尷尬再次見證,這個一黨專政制度的失效、失靈、失敗,因為權力來路不正,並非來自人民、並非來自選票,而是來自於中共高層的小圈子。本質而言,來路不正的權力不具合法性,必然受到拷問和挑戰,甚至隨時遭遇不測和顛覆。

扎克伯格放棄了對中共的期待

自從臉書成為全球知名企業以來,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一直夢想著進入中國市場(考慮到中國是最大的網際網路市場)(按用戶數量計)。因此,臉書在中國的限制一直困擾著扎克伯格。  然而,他多次訪問中國並說大陸話舔中示好,中共並未友好回應,繼續禁止臉書在中國開展業務。現在,隨著全球對中國政權的憤怒達到頂峰,臉書終於放棄以中國市場為中心的努力,並將自己定位為反中共的十字軍(anti-CCP crusader)。  由美國眾議院司法反壟斷小組委員會舉辦的科技史上最大規模聽證會,Google的桑達·皮采、蘋果的提姆·庫克、臉書的扎克伯格和亞馬遜的傑夫·貝佐斯出席了會議。眾議院司法小組委員會分別聽取了四大執行長的講話,針對全球四家科技巨獸GAFA「技術反托拉斯」進行調查。  扎克伯格表現出與過往截然不同的語氣。其他三位大佬保持中立,只有扎克伯格沒有退縮,全力對付中共,將這個國家描述為對「美國價值觀」的威脅。 扎克伯格說:「臉書代表一系列基本原則」,包括「維護人民安全,維護言論自由等民主傳統」。又補充說,「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些都是基本價值,但對於世界上的每個人,不是我們與之競爭的每家公司或代表的國家而言,…這都是基本價值…如果您看看十年前頂級技術的來龍去脈,大多數是美國人。今天幾乎已經一半是中國人。」中國的數位影響力已經在全球範圍內穩定增長。 中共的思想本質上是反民主和反言論自由的思想。海外版抖音TikTok代表中國言論審查制度,而臉書一直踐行美式的自由表達價值觀。他聲稱「中國的科技企業正在向其他國家輸出價值觀,這威脅到美國和許多自由世界自豪的價值觀」,中共「正在出口他們的網路願景到其他國家。」  儘管四位首席執行長都警告美國不要限制大型科技公司,特別是在加密貨幣的背景下,據他們所說,中國隨後將在領導全球創新方面佔上風,而扎克伯格則向前邁了一步,並明確譴責中共國沉迷於美國知識產權盜竊的技術創新。當被問及這種做法時,他說:「中共政府從美國公司那裡竊取技術,我認為已經充分的建檔立案。」  Google和蘋果在中國繼續擁有廣泛的商業利益,避免矛頭對準中共引起中共憤怒,但臉書沒有這樣的顧慮。臉書已經放棄了打入中國市場的雄心,現在正專註於鞏固在美國和印度等自由世界中的地位。儘管阿里巴巴集團對美國公司在中共控制的領土市場的野心提出了嚴峻挑戰;儘管亞馬遜在中國的剩餘商業利益不多,貝佐斯還是不採取反中共立場。  說臉書首席執行長因此成為外圍值,不如說扎克伯格是春江水暖鴨先知的先知。扎克伯格正在美國描繪「臉書好,中國壞」的形象。由於大多數國家的集體反中共情緒,他意識到在「後中共病毒」世紀,被視為在中國陣營站邊的人將會形同自殺。因此,他正將自己定位在自己和社交媒體集團的位置,帶頭在美國大肆宣傳愛國主義。  海外版抖音TikTok在2019年的下載量超過Ig和臉書。扎克伯格去年10月在喬治城大學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攻擊TikTok,說它是中共的間諜工具。我們的服務(如臉書擁有的WhatsApp)儘管在世界各地被抗議者和激進者使用,但是我們有強大的加密和隱私保護,反觀在全球範圍內迅速發展的中國app海外版抖音,即使在美國,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審查。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網路嗎?」 美國現有的政治氣氛,反中共情緒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兩黨共有的。通過攻擊中國及其應用程序,臉書正發揮相當大的作用,同時也是在扭轉其過去幾年被視為一家想要進入中國市場的跪舔派形象。 (全文由上報授權轉載自三際信息站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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