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選代表一年工作報告——屬於人民、人民參與、為民服務
2026 年 8 月 13 日
美國總統大選剩下十幾天時間，曝出拜登兒子的醜聞，美國大部份傳媒都站在民主黨一邊，至今維護亨特拜登，不出一聲。這些傳媒都曾經是世界聞名的機構，如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CNN等，具有歷史悠久的強大公信力，但是在這次總統大選中，因為選邊站，已經顧不上自己的公信力，只求表態造勢。 傳媒的公信力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這些傳媒都有幾十年甚至百多年的光輝歷史，經歷過無數時代風雨，屹立不倒，有百萬受眾長期捧場，這種市場地位來之不易，按理任何一個傳媒都應該好好珍惜。 在美國這種民主社會，不同傳媒有不同的政治取態，這是很正常的，不過在處理新聞的手法上，都要遵循傳統的價值觀和基本規則，靠這種價值觀與規則，來維持自己的公信力，維持自己的讀者群。 每次總統大選，傳媒都會選邊站，報道新聞和作政治時事評論時，雖有一定傾向性，但至少要尊重事實，儘可能保持公正公平的態度。但這一次，很多傳媒都放棄了傳統的作風，不惜違背傳媒的職業操守，這是美國政治生態的最大變化。 為什麼傳媒竟會走到這一步？這是因為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政治鬥爭白熱化了，美國選民的思想分歧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激烈。厭惡川普的，恨不得他死，熱愛川普的，又恨不得他做永不下台。選民大分化，傳媒要取悅選民，不能再採取溫吞水的貎似公正的態度，一定要走極端，否則，兩頭不討好，便會造成永久的傷害。 一家傳媒若得罪了共和黨，失去共和黨擁躉的支時，又對民主黨的支持不夠儘力，標榜不偏不倚的立場，這一來又得罪了民主黨的擁躉，那這家傳媒就兩頭不是人，就使自己陷於更險惡的處境，最終垮台了事。 因此，不管事情去到多極端，不管多違背自己的初衷，支持民主黨的傳媒，都只好死抱著民主黨，與民主黨共存亡了。唯有如此，他們才可以保住民主黨擁躉的這一份市場。 這一次，大多數重要傳媒都被民主黨收編，甚至主要網路社交媒體也站在川普的對立面，搞得連川普的推特都會被禁，這當然是很惡劣的形勢，幸好還有少數傳媒站在川普一邊。而美國政治之所以沒有淪落，最要緊的還在於他們基本的民主體制。 美國人以全民投票選自己的政府和議員，總統和參眾兩院很少有機會全部控制在一個黨手上，眾議院撐民主黨，還有參議院做共和黨的後盾，眾議院包庇拜登，還有參議院主持正義。參議院有權傳召社交媒體的負責人，要求他們解釋包庇醜聞的依據，參議院也有權傳召證人，公開證供，要求安全部門介入調查，因此，任何一個美國政客，都不可能一手遮天。 最要緊的還在於，不管是誰，只要是選民選出來的，你做了不名譽不合法的事，下一次就別想再當選。美國政客怕法律，也怕選民，傳媒怕政府追責，也怕讀者捨棄。 經過這一次，證明美國傳媒生態也到了一個危險的臨界點，總統大選之後，不管誰當選，迫於民間壓力，大概也要檢討一下傳統上對傳媒的有關規限，否則事情再發展下去，將直接影響美國的民主制度，影響美國人享有的自由。 美國的事雖然看起來很亂，每日爭吵不停，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說到底，都是要聽美國人的，不是聽政客的，不是聽政府的，更不是聽總統的。 反觀香港，傳媒大部份都已被中共收拾停當，唯一只剩下蘋果，靠香港人自己保住，有蘋果在，真相就藏不住，再加上網路媒體，香港政府就不能肆意作惡，香港就不會成為孤島。 只要人民話事，事情就壞不到哪裡去，事情壞到一定程度，人民坐不住，人民就會出來解決。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板藍根在中國有國民神葯之稱， 近日它因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的一番言論再次受到追捧，相關生產廠家和股票也跟著雞犬升天，一發不可收拾。 據中國《南方日報》報道，10月13日，「粵澳呼吸道病原體新葯聯合研究中心」第四次理事會白雲山板藍根澳門轉化研討會暨合作簽約儀式在廣州舉行。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透露，研究團隊開展了一系列體外研究發現，白雲山復方板藍根顆粒對新冠病毒有效。 該報道同時附上了鍾南山在現場的演講視頻片段,他說：「這一次的檢測，復方板藍根對新冠病毒有效，這些我們說一句話都是有根據的，不會亂講，有效就是有效，沒效就是沒效。」 鍾南山的這番言論讓原本平淡無奇的板藍根瞬間坐上了雲霄飛車，包括白雲山在內的一些品牌的板藍根沖劑短時間被賣到脫銷。不少網店的板藍根相關產品銷售火爆，幾乎都顯示「補貨中」。其中，白雲山的板藍根顆粒月銷5.8萬件，目前已售完。 除了板藍根沖劑遭瘋搶，資本市場也掀起漲停潮，白雲山A股漲停、港股上漲超過12%，合計拉升超過100億市值，其餘葯企沾上板藍根的紛紛漲停。 有「人平不言」網友調侃道：「 帶貨無雙真國士，連花清瘟板藍根。 為國為民股價飆，健康全靠安慕希。」 網友「胖成一片海0」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 「利益集團的發言人罷了，之前說連花清瘟有效，後來又否認，現在又來個板藍根,消費大眾。」 關於板藍根對新冠病毒是否有效的問題,早在今年1月，《人民日報》在其官微曾做過闢謠，明確指出板藍根對新冠病毒無效，當時還有藥店因為涉嫌虛假宣傳板藍根對新冠病毒有效受到查處。 有網友還特別整理了「國民神葯」走上神壇的歷史： 1988年，上海甲肝傳染病暴發期間，板藍根首次名聲大噪。為安慰群眾和保持社會穩定，神葯板藍根走上前台。 2003年5月下旬，非典期間，全國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科技攻關組公布”板藍根等八種中藥對治療非典有療效”。非典疫情，鑄就了板藍根”官方神葯”的地位。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從墨西哥、美國橫掃全球，板藍根再度獲得官方青睞。 2013年，禽流感爆發，板藍根再度成為安撫公眾的神葯。 2014年，埃博拉病毒肆虐幾內亞、賴比瑞亞、獅子山，”萬能神葯”板藍根終於走向世界。 2015年，報道稱，板藍根對手足口病也有效。 2015年，在白雲山的網站上，還有板藍根可以阻擊登革熱（蚊蟲傳播）的報道。 這次將板藍根送上神壇的「抗疫神將」鍾南山也差點晚節不保，有文章不客氣地說：「鍾院士說他的團隊通過一系列體外研究證實復方板藍根顆粒對新冠病毒有效，我認為這純屬浪費國家科研資源。」 文章還說：「抗擊新冠病毒又多了一個神器當然可喜可賀。不過，出於對國士無雙的珍惜，對鍾院士敢醫敢言的崇敬，我還是翻了下法律條文，小聲給老人家提個醒。《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第四十六條： 開展中醫藥文化宣傳和知識普及活動，應當遵守國家有關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對中醫藥作虛假、誇大宣傳，不得冒用中醫藥名義牟取不正當利益。」 鍾南山雖然貴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卻不乏市井氣息，經常幫各類商家站台代言，被外界戲稱為「帶貨一哥」。今年4月，他受淘寶工作人員的邀請，走進直播間為貴州地區的水果帶貨。5月，鍾南山團隊宣稱蓮花清瘟膠囊對新冠病毒有抑制作用，一時間造成蓮花清瘟膠囊被搶購一空。 不少網友們感慨道：「李佳琪算什麼帶貨一哥，跟鍾南山院士比起來毛都不算。」 史學教授石國鵬也表示：「有人帶貨靠臉，有人帶貨靠不要臉。」
整個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2020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上，中國一國就有高達14億人與其密切相關，美國民眾做出的抉擇不僅會影響整個自由世界，而且也會讓中國人備受敏感。 中國民眾受到中共政府的嚴密的監控，而這個政府正力圖在全球範圍急劇擴大其影響力。這個賭注已經不能再高了，這個世界是走向更大的自由，還是更大的限制？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是世界政治變化鐘擺效應的兩極。儘管自由世界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但雄心萬丈可又天真的具有自由主義思想以羅斯福、杜魯門、馬歇爾等為代表的美國領導人，迅速將整個世界帶入了冷戰長達40年。 冷戰結束後，當時的美國領導人布希總統由於政治上目光短淺，缺乏預見世界格局新發展的能力，他未能審時度勢充分利用有利於西方陣營的形勢，採取正確果斷的策略，進一步擴大和形成民主導向的單極強勢的世界格局。相反，從老布希開始，以後歷經柯林頓和小布希，他們採取了一種新的長期綏靖戰略，無視俄羅斯向專制主義回歸，放手中共政權，助其蓬勃發展，無視並且縱容中共對西方的分而治之。這個錯誤國際戰略的實施一直持續到奧巴馬行政當局的結束。 世界需要一個大國發揮主導作用。美國在二戰後確立的世界領導地位上經常錯位和缺乏擔當，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領導人卻因為國力不足而無法承擔起領導世界的責任，他們不具備能力勾畫、實施或發展他們的遠大目標。川普上台後，政治傾向開始向保守主義，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重塑了世界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川普總統的第一任期充滿了爭議，他所採取的獨特方式無疑震驚了世界。 但公平客觀地評估一下，他所做的事情對這個世界是非常有益的。例如，他迫使朝鮮暫停核武器試驗，他從伊朗核協議中退出，他有效地推動了中東的和平進程。這些成就都是舉足重輕的。在深刻理解且知曉美中關係來龍去脈的中國人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是，川普是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敢於挑戰中共政權的美國總統。 川普的下一個任期方能實現他的宏偉目標，讓美國再一次偉大，使強大實力和政治力量回歸美國，同時也把阻礙文明與進步的中共政權掃進歷史垃圾堆。他的目標，「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表達了這個含義，其附加效果就是中共的完結，從而最終建立一個安全有序、文明進步的世界。 相比之下，如果民主黨拜登獲勝，他會蕭規曹隨前任在對華問題上軟弱政策，中共會因此躲過一劫而得以續命。拜登會繼續大幅承讓中共的暗箱作業和無聲息的影響，無視中共對美國和世界構成的威脅，卻使嚴重的中共問題懸而不決。 在過去的七十年里，民主黨行政當局一直對中共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希望中國的政治變化從中共內部發生。這顯然不會自動發生。政治變化的動力很少是通過選擇而產生，當然更不是由一個迷信絕對權力的中共政權那裡產生。在多個國家接管港口、設置債務陷阱、拉攏西方政客、滲透西方學界和社會機構，以及戰略性收購土地和關鍵性設施，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其根本目的就是貪戀權力和保有政權。 因此，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不僅關係到美國，也關係到中國和世界。一個後中共時代的中國正在浮現，她極需美國和整個世界的扶持。在當前共和黨行政當局的領導下，美國正展示出重塑世界的決心，正在積極主動地謀求形成一個新的同盟以應對和解決中共對世界構成的威脅。後中共時代的中國將無可避免地經受社會動蕩和社會失序，為後共的中國和世界的安全和穩定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同盟應該承擔起國際責任和義務維持這個過渡和轉型期的社會秩序。 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區域中等國家，能夠而且應該在行使這一使命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澳大利亞領導人應該考慮到參與執行這一使命符合澳大利亞長遠國家利益，尤其有利於加強澳大利亞在亞太地區所呈現的負責任大國地位和形象。
中國政府在境內的內蒙古自治區推出「國家統編漢語教材」，引發數萬蒙古人的大規模示威及罷課。即使眼前儘是遭當局強硬拘捕的風險，人們仍執意走上街頭，高舉「保護蒙古語言」、「停止同化政策」等標語抵制新令，深怕自己的語言文化將因此瀕臨滅絕。 面對新政策引起的示威潮，內蒙官方仍堅定落實統編教材。為了安撫民眾，當局則公開宣示「五個不變」——其他學科和年級課程設置不變、使用教材不變、授課語言文字不變、蒙古和朝鮮語文課時不變，以及現有雙語教育體系不變。不過，這番論述仍未能平息群眾的怒火。 內蒙古黨委書記石泰峰也在10月初的黨委常委會中指示，要深刻反思推行使用國家統編教材出現的問題，深入查找深層的原因，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改進工作。 對於總是高聲領唱單一主旋律、視異議和非主流文化為異教邪說的中國政權，境內的少數民族與各地方言自然難登大雅之堂。然而，在部分特殊的場合，當目的為標舉商業利益或攸關政權穩固，這些平時被忽略乃至打壓的聲音又會被大肆消費一番。 從平時大大小小的綜藝、戲劇節目，到一年一度的央視春晚，類似的情況屢見不鮮。選秀、競賽類節目，不論找來多少台、港、澳和少數民族人士參與以豐富大國的內涵想像，最終也都難逃陪榜的命運；春晚則更是無論背景，一律得在「中華民族」的大旗下共作「中國夢」。 網路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在2019年播出後取得巨大的迴響，近期播映中的第2季也延續了這場樂團競技大秀的討論熱度。其中一支來自廣東海豐的樂隊——「五條人」，他們的遭遇即說明了在國家宣傳與資本運作下，文化的價值是如何被利用而非尊重。 「五條人」在2009年正式出道並推出第一張專輯《縣城記》，幾乎每一首都以母語（海豐話）創作、演唱，仍不妨礙他們在中國民謠界橫空出世。以廣東音樂在中國樂壇的邊緣地位而言，能夠透過方言打破地域局限實屬不易。 由於樂曲的實驗性強烈，「五條人」多次遭到淘汰，但又因為自身魅力一再被觀眾透過投票「撈」回競技舞台。當「五條人」第三次被淘汰但又保留復活的可能，說明這個劇本對於撐住節目熱度仍然有效。 在今年初的央視春晚舞台上，北上發展後建立名號的香港藝人陳偉霆，刻意用難以辨認的母語演唱由出身中國東北的歌手寶石Gem創作的《野狼Disco》「新春愛國版」。然而歌曲對應的是內化在90年代東北文化中的粵語元素，唱的是東北人的懷舊，與香港文化已無直接關聯。 這樣的創作毫無疑問是東北對粵語的一種「文化挪用」，在以北方為中心的政治語言文化場域中，南方和粵語文化長期處於相對劣勢，甚至鑄成「殖民」的爭議。而大國的高超手腕便體現於在這樣的張力下，讓一個以粵語為原生語言的藝人參與表演，好似南人上朝供奉。 對任何非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而言，如何尊重相異群體並維持和諧皆非易事。然而當獨尊北方中原文化的中國政府，只著眼於消除「不同」卻不願花心力打造一個容得下不同聲音、不同生活選擇的社會時，原本就已不淺的裂縫只剩加速崩裂一途。 （※作者為新聞工作者，全文轉自上報）
從8月份開始，美國人都在傳說大選前將有「十月驚奇」，但誰都沒想到這「十月驚奇」竟然是由一台被主人亨特·拜登丟在維修店的電腦開啟，連同動輒封殺川普總統及保守派言論、全力支持拜登與民主黨的臉書與推特主角。據從維修店主人那裡合法拿到電腦硬碟資料的前紐約市檢察長、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大律師10月14日在Fox的節目中說，他還有十來桿這種冒煙的槍，今後會每天拿一桿出來。更沒想到的是，除了亨特的電腦泄露主人機密之外，亨特的前商業合作夥伴也加入「拜登電腦門」。 一台電腦泄露了主人的機密 10月14日，《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發表了一篇《 冒煙的郵件揭示了亨特-拜登是如何將烏克蘭商人介紹給副總統爸爸》，觀其內容，故事的框架早就為外界熟知，只是增加了一些細節，豐富了整個故事。 對於電腦來源的猜想有很多，但真相很快顯現：涉及這次事件的電腦維修店東主以撒（John Paul Mac Isaac），向幾家媒體詳細敘述了自己交出電腦的經過。他表示，一名相信是亨特的男子，去年4月到店中留下三台手提電腦，當中只有一台仍能修復。以撒承認自己患有疾病影響視力，未能百分之百肯定客人就是亨特，但電腦貼有博·拜登基金會（Beau Biden Foundation）的標籤，博·拜登是亨特的已故哥哥，以他命名的基金會從事保護兒童的工作。 以撒稱，自己維修電腦期間發現了令人不安的材料，但客戶沒在90天內取回電腦，他又無法聯繫對方。以撒說自己「很擔心，擔心有人最終可能會來尋找這些東西，所以我不想這台電腦繼續留在店中」。左媒通過社交網站發現，以撒是總統川普的支持者，想以此製造陰謀論。以撒表示，他在去年6、7月曾經搜索過相關電郵，9月間為此聯絡一位中間人，由對方接觸FBI，而FBI鑒定電腦的複製檔案數星期後，再以傳票沒收了電腦。後來因FBI再沒消息，以撒為此聯繫了幾位國會議員，但都未獲回應。後來中間人再聯繫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以撒向他提交了電腦的複製硬碟。10月15日，史蒂文·克勞德（Steven Crowder）在播客中透露：據朱利安尼說，在《紐約郵報》發表文章之前一天，亨特·拜登的律師George R.通過電話和電郵聯繫了德拉瓦州電腦維修店老闆以撒。問他是否可以拿回硬碟，這一聯繫留下了亨特是電腦主人的鐵證： 亨特·拜登律師向修理店主以撒索要電腦硬碟的律師函。（網路截圖） 10月19日，朱利安尼透露三個資訊： 1、送硬碟去修理店的人喝醉了，所以他會不記得這件事； 2、修理店把原始硬碟交給了FBI。他表示很擔心自己的安全，FBI探員對他說：只要你閉嘴，就什麼都不會發生。」 3、修理店複製了四份拷貝，其中兩個複製的硬碟放在朋友那裡，以防他意外死亡。 電腦檔引發的兩個政治後果 其實，電腦檔透露的內容，對關注此事的人來說，故事框架早就完整，只是提供了一些有血有肉的豐富細節。但《紐約郵報》帶頭曝光的拜登電腦門事件，產生了兩個相當重要的副產品，引發的政治後果尚難估計： 一、聯邦調查局收到以撒的資料後，未作任何反應——對於FBI拿到資料一事，以撒有FBI拿走電腦的收據與法院傳票為證。也因此，外界的合理疑問就是：為什麼FBI對此未採取任何行動？《紐約郵報》10月14日那篇Smoking-Gun Email文章說得明白，FBI將這台筆記型電腦和硬碟轉交給德拉瓦州美國檢察官辦公室。當記者詢問時，該辦公室發言人說：「我的辦公室既不能確認也不能否認調查的存在。」 重播一下2019年美國華府政界關於拜登家族與烏克蘭交易事件的處理：因川普總統籲請烏克蘭與中國協助調查拜登父子。民主黨人認為，這是川普試圖通過外國政府的幫助贏得2020大選，因此逼川普交出所有涉及烏克蘭的檔，在致副總統彭斯的信中，民主黨議員們要求他提供涉烏檔、談話記錄、電郵及與其它政府部門之間的所有通信記錄。還以川普濫用權力為由啟動彈劾——現在看來，當時南茜·波洛西等人就知道拜登家族的腐敗事真，彈劾是明顯的政治陷害。 綜合Fox/《紐約郵報》/NBC的報導，均指FBI早在去年12月就獲得這台電腦，當時恰逢總統川普面對彈劾。參議院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確認正在與修理工合作，以核實硬碟驅動器中的檔 ；另有13名共和黨眾議員發表了一封連署信給FBI，認為FBI掌握了亨特的電郵，可以作為川普的辯護證據，因此局方需要交代，當時是否已經拿到電腦，以及曾否在12月之後彙報司法部或白宮。 還有一個細節讓此事變得更加詭異，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導，在《紐約郵報》投下的一張照片中，有一張為亨特·拜登的筆記型電腦的傳票。《星報》（The Star-Ledger）發現，威爾遜（Wilson）的論文頂部流露出簽名表明這個他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在新澤西州工作了近五年，全職從事兒童色情工作與關於綁架兒童的案件。據《商業內幕》查證，現有的證據顯示「簽署了亨特·拜登筆記型電腦傳票的約書亞·威爾遜。考慮到博·拜登基金會從事保護兒童的工作，這位威爾遜與基金會是否有過聯繫應該列入調查。 FBI拿到資料後不做任何處理，這事情終須有個交待。 二、推特、臉書立即就此新聞進行的資訊審查和封殺，反而成了拜登兒子故事迅速流播的助推器。這件事情本身成為美國當天除《紐約時報》、CNN、華盛頓郵報之外的各媒體爭相報導的熱點事件，Fox的塔克·卡爾遜憤怒譴責了Twitter、Facebook這種行為，稱「這是大規模審查制度，其規模是美國245年以來從未經歷過的，對我們所有人的（言論自由）構成威脅」。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將於10月23日傳喚推特CEO Jack Dorsey 作證。推特在總統大選中審查、禁發流通量在美國居第四的一家美國主流報紙關於一位總統候選人的報導，這在美國兩百多年歷史上從未發生過。推特悍然越過了自由與專制 之間一條明確的界限，是每個美國人應該感到震驚的。除此之外，還引起極大的政治反應，幾十位國會議員已經開展討論修法，將修改對科技巨頭形成控制言論優勢的230條款，這必須另寫一篇文章，此處只交待一個由頭。 從槍口冒出的煙繚繞美國上空 拜登家族的故事，我讀過多種報導，於我而言，這些細節坐實了亨特與烏克蘭及中國的關係。以下只列舉幾點： 一、坐實了喬·拜登參與了這種利益交易。 喬·拜登在多種場合都堅決否認自己是亨特與烏克蘭公司的腐敗交易的知情者。但是，兩個郵件表明他不僅知情，還要求分成。 1、此次泄露的電郵中有亨特·拜登應烏克蘭公司的要求，安排其與父親會面。在2015年4月17日，即亨特以據稱高達5萬美元的月薪加入布里斯班董事會一年左右後，布里斯班董事會顧問Vadym Pozharskyi給亨特·拜登發去一封感謝信，信中提到了這次從未曝光的會面，原文是「親愛的亨特，感謝你邀請我去華盛頓，給了我一個機會去見你父親，並一起度過了一些時間」。（《紐約郵報》2020年10月14日） 2、朱利安尼在10月15日接受OANN（One America News Network ）After Hours節目主持人 Alex Salvi @alexsalvinews 採訪時，朱利安尼說，我有一封郵報還未刊登的郵件，是亨特寫給他女兒的：「我希望你能做我曾經做過的事，為家庭支付30年Pay, 但不會象爸爸要求我做的，從你所得的當中分一半給他」——這是喬·拜登向兒子索取使用政治資源費。他說自己不知情，這封郵件賣了他。 二、坐實了喬·拜登家族與中國的關係，證明「北京拜登」名副其實。 朱利安尼出示的電子郵件顯示：拜登兒子從中國能源公司那裡每年收取1000萬美元單個項目介紹費。 朱利安尼說的那十來桿smoking-gun正在逐日打響，他在OANN的採訪中說了《紐約郵報》曝光的只是整個內容的5%，還有兩個更大的與中國有關的黑故事將要披露，沒想到有人搶了先機，10月16日，拜登兒子與中國公司的關係郵件被披露，這些郵件由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商業夥伴貝文·庫尼（Bevan Cooney）向秘密帝國的作者史威哲《秘密帝國》的作者史韋澤（Schweizer），這些消息提供了更具爆炸性且從未公開。 庫尼目前因參與2016年債券欺詐投資計畫而入獄服刑，2019年主動與史威澤聯繫。Fox獲得一封2017年5月13日的電子郵件，顯示亨特與一家中國能源公司進行商業交易時針對六個人的「薪酬方案」的討論。該電子郵件似乎將Hunter Biden標識為「主席/副主席，Big Guy （大人物）是指前副總統。這些郵件是關於亨特與中國公司之間的利益輸送關係，涉及每年 15億美元的金額，以及喬·拜登提成10%的薪酬方案。 目前，拜登競選團隊、民主黨及左媒如《華盛頓郵報》除了繼續編造謊言，指拜登電腦門是俄羅斯與川普合謀的陰謀之外，只能眼睜睜看著大勢失去。左媒一向是編謊能手，但電腦門事件就算是陰謀，但小拜登將電腦送至修理店是陰謀實施的關鍵，必須解釋清楚：是什麼動力驅使亨特·拜登將自己的三台被水浸過的電腦送到這家電腦店維修，並且遺忘在那裡長達一年半之久？他是俄羅斯間諜還是仇恨自己的父親？當媒體曝光這台電腦之後，Twitter等正在編造電腦駭客故事之時，他又讓自己的律師出面索要電腦還留下索要信函，將自家父親陣營逼到連編謊的可能性都抹掉。這得需要什麼樣的仇父情結才能如此？事到如今，編造謊言的人得要多愚蠢，相信這些謊言的人得要多愚昧——我相信這類人在美國也就43%左右——28%的BLM與社會主義擁護者，以及占人口15%的民主黨利益集團的核心成員（公務員、教育系統、媒體從業者、NGO）。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台灣媒體今日新聞報導了一則發生於十天前的舊聞： 「兩名中國外交人員8日企圖闖入我駐斐濟代表處國慶酒會情搜，遭阻擋時竟動粗，導致我方人員輕微腦震蕩送醫。但斐濟警政發言人奈索羅（Ana Naisoro）今天說，警方只有收到中國大使館報案，中方稱遭台北辦事處人員毆打，目前正在調查中。」 根據外電報導，台灣外交部已向斐濟外貿部提出官方抗議，這是正常國家都應該要做的事。接下來的難題是，斐濟警方受理中國報案後，是否會對被台灣駐斐濟貿易辦事處的人員發動一般的刑事調查？這就牽涉到台灣駐斐濟人員有無外交豁免權 (diplomatic immunity) 的問題了。 只有外交豁免權才能使台灣駐斐濟貿易辦事處可以主張拒絕接受斐濟警方可能的刑事偵查行為（包括為單純釐清事實的訊問）， 一般商務領事主張的領事豁免權 (consular immunity) 都無此種完整的功能。我個人強烈懷疑台灣駐斐濟貿易辦事處的人員享有免稅待遇以外的領事豁免權，更遑論完整的外交豁免權，這或許是台灣外交部主動釋出斐濟希望淡化處理的原因。 至於台灣立法委員要求外交部一定要提告，這就是貽笑大方的反應。先不論中國肇事人員可能主張外交豁免權（這當然取決於涉案兩人是否列入中斐雙方所同意的外交豁免權涵蓋名單人員之列），台灣主張是主權國家居然要自己的外館人員因執行國家所賦予的任務所遭受的傷害置諸於斐濟的司法管轄權之下，真的是沒當國家很久了，公私不分。 台灣當然要對中國報復，這是追究後者國家責任的一環，但有個界線、不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因為這將傷害外交人員人身安全，而確保外交人員的人身安全是國際外交法中的紅線。這是為什麼談國際法體系因個別領域高度發展導致碎裂化 (fragmentation)，國際公法中有關國家責任一般原則 (general principles) 是否還有通則性地位的論辯時，diplomacy被認為是少數（即使不是唯一）的 self-closed regime，因為國際外交法的實踐一直有異於國際公法中有關國家責任的一般原則。 那台灣怎麼辦呢？外交部第一時間的官方抗議是正確的第一步，接下來就牽涉到有關國際法上有關 diplomatic relations 領域中有關國家責任 (state responsibility) 追究的獨特製裁製度 (santcions)。正式抗議之後，台灣應該進一步要求斐濟將涉案中國駐斐濟兩人列為不受歡迎名單，由斐濟政府要求派遣國（中國）將兩人調回，當然斐濟會不會答應又是一回事。 如果斐濟拒絕台灣的要求，台灣可以對於斐濟進一步主張國家責任的追究嗎？因為這個雙十酒會 (National Day reception) 據報導是在某個旅館舉行，而非台灣駐斐濟貿易辦事處，所以台灣無法對斐濟依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或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中有關駐在國（斐濟）對於派遣國（台灣）使館與領館的保護義務，主張相關的權利，先不論作此主張還將牽涉到一個國家（台灣）有沒有被相對國（Fiji）正式承認的問題。 那麼要問的是，堂堂所謂的「國慶日」酒會為何不在台灣駐斐濟貿易辦事處舉辦，而要在私人旅館進行？場地太小嗎？桌數擺少一點，該到的貴賓都到了就行了。說穿了，還是有沒有被承認的問題：如果真在辦事處舉行的話，不論是不是閉門酒會，斐濟政府部長級官員或各國駐斐濟正式外交人員（美國與少數國家想必會是例外）應該通通不會現身了，所以在斐濟官方的眼中，十月八日的事件，就成了中國外交人員在某一私人場合的糾紛了。接下來國際法之下，斐濟政府會怎麼做就很清楚了，這或許就是台灣外交部次長所說的「這件事情的複雜性在表面上可能沒辦法看出來」吧…… 以低調的方式淡化處理，說得雲淡風輕，背後卻是一個不被承認之國在沒有外交承認下的現實哀愁。 （※作者為英國華威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主授憲法與國際法，全文轉自上報）
中美關係惡化之後，中共雖然強調要自力更生，但它的經濟卻嚴重依賴石油、糧食和晶元等商品的進口。在對美出口前景未卜的情況下，中共能否有足夠的外匯繼續進口所需要的商品，取決於它的外匯儲備究竟能否支撐下去。而中共外匯儲備的真實狀況往往撲朔迷離，不易把握。10月11日國內的網上出現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我國外匯儲備還有多少可用？》，就外匯儲備不足發出了警訊。本文詳細分析中共外匯儲備的真相，認為中共的現金外匯儲備行將見底。 一、從家庭金融資產看國家外匯儲備 要理解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可以用個人的家庭金融資產來做個通俗的比喻。分析家庭金融資產的目的是了解家裡真正屬於自己的錢有多少，借來的錢要還，別人欠的錢如果要不回來就泡湯了，帳面上的錢扣除這兩部分之後，才是凈金融資產。每個家庭正常情況下每月都有收入和支出，如果經常性收大於支，家庭凈金融資產就會增加；如果支大於收，家庭凈金融資產就會減少。 國家的外匯儲備總數相當於家庭金融資產總額，但扣除借來的錢和別人欠你但還不上的錢，剩下的才是可以動用的外匯，這就是國家外匯平衡中的凈外匯儲備。如果外匯經常處於支大於收的狀況，就只能動用凈外匯儲備來填補開支窟窿。中共每年要進口石油、糧食、晶元以及其它製造業零部件來維持經濟的日常運轉，2019年的食品進口為420億美元，石油2,413億美元，晶元進口3,055億美元，僅此三項合計即達5,888億美元。除了進口需要外匯之外，還有民航、船舶、國際保險等非貿易支出，加上出國者（如旅遊者、留學生）所需外匯，這些開支每年還需要1千億美元以上。 中共的日常外匯收入主要是靠出口，貿易順差主要來自美國，本世紀前十年出口曾創下每年平均增長25%的記錄，外匯收入源源不斷；而今年1到9月的出口只增長2個百分點，與過去的外匯收支相比，幾乎就是收入不漲，開支照增。以前中共每年通過對美貿易凈賺3千到4千億美元，對所有其它國家的貿易大體上外匯收支打平，因此，保持外匯儲備穩定的關鍵是對美貿易順差。今後對美出口下降，這筆來自美國的外匯來源就靠不住了。少了這幾千億，每年進口所需外匯就只能吃外匯儲備的老本。一旦要靠動用凈外匯儲備來填補外匯開支窟窿，就必然造成中共看緊外匯儲備這個「荷包」，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到國內中小銀行換匯或提取外匯存款越來越困難的原因。 二、外匯儲備的虛實面目 表面上看，今年9月底中共坐擁31,426億美元巨額外匯儲備，似乎闊得不行，其實，這些外匯並不都是可以隨意使用的現金。這3萬多億外匯儲備實際上只是個虛數，因為中共同時也背負巨額外匯債務。中國的外債包括政府、銀行、企業向外國所借款項，按照外匯管理局的數據，2020年9月底外債餘額為20,325億美元，其中六成是1到2年的短期債務，到期就得償還；全部外債當中，硬通貨外債是13,498億美元，佔66%，必須用外匯還債。所以，真實的外匯儲備要扣除硬通貨外債，剩下的才是真正可以動用的外匯。過去十年中共的外債餘額不斷增加，而真實可用的凈外匯儲備則不斷減少，到今年9月底中共的凈外匯儲備只剩下1萬8千億美元。 這個帳面上的1萬8千億美元仍然是個虛數，因為中共還欠著對外企的隱性外匯債務。中共要求所有外企的投資全部強制兌換成人民幣，相當於把外企投資的外匯全部充填了自己的外匯儲備；一旦外企需要匯出利潤或者撤資，中共就不得不給他們外匯。目前外商投資已累積到7千億美元，由於中美冷戰大大增加了外企在華經營的風險，大批外企正在部分或全部撤資，所以會集中出現大額外企撤資用匯的需要。按照近期外企撤資三成的最低估計，至少會用去2千億美元，這個數字今後還會上升。從帳面上的1萬8千億美元中扣掉這2千億，中共的凈外匯儲備就只有1萬6千億了。 三、外匯儲備中現金不多 中共真實的可動用的外匯儲備中，大部分不是現金，因為外匯儲備不能用現金儲備的形式放在國內各家銀行的帳上或金庫里；否則，外幣一旦貶值，就立刻出現外匯儲備虧損。外匯儲備也不能分散存到外國銀行里吃利息，因為外國銀行對存款帳戶的存款保險數額有限，萬一銀行經營不善而破產，外匯儲備便消失了。外匯儲備更不能買很多外國股票或公司債券，因為股市每天波動，貶值或虧損的可能性非常大。 為避免外匯儲備貶值，每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都會購買可靠的外國國債。國債利息高於銀行存款利息，這樣便可以讓外匯儲備穩值或略有增值。所謂可靠的外國國債，指的是這些國家的國債信用可靠，其政府不會輕易破產，它們的國債也不會到期不還。中共雖然與美國為敵，雙方已進入冷戰狀態，但在金融方面卻不得不買大量的美國國債，因為只有美國的國債發行量大而且可靠，而日本或歐盟的國債發行量小，也不允許中共買多了。所以中共為外匯儲備購買的主要是美國國債，還有小部分日元債和歐元債。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最新數據，中共到今年8月1日所持有的美國國債是10,680億美元，占其凈外匯儲備1萬6千億的三分之二；此外還有少量日元國債和歐元國債。 中國國內一直有缺乏金融常識的「妄議」，以為中共手持美國的1萬億國債，可以作為「武器」來要挾美國，假如大量拋售，便能逼美國於絕境。這種荒唐的想法十分可笑，因為美國的國債發行量目前是26萬億美元，中共只佔其中的3.8%，就算全部拋售了，也無法衝擊美國的國債市場。何況，外國的政府債券分短期、中長期多種，不到期不會兌付，而中共為了獲得高一點的利息，所買美國國債基本上是中長期的，不能隨時兌現，而短期國債只佔3%。中共若要拋售持有的未到期美國國債，必須找到買家才行，而買家只有在中共壓價求售的情況下才會接盤，於是吃虧的只能是中共。 由此可見，中共的1萬6千億凈外匯儲備扣除了已經購買的外國國債，只剩下5千多億美元的現金了。 四、對外投資吸干現金外匯儲備 就是這5千多億美元的現金外匯儲備，其實也多半不在中共手裡，因為它們基本上被花出去、拿不回來了。過去多年來中共大量在海外投資，目前總額已經達到2.2萬億美元。用5千多億現金外匯儲備，如何能實現2.2萬億的對外投資？其中的奧秘在於，這2.2萬億美元的對外投資當中，大部分是用人民幣投資，但統計上折算成了美元。 中共不公布對外投資中人民幣投資的比重，但可以發現一些參考線索。據中國商務部的《中國對外投資發展報告，2019》披露，到2018年底，對「一帶一路」國家的總投資達986億美元，在非洲的投資累計達461億美元，對香港的投資為11,003億美元，這三部分合計占對外投資的43%。由於這些投資的絕大部分是人民幣投資，中共對其它國家的投資當中，也有一部分是人民幣投資，所以中共的海外投資中真正動用外匯的部分並不那麼高。雖然如此，中共的巨量對外投資中需要外匯的部分仍然足以吸干現金外匯儲備。 當中共的現金外匯儲備即將見底時，中共能把對外投資撤回來，變現成外匯嗎？到2018年底，中共的對外投資主要分布在租賃和商務服務、金融、批發和零售、信息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房地產、交通運輸、倉儲等領域，這些行業的投資佔總量的78%。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這個領域的對外投資主要是設備租賃，因為這些設備不容易找到買主，只能租賃，當然設備也就很難出售變現；過去10年中共在國外也投資了大量礦山和資源類項目，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對礦產的消耗比中國還大，因此也不容易找到接手這些礦山的買主；中國公司還在許多國家購買了批發和零售企業，由於疫情的關係，這些行業倒閉風連連，誰會想這個時候接手買下來？投資國外的其它服務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王健林在美國購買的電影院連鎖企業目前就因為疫情而瀕臨破產。 中共在外匯儲備尚且寬裕時開放對外投資，而當對外投資達到頂峰、幾乎吸幹了現金外匯儲備時，恰恰遇到中美關係惡化，外匯儲備的美國來源將迅速收縮。本來，對外投資是長期項目，投資長周期（30年以上）之後才能用盈利收回投資。一旦外匯儲備吃緊，臨時想變賣以前投資購買的商店、礦山、倉庫，並沒那麼容易。指望變現對外投資項目來緩解外匯儲備的短缺，實屬遠水不解近渴。 五、3萬億外匯儲備不過是虛好看 中共的外匯儲備帳面上有3萬多億美元，但是，它的現金外匯儲備卻快要見底了。這不但令人難以理解，也實在讓人不敢相信。但上面的分析說明，正是因為中共高層對國內經濟形勢和中共掌控國際局勢的能力過度樂觀，想操控世界的野心過於膨脹，多年來大規模揮霍外匯去國外投資，結果對外投資吸幹了國家的現金外匯儲備。 為了維持進口所需要的外匯支出，中共只能拋售美國的國債。據中共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網》9月20日報導，2020年前7個月中共一共拋售了1,07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按照專家估計，未來還將拋售超過2千億美元的美債，持有美債的規模將逐步縮減至8千億美元的水平。上文提到，中共持有的美國國債中只有3%是短期國債，剩下的都是中長期國債，而已經拋售以及今後準備拋售的數量達到中共持有美國國債總數的30%；這說明中共為了外匯用度的急需，已經開始拋售以前持有的中短期美國國債了。隨著中共持有的中短期美國國債被拋售變現，今後中共將只能拋售持有的長期美國國債，那將出現打折變現、充填外匯儲備短缺的情形。 外匯儲備最低層次的安全性一般要求覆蓋短期外債償付和3個月進口所需，對中共來說，這樣的需要至少達到2千億美元的數量；而中共已經通過拋售1千億美元的美國國債變現了外匯現金，今後準備再拋售2千億美國國債，這正是滿足短期外債償付和3個月進口所需之數。與此同時，中共最近還不斷增加中國國債的對外發行，用這種方式借外匯來應急。這屬於寅吃卯糧，要不了多久，就會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陷阱中。 那麼，中共的貿易順差能帶來多少外匯流量呢？今年前3季度其對美出口為3,27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8%，自美進口961億美元，增長2.8%，對美貿易順差是2,309億美元。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川普連任的可能性越來越高，拜登家族的電腦門事件進一步壓縮了民主黨得票的空間。川普明年很可能對中共提高進口關稅，這將進一步減少中共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令中共的外匯儲備更加吃緊。 今年從4月到9月這6個月里，中共通過對外發行國債，借來400多億美元；又在1月到7月期間拋售了上千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這些錢都用於必需的外匯支出。即便這樣籌措了將近1千5百億美元的外匯現金，仍然無法維持外匯儲備總額的穩定。今年9月底中共的外匯儲備總額從上個月的31,646億美元下降到31,426億美元，一個月減少了220億。中共不但是帳面上的3萬億外匯儲備徒有虛好看，而且其外匯支出捉襟見肘的窘困局面已近在眼前。 （全文轉自大紀元）
就在美國總統川普染疫住院的同時，美國政府發布通告：嚴禁共產黨員和其他專制極權政黨成員移民美國。包括，不得讓他們成為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綠卡持有者）。 消息傳出，有人歡喜有人愁。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聲稱：「如果屬實的話，我覺得是非常令人可悲的。美國作為最強大的國家，它還剩下甚麼？它想給世界留下甚麼樣的印象？我們希望美國不要再做這種有違、不尊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也無助於維護它自身大國形象、信譽和地位的事情。」 華春瑩的不滿，集中反映在「可悲」二字。誰可悲？如果是美國可悲，豈不正中中共下懷，中共應該彈冠相慶才是，又何必出此怨言？如果是中共或其共產黨員可悲，試問，他們的共產主義理想何在？為何非要移民美國不可？況且，中共在國內宣傳和學校教育中，都是反美反西方，為何自己又嚮往美國、嚮往西方？如此精神錯位、人格分裂，固然是中共本性，但拿到外交場合公然展示，似乎毫無自知之明，更無廉恥之心。 華春瑩的不滿讓人不解。按理，禁令應該出自中共當局，而不是出自美國政府。自詡「熱愛祖國」、「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應該斷然下令：凡我中共黨員，不得移民美國，不得移民任何外國；如有違反，即當叛徒處置。況且，中共視美國為敵國，稱之為「亡我之心不死」，中共黨員移民美國，就是叛國投敵，實為中共法律下的重罪。 另類中共發言人，《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則宣稱：「中國有許多優秀人才是共產黨員。美國的決定有助於讓更多人才留在中國國內，因為它粉碎了他們的幻想，這不是壞事。更重要的是，如今非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民眾，對移民美國的興趣也大大降低了。」 與華春瑩的「可悲」論不同，胡錫進認為是好事，但口氣中卻流露出阿Q精神之嫌：你不讓我移民貴國，我就找一些不移民貴國的好處，來一個精神勝利法。且不說胡錫進企圖綁架非黨員的中國民眾，為他們「代言」何其虛假。其實，胡錫進的這段話，無形間泄露三個秘密：中共黨員都有移民美國的幻想，如今被美國政府所粉碎；中共里的優秀人才都想移民，如今卻只能屈居國內；中共黨員並不留戀中國，而嚮往美國，從此卻只能望洋興嘆。 華、胡二人的言論從不同角度證明，美國政府的決定打到了中共痛處。秘密在於，真正想移民美國、有能力移民美國並已經大量移民美國的，並非中國普羅大眾，最多的恰恰就是中共黨員、官員、紅色權貴、達官貴人。中國的中下階層，至少，由中共總理李克強所透露的那六億人—月收入在千元人民幣以下，儘管也嚮往美國、嚮往西方，卻連最起碼的出國條件都不具備。比如，即便留學或旅遊，連個經濟擔保都拿不出來，又如何辦得起昂貴的移民？ 中共的不滿和怨言似乎不合邏輯，似乎令人不解，但卻泄露中共黨員、官員的本真：不願意做中國人，來生不做中國人。中共把「愛國」、「祖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名詞和口號喊得震天響，他們要的是中國老百姓做中國人，要西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做中國人，甚至，要香港人做中國人，更甚至，要強求台灣人做中國人。 然而，中共本身這九千萬黨員，他們自己，卻絕對不願做中國人。在他們內心深處，一百個地不情願做中國人，只要一有機會、一有縫隙，就拔腳開溜。尤其那些醉心極權和腐敗的中共高官，靈魂深處，都是見風使舵、見機行事的溜字型大小人物。
十月十日，中華民國雙十節，印度主流媒體《印度快報》（Indian Express）和《政治家日報》（The Statesman）等與台灣駐印度代表處合作，刊登慶祝雙十節廣告。中國駐印度大使向媒體發函警告「此舉嚴重違反了中國的『一中原則』，向印度人民傳達錯誤的訊息。」 但中國大使的警告看來不但沒有成效，反而引起民意反彈。雙十節前一天，執政印度人民黨（BJP）的德里黨部發言人巴加（Tajinder Pal Singh Bagga）帶人前往使館區，把一百面印有中華民國國旗和「台灣，國慶日快樂」標語的海報，貼在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前道路的路燈上，公開「打臉」中國大使。在印度推特上，「台灣國慶」（#TaiwanNationalDay）標籤衝上話題榜前三名。 印度人「力挺台灣」，不一定真的如此喜愛台灣，更主要是把對中國的厭惡通過「力挺台灣」的方式表達出來。 在人民層面如是，在國家層面更如是。近期，印度和印太國家的關係急速升溫，這和印度對中國的敵視形成鮮明對比。10月6日，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遠赴日本，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本外相茂木敏聰、澳洲外長佩恩（Marise Payne）等一道出席「四方安全論壇」（Quad），主題就是如何合作在印太區域遏制「中國的擴張」。 12日，印度接待了美國副國務卿比根（Stephen Biegun），主題仍然推動美印合作對抗中國。四方安全框架以後是否會成為「印太版北約」，令人關注。 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拋棄了在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被證明行之有效的「韜光養晦」和「睦鄰」政策，在釣魚台、南海等方向擠壓原先的友好鄰邦；通過推進「一帶一路」和擴張軍力挑戰美國的世界霸權；又通過「銳實力」滲透西方國家，直接威脅其國家安全。最早在武漢爆發的COVID-19擴散全世界後，中國外交進一步「戰狼化」，更令全球主要西方國家的人民對中國的惡感全面上升。可以說，在短短八年閑，中國把原先大批友好國家都得罪了一遍。 在這一系列外交災難中，把印度推到中國的對立面，才是中國最大的外交失誤，最大的「外交臭棋」。要論證這點，可以從兩方面入手。第一，中印交惡根本沒必要。第二，中印交惡後果很嚴重。本篇先論證「沒必要」。 中國國際環境的惡化，美中交惡固然最吸引眼球，後果最嚴重。但美國本來就在中國的「雷達」上，印度卻不必然成為中國的敵人。 美國長期是中共的假想敵。在中國，「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是中共通過教育和輿論而從小灌輸給孩童的意識形態，中共也習慣把中國發生的幾乎一切「壞事」都說成「美國在背後挑動的顏色革命」。中共當然也會說「中美是夫妻」之類的肉麻話，每逢美國領導人來訪時也會大肆宣傳「中美友誼」，但在中國這個民眾都習慣「表裡不一」的國家，什麼是場面話，什麼是真心話，大家都心知肚明。 美國書籍《百年馬拉松》認為，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個一百年」等目標，核心就是挑戰美國霸權。因此在戰略上，美國「註定」是中共的敵人，中國和美國發生衝突是遲早的事。川普上台後，衝突提前發生了，對中共不是好事，但並非沒有心理準備。從這個意義上說，和美國迎頭相撞固然是壞事，但不能說是「外交失誤」，因為這種對抗本來就是中共預期會發生的。 相反，印度並不必然要成為中國的對手。 無疑，在歷史上，中印發生過衝突，1962年還發生過戰爭，至今還有領土爭議。但這些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在1962年戰爭中，中國雖然在戰場上贏了，但打贏後又退回原先的實控線，印度並沒有失土。 中國經常在國內宣傳，這場戰爭被印度視為「奇恥大辱」。在一些中國民族主義分子口中，印度不死心，要厲兵秣馬向中國報仇。但筆者和一些印度知識分子交流過，發現中國的這種宣傳至少是不準確的。筆者交流的對象很多並非國際關係的研究者，而是其他領域的知識分子，也並非特別熱衷政治。惟其如此，更能了解在印度整體精英階層如何看待這場戰爭。令筆者意外的是，綜合他們的說法，印度人無疑很重視這場戰爭，但在他們看來（和在印度的宣傳中），印度才是勝利的一方，因為「中國侵略者被印度人民趕跑了」。 那麼中國為何會認為印度人感到「奇恥大辱」論，根據筆者猜想，或許是中國人對照自己的「抗日戰爭」產生的想像。在「抗日戰爭」中，中國雖然是「勝利的一方」，但沒有在戰場上取得勝利：在「勝利」那一刻，半個中國還被日本佔領。這種「戰勝」的方式就被不少中國人視為「奇恥大辱」。至今，不少中國「愛國憤青」還憤憤不平，揚言要搞「東京核爆」、「東京十日」，「活捉蒼井空」。這些口號雖然不能當真，但無疑都是這種憤憤不平的情緒的投射。中國人把自己的心理經驗，套用在印度人身上，難免得出不符合事實的結論。 中印之間的領土爭議涉及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國與所有鄰國的領土爭議中除了蘇聯（俄羅斯）之外最大的。然而，這種領土爭議的重要性被人為誇大了，特別是被中國人誇大了。 首先，這些領土的歸屬本來就非常模糊，至少不是「帝國主義通過不平等條約霸佔中國」的，而是原先在歷史上就沒有分界線。 其次，這些領土絕大部分是邊陲的不毛之地。拉達克東部（中國稱阿克賽欽）是荒蕪的高原，連牧民也很少去；阿魯納恰爾邦（中國稱藏南）也人煙稀少，最著名的城市（也是阿魯納恰爾邦首府）達旺，也不過幾千人。中印都是人口十四五億的大國，這點人口簡直不值一提。 再次，有爭議的領土中，雙方其實都各佔一部分：阿魯納恰爾邦被印度佔領，拉達克東部被中國佔領。可以說，雙方都沒有明顯吃虧。 最後，目前的實控狀態其實對中國更有利。因為無論在拉達克還是阿魯納恰爾的邊境，中國都是居高臨下的一方，穩佔地理優勢。在中國、印度和不丹交界的有爭議的洞朗地區，中國更直接威脅印度的「鴨頸」地帶，揮軍南下可以一下子把印度的東方地區切斷。 其實，中印劃界問題只要不是被中共自己煽動的「一點不能少」的偏激情緒綁架，其實多一點少一點，根本關係不大。如果雙方抱著「互諒互讓」的精神，按照現狀劃分國界，相信並非不可接受。事實上，在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中國和鄰國的陸地邊界爭議也多半按這種方式界定的。以前可沒有什麼「一點不能少」的說法。 即便領土問題無法解決，雙方實施管控也不是難事。事實上，中印在1962年戰爭後，經歷過1967年的小規模的錫金衝突（Nathu La and Cho La clashes），此後從1968到2013年的四十多年閑，只發生過1987年的桑多洛河對峙（Sumdorong Chu standoff），長期保持邊境和平。這說明，雙方的領土衝突是完全可控的。現在這一輪衝突，從2014年的邊境對峙開始，到2017年的洞朗危機，再到今年的中印衝突，宏觀上看，都是中國近年來與鄰國系列領土衝突事件的一部分。誰是誰非，誰是挑起者，當然各有說法，但除非你篤信中國外交部那種「全是X方的責任」的邏輯，否則很難相信所有鄰國都主動抱團挑釁中國。 中國和印度原本也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衝突。 無疑，印度本身也是「大國主義」的典型，是南亞一霸。但印度的野心局限在南亞，或最多在印度洋。它沒有野心把勢力伸到東亞，沒有野心挑戰中國在東亞的利益，更沒有野心成為世界霸權。 無疑，印度對中國「吞併」西藏一直有異議，也收留了海外藏人建立流亡政府。但在2003年，以中國承認「錫金屬於印度」交換印度承認「西藏屬於中國」後，雙方已解決了這個問題。至於海外藏人流亡政府的政治能量根本不足以威脅中國，印度讓其繼續運作，不過基於延續下來的道義。 但是，中國在印度最敏感的印巴關係上，一面倒地支持巴基斯坦。中國把巴基斯坦視為「巴鐵」，建立「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近年每一次印巴衝突中都明確站在巴基斯坦的一方，嚴重挑戰了印度的地緣安全利益。中國更把勢力深入尼泊爾，挑動了印度作為南亞霸主的敏感神經。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在印度周邊打造了一系列由中國控制的港口。這包括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斯里蘭卡的漢巴托塔港、和緬甸的皎漂港。斯里蘭卡的漢巴托塔港更被中國「租借」九十九年。孟加拉國的吉大港也有中國的身影。中國還在馬爾地夫大規模投資基建。中國還計劃在泰國開鑿「東方巴拿馬運河」，出口直接對準印度的安達曼群島。它們在地理上形成包圍印度、封鎖印度的「珍珠鏈」。中國的「珍珠鏈戰略」被視為對印度在印度洋的勢力範圍的巨大挑釁。 客觀而言，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假想敵是美國而不是印度，「珍珠鏈」或更應被視為防止中國和美國全面對抗時，美國切斷中國商路，尤其是石油運輸線的策略。但自己的假想敵是誰是一回事，如何被印度「感受」又是另一回事。當中國把勢力擴張到南亞和印度洋，但又說「不針對印度」，這樣印度又如何能相信呢？印度加入印太戰略，正是對「中國威脅」的回應。 印度總理莫迪上台後鼓吹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在這一點上，和習近平、川普、普京等「強人」相得益彰。但即便如此，莫迪也不必然是中國的敵人。 事實上，莫迪上台之初，和中國關係相當不錯。在莫迪的鼓勵下，大批中國企業進軍印度，「中國製造」處處可見。印度和中國一道深化打造「金磚國家」，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還研討要取代美元霸權的交易系統。印度又加入中國牽頭的「亞投行」。 在印太戰略的四方關係中，印度原是最不可靠的一方。在加入四方關係的同時，印度甚至加入了中國主導的安全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一腳踩兩船的心態昭然天下。即便在中日洞郎危機後，莫迪在2018年還接受習近平的邀請到武漢進行「非正式會晤」，2019年還回請習近平到金奈第二次「非正式會晤」，這種「領導人私交」被中國認為是加強雙方關係的最好工具。 在2020年之前，中印關係的穩定，令中國對抗美國無後顧之憂。但2020年的變故，中印交惡，令中國的國際形勢一下子變差。下文將進一步從「後果」討論，為何這是中國最大的外交失誤。（待續） （※作者為自由評論人，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