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選代表一年工作報告——屬於人民、人民參與、為民服務
2026 年 8 月 13 日
美国总统大选剩下十几天时间，曝出拜登儿子的丑闻，美国大部份传媒都站在民主党一边，至今维护亨特拜登，不出一声。这些传媒都曾经是世界闻名的机构，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等，具有历史悠久的强大公信力，但是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因为选边站，已经顾不上自己的公信力，只求表态造势。 传媒的公信力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这些传媒都有几十年甚至百多年的光辉历史，经历过无数时代风雨，屹立不倒，有百万受众长期捧场，这种市场地位来之不易，按理任何一个传媒都应该好好珍惜。 在美国这种民主社会，不同传媒有不同的政治取态，这是很正常的，不过在处理新闻的手法上，都要遵循传统的价值观和基本规则，靠这种价值观与规则，来维持自己的公信力，维持自己的读者群。 每次总统大选，传媒都会选边站，报道新闻和作政治时事评论时，虽有一定倾向性，但至少要尊重事实，尽可能保持公正公平的态度。但这一次，很多传媒都放弃了传统的作风，不惜违背传媒的职业操守，这是美国政治生态的最大变化。 为什么传媒竟会走到这一步？这是因为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斗争白热化了，美国选民的思想分歧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厌恶川普的，恨不得他死，热爱川普的，又恨不得他做永不下台。选民大分化，传媒要取悦选民，不能再采取温吞水的貎似公正的态度，一定要走极端，否则，两头不讨好，便会造成永久的伤害。 一家传媒若得罪了共和党，失去共和党拥趸的支时，又对民主党的支持不够尽力，标榜不偏不倚的立场，这一来又得罪了民主党的拥趸，那这家传媒就两头不是人，就使自己陷于更险恶的处境，最终垮台了事。 因此，不管事情去到多极端，不管多违背自己的初衷，支持民主党的传媒，都只好死抱著民主党，与民主党共存亡了。唯有如此，他们才可以保住民主党拥趸的这一份市场。 这一次，大多数重要传媒都被民主党收编，甚至主要网络社交媒体也站在川普的对立面，搞得连川普的推特都会被禁，这当然是很恶劣的形势，幸好还有少数传媒站在川普一边。而美国政治之所以没有沦落，最要紧的还在于他们基本的民主体制。 美国人以全民投票选自己的政府和议员，总统和参众两院很少有机会全部控制在一个党手上，众议院撑民主党，还有参议院做共和党的后盾，众议院包庇拜登，还有参议院主持正义。参议院有权传召社交媒体的负责人，要求他们解释包庇丑闻的依据，参议院也有权传召证人，公开证供，要求安全部门介入调查，因此，任何一个美国政客，都不可能一手遮天。 最要紧的还在于，不管是谁，只要是选民选出来的，你做了不名誉不合法的事，下一次就别想再当选。美国政客怕法律，也怕选民，传媒怕政府追责，也怕读者舍弃。 经过这一次，证明美国传媒生态也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总统大选之后，不管谁当选，迫于民间压力，大概也要检讨一下传统上对传媒的有关规限，否则事情再发展下去，将直接影响美国的民主制度，影响美国人享有的自由。 美国的事虽然看起来很乱，每日争吵不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说到底，都是要听美国人的，不是听政客的，不是听政府的，更不是听总统的。 反观香港，传媒大部份都已被中共收拾停当，唯一只剩下苹果，靠香港人自己保住，有苹果在，真相就藏不住，再加上网络媒体，香港政府就不能肆意作恶，香港就不会成为孤岛。 只要人民话事，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事情坏到一定程度，人民坐不住，人民就会出来解决。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板蓝根在中国有国民神药之称， 近日它因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一番言论再次受到追捧，相关生产厂家和股票也跟着鸡犬升天，一发不可收拾。 据中国《南方日报》报道，10月13日，“粤澳呼吸道病原体新药联合研究中心”第四次理事会白云山板蓝根澳门转化研讨会暨合作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透露，研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体外研究发现，白云山复方板蓝根颗粒对新冠病毒有效。 该报道同时附上了钟南山在现场的演讲视频片段,他说：“这一次的检测，复方板蓝根对新冠病毒有效，这些我们说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不会乱讲，有效就是有效，没效就是没效。” 钟南山的这番言论让原本平淡无奇的板蓝根瞬间坐上了云霄飞车，包括白云山在内的一些品牌的板蓝根冲剂短时间被卖到脱销。不少网店的板蓝根相关产品销售火爆，几乎都显示“补货中”。其中，白云山的板蓝根颗粒月销5.8万件，目前已售完。 除了板蓝根冲剂遭疯抢，资本市场也掀起涨停潮，白云山A股涨停、港股上涨超过12%，合计拉升超过100亿市值，其余药企沾上板蓝根的纷纷涨停。 有“人平不言”网友调侃道：“ 带货无双真国士，连花清瘟板蓝根。 为国为民股价飙，健康全靠安慕希。” 网友“胖成一片海0”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利益集团的发言人罢了，之前说连花清瘟有效，后来又否认，现在又来个板蓝根,消费大众。” 关于板蓝根对新冠病毒是否有效的问题,早在今年1月，《人民日报》在其官微曾做过辟谣，明确指出板蓝根对新冠病毒无效，当时还有药店因为涉嫌虚假宣传板蓝根对新冠病毒有效受到查处。 有网友还特别整理了“国民神药”走上神坛的历史： 1988年，上海甲肝传染病暴发期间，板蓝根首次名声大噪。为安慰群众和保持社会稳定，神药板蓝根走上前台。 2003年5月下旬，非典期间，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公布”板蓝根等八种中药对治疗非典有疗效”。非典疫情，铸就了板蓝根”官方神药”的地位。 2009年，甲型H1N1流感从墨西哥、美国横扫全球，板蓝根再度获得官方青睐。 2013年，禽流感爆发，板蓝根再度成为安抚公众的神药。 2014年，埃博拉病毒肆虐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万能神药”板蓝根终于走向世界。 2015年，报道称，板蓝根对手足口病也有效。 2015年，在白云山的网站上，还有板蓝根可以阻击登革热（蚊虫传播）的报道。 这次将板蓝根送上神坛的“抗疫神将”钟南山也差点晚节不保，有文章不客气地说：“钟院士说他的团队通过一系列体外研究证实复方板蓝根颗粒对新冠病毒有效，我认为这纯属浪费国家科研资源。” 文章还说：“抗击新冠病毒又多了一个神器当然可喜可贺。不过，出于对国士无双的珍惜，对钟院士敢医敢言的崇敬，我还是翻了下法律条文，小声给老人家提个醒。《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四十六条： 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和知识普及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对中医药作虚假、夸大宣传，不得冒用中医药名义牟取不正当利益。” 钟南山虽然贵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却不乏市井气息，经常帮各类商家站台代言，被外界戏称为“带货一哥”。今年4月，他受淘宝工作人员的邀请，走进直播间为贵州地区的水果带货。5月，钟南山团队宣称莲花清瘟胶囊对新冠病毒有抑制作用，一时间造成莲花清瘟胶囊被抢购一空。 不少网友们感慨道：“李佳琪算什么带货一哥，跟钟南山院士比起来毛都不算。” 史学教授石国鹏也表示：“有人带货靠脸，有人带货靠不要脸。”
整个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2020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上，中国一国就有高达14亿人与其密切相关，美国民众做出的抉择不仅会影响整个自由世界，而且也会让中国人备受敏感。 中国民众受到中共政府的严密的监控，而这个政府正力图在全球范围急剧扩大其影响力。这个赌注已经不能再高了，这个世界是走向更大的自由，还是更大的限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世界政治变化钟摆效应的两极。尽管自由世界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但雄心万丈可又天真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以罗斯福、杜鲁门、马歇尔等为代表的美国领导人，迅速将整个世界带入了冷战长达40年。 冷战结束后，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布什总统由于政治上目光短浅，缺乏预见世界格局新发展的能力，他未能审时度势充分利用有利于西方阵营的形势，采取正确果断的策略，进一步扩大和形成民主导向的单极强势的世界格局。相反，从老布什开始，以后历经克林顿和小布什，他们采取了一种新的长期绥靖战略，无视俄罗斯向专制主义回归，放手中共政权，助其蓬勃发展，无视并且纵容中共对西方的分而治之。这个错误国际战略的实施一直持续到奥巴马行政当局的结束。 世界需要一个大国发挥主导作用。美国在二战后确立的世界领导地位上经常错位和缺乏担当，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却因为国力不足而无法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他们不具备能力勾画、实施或发展他们的远大目标。川普上台后，政治倾向开始向保守主义，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重塑了世界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川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充满了争议，他所采取的独特方式无疑震惊了世界。 但公平客观地评估一下，他所做的事情对这个世界是非常有益的。例如，他迫使朝鲜暂停核武器试验，他从伊朗核协议中退出，他有效地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这些成就都是举足重轻的。在深刻理解且知晓美中关系来龙去脉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是，川普是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敢于挑战中共政权的美国总统。 川普的下一个任期方能实现他的宏伟目标，让美国再一次伟大，使强大实力和政治力量回归美国，同时也把阻碍文明与进步的中共政权扫进历史垃圾堆。他的目标，“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表达了这个含义，其附加效果就是中共的完结，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安全有序、文明进步的世界。 相比之下，如果民主党拜登获胜，他会萧规曹随前任在对华问题上软弱政策，中共会因此躲过一劫而得以续命。拜登会继续大幅承让中共的暗箱作业和无声息的影响，无视中共对美国和世界构成的威胁，却使严重的中共问题悬而不决。 在过去的七十年里，民主党行政当局一直对中共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中国的政治变化从中共内部发生。这显然不会自动发生。政治变化的动力很少是通过选择而产生，当然更不是由一个迷信绝对权力的中共政权那里产生。在多个国家接管港口、设置债务陷阱、拉拢西方政客、渗透西方学界和社会机构，以及战略性收购土地和关键性设施，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根本目的就是贪恋权力和保有政权。 因此，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不仅关系到美国，也关系到中国和世界。一个后中共时代的中国正在浮现，她极需美国和整个世界的扶持。在当前共和党行政当局的领导下，美国正展示出重塑世界的决心，正在积极主动地谋求形成一个新的同盟以应对和解决中共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后中共时代的中国将无可避免地经受社会动荡和社会失序，为后共的中国和世界的安全和稳定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应该承担起国际责任和义务维持这个过渡和转型期的社会秩序。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区域中等国家，能够而且应该在行使这一使命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澳大利亚领导人应该考虑到参与执行这一使命符合澳大利亚长远国家利益，尤其有利于加强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所呈现的负责任大国地位和形象。
中国政府在境内的内蒙古自治区推出“国家统编汉语教材”，引发数万蒙古人的大规模示威及罢课。即使眼前尽是遭当局强硬拘捕的风险，人们仍执意走上街头，高举“保护蒙古语言”、“停止同化政策”等标语抵制新令，深怕自己的语言文化将因此濒临灭绝。 面对新政策引起的示威潮，内蒙官方仍坚定落实统编教材。为了安抚民众，当局则公开宣示“五个不变”——其他学科和年级课程设置不变、使用教材不变、授课语言文字不变、蒙古和朝鲜语文课时不变，以及现有双语教育体系不变。不过，这番论述仍未能平息群众的怒火。 内蒙古党委书记石泰峰也在10月初的党委常委会中指示，要深刻反思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出现的问题，深入查找深层的原因，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对于总是高声领唱单一主旋律、视异议和非主流文化为异教邪说的中国政权，境内的少数民族与各地方言自然难登大雅之堂。然而，在部分特殊的场合，当目的为标举商业利益或攸关政权稳固，这些平时被忽略乃至打压的声音又会被大肆消费一番。 从平时大大小小的综艺、戏剧节目，到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选秀、竞赛类节目，不论找来多少台、港、澳和少数民族人士参与以丰富大国的内涵想像，最终也都难逃陪榜的命运；春晚则更是无论背景，一律得在“中华民族”的大旗下共作“中国梦”。 网路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在2019年播出后取得巨大的回响，近期播映中的第2季也延续了这场乐团竞技大秀的讨论热度。其中一支来自广东海丰的乐队——“五条人”，他们的遭遇即说明了在国家宣传与资本运作下，文化的价值是如何被利用而非尊重。 “五条人”在2009年正式出道并推出第一张专辑《县城记》，几乎每一首都以母语（海丰话）创作、演唱，仍不妨碍他们在中国民谣界横空出世。以广东音乐在中国乐坛的边缘地位而言，能够透过方言打破地域局限实属不易。 由于乐曲的实验性强烈，“五条人”多次遭到淘汰，但又因为自身魅力一再被观众透过投票“捞”回竞技舞台。当“五条人”第三次被淘汰但又保留复活的可能，说明这个剧本对于撑住节目热度仍然有效。 在今年初的央视春晚舞台上，北上发展后建立名号的香港艺人陈伟霆，刻意用难以辨认的母语演唱由出身中国东北的歌手宝石Gem创作的《野狼Disco》“新春爱国版”。然而歌曲对应的是内化在90年代东北文化中的粤语元素，唱的是东北人的怀旧，与香港文化已无直接关联。 这样的创作毫无疑问是东北对粤语的一种“文化挪用”，在以北方为中心的政治语言文化场域中，南方和粤语文化长期处于相对劣势，甚至铸成“殖民”的争议。而大国的高超手腕便体现于在这样的张力下，让一个以粤语为原生语言的艺人参与表演，好似南人上朝供奉。 对任何非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而言，如何尊重相异群体并维持和谐皆非易事。然而当独尊北方中原文化的中国政府，只著眼于消除“不同”却不愿花心力打造一个容得下不同声音、不同生活选择的社会时，原本就已不浅的裂缝只剩加速崩裂一途。 （※作者为新闻工作者，全文转自上报）
从8月份开始，美国人都在传说大选前将有“十月惊奇”，但谁都没想到这“十月惊奇”竟然是由一台被主人亨特·拜登丢在维修店的电脑开启，连同动辄封杀川普总统及保守派言论、全力支持拜登与民主党的脸书与推特主角。据从维修店主人那里合法拿到电脑硬碟资料的前纽约市检察长、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大律师10月14日在Fox的节目中说，他还有十来杆这种冒烟的枪，今后会每天拿一杆出来。更没想到的是，除了亨特的电脑泄露主人机密之外，亨特的前商业合作伙伴也加入“拜登电脑门”。 一台电脑泄露了主人的机密 10月14日，《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发表了一篇《 冒烟的邮件揭示了亨特-拜登是如何将乌克兰商人介绍给副总统爸爸》，观其内容，故事的框架早就为外界熟知，只是增加了一些细节，丰富了整个故事。 对于电脑来源的猜想有很多，但真相很快显现：涉及这次事件的电脑维修店东主以撒（John Paul Mac Isaac），向几家媒体详细叙述了自己交出电脑的经过。他表示，一名相信是亨特的男子，去年4月到店中留下三台手提电脑，当中只有一台仍能修复。以撒承认自己患有疾病影响视力，未能百分之百肯定客人就是亨特，但电脑贴有博·拜登基金会（Beau Biden Foundation）的标签，博·拜登是亨特的已故哥哥，以他命名的基金会从事保护儿童的工作。 以撒称，自己维修电脑期间发现了令人不安的材料，但客户没在90天内取回电脑，他又无法联系对方。以撒说自己“很担心，担心有人最终可能会来寻找这些东西，所以我不想这台电脑继续留在店中”。左媒通过社交网站发现，以撒是总统川普的支持者，想以此制造阴谋论。以撒表示，他在去年6、7月曾经搜索过相关电邮，9月间为此联络一位中间人，由对方接触FBI，而FBI鉴定电脑的复制档案数星期后，再以传票没收了电脑。后来因FBI再没消息，以撒为此联系了几位国会议员，但都未获回应。后来中间人再联系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以撒向他提交了电脑的复制硬碟。10月15日，史蒂文·克劳德（Steven Crowder）在播客中透露：据朱利安尼说，在《纽约邮报》发表文章之前一天，亨特·拜登的律师George R.通过电话和电邮联系了德拉瓦州电脑维修店老板以撒。问他是否可以拿回硬碟，这一联系留下了亨特是电脑主人的铁证： 亨特·拜登律师向修理店主以撒索要电脑硬碟的律师函。（网路截图） 10月19日，朱利安尼透露三个资讯： 1、送硬碟去修理店的人喝醉了，所以他会不记得这件事； 2、修理店把原始硬碟交给了FBI。他表示很担心自己的安全，FBI探员对他说：只要你闭嘴，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3、修理店复制了四份拷贝，其中两个复制的硬碟放在朋友那里，以防他意外死亡。 电脑档引发的两个政治后果 其实，电脑档透露的内容，对关注此事的人来说，故事框架早就完整，只是提供了一些有血有肉的丰富细节。但《纽约邮报》带头曝光的拜登电脑门事件，产生了两个相当重要的副产品，引发的政治后果尚难估计： 一、联邦调查局收到以撒的资料后，未作任何反应——对于FBI拿到资料一事，以撒有FBI拿走电脑的收据与法院传票为证。也因此，外界的合理疑问就是：为什么FBI对此未采取任何行动？《纽约邮报》10月14日那篇Smoking-Gun Email文章说得明白，FBI将这台笔记型电脑和硬碟转交给德拉瓦州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当记者询问时，该办公室发言人说：“我的办公室既不能确认也不能否认调查的存在。” 重播一下2019年美国华府政界关于拜登家族与乌克兰交易事件的处理：因川普总统吁请乌克兰与中国协助调查拜登父子。民主党人认为，这是川普试图通过外国政府的帮助赢得2020大选，因此逼川普交出所有涉及乌克兰的档，在致副总统彭斯的信中，民主党议员们要求他提供涉乌档、谈话记录、电邮及与其它政府部门之间的所有通信记录。还以川普滥用权力为由启动弹劾——现在看来，当时南茜·波洛西等人就知道拜登家族的腐败事真，弹劾是明显的政治陷害。 综合Fox/《纽约邮报》/NBC的报导，均指FBI早在去年12月就获得这台电脑，当时恰逢总统川普面对弹劾。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确认正在与修理工合作，以核实硬碟驱动器中的档 ；另有13名共和党众议员发表了一封连署信给FBI，认为FBI掌握了亨特的电邮，可以作为川普的辩护证据，因此局方需要交代，当时是否已经拿到电脑，以及曾否在12月之后汇报司法部或白宫。 还有一个细节让此事变得更加诡异，据《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报导，在《纽约邮报》投下的一张照片中，有一张为亨特·拜登的笔记型电脑的传票。《星报》（The Star-Ledger）发现，威尔逊（Wilson）的论文顶部流露出签名表明这个他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新泽西州工作了近五年，全职从事儿童色情工作与关于绑架儿童的案件。据《商业内幕》查证，现有的证据显示“签署了亨特·拜登笔记型电脑传票的约书亚·威尔逊。考虑到博·拜登基金会从事保护儿童的工作，这位威尔逊与基金会是否有过联系应该列入调查。 FBI拿到资料后不做任何处理，这事情终须有个交待。 二、推特、脸书立即就此新闻进行的资讯审查和封杀，反而成了拜登儿子故事迅速流播的助推器。这件事情本身成为美国当天除《纽约时报》、CNN、华盛顿邮报之外的各媒体争相报导的热点事件，Fox的塔克·卡尔逊愤怒谴责了Twitter、Facebook这种行为，称“这是大规模审查制度，其规模是美国245年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对我们所有人的（言论自由）构成威胁”。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将于10月23日传唤推特CEO Jack Dorsey 作证。推特在总统大选中审查、禁发流通量在美国居第四的一家美国主流报纸关于一位总统候选人的报导，这在美国两百多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推特悍然越过了自由与专制 之间一条明确的界限，是每个美国人应该感到震惊的。除此之外，还引起极大的政治反应，几十位国会议员已经开展讨论修法，将修改对科技巨头形成控制言论优势的230条款，这必须另写一篇文章，此处只交待一个由头。 从枪口冒出的烟缭绕美国上空 拜登家族的故事，我读过多种报导，于我而言，这些细节坐实了亨特与乌克兰及中国的关系。以下只列举几点： 一、坐实了乔·拜登参与了这种利益交易。 乔·拜登在多种场合都坚决否认自己是亨特与乌克兰公司的腐败交易的知情者。但是，两个邮件表明他不仅知情，还要求分成。 1、此次泄露的电邮中有亨特·拜登应乌克兰公司的要求，安排其与父亲会面。在2015年4月17日，即亨特以据称高达5万美元的月薪加入布里斯班董事会一年左右后，布里斯班董事会顾问Vadym Pozharskyi给亨特·拜登发去一封感谢信，信中提到了这次从未曝光的会面，原文是“亲爱的亨特，感谢你邀请我去华盛顿，给了我一个机会去见你父亲，并一起度过了一些时间”。（《纽约邮报》2020年10月14日） 2、朱利安尼在10月15日接受OANN（One America News Network ）After Hours节目主持人 Alex Salvi @alexsalvinews 采访时，朱利安尼说，我有一封邮报还未刊登的邮件，是亨特写给他女儿的：“我希望你能做我曾经做过的事，为家庭支付30年Pay, 但不会象爸爸要求我做的，从你所得的当中分一半给他”——这是乔·拜登向儿子索取使用政治资源费。他说自己不知情，这封邮件卖了他。 二、坐实了乔·拜登家族与中国的关系，证明“北京拜登”名副其实。 朱利安尼出示的电子邮件显示：拜登儿子从中国能源公司那里每年收取1000万美元单个项目介绍费。 朱利安尼说的那十来杆smoking-gun正在逐日打响，他在OANN的采访中说了《纽约邮报》曝光的只是整个内容的5%，还有两个更大的与中国有关的黑故事将要披露，没想到有人抢了先机，10月16日，拜登儿子与中国公司的关系邮件被披露，这些邮件由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商业伙伴贝文·库尼（Bevan Cooney）向秘密帝国的作者史威哲《秘密帝国》的作者史韦泽（Schweizer），这些消息提供了更具爆炸性且从未公开。 库尼目前因参与2016年债券欺诈投资计画而入狱服刑，2019年主动与史威泽联系。Fox获得一封2017年5月13日的电子邮件，显示亨特与一家中国能源公司进行商业交易时针对六个人的“薪酬方案”的讨论。该电子邮件似乎将Hunter Biden标识为“主席/副主席，Big Guy （大人物）是指前副总统。这些邮件是关于亨特与中国公司之间的利益输送关系，涉及每年 15亿美元的金额，以及乔·拜登提成10%的薪酬方案。 目前，拜登竞选团队、民主党及左媒如《华盛顿邮报》除了继续编造谎言，指拜登电脑门是俄罗斯与川普合谋的阴谋之外，只能眼睁睁看著大势失去。左媒一向是编谎能手，但电脑门事件就算是阴谋，但小拜登将电脑送至修理店是阴谋实施的关键，必须解释清楚：是什么动力驱使亨特·拜登将自己的三台被水浸过的电脑送到这家电脑店维修，并且遗忘在那里长达一年半之久？他是俄罗斯间谍还是仇恨自己的父亲？当媒体曝光这台电脑之后，Twitter等正在编造电脑骇客故事之时，他又让自己的律师出面索要电脑还留下索要信函，将自家父亲阵营逼到连编谎的可能性都抹掉。这得需要什么样的仇父情结才能如此？事到如今，编造谎言的人得要多愚蠢，相信这些谎言的人得要多愚昧——我相信这类人在美国也就43%左右——28%的BLM与社会主义拥护者，以及占人口15%的民主党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公务员、教育系统、媒体从业者、NGO）。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台湾媒体今日新闻报导了一则发生于十天前的旧闻： “两名中国外交人员8日企图闯入我驻斐济代表处国庆酒会情搜，遭阻挡时竟动粗，导致我方人员轻微脑震荡送医。但斐济警政发言人奈索罗（Ana Naisoro）今天说，警方只有收到中国大使馆报案，中方称遭台北办事处人员殴打，目前正在调查中。” 根据外电报导，台湾外交部已向斐济外贸部提出官方抗议，这是正常国家都应该要做的事。接下来的难题是，斐济警方受理中国报案后，是否会对被台湾驻斐济贸易办事处的人员发动一般的刑事调查？这就牵涉到台湾驻斐济人员有无外交豁免权 (diplomatic immunity) 的问题了。 只有外交豁免权才能使台湾驻斐济贸易办事处可以主张拒绝接受斐济警方可能的刑事侦查行为（包括为单纯厘清事实的讯问）， 一般商务领事主张的领事豁免权 (consular immunity) 都无此种完整的功能。我个人强烈怀疑台湾驻斐济贸易办事处的人员享有免税待遇以外的领事豁免权，更遑论完整的外交豁免权，这或许是台湾外交部主动释出斐济希望淡化处理的原因。 至于台湾立法委员要求外交部一定要提告，这就是贻笑大方的反应。先不论中国肇事人员可能主张外交豁免权（这当然取决于涉案两人是否列入中斐双方所同意的外交豁免权涵盖名单人员之列），台湾主张是主权国家居然要自己的外馆人员因执行国家所赋予的任务所遭受的伤害置诸于斐济的司法管辖权之下，真的是没当国家很久了，公私不分。 台湾当然要对中国报复，这是追究后者国家责任的一环，但有个界线、不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因为这将伤害外交人员人身安全，而确保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是国际外交法中的红线。这是为什么谈国际法体系因个别领域高度发展导致碎裂化 (fragmentation)，国际公法中有关国家责任一般原则 (general principles) 是否还有通则性地位的论辩时，diplomacy被认为是少数（即使不是唯一）的 self-closed regime，因为国际外交法的实践一直有异于国际公法中有关国家责任的一般原则。 那台湾怎么办呢？外交部第一时间的官方抗议是正确的第一步，接下来就牵涉到有关国际法上有关 diplomatic relations 领域中有关国家责任 (state responsibility) 追究的独特制裁制度 (santcions)。正式抗议之后，台湾应该进一步要求斐济将涉案中国驻斐济两人列为不受欢迎名单，由斐济政府要求派遣国（中国）将两人调回，当然斐济会不会答应又是一回事。 如果斐济拒绝台湾的要求，台湾可以对于斐济进一步主张国家责任的追究吗？因为这个双十酒会 (National Day reception) 据报导是在某个旅馆举行，而非台湾驻斐济贸易办事处，所以台湾无法对斐济依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或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有关驻在国（斐济）对于派遣国（台湾）使馆与领馆的保护义务，主张相关的权利，先不论作此主张还将牵涉到一个国家（台湾）有没有被相对国（Fiji）正式承认的问题。 那么要问的是，堂堂所谓的“国庆日”酒会为何不在台湾驻斐济贸易办事处举办，而要在私人旅馆进行？场地太小吗？桌数摆少一点，该到的贵宾都到了就行了。说穿了，还是有没有被承认的问题：如果真在办事处举行的话，不论是不是闭门酒会，斐济政府部长级官员或各国驻斐济正式外交人员（美国与少数国家想必会是例外）应该通通不会现身了，所以在斐济官方的眼中，十月八日的事件，就成了中国外交人员在某一私人场合的纠纷了。接下来国际法之下，斐济政府会怎么做就很清楚了，这或许就是台湾外交部次长所说的“这件事情的复杂性在表面上可能没办法看出来”吧…… 以低调的方式淡化处理，说得云淡风轻，背后却是一个不被承认之国在没有外交承认下的现实哀愁。 （※作者为英国华威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主授宪法与国际法，全文转自上报）
中美关系恶化之后，中共虽然强调要自力更生，但它的经济却严重依赖石油、粮食和芯片等商品的进口。在对美出口前景未卜的情况下，中共能否有足够的外汇继续进口所需要的商品，取决于它的外汇储备究竟能否支撑下去。而中共外汇储备的真实状况往往扑朔迷离，不易把握。10月11日国内的网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国外汇储备还有多少可用？》，就外汇储备不足发出了警讯。本文详细分析中共外汇储备的真相，认为中共的现金外汇储备行将见底。 一、从家庭金融资产看国家外汇储备 要理解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可以用个人的家庭金融资产来做个通俗的比喻。分析家庭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了解家里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有多少，借来的钱要还，别人欠的钱如果要不回来就泡汤了，帐面上的钱扣除这两部分之后，才是净金融资产。每个家庭正常情况下每月都有收入和支出，如果经常性收大于支，家庭净金融资产就会增加；如果支大于收，家庭净金融资产就会减少。 国家的外汇储备总数相当于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但扣除借来的钱和别人欠你但还不上的钱，剩下的才是可以动用的外汇，这就是国家外汇平衡中的净外汇储备。如果外汇经常处于支大于收的状况，就只能动用净外汇储备来填补开支窟窿。中共每年要进口石油、粮食、芯片以及其它制造业零部件来维持经济的日常运转，2019年的食品进口为420亿美元，石油2,413亿美元，芯片进口3,055亿美元，仅此三项合计即达5,888亿美元。除了进口需要外汇之外，还有民航、船舶、国际保险等非贸易支出，加上出国者（如旅游者、留学生）所需外汇，这些开支每年还需要1千亿美元以上。 中共的日常外汇收入主要是靠出口，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本世纪前十年出口曾创下每年平均增长25%的记录，外汇收入源源不断；而今年1到9月的出口只增长2个百分点，与过去的外汇收支相比，几乎就是收入不涨，开支照增。以前中共每年通过对美贸易净赚3千到4千亿美元，对所有其它国家的贸易大体上外汇收支打平，因此，保持外汇储备稳定的关键是对美贸易顺差。今后对美出口下降，这笔来自美国的外汇来源就靠不住了。少了这几千亿，每年进口所需外汇就只能吃外汇储备的老本。一旦要靠动用净外汇储备来填补外汇开支窟窿，就必然造成中共看紧外汇储备这个“荷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到国内中小银行换汇或提取外汇存款越来越困难的原因。 二、外汇储备的虚实面目 表面上看，今年9月底中共坐拥31,426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似乎阔得不行，其实，这些外汇并不都是可以随意使用的现金。这3万多亿外汇储备实际上只是个虚数，因为中共同时也背负巨额外汇债务。中国的外债包括政府、银行、企业向外国所借款项，按照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20年9月底外债馀额为20,325亿美元，其中六成是1到2年的短期债务，到期就得偿还；全部外债当中，硬通货外债是13,498亿美元，占66%，必须用外汇还债。所以，真实的外汇储备要扣除硬通货外债，剩下的才是真正可以动用的外汇。过去十年中共的外债馀额不断增加，而真实可用的净外汇储备则不断减少，到今年9月底中共的净外汇储备只剩下1万8千亿美元。 这个帐面上的1万8千亿美元仍然是个虚数，因为中共还欠著对外企的隐性外汇债务。中共要求所有外企的投资全部强制兑换成人民币，相当于把外企投资的外汇全部充填了自己的外汇储备；一旦外企需要汇出利润或者撤资，中共就不得不给他们外汇。目前外商投资已累积到7千亿美元，由于中美冷战大大增加了外企在华经营的风险，大批外企正在部分或全部撤资，所以会集中出现大额外企撤资用汇的需要。按照近期外企撤资三成的最低估计，至少会用去2千亿美元，这个数字今后还会上升。从帐面上的1万8千亿美元中扣掉这2千亿，中共的净外汇储备就只有1万6千亿了。 三、外汇储备中现金不多 中共真实的可动用的外汇储备中，大部分不是现金，因为外汇储备不能用现金储备的形式放在国内各家银行的帐上或金库里；否则，外币一旦贬值，就立刻出现外汇储备亏损。外汇储备也不能分散存到外国银行里吃利息，因为外国银行对存款帐户的存款保险数额有限，万一银行经营不善而破产，外汇储备便消失了。外汇储备更不能买很多外国股票或公司债券，因为股市每天波动，贬值或亏损的可能性非常大。 为避免外汇储备贬值，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会购买可靠的外国国债。国债利息高于银行存款利息，这样便可以让外汇储备稳值或略有增值。所谓可靠的外国国债，指的是这些国家的国债信用可靠，其政府不会轻易破产，它们的国债也不会到期不还。中共虽然与美国为敌，双方已进入冷战状态，但在金融方面却不得不买大量的美国国债，因为只有美国的国债发行量大而且可靠，而日本或欧盟的国债发行量小，也不允许中共买多了。所以中共为外汇储备购买的主要是美国国债，还有小部分日元债和欧元债。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共到今年8月1日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是10,680亿美元，占其净外汇储备1万6千亿的三分之二；此外还有少量日元国债和欧元国债。 中国国内一直有缺乏金融常识的“妄议”，以为中共手持美国的1万亿国债，可以作为“武器”来要挟美国，假如大量抛售，便能逼美国于绝境。这种荒唐的想法十分可笑，因为美国的国债发行量目前是26万亿美元，中共只占其中的3.8%，就算全部抛售了，也无法冲击美国的国债市场。何况，外国的政府债券分短期、中长期多种，不到期不会兑付，而中共为了获得高一点的利息，所买美国国债基本上是中长期的，不能随时兑现，而短期国债只占3%。中共若要抛售持有的未到期美国国债，必须找到买家才行，而买家只有在中共压价求售的情况下才会接盘，于是吃亏的只能是中共。 由此可见，中共的1万6千亿净外汇储备扣除了已经购买的外国国债，只剩下5千多亿美元的现金了。 四、对外投资吸干现金外汇储备 就是这5千多亿美元的现金外汇储备，其实也多半不在中共手里，因为它们基本上被花出去、拿不回来了。过去多年来中共大量在海外投资，目前总额已经达到2.2万亿美元。用5千多亿现金外汇储备，如何能实现2.2万亿的对外投资？其中的奥秘在于，这2.2万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当中，大部分是用人民币投资，但统计上折算成了美元。 中共不公布对外投资中人民币投资的比重，但可以发现一些参考线索。据中国商务部的《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9》披露，到2018年底，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总投资达986亿美元，在非洲的投资累计达461亿美元，对香港的投资为11,003亿美元，这三部分合计占对外投资的43%。由于这些投资的绝大部分是人民币投资，中共对其它国家的投资当中，也有一部分是人民币投资，所以中共的海外投资中真正动用外汇的部分并不那么高。虽然如此，中共的巨量对外投资中需要外汇的部分仍然足以吸干现金外汇储备。 当中共的现金外汇储备即将见底时，中共能把对外投资撤回来，变现成外汇吗？到2018年底，中共的对外投资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等领域，这些行业的投资占总量的7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个领域的对外投资主要是设备租赁，因为这些设备不容易找到买主，只能租赁，当然设备也就很难出售变现；过去10年中共在国外也投资了大量矿山和资源类项目，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对矿产的消耗比中国还大，因此也不容易找到接手这些矿山的买主；中国公司还在许多国家购买了批发和零售企业，由于疫情的关系，这些行业倒闭风连连，谁会想这个时候接手买下来？投资国外的其它服务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王健林在美国购买的电影院连锁企业目前就因为疫情而濒临破产。 中共在外汇储备尚且宽裕时开放对外投资，而当对外投资达到顶峰、几乎吸干了现金外汇储备时，恰恰遇到中美关系恶化，外汇储备的美国来源将迅速收缩。本来，对外投资是长期项目，投资长周期（30年以上）之后才能用盈利收回投资。一旦外汇储备吃紧，临时想变卖以前投资购买的商店、矿山、仓库，并没那么容易。指望变现对外投资项目来缓解外汇储备的短缺，实属远水不解近渴。 五、3万亿外汇储备不过是虚好看 中共的外汇储备帐面上有3万多亿美元，但是，它的现金外汇储备却快要见底了。这不但令人难以理解，也实在让人不敢相信。但上面的分析说明，正是因为中共高层对国内经济形势和中共掌控国际局势的能力过度乐观，想操控世界的野心过于膨胀，多年来大规模挥霍外汇去国外投资，结果对外投资吸干了国家的现金外汇储备。 为了维持进口所需要的外汇支出，中共只能抛售美国的国债。据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9月20日报导，2020年前7个月中共一共抛售了1,07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按照专家估计，未来还将抛售超过2千亿美元的美债，持有美债的规模将逐步缩减至8千亿美元的水平。上文提到，中共持有的美国国债中只有3%是短期国债，剩下的都是中长期国债，而已经抛售以及今后准备抛售的数量达到中共持有美国国债总数的30%；这说明中共为了外汇用度的急需，已经开始抛售以前持有的中短期美国国债了。随著中共持有的中短期美国国债被抛售变现，今后中共将只能抛售持有的长期美国国债，那将出现打折变现、充填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形。 外汇储备最低层次的安全性一般要求覆盖短期外债偿付和3个月进口所需，对中共来说，这样的需要至少达到2千亿美元的数量；而中共已经通过抛售1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变现了外汇现金，今后准备再抛售2千亿美国国债，这正是满足短期外债偿付和3个月进口所需之数。与此同时，中共最近还不断增加中国国债的对外发行，用这种方式借外汇来应急。这属于寅吃卯粮，要不了多久，就会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陷阱中。 那么，中共的贸易顺差能带来多少外汇流量呢？今年前3季度其对美出口为3,27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自美进口961亿美元，增长2.8%，对美贸易顺差是2,309亿美元。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川普连任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拜登家族的电脑门事件进一步压缩了民主党得票的空间。川普明年很可能对中共提高进口关税，这将进一步减少中共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令中共的外汇储备更加吃紧。 今年从4月到9月这6个月里，中共通过对外发行国债，借来400多亿美元；又在1月到7月期间抛售了上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些钱都用于必需的外汇支出。即便这样筹措了将近1千5百亿美元的外汇现金，仍然无法维持外汇储备总额的稳定。今年9月底中共的外汇储备总额从上个月的31,646亿美元下降到31,426亿美元，一个月减少了220亿。中共不但是帐面上的3万亿外汇储备徒有虚好看，而且其外汇支出捉襟见肘的窘困局面已近在眼前。 （全文转自大纪元）
就在美国总统川普染疫住院的同时，美国政府发布通告：严禁共产党员和其他专制极权政党成员移民美国。包括，不得让他们成为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 消息传出，有人欢喜有人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声称：“如果属实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可悲的。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它还剩下甚么？它想给世界留下甚么样的印象？我们希望美国不要再做这种有违、不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无助于维护它自身大国形象、信誉和地位的事情。” 华春莹的不满，集中反映在“可悲”二字。谁可悲？如果是美国可悲，岂不正中中共下怀，中共应该弹冠相庆才是，又何必出此怨言？如果是中共或其共产党员可悲，试问，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何在？为何非要移民美国不可？况且，中共在国内宣传和学校教育中，都是反美反西方，为何自己又向往美国、向往西方？如此精神错位、人格分裂，固然是中共本性，但拿到外交场合公然展示，似乎毫无自知之明，更无廉耻之心。 华春莹的不满让人不解。按理，禁令应该出自中共当局，而不是出自美国政府。自诩“热爱祖国”、“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断然下令：凡我中共党员，不得移民美国，不得移民任何外国；如有违反，即当叛徒处置。况且，中共视美国为敌国，称之为“亡我之心不死”，中共党员移民美国，就是叛国投敌，实为中共法律下的重罪。 另类中共发言人，《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则宣称：“中国有许多优秀人才是共产党员。美国的决定有助于让更多人才留在中国国内，因为它粉碎了他们的幻想，这不是坏事。更重要的是，如今非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民众，对移民美国的兴趣也大大降低了。” 与华春莹的“可悲”论不同，胡锡进认为是好事，但口气中却流露出阿Q精神之嫌：你不让我移民贵国，我就找一些不移民贵国的好处，来一个精神胜利法。且不说胡锡进企图绑架非党员的中国民众，为他们“代言”何其虚假。其实，胡锡进的这段话，无形间泄露三个秘密：中共党员都有移民美国的幻想，如今被美国政府所粉碎；中共里的优秀人才都想移民，如今却只能屈居国内；中共党员并不留恋中国，而向往美国，从此却只能望洋兴叹。 华、胡二人的言论从不同角度证明，美国政府的决定打到了中共痛处。秘密在于，真正想移民美国、有能力移民美国并已经大量移民美国的，并非中国普罗大众，最多的恰恰就是中共党员、官员、红色权贵、达官贵人。中国的中下阶层，至少，由中共总理李克强所透露的那六亿人—月收入在千元人民币以下，尽管也向往美国、向往西方，却连最起码的出国条件都不具备。比如，即便留学或旅游，连个经济担保都拿不出来，又如何办得起昂贵的移民？ 中共的不满和怨言似乎不合逻辑，似乎令人不解，但却泄露中共党员、官员的本真：不愿意做中国人，来生不做中国人。中共把“爱国”、“祖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名词和口号喊得震天响，他们要的是中国老百姓做中国人，要西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做中国人，甚至，要香港人做中国人，更甚至，要强求台湾人做中国人。 然而，中共本身这九千万党员，他们自己，却绝对不愿做中国人。在他们内心深处，一百个地不情愿做中国人，只要一有机会、一有缝隙，就拔脚开溜。尤其那些醉心极权和腐败的中共高官，灵魂深处，都是见风使舵、见机行事的溜字号人物。
十月十日，中华民国双十节，印度主流媒体《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和《政治家日报》（The Statesman）等与台湾驻印度代表处合作，刊登庆祝双十节广告。中国驻印度大使向媒体发函警告“此举严重违反了中国的‘一中原则’，向印度人民传达错误的讯息。” 但中国大使的警告看来不但没有成效，反而引起民意反弹。双十节前一天，执政印度人民党（BJP）的德里党部发言人巴加（Tajinder Pal Singh Bagga）带人前往使馆区，把一百面印有中华民国国旗和“台湾，国庆日快乐”标语的海报，贴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前道路的路灯上，公开“打脸”中国大使。在印度推特上，“台湾国庆”（#TaiwanNationalDay）标签冲上话题榜前三名。 印度人“力挺台湾”，不一定真的如此喜爱台湾，更主要是把对中国的厌恶通过“力挺台湾”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人民层面如是，在国家层面更如是。近期，印度和印太国家的关系急速升温，这和印度对中国的敌视形成鲜明对比。10月6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远赴日本，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本外相茂木敏聪、澳洲外长佩恩（Marise Payne）等一道出席“四方安全论坛”（Quad），主题就是如何合作在印太区域遏制“中国的扩张”。 12日，印度接待了美国副国务卿比根（Stephen Biegun），主题仍然推动美印合作对抗中国。四方安全框架以后是否会成为“印太版北约”，令人关注。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抛弃了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韬光养晦”和“睦邻”政策，在钓鱼台、南海等方向挤压原先的友好邻邦；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和扩张军力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又通过“锐实力”渗透西方国家，直接威胁其国家安全。最早在武汉爆发的COVID-19扩散全世界后，中国外交进一步“战狼化”，更令全球主要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中国的恶感全面上升。可以说，在短短八年闲，中国把原先大批友好国家都得罪了一遍。 在这一系列外交灾难中，把印度推到中国的对立面，才是中国最大的外交失误，最大的“外交臭棋”。要论证这点，可以从两方面入手。第一，中印交恶根本没必要。第二，中印交恶后果很严重。本篇先论证“没必要”。 中国国际环境的恶化，美中交恶固然最吸引眼球，后果最严重。但美国本来就在中国的“雷达”上，印度却不必然成为中国的敌人。 美国长期是中共的假想敌。在中国，“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是中共通过教育和舆论而从小灌输给孩童的意识形态，中共也习惯把中国发生的几乎一切“坏事”都说成“美国在背后挑动的颜色革命”。中共当然也会说“中美是夫妻”之类的肉麻话，每逢美国领导人来访时也会大肆宣传“中美友谊”，但在中国这个民众都习惯“表里不一”的国家，什么是场面话，什么是真心话，大家都心知肚明。 美国书籍《百年马拉松》认为，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等目标，核心就是挑战美国霸权。因此在战略上，美国“注定”是中共的敌人，中国和美国发生冲突是迟早的事。川普上台后，冲突提前发生了，对中共不是好事，但并非没有心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和美国迎头相撞固然是坏事，但不能说是“外交失误”，因为这种对抗本来就是中共预期会发生的。 相反，印度并不必然要成为中国的对手。 无疑，在历史上，中印发生过冲突，1962年还发生过战争，至今还有领土争议。但这些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在1962年战争中，中国虽然在战场上赢了，但打赢后又退回原先的实控线，印度并没有失土。 中国经常在国内宣传，这场战争被印度视为“奇耻大辱”。在一些中国民族主义分子口中，印度不死心，要厉兵秣马向中国报仇。但笔者和一些印度知识分子交流过，发现中国的这种宣传至少是不准确的。笔者交流的对象很多并非国际关系的研究者，而是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也并非特别热衷政治。惟其如此，更能了解在印度整体精英阶层如何看待这场战争。令笔者意外的是，综合他们的说法，印度人无疑很重视这场战争，但在他们看来（和在印度的宣传中），印度才是胜利的一方，因为“中国侵略者被印度人民赶跑了”。 那么中国为何会认为印度人感到“奇耻大辱”论，根据笔者猜想，或许是中国人对照自己的“抗日战争”产生的想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虽然是“胜利的一方”，但没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在“胜利”那一刻，半个中国还被日本占领。这种“战胜”的方式就被不少中国人视为“奇耻大辱”。至今，不少中国“爱国愤青”还愤愤不平，扬言要搞“东京核爆”、“东京十日”，“活捉苍井空”。这些口号虽然不能当真，但无疑都是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的投射。中国人把自己的心理经验，套用在印度人身上，难免得出不符合事实的结论。 中印之间的领土争议涉及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国与所有邻国的领土争议中除了苏联（俄罗斯）之外最大的。然而，这种领土争议的重要性被人为夸大了，特别是被中国人夸大了。 首先，这些领土的归属本来就非常模糊，至少不是“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霸占中国”的，而是原先在历史上就没有分界线。 其次，这些领土绝大部分是边陲的不毛之地。拉达克东部（中国称阿克赛钦）是荒芜的高原，连牧民也很少去；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藏南）也人烟稀少，最著名的城市（也是阿鲁纳恰尔邦首府）达旺，也不过几千人。中印都是人口十四五亿的大国，这点人口简直不值一提。 再次，有争议的领土中，双方其实都各占一部分：阿鲁纳恰尔邦被印度占领，拉达克东部被中国占领。可以说，双方都没有明显吃亏。 最后，目前的实控状态其实对中国更有利。因为无论在拉达克还是阿鲁纳恰尔的边境，中国都是居高临下的一方，稳占地理优势。在中国、印度和不丹交界的有争议的洞朗地区，中国更直接威胁印度的“鸭颈”地带，挥军南下可以一下子把印度的东方地区切断。 其实，中印划界问题只要不是被中共自己煽动的“一点不能少”的偏激情绪绑架，其实多一点少一点，根本关系不大。如果双方抱著“互谅互让”的精神，按照现状划分国界，相信并非不可接受。事实上，在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中国和邻国的陆地边界争议也多半按这种方式界定的。以前可没有什么“一点不能少”的说法。 即便领土问题无法解决，双方实施管控也不是难事。事实上，中印在1962年战争后，经历过1967年的小规模的锡金冲突（Nathu La and Cho La clashes），此后从1968到2013年的四十多年闲，只发生过1987年的桑多洛河对峙（Sumdorong Chu standoff），长期保持边境和平。这说明，双方的领土冲突是完全可控的。现在这一轮冲突，从2014年的边境对峙开始，到2017年的洞朗危机，再到今年的中印冲突，宏观上看，都是中国近年来与邻国系列领土冲突事件的一部分。谁是谁非，谁是挑起者，当然各有说法，但除非你笃信中国外交部那种“全是X方的责任”的逻辑，否则很难相信所有邻国都主动抱团挑衅中国。 中国和印度原本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 无疑，印度本身也是“大国主义”的典型，是南亚一霸。但印度的野心局限在南亚，或最多在印度洋。它没有野心把势力伸到东亚，没有野心挑战中国在东亚的利益，更没有野心成为世界霸权。 无疑，印度对中国“吞并”西藏一直有异议，也收留了海外藏人建立流亡政府。但在2003年，以中国承认“锡金属于印度”交换印度承认“西藏属于中国”后，双方已解决了这个问题。至于海外藏人流亡政府的政治能量根本不足以威胁中国，印度让其继续运作，不过基于延续下来的道义。 但是，中国在印度最敏感的印巴关系上，一面倒地支持巴基斯坦。中国把巴基斯坦视为“巴铁”，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近年每一次印巴冲突中都明确站在巴基斯坦的一方，严重挑战了印度的地缘安全利益。中国更把势力深入尼泊尔，挑动了印度作为南亚霸主的敏感神经。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在印度周边打造了一系列由中国控制的港口。这包括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的汉巴托塔港、和缅甸的皎漂港。斯里兰卡的汉巴托塔港更被中国“租借”九十九年。孟加拉国的吉大港也有中国的身影。中国还在马尔代夫大规模投资基建。中国还计划在泰国开凿“东方巴拿马运河”，出口直接对准印度的安达曼群岛。它们在地理上形成包围印度、封锁印度的“珍珠链”。中国的“珍珠链战略”被视为对印度在印度洋的势力范围的巨大挑衅。 客观而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假想敌是美国而不是印度，“珍珠链”或更应被视为防止中国和美国全面对抗时，美国切断中国商路，尤其是石油运输线的策略。但自己的假想敌是谁是一回事，如何被印度“感受”又是另一回事。当中国把势力扩张到南亚和印度洋，但又说“不针对印度”，这样印度又如何能相信呢？印度加入印太战略，正是对“中国威胁”的回应。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鼓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这一点上，和习近平、川普、普京等“强人”相得益彰。但即便如此，莫迪也不必然是中国的敌人。 事实上，莫迪上台之初，和中国关系相当不错。在莫迪的鼓励下，大批中国企业进军印度，“中国制造”处处可见。印度和中国一道深化打造“金砖国家”，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还研讨要取代美元霸权的交易系统。印度又加入中国牵头的“亚投行”。 在印太战略的四方关系中，印度原是最不可靠的一方。在加入四方关系的同时，印度甚至加入了中国主导的安全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一脚踩两船的心态昭然天下。即便在中日洞郎危机后，莫迪在2018年还接受习近平的邀请到武汉进行“非正式会晤”，2019年还回请习近平到金奈第二次“非正式会晤”，这种“领导人私交”被中国认为是加强双方关系的最好工具。 在2020年之前，中印关系的稳定，令中国对抗美国无后顾之忧。但2020年的变故，中印交恶，令中国的国际形势一下子变差。下文将进一步从“后果”讨论，为何这是中国最大的外交失误。（待续） （※作者为自由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