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長聯合聲明在東海與台灣等問題上牽制中國
2026 年 11 月 12 日
被視為世紀之戰的美國大選投票日經過數天，隨著郵遞選票如雪片般飄至，民主黨候選人拜登陸續在落後關鍵州份後來居上，距離270張選舉人票僅一步之遙，局面愈發不利於競逐連任的現役總統川普。前者勝算在望，後者卻機會渺茫，競選陣營上下顯然手足無措。 11月5號晚上，按捺不住的川普以「捍衛廉正選舉」為題召開白宮記者會，開宗明義宣稱「假如點算『合法選票』，我將輕鬆勝出」(If you count the legal votes, I easily win.)，反覆抨擊民主黨幕後操控，「企圖盜取整場選舉」，又指責選舉人員作弊、點票不公、阻礙監票人，郵寄選票屬「腐敗制度」等。但同時他未為提供相應證據，其描述的嚴重選舉舞弊跡近傳聞(hearsay evidence)，令重申上告最高法院的主張看起來軟弱無力。 THE OBSERVERS WERE NOT ALLOWED INTO THE COUNTING ROOMS. I WON THE ELECTION, GOT 71,000,000 LEGAL VOTES. BAD THINGS HAPPENED WHICH OUR OBSERVERS WERE NOT ALLOWED TO SEE. NEVER HAPPENED BEFORE. MILLIONS OF MAIL-IN BALLOTS WERE SENT TO PEOPLE WHO NEVER ASKED FOR THEM! —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November 7, 2020 話音剛落，美媒預估拜登贏得賓夕法尼亞20張選舉人票，歡天喜地宣告當選消息。英、加、澳國等盟邦元首紛表祝賀，拜登亦隨即首度以候任總統身份示人，並發布勝選感言。有專家評估，即使川普發動司法挑戰，也難以逆轉戰果。 但如題所示，這篇要探討的並非這場各自押寶的選舉誰勝誰負，而是在接近尾聲之時，美國電視傳媒一項掀起議論的決定。 斷播風波 就在那場陷入焦慮的記者會，當川普不斷控訴選舉制度遭受破壞、民主黨公然違法，卻又無法給出確信事證之際，美國三家主要廣播公司 — 美國廣播公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及全國廣播公司(NBC)，在他發言時中斷直播，改由新聞主播反駁舞弊指控 — 其時正值晚間新聞黃金時段。 與此同時，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及福克斯新聞(Fox News)則選擇完整播放這場極具爭議的白宮記者會，透過旁述及會後即時評論加以澄清解說。(11月9日福克斯新聞聞也以缺乏選舉舞弊證據為由，中斷川普團隊的記者會直播) 。 斷播事件之後，美國傳媒界紛紛開腔和應該項「矚目的編輯決定」(A striking editorial decision)，並將炮火聚焦於川普「失實」、「毫無根據」的指控。香港評論圈也不閑著，高舉維護真相的旗幟，為合理化斷播提供說辭。(例：一、二) 以上手段，絕非空穴來風。《華盛頓郵報》曾有評論以淪為競選宣傳、危害公眾安全為由，呼籲傳媒中止播放白宮主持的武漢肺炎每日簡報會，甚至建議啟用「緊急設定」(Emergency Setting)處置川普的新聞報導：一律杯葛其演講、集會及新聞發布會，阻止「虛假資訊」繼續擴散。 對傳媒生態稍有涉獵的我不禁疑惑：究竟是怎樣的新聞倫理，支持這種處置手法？ 新聞倫理的建立 長久以來，傳媒被公眾認定為社會第四權。早在1922年，美國報紙編輯協會(ASNE)成立，並於翌年通過《職業道德規範》(Canons of Journalism)，奠定新聞編採準則。 新聞工作者藉報導呈現真實的方式，就一般理解，不外乎持平守正、誠明公開、獨立超然、不偏不倚。傳媒專業既為理念，亦是實踐方針，既要儘力不受消息來源、政經等環境因素或人物、議題立場干擾，亦通過正反雙方平衡報導等手法，達至客觀目的。 更進一步探討「新聞客觀性」，關鍵在於記者應提供直接、無偏見的訊息，在新聞報導中不附帶任何偏見或意見。主要體現如下： 一．追求事實 — 準確反映事件之事實； 二．謀求中立 — 記者自身之信念與評斷，不得影響理解、選擇、解釋相關新聞消息。 引用傳播學者Gieber & Johnson(1961)定義的互動模式為框架，川普與美國主流傳媒的交往，顯然屬「對立」關係 — 記者與消息來源獨立於彼此，對新聞價值的認知截然不同，兩者處於抗衡甚至是敵視階段。是以新聞機構在排解敵意之餘，拿捏好客觀報導的分寸，維護公眾知情權以及傳媒公信，殊非易事。 廣為人知的例子，是臭名昭著的美國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也就是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之始作俑者。冷戰其間，他利用民間的恐共情緒，宣稱大量蘇聯間諜、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隱匿於聯邦政府，乃至遍及美國本土，引起公眾嘩然，人人自危。 1950年代的傳媒界，基於技術所限，電視新聞不如今天般流暢直播，而是剪輯不同報導製作成15-30分鐘的新聞節目，故此仍以報章及電台為主。麥卡錫於是巧妙利用這點，雖然從未手持確鑿證據，但成功把記者玩弄於股掌之上：早上聲稱掌握重要情資，待記者編輯們忙於製作報導，他又突然取消記招，是為「永遠浮動的記者會」(Permanent floating press conference)。於是晚間新聞或者翌晨早報，祇能報導最初步的「事實」— 來自其單方說法，極其量加註「疑點重重」等辭彙敘述其作為。 如是者 一切變得光怪陸離 麥卡錫化身為「反共鬥士」，在公眾場合既樂於被記者圍繞擁簇，卻無論面向公眾抑或私邸下均猛烈抨擊傳媒「煽情低俗」，發表「陳詞濫調和口號」而非詳實報導；傳媒對他既愛且恨，因為訪問不見得能完成真確報導，更可能自毀清譽，但不採訪他的話，則立刻淪為「不客觀不負責」、「剝奪公眾知情權」甚或「共產黨同路人」。 因為時值冷戰，麥卡錫的政治獵巫相當奏效，致使舉國上下莫不草木皆兵，政壇內外一片腥風血雨。 電視中斷直播真的沒問題嗎 時至今天，現場直播(Live Boardcasting)、衛星轉播(SNG)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媒介甚至由電視延伸至網路多媒體；各大傳媒播放記者會也有悠久經驗，主播時而輔以旁白陳述，分段挑選當中內容劃重點說明，並且藉報導建構記者會意義所在，絕不會照單全收來自官方的敘述。 再加上新聞機構歷年累積的龐大資料庫，網路搜尋方便迅捷，以及近年盛行的事實認證機構，即使任何發布會充斥浮語虛辭甚至充虛作假，若不涉及複雜專業的知識或不為人知的內幕，幕後專業的新聞編採團隊也足以支援前台主播實時糾正說法、駁斥謊言，不會重蹈昔年麥卡錫橫行無忌、肆意損害傳媒公信的覆轍。 回說新聞客觀性，建基於事件真實的信仰，以及對個價值觀的不信任，故此傳媒人必須適度區隔事實(Facts)、個人價值觀(Values)或觀點(Opinions)，避免私心偏袒。當然，傳媒並非止於機械般被動觀察、傳遞事件的記錄工具，所以追求現實真象的過程中，編採人員除了取材的方法學以外，融入自身認知、背景及經驗，展現觀察角度與詮釋事件的手法，讓受眾在收看新聞其間，了解如何建立新聞真相，以及體會媒介的專業態度。 當應用於以上白宮記者會案例，取材屬事前選定，但ABC、CBS、NBC三台主播對記招的價值判斷涉入其中，斷播無疑經過一層濾鏡審查，選擇迴避實時的「事實核查」對決，代之以打斷直播、事後剪輯重播並加插駁論，令事件本身 —「川普公然造謠，污衊對手及選舉制度」— 難以直接完整呈現。即使透過後制補充新聞資訊，傳媒處於中立位置、追求事實的效果由是已打折扣。 新聞倫理何價 斷播這種新聞處理，在美國並非孤例。 2017年，美國之音(VOA)就曾在專訪外逃中國商人郭文貴，內容主軸為沒有實據支持的傳聞式自述，包括中共高層貪腐狀況、自己如何受中國國家機器迫害、中共如何滲透美國政商界等，卻在直播途中毫無預警下中止。事後其高層堅稱並無屈從於任何外部壓力，決定僅遵照「核實、平衡和公平的新聞原則」，不讓受訪嘉賓以一面之辭、對方缺席回應下對相關事主人身指控的編輯方針。 可是，獨立機構「美國國際媒體署監察」(USAGM Watch)對此提出質疑，舉例如總統川普、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
林鄭果然DQ了四位民主派議員，民主派也果然全體炒了立法會魷魚，從此之後，香港人與林鄭政府再也沒有對話空間，香港人抗爭的路子應該怎麼走下去，現在到了深入檢討的時候了。 抗爭無大台，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發揮群眾智慧，不好處是不容易凝聚共識。不少網友在留言中流露對泛民議員很深的成見，對泛民的活動採取敵意的態度，這種情況並非個別，所以更令人憂心。 當前的形勢對我們比較不利，一是國安法的壓制，二是疫情下群聚限制影響抗爭活動的安排，三是美國總統大選未決，前景不明朗，四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問題，有分化的跡象，也失去長遠策略的共識。 這種情況當然是很不利的，因為大家都對日後的抗爭心中無數，也想不出得力的辦法，更不容易取得統一的思想。如此不利的局勢，如不能儘快找到解決辦法，可能導致香港人的抗爭半途而廢，而中共收服香港﹑廢除一國兩制的險惡用心，最終將會得逞。 立法會議員辭職後，兩邊陣營壁壘分明，要交手只在街頭，但街頭抗爭受條件限制，一時恐難安排，限聚令之下，普通的集會都不可能獲批。在這種惡劣情況下，有什麼事可以做，如何做，應該儘快集思廣益，取得共識，然後分工合作去做起來。 筆者呼籲大家都冷靜一點，不要意氣用事，不要互相指責，處境艱難時，更應該加強內部團結，槍口一致對外，否則給人分化瓦解，各個擊破，那損失的始終是我們所有人。 另外，筆者也呼籲大家都靜下心來，動一點腦筋，做一點有建設性的思考，並將自己的想法在可能的範圍內互相交流討論，然後利用不同的平台發聲，引起更廣泛的關注與響應，慢慢形成共識。 有什麼樣的渠道和平台可以更好地展開討論和形成共識？有了共識後，是否需要一些機制去實施？沒有大台的條件下，如何協調資源和人手的分配？ 當下面臨的問題，筆者初步考慮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最急迫的，是針對近來因政府秋後算帳而被判有罪的手足，如何提供儘可能足夠的支援（包括十二位被送中的）。這方面固然有一些原有的機構和基金在做，但時間長後，是否有充份的能力支撐下去，碰到困難怎麼辦？除了財政上和法律上的支援，針對他們個人的思想和情緒，針對他們家庭面臨的困境，有沒有更恆常而實際的介入？這些手足始終都是抗爭的生力軍，都為這場運動作出貢獻，他們今日受難，每個人都有責任去關懷，問題是有沒有一套機制去做？如何籌集和運用人力物力？ 其次是國際線如何開展。美國政府換屆之際，不少人擔憂日後的變數，筆者認為擔心雖無可厚非，但重點不在擔心，而在我們自己怎麼做。即使拜登上台，我們也要想辦法和拜登政府打交道，也要儘可能影響美中關係繼續向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不能因為不喜歡拜登，便放棄與其政府的溝通遊說。應該如何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加強，需要什麼方面的動員和支持，如何利用原有的關係，如何與台灣和海外華人群體之間深入配合，這些都需要找到共識。 其三是香港本土的抗爭，日後將有哪些形式可供選擇，如何在國安法陰霾密布之下，尋找安全可行的活動空間。疫情總有平息的一天，日常生活恢復常態之後，政府將不可能永遠拒絕所有的活動申請，現在如何因應，日後又如何推動，這些都應該引起交流和討論，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最後，仍然要強調一點，就是團結的重要性。在困難的形勢下，團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可貴。假設有五百萬人堅持抗爭，小部份骨幹已經被拘捕判刑，被迫流亡，有部份意興闌珊意志消磨也屬正常，剩下大部份仍舊不死心不屈服的，如果再因為個別的鬥爭策略上的分歧，而導致勢不兩立，那就分化了整個隊伍，只令對手開心而已。 為什麼筆者一再呼籲大家不要在美國總統大選問題上爭吵，原因就在這裡。吵來沒用，一吵又傷和氣，其實大家都為香港好，既然大方向一致，何必在枝節問題上彼此傷害？ 筆者認為，鬥爭策略上的分歧不是什麼大問題，那是任何抗爭運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一家人都可能有不同意見，何況大眾？立法會幾十個人，都可以有不同意見和傾向，更何況大眾？因此，我們要找到與不同意見的戰友相處的方式，求大同存小異，不要動不動就割席，不要老子天下第一，唯有如此，才談得上長期抗爭。 任何民間的抗爭都不可能一帆風順，運動總有高潮低潮，高潮要奮進，低潮要守住，關鍵是不要有異心，不要分化。長期怎麼做，應該集思廣益，應該找到一種機制來統籌，希望大家多想想，不要讓犧牲者白白犧牲，也不要輕易就散夥，輕易舉白旗。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四年兩次選舉，美國多數媒體皆表態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並呈現一面倒壓制川普的「共識」，台灣熟知的《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都在其中，若加計美國數百家各類報章雜誌，根據當年「尼曼新聞研究中心」統計，希拉里和川普獲得支持的比例為27比1，落差相當懸殊。換到電視新聞台，同樣也是希拉里佔有更多正面曝光。兩次選舉差別只在第一次是川普讓眾媒體跌破眼鏡，第二次是靠拜登讓「主流媒體」認為自己扳回一城。 前後四年都指向了一個事實，事實不是「主流媒體」反川普的立場，而是無論川普是輸是贏，美國「主流媒體」只得道盡半數社會現況，無論就其新聞呈現或所引用（以及自己做的）的民意調查，也和美國整體情境顯有落差。今天就算選舉結果如「主流媒體」所願，恐怕也沒有真正擺脫四年前所謂「主流媒體菁英意識失敗」的處境。 和《紐約時報》同等級數的美國媒體，確為菁英刊物，正面意義，在它囊括了許多受過良好教育和擁有專業知識者的觀點和言說，對於國內外事務的評析，經常能提供兼具橫向廣度和縱向深度的見解，過去的確扮演了火車頭角色，引領一代人的思潮。 但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已暴露「主流媒體」處於當代的一種尷尬，不僅對希拉里選情預測失准，且對川普的崛起毫無頭緒，會成為問題的部分，尚不在希拉里的新聞呈現，更在於他們對川普背後的社會現象，恐怕是長期疏遠和陌生，偏偏那不是一小搓少數分子的逆襲，甚而代表著美國本土有數千萬人和「主流媒體」的美國價值相左。 至於美國「主流媒體」之間，儘管觀點和角度有所不同，但也有趨近單一陳述的現象，尤其表現在那些政治正確之上，川普「反建制」的粗魯不羈，則加速把媒體間的話語體系進一步合體。媒體人習慣把自家新聞上呈現的畫面移作詮釋為整體，過去「主流媒體」獨領風騷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年代也許還行得通，但當社群媒體出現，不斷解構資訊的流通管道，那些受短注意力和回聲室影響的偌大族群，便再不需要向「主流媒體」取暖或感謝它為之代言，甚而兩者還經常處於平行時空。 就算姑且不計社群媒體的影響，「主流媒體」本身應當也有需要自我檢視的環節。再以《紐時》為例，在兼具歷史傳統和菁英圈的口碑下，2019年它的平日均發行量為44.3萬份，不過十年前，它還有著將近日發行一百萬份的穩定銷售，在總部所在2千餘萬人口的紐約州，較之其他立場小報如《野獸日報》、《石英數位媒體》和《國家評論雜誌》等，它確實仍是「大報」，但其他小報的存在明確標誌是為服務特定區域、特定立場的讀者，則以「全國性媒體」自居的《紐時》，40餘萬發行，今日環境之下，又實質具備多大的全國輿論能量？ 因應實體報銷量下滑，《紐時》自然積極引進線上讀者，2019同年統計，它的付費用戶已高達233萬戶，不過，有15%訂戶是來自美國之外的地區，而且海外訂戶的增長率還高於國內訂戶。美國《紐時》實體報訂戶十年內掉了百分之五十，海外線上訂戶增長率又比美國本土還高，這讓所謂美國「主流媒體」今天受到的關注度（當然也包括影響力），相當一部分是存於美國之外的讀者群，換句話說，它們或許放眼了世界，有時卻恐怕不慎遺漏許多自家門口前發生的事。 當年川普擊敗希拉里，「主流媒體」已看到川普在臉書擁有1300萬粉絲，而希拉里只有900萬粉絲所代表的意義，知道社群媒體聲量不容輕看，但是否有同步補上「主流媒體」菁英意識的缺陷，就是另個問題了。簡單說，在「主流媒體」已無法強勢引領時代的當下，若也未能反映那月球長期被遮光的一面，則「主流媒體」的「主流」意思該是什麼？陳述價值的作用或許仍居一家之言，若以陳述真相為志，那麼公民意識甚強，且有幾億人口的美國，菁英意識主導的媒體，還能包羅下多少另個真實？ 這次大選，又是一次美國「主流媒體」的聯合作戰，當然，也包括社群媒體，如臉書和推特加設的「審議機制」，皆對川普善用的選舉戰法有所遏抑，但即使如此，美國人在「主流媒體」過去四年「堅守崗位」下，那個大家眼中幾如「惡棍」的川普仍得到7千餘萬美國選民的支持，美國人為什麼會這樣？「主流媒體」一樣不打算有解答。關於美國是什麼、美國會如何，美國「主流媒體」的話語當然有相當參考價值，但兩次大選已經說明了，美國「主流媒體」反映美國實況的能力，並不如我們所期待的那麼貼近現實，那麼，更精確一點，或者稱其為「主要」媒體即可。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閉幕，其公報除了提出所謂雙循環，即以內循環為主的2035年遠景經濟目標之外，更首次在其公報內自認「強國」，提了超過10次「強國」的字眼，指出要「富國強軍」、「全面加強練兵備戰」、「確保2027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云云；而所謂消息人士更指出，中共打算在2027年或以前，建造3支航空母艦戰鬥群，要在太平洋地區，與美國「並駕齊驅」，以制止美軍支援台灣。 而更進一步的，坊間更謠傳一段所謂「北戴河會議」的錄音，聲稱中國已對美國失去幻想，無論美國是誰當政，都要大幅增加軍費，再大規模興建核武，突破美國的第一、第二島鏈封鎖，突破美國的戰略包圍網，這些或者都是誇張，或者不是事實，然而與官方所說的內容比較一下，則清楚見到細節或者有所不同，但其政治與戰略意圖卻非常明顯，即中國將在未來幾年，打算與美國全麵攤牌對抗，一如一戰前的德國對英國，或者二戰前的日本對美國般，打算與當前的世界軍事最強國交鋒。 如果中共決心走這條路，那麼無論是誰當選美國總統，也不可能會改變美國對中國的國策─以往美國忽視台灣，是認為中國沒有打算用武力威脅鄰國；而早在奧巴馬在任後期，美國對華政策已經急劇改變，其原因就是對中國的判斷改變─中共正以軍事方式，改變世界軍事均勢的平衡。一旦台灣被中共攻下，沖繩就立即成為最前線，中共勢必以釣魚台作為借口，近至日本遠至關島，都將會成為中共威脅的目標，而南海就自然成為中共的內海，而東南亞各國將全面倒向中國；因此中共要武力攻台的話，與美國的戰略衝突，幾近無可避免。 當和平解決成為了幻想，中共打算以19世紀的帝國主義，來走21世紀的路的話，這就是必然變成新冷戰，其至是下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要避免這點，雖然中共一再強調要和其他國家聯手，去突破美國的封鎖。然而真相就是除了人民幣以外，中共能夠提供「合作」的機會非常有限，而對中共缺乏警惕的國家，如今已經非常之少；或許非洲與西亞，仍有很多國家會支持中國，以至想與中國合作，但就連東南亞各國，近年都已經在南海問題等，見慣中共的處事手法，加上連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亞，也不斷受到中共的威脅，這些國家看在眼內，又怎可能再對中共的「崛起」，再有任何的幻想？ 因此即使日本否認，中共也已認定「美日澳印」的四國聯盟，是「新北約」；中共完全搞錯了應付的方式─要瓦解此聯盟，不是透過軍事擴軍，而是放棄無謂的政治與軍事野心，回到經濟合作的方式；偏偏別人戒備，還要再進一步擴軍去挑釁，結果可想而知，就是政治上的失敗，造成軍事上的挫敗。
星期一(11月2日)，余茂春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他說，雖然美中脫鉤從來也不是美國「申明的政策」，「但脫鉤正在發生」。他對美國之音駐國務院記者談到，美國今後的決策將取決於中國如何對這種「有分寸的方式」做出回應。 余茂春被視為蓬佩奧在美國對中國政策問題上最有影響力的顧問之一。他說，由於中共未能信守在香港問題上的國際承諾，「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互信已經嚴重受損」，導致美國重新評估「一國兩制」的總體有效性。 蓬佩奧曾經讚揚余茂春「在面對來自(中國共產黨)的挑戰時，確保我們保護美國人，並確保我們的自由，是我的顧問團隊的核心成員」。 余茂春對美國之音說：「我對我的中國傳統非常自豪。我對我熱愛中國人民和我有很多中國朋友的事實非常自豪。我的根在那裡。」他還說，他所做的事和他所說的話「得到了中國國內外華人的巨大支持」。 以下是美國之音對余茂春英文採訪節選的翻譯。採訪內容經過了編輯，以求文字的簡潔和清晰。 美中脫鉤 美國之音：美中關係目前處於幾十年來最糟糕的狀態。許多人認為美國正在與中國脫鉤。你認為這是美國政策中一個永久和長期的變化還是說這是明年或未來的美國政府可能會改變的事情？ 余茂春：首先，感謝你給我這次採訪的機會。 脫鉤從來都不是美國所申明的政策，但脫鉤正在發生。這完全是中國的錯。這是因為中國的行為方式使得健康的雙邊關係不可能像它應該的那樣繼續下去；因為川普政府正在對現實做出回應。這並不是因為我們人為地炒作緊張關係─我們已經改變了我們的運作模式，從僅僅管控一種有缺陷的關係到面對現實。這就是蓬佩奧國務卿反覆說過的：我們不能再忽視分別以中美為代表的兩種治理模式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正因為如此，我們採取了一種新的方法來處理這種關係，不僅僅是管控它，而且還改變了話語方式，變成了對等和以目標為導向的方法。正因為如此，我認為你很清楚，中國拒絕以非常積極和建設性的方式作出回應，這就是存在緊張關係的基本原因。 至於你提出的這是否會成為雙邊關係的一個永久特徵的問題，我希望不是這樣。關鍵在於中國如何回應我們採取的這種有分寸的方式。我認為任何一個理性的國家都會認可這是正確的做法。我們對待中國就像對待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不是個例外。當中國將100萬維吾爾人關押在集中營時，中國不能指望美國甚麼都不說。中國不應該指望我們在貿易上存在巨大失衡的時候甚麼也不做。中國也應該對我們有所期待：從現在開始，如果有間諜竊取我們的產業和國防秘密，我們將採取適當的行動。 所以，這一切都取決於中國。球在中國這一邊。 美國之音：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還會對中國採取甚麼行動？是否會有更多的實體被指定為外國使團，更多的制裁、更多的領事館被關閉，等等？ 余茂春：我想我們知道，任何一個民主體制下的負責任的政府，其首要的責任都是保護它的國家利益，確保它的人民和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為此，我們已經指定一些在美國自由和民主的環境下自由運作的中國實體為外國使團。我們會繼續這麼做。我們不會告訴你在不久的將來我們要做甚麼的具體細節。但這就是指導原則。我認為你知道，中國政府在美國的運作是全面的。在一個像我們這樣自由民主的社會裡，他們的政府控制的代理人和組織一直非常、非常猖獗。所以我們要採取適當的行動。正如你所看到的，這不僅只是在國務院，它是一個全政府的做法：我們的司法部、我們的聯邦調查局、我們的國土安全部，我們都採取聯合行動來實現同樣的目標：即保護美國的民主以及保護美國人民。 個人攻擊 美國之音：下一個問題是房間里的大象。如果我可以問的話，中國對你有一些非常嚴厲的批評，稱你為叛徒，甚至對你進行人身攻擊。你成了替罪羊了嗎？你想對此發表看法嗎？ 余茂春：通常情況下，我不會對那些對我來說不值一評的發表評論。我認為這是中國採取的一種很常見的策略：即改變對爭議的敘事。他們往往忽視導致中美關係惡化的重大事件的根本原因。正如蓬佩奧國務卿所說，這實際上是由於兩國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差異造成的。相反，他們試圖把責任歸咎於一兩個特定的個人。 這就是這個政權的本質。把它的敵人認定為是比個人本身遠遠更大的最終原因。 第二、本屆政府對美中關係的主要貢獻之一是我們重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是一回事。而這正是中國政府真正感到恐慌的地方。為此，他們責怪我和其他少數人做出了這樣的貢獻。這簡直就是愚蠢。 自從中國政府加大了對我的攻擊以後，我得到了中國國內外華人的巨大支持，其中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國內的人，他們用了各種方式，只是讓我徹底放心，我們在美國所做的是正確的。 中國政府不能真正容忍自己被孤立的想法。它不僅孤立於國際環境和國際社會之外，而且孤立於自己的人民之外。這就是為甚麼他們對美國國務卿和我本人這樣的人的攻擊是如此惡毒，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絕望的。這就是我的回答。 美國之音：的確，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是有區別的。但美國華人中也有一種看法，認為對中國的抨擊正在疏遠旅居美國的華人；例如，禁止微信被批評為禁止他們與中國家人的主要溝通工具。你對此有何回應？ 余茂春：微信是一個不錯的軟體。微信並不是最好的軟體。微信之所以是一個如此強大的工具，如此強大的軟體，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禁止了所有其他競爭者。所以只剩下微信和其他幾個軟體。他們完全被中國共產黨政府控制。所以這個困境的真正罪魁禍首，或者說所有這些微信限制所造成的不便，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本身造成的。所以這就是為甚麼我說，微信本身─技術是好的，但是中國共產黨施加的政治控制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是絕對危險的。 所以這是一個困境。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只有北京而不是華盛頓才能解決的困境。 種族滅絕 美國之音：在維吾爾人的問題上，美國政府是否接近將中國對維吾爾人的鎮壓定性為種族滅絕嗎？這種定性背後的考慮是甚麼？ 余茂春：指定一個暴行或種族滅絕必須達到幾個標準。其中一個顯然是法律標準。我認為，如果我們看我們收集到的所有證據以及全世界所目睹的，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新疆的暴行定性為種族滅絕是值得考慮的。這個過程有自己的邏輯和時間線。所以我不會對此發表具體評論，但你很快就會看到我們的立場。 美國之音：後續的問題是，當你說「很快」時，這是否意味著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 余茂春：你會看到的。 香港問題 美國之音：在香港問題上，在美國採取了幾次行動和制裁之後，北京和香港政府在實施國家安全法方面似乎沒有改弦更張。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終極目標是甚麼？ 余茂春：香港是一場悲劇，而且這不僅是中國人和香港人的悲劇，也是世界的悲劇，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世界對中國寄予了巨大的希望。事實上，自1984年中國鄭重承諾給予香港以法治、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在內的一整套國際原則為支撐的高度自治以來，所有這些非常突然地都不復存在了。 所以我會說，香港在美中關係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僅是因為中國在香港的嚴酷行動嚴重破壞了兩國之間的信任，但它也為美國評估「一國兩制」總體有效性提供了新的動力。由於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尤其是在1997年之後，一直在處理香港問題─為了讓世界相信中國是可以信任的、它的承諾是可以當真的。到目前為止，這些都沒有成為現實。你知道，在任何雙邊關係中，相互信任是最基本的事情。現在，由於香港發生的令人憎惡的事情，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互信已經嚴重受損。 台灣問題 美國之音：在台灣問題上，隨著中國的飛機越來越多地進入台灣領空，美方是否反對單方面改變台灣海峽的現狀？對於如何在戰略上明確遏制中國可能攻打台灣，人們一直有辯論。你有甚麼想法？ 余茂春：美國對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政策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單方面使用武力來解決雙方之間的爭端的做法。 任何解決方案都必須得到兩邊人民的同意，而且任何單方面使用武力的行為，美國都將以行動做出回應，這個回應將是堅決的。 關於這種反應的具體形式，我此刻不會做出猜測，因為這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的回應將是堅決的。 南亞之行 美國之音：上周，你是蓬佩奧國務卿訪問南亞的美國代表團的一員。作為他的中國政策高級顧問，這次訪問有中國成份。你認為這次訪問的要點是甚麼？ 余茂春：從本屆政府開始，我們就調整了我們的全球戰略重點。我們認為中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挑戰，這包括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的挑戰是嚴峻的，它是我們國家安全議程的首要問題。第二，中國的挑戰是全球性的─它不再是地區性的，不再局限於某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域，它也涉及高科技領域，包括網路、太空和許多其他領域。因此，我們的中國政策始終反映了它的全球性和超越地平線的性質。我們對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訪問顯然包含了許多非常大的中國成份。 因為不僅僅是我們。我們剛剛訪問的五個國家，印度、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印度尼西亞和越南，都有同樣的感受，對中國有著同樣的感受，這在它們自己的生存現實中佔據突出位置。 但我們並不是在命令他們應該做甚麼。我們只是來交換意見，讓他們知道我們做好了提供幫助的準備。我們在那裡，也是作為一股良善的力量。這就是這次訪問的目的。 我認為，正如蓬佩奧國務卿多次指出的那樣：無論北京如何試圖歪曲這次訪問的目的和結果，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功。這次訪問非常有利於促進美國與每一個訪問過的國家之間的相互理解。 美國之音：你還有甚麼想補充的嗎？ 余茂春：眼下沒有。感謝你的這次採訪！
民主制度建立在誠實、正直的君子式行為之上，由此形成全社會對民主選舉結果的政治信任。但是，如果有人惡意利用社會上這種久已存在的政治信任，玩弄違法勾當，就完全可能鑽民主選舉制度的空子，達到操縱選舉結果的目的。今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密西根州出現65萬可疑選民的現象，就是一個例證。 一、在美國總統大選關鍵州選票的背後 美國總統大選於11月3日結束，但選後幾天來，在一些兩黨激烈爭奪的關鍵州，發生了不少有關選舉舞弊的爭議乃至訴訟，到11月7日，美國全國的選舉結果依然撲朔迷離。在這次選舉中有7個州的選情膠著，特別是在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這次選舉中發生的一系列選舉舞弊行為是否會左右總統大選的結果，現在美國的許多選民正投以越來越大的關注。 11月5日內華達州前總檢察長亞當·拉薩（Adam Laxalt）的講話視頻出現在互聯網上，他在對公眾和媒體講話時說，「我們堅定地相信，所謂的郵寄選票選民中有許多人並無投票資格。過去多天來我們接到了來自州內各地的許多不正常選票情況的報告。」 他所說的舉報選舉舞弊的報告，不少州都有，其中多半是針對選舉現場發生的事件，或針對個別投票者身份的質疑等。這些舉報可能轉變成地方法院需要處理的選舉訴訟，但也可能被行政人員們淹沒。所以，個案舉報數量的累積，並不一定產生及時糾正選舉統計的結果。共和黨的競選團隊11月4日已就計票問題提起多項司法訴訟，要求密西根州、喬治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在讓團隊觀察員對開票和點票進行有意義的觀摩監督之前，暫停繼續統計選票；同時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計票。 此外，據FOX News 11月6日報導，密西根州安特里姆縣（Antrim County）發現計票軟體Dominion把共和黨的6千張選票統計為民主黨得票。該州的83個縣當中，有47個縣使用這一軟體，是否同類錯誤已經發生，尚待進一步的消息。 實際上，選舉舞弊現象不只是出現在選舉現場和選票軟體中，還有一些公開展示的漏洞揭示出明顯的選舉舞弊問題，密西根州的可疑選民即為一例。 二、密西根州的65萬可疑選民 密西根州今年發生了登記選民大大超過合法選民人數的情況，而這一現象可能影響到非法選民的選票是否有效這個重大問題。 美國公民年滿18歲之後，完成了選民登記程序，就可以獲得投票資格。正常情況下，一個州的居住人口可以通過商務部人口普查局的網站查到數據，其中包括18歲以下人口的比例。因此，用該州的人口數據扣除18歲以下的非選民，就得到了年齡已達18歲的合齡投票人口（voting age population）。但是，人口普查數據中包含外國移民，需要將他們從合齡投票人口中扣除。美國移民協會公布各州的移民人口數據，通常會包括已經歸化為美國公民的移民人口比例，據此就可以計算出各州居住的移民人口中尚未歸化的外國人數量。將各州的合齡投票人口減去未歸化的外國人，就得到了合法投票人口（legal voter population）的數據。 此刻商務部普查局關於密西根州的人口數據是，2019年7月1日該州有居民9,986,857人，其中18歲以下的人口佔21.5%。由此推算，密西根州的合齡投票人口為7,758,657人。美國移民協會的數據顯示，該州的外國移民人數約佔總人口的7%，其中約60%已經歸化為美國公民。因此，從776萬合齡投票人口中減去未歸化的外國人，密西根州的合法投票人口為7,479,025人。這是該州今年合法選民的最大極限數。 然而，從網上可以查到，今年密西根州的登記選民人數卻是8,127,040人；也就是說，該州已登記的選民人數比合法選民多648,015人，已登記的選民人數是合法選民的108.66%。無論如何，登記選民人數不可能超過全州的合法投票人口，也不應該如此。 如果與密西根州往年的合法選民人數以及登記選民人數對比，也可以發現2020年的登記選民人數有明顯異常。據密西根州州務卿Jocelyn Benson公布的該州歷年選民登記人數和投票率來看，密西根州2016年的合齡投票人數是7,737,250人（可能未扣除沒有美國選舉權的外國人），登記選民人數是7,514,055人。我用上述計算方法得到的2020年該州的合齡投票人口為7,758,657人，比2016年增加了千分之2.8，21,407人，似乎情況正常；而該州2020年的登記選民人數8,127,040人，比2016年的登記選民人數7,514,055人增加了61.3萬人，增長8.16%。人口只有微量增加，而登記選民人數卻反常暴增，其中顯然有可疑之處。由此可以判斷，2020年密西根州登記選民人數的反常增長，基本上都發生在2020年。 據州務卿Jocelyn Benson公布的信息，密西根州的登記選民人數歷史上也有過數字跳升或跳降的情形，那是與選舉權相關的法律變更造成的。比如，曾經有法律規定，數年未投票者，將取消其選民登記權。但2020年並未有美國的全國性或密西根州的類似法律通過，所以今年登記選民人數的跳升不屬於正常的、可合法解釋的範圍。 三、65萬可疑選民從何而來？ 這多出來的約佔9%的將近65萬已登記的非法選民，究竟從何而來呢？ 目前CNN報導的密西根州選舉指南介紹，該州規定，選民必須先到鎮的選舉辦公室完成選民登記，或通過網上登記，才能取得投票資格，今年大選時選民登記的截止日期是10月19日；只要是屬於已登記選民，今年可以向當地選務部門提出取得郵寄選票的要求，無需提供理由。 那65萬超出合法選民人口數的已登記選民，可能本人去鎮政府辦公室完成選民登記嗎？他們如果是孩子，便沒有汽車駕照等身份證明，無法登記為選民；他們如果是已經去世的人，作為「幽靈人口」，就更不可能去辦理選民登記了。從正常選民登記的細節來看，在各地政府選務部門的選民登記資料庫里，一個合法選民只能登記為一人；合法選民登記時自己無法一身變兩人，也不可能冒充一個不存在的選民另外登記一次。 而從宏觀上的人口變化來看，過去4年間合齡投票人數只增加了2.1萬人，即便他們全部都在今年登記為選民，也只能造成登記選民人數增加2.1萬人。很顯然，2020年登記選民人數高於合法選民人數的那65萬人，與人口的自然增長無關，而很可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 既然未成年孩子或「幽靈人口」不可能到政府的選務部門現場辦理選民登記，那就可以推論，這65萬非法選民的選民登記活動可能與選民登記資料庫被修改有關。若有人在選民登記資料庫里把去世的人或未滿18歲的人、甚至外國籍的居民變更成今年的已登記合法選民，同時要求獲得郵寄選票，那麼，虛假選票就出世了。從常理上看，要為65萬未成年孩子或「幽靈人口」辦理虛假的選民登記，不但工作量很大，而且明顯觸犯法律，如果沒有明確的目的，不會有正常的人去做這種事。但是，如果以影響選舉結果為目標，那麼，製造假選民及其郵寄選票，就成為可以想像的事了。 據Politico網站11月7日中午的數據，密西根州的拜登選票為2,790,648張，而川普的選票為2,644,525張，拜登比川普多14.6萬張。這65萬非法選民可能產生65萬張假選票，若這些選票集中投向一個總統候選人，就足以支配密西根州的選舉結果。 （全文轉自大紀元）
最近，美國著名雜誌《新聞周刊》經過四個多月的調查了解後，刊登了一篇有關中共滲透腐蝕美國的長文。其中提到，至少有六百多個不同類型的機構在美國替中共進行統戰工作。文中點出了僑團、百人會和學生學者聯誼會等組織的名字。可見中共對美國的腐蝕滲透已經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 記得我2012年剛到美國不久便明顯感到了隱藏在背後的這隻大手，而且大手的主人是在和美國內部的親共者相互合作進行工作的。後來我發現在我們剛來後不久，中共就通過一個姓王的所謂商人給紐約大學捐款25,000,000美金…… 2013年我在聲明中公開指出「美國的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正受到來自中共獨裁者的莫大威脅」的時候，很多美國人還不以為然，甚至有些人公開批評我誇大其詞，說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要離開紐大。可是一年之後，當時不以為然者中有些敏感的人士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且約我一起討論如何應對中共的滲透腐蝕。事實上從那時起，對中共的調查就已經在一定層面上開始了。 時至今日七年過去了，當初我在聲明中提醒大家所面臨的「來自獨裁者的滲透腐蝕問題」不僅很多精英人群都意識到了，而且從總統、副總統到國務卿都不止一次地公開提到過。就連很多普通的美國人也都通過華為案件、國際特赦在紐約租賃辦公樓被中共公司拒絕事件,以及中共駐休斯敦領事館被關閉等事件的廣泛傳播……認識到中共對美國的滲透腐蝕已經到了無處不在的程度。最近《新聞周刊》的這篇報導，雖然對於我們了解這些情況的人來說，算不上那麼有深度，可是它一定會對提醒美國行政當局反擊中共的腐蝕滲透起到推動作用。 隨著更多的調查報導和更加深入的調查結果的不斷公布，美國對於中共邪惡政權的反制措施，絕不會僅在美國展開，世界各個民主國家的人民一定會要求自己的政府保護他們的隱私與安全，要求政府打擊共產竊賊。因此，反擊中共的國際聯盟將很快在全球形成，中共在國際上落入人人喊打境地的日子將很快到來。前些時候，中共外長訪問歐洲時所遇到的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冷遇就是一個很好的預演。 中共通過利用自由世界的自由與開放來破壞自由，利用民主國家的言論自由來破壞他人言論自由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 儘管這種對於共產獨裁者對我們的滲透腐蝕的認識和進行反制的行動來得有點晚，但亡羊補牢，總歸為時未晚，畢竟現在事情還沒有壞到無法挽回的程度。當然，前提是美國必須徹底拋棄對中共的綏靖政策，使之完全不能得以延續。倘若綏靖政策一旦回來，不僅中國的民主無望，美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也會繼續遭到破壞。若此，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大選至今未塵埃落定，拜登雖宣布當選，但川普未認輸，各種消息滿天飛，一時一個樣，我們的心情也隨之起伏。 我有不少朋友都因為太投入，搞得有點情緒不穩定，有的太悲觀，覺得川普大勢已去，有的挺拜登，又覺得勝利在望。 藍絲挺拜登不奇怪，黃絲內部也有不少朋友挺拜登。甚至我自己家人中，也有兩派意見。後輩在英美工作，看左派報紙多，也多數接受自由派思潮，除了與民主黨的理念比較接近以外，也基於對川普個人的厭惡。 平心而論，川普也有個性上的問題，不招人喜歡，他又是富二代脾氣，強橫獨斷，做事情喜歡走極端不留餘地，結果當然是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因此也失去不應該失去的中間選民。他連自己黨內的大佬麥肯恩都得罪了，麥已去世，但他太太此次乾脆為拜登站台，因此打擊自己的選情。 朋友圈中撐川普的，多數看重他上任四年對中共的全力反擊，招招到位，把中共的處境整個翻轉，使中共由攻勢被迫轉為守勢。徹底反共的態度，客觀上對香港與台灣反抗中共壓迫的人民是一種莫大的支持。相反的，拜登與中共關係不清不楚，他上台後就有很多不確定性，因此兩個人比較之下，當然川普連任對我們有利。 朋友中撐拜登的，很多都是深黃絲，他們看事情的重心，不是反共不反共的問題，而是自由派理念得到貫徹，因為川普個人的性格，不容忍他繼續做下去。有的認為拜登也不真正親共，有的認為即使拜登親共，也好過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兩邊的爭議在於，什麼事對我們更重要？是反共不反共重要，還是合不合時代潮流重要？ 筆者認為，黃絲內部爭議美國大選，到今日已經無關宏旨。總統大選舉行過了，點票有爭議，有舞弊之說，這件事我們不用太上心，上心也沒用，因為美國的事輪不到我們左右，美國的事還是美國人決定。誰輸誰贏，現在取決於兩件事：一是舞弊之說有沒有真憑實據，舞弊是個別現象還是系統性的陰謀操作，二是點票爭拗是不是去到法律層面，法律最終的判決又是如何。 勝負之爭取決於這兩個因素，而香港人根本無從插手，只有靜待結果而已，吵到上天也解決不了問題，還白白傷了和氣。 對我來說，不論川普連任，還是拜登上台，對抗中共的鬥爭，都要繼續下去。川普連任，事情做起來會順手一點，拜登上台，事情變數會比較多，但我相信拜登上台也不可能與中共再親密起來，他也要避嫌，更要看美國的民意做人。 始終我們要相信美國的憲政，相信兩黨之爭最終都要服從國家整體利益，因此，我勸大家都不要對美國總統大選太上心，不如放下歧見，靜觀其變，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車到山前必有路，做好自己的事才是道理。 若川普連任，我們以前做什麼，還是做什麼，若拜登上台，就要加強國際線的工作，要儘可能把港台兩地人民的心聲傳達出去，儘可能把中共踐踏基本法，濫捕濫告的證據傳播出去，藉此讓更多美國人了解我們的處境，得到他們的支持。 近日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出了一份報告，指出國安法之下香港人權狀況急劇惡化，證明美國人即使忙於大選，仍舊關心香港的情況，所以對總統大選後的港美關係，也不必太悲觀。 只要美國人保持對中共的反感，就能影響兩黨的外交政策，而作為總統的更不可能一手遮天，拜登有奶共的嫌疑在身，他只有撇清自己，絕對不敢對中共施恩太甚。他的任期只有四年，前面兩年要花大力氣去彌合國內兩黨兩派的恩怨，後兩年又要操心連任競選。如果民主黨在參議院又處少數，施政處處受制於人，他要做好國內的事已經不容易，對中共不可能大幅調整國策。 因此，即使拜登上台，也不必太悲觀，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做一點實事，影響美國民意，藉此產生對拜登的民意壓力，客觀上阻止他與中共勾兌。 最要緊的還在於，現在我們面臨比較嚴峻的處境，林鄭正喪心病狂憑國安法整治民主派骨幹，最近相繼對新聞界﹑學界開刀，正需要我們團結一致去對付的時候，千萬不可因為美國大選這件事，造成內部互相攻擊，以致自我分化，削弱自己陣營的實力。 美國總統大選這件事，對我們有影響，但即使美國今日全力支持中共，難道我們就不抗爭了嗎？路既然要走下去，就不要分心，要認準方向，全力以赴，路上是風和日麗也好，是狂風暴雨也好，都要走下去，問題不在於走不走，問題只在於怎麼走。 希望大家都冷靜，適當抽離，事到臨頭，見機行事，不要自家人吵到翻天，讓藍絲看熱鬧。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執筆時美國總統大選還沒有結果，但全世界已幾乎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網上消息五花八門，有人肯定拜登贏了，有人信誓旦旦說特朗普要連任，其實到現在為止，鹿死誰手沒有定論，搞不好要等最高法院定奪。 美國社會嚴重撕裂，兩黨擁躉幾乎誓不兩立，挺民主派的是華爾街跨國公司﹑幾大高科技巨頭﹑大部份有影響的傳媒，再加上城市中產階級；挺特朗普的是傳統保守的美國社會底層。挺民主黨的有錢人居多，身份矜貴，沒有熱情去參加造勢大會，所以拜登的場面冷清，但這些人投票的意志堅定，因為他們太討厭特朗普。 相反的，挺共和黨的大多是基層藍領，性情衝動，喜歡親身參與表態，對於民調那種傾向性太強的做法反應冷淡。所以特朗普在選舉造勢上明顯佔優，而在民調上處於劣勢。 城市中產階級是既得利益階層，看重全球化時代的時髦話題，碰到特朗普這種阻住地球轉的惡人，當然一肚子氣，勢必要將特朗普拉下台。他們未必喜歡拜登，但只要不讓特朗普再做四年，什麼人上都沒問題。這是拜登雖然醜聞纏身，但他的基本盤還在的原因。 美國總統大選，從來沒有像這次那樣，牽動全世界的心。昨晚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國家的政要睡不著覺，就算是一般平民，只要關心自己國家和社會的命運，也一夜輾轉，內心煎熬。 特朗普與拜登之對立，是兩種思潮﹑兩個陣營﹑兩種命運之爭。世界有民主與獨裁之分，有普世價值與共產主義之分，有做主人與做奴隸之分，性命攸關，不容輕忽。 特朗普與中共作對，拉攏上西方很多國家，五眼聯盟已選邊站，日本印度也態度明確，歐洲正在轉向，東南亞正在重組，很多國家已挺美抗中，立場既定很難扭轉，因此，若特朗普連任，他們仍可跟著美國走，若拜登上台，與中共關係解凍，那這些國家就會失去平衡，不知如何是好。 俄國雖然已被邊緣化，但俄國被拜登定義為主要敵人，中國反而是主要競爭對手，俄國又大賣武器給印度，與中共暗中較勁，萬一拜登上台，俄國也很尷尬，不知如何打圓場。普京一晚冇覺好瞓（睡不好覺），也是必然的。 至於習近平，當然求神拜佛讓拜登贏，一則特朗普太難打交道，習近平與他多次交手，幾乎事事吃虧。若換上拜登，一則有舊交情，二則有把柄抓手，三則拜登不像特朗普那樣捉摸不定，對習近平來說，至少可以緩解當下的困局。因此習近平一夜難以安枕，也是可以肯定的。 在台灣，蔡英文也不安，選前台灣政府急急聲明不選邊站，就是防了一手，怕拜登上台後不好轉身，但始終，蔡英文不會喜歡拜登，畢竟對中共軟弱，即是對台灣不利。蔡英文當然希望美國政府更堅定站在台灣一方，因此，大選結果未出，蔡英文也會寢食難安。 至於林鄭，更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在禮賓府繞室彷徨，祈禱上帝保佑把特朗普趕下台。特朗普在，日子最難過的是她，拜登上場，可以拉習近平衫尾去套交情，說不定取消了對她和幾個高官的制裁，好讓她兒子去哈佛把博士學位拿到手。但林鄭乾的壞事太多，血債累累，上帝會不會聽她的祈禱，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香港人和台灣人立場相近，大多希望特朗普連任，至少特朗普做事手起刀落，人心大快，好過拜登溫吞水不痛不癢。拜登上台，也不敢太與中共勾兌，畢竟他有把柄在中共手上，如做得太露骨，美國人頂唔順，可能一鼓作氣把他彈劾掉，這種可能性很高，他不敢去得太盡。 以一人身系天下安危，也只有特朗普這個人做得到。拜登沒有這麼大的能量，他之所以受矚目，只是因為他是特朗普的對手而已。兩個人實力懸殊，只是民主黨朝中無大將，「廖化」才作了先鋒，他一人擔不起天下安危，倒是天下可能喪送在他手上。 好了，我們就靜待美國大選的結果，靜待這個結果出來後的「結果」。美國不會有大事，所謂選後的社會動亂，也只是小風波。美國民主制度穩健，有百年優良傳統，再壞也壞不到哪裡去；美國民意反共為主流，拜登上台，再親共也親不到哪裡去；美中爭奪世界，有根本利害衝突，美國總統換人，對台海﹑南海﹑香港新疆西藏內蒙的大政方針，再變也變不到哪裡去。 世事總是變中有規則，亂中有序，大局發展會曲折，但方向基本恆定，誰也改變不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沉悶之極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於十月二十九日草草收場。當日發表的會議公報，毫無新意。有的只是”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這一類無聊之極的假話空話套話，以及”兩個維護”、”三大攻堅”、”四個意識”、”四個自信”、”五位一體”、”六穩工作” 、”六保任務”之類俗不可耐的廉價口號。官媒上千篇一律刊載的那些木偶般齊刷刷的舉手姿勢，更是不堪入目。 當然，世人最感失望之處，還不在於此次會議之沉悶無聊，而在於會議再次顯示習記中共中央反省糾錯能力的缺失和怙惡不悛的頑劣蠻橫。 中共政權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的客觀現實，世人有目共睹。冥頑不靈的習近平逐步將中國拖入絕境種種倒行逆施，早就招致天怒人怨。海內外中國自由主義陣營為實現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對習近平及中共頑固派的系統批判，自不待言。自從2016年3月國內官方網站”無界新聞”轉載海外媒體敦促習近平辭職公開信，坊間一直流傳體制內人士要求習近平下野謝罪的各種消息。每年7、8月間，關於鄧朴方、李克強或汪洋在黨內幕後勢力支持下牽頭倒習、帶領中共改弦更張的美麗傳說，不絕於耳。今年5月，網上甚至廣泛流傳假託鄧朴方名義的《給兩會代表的一封公開信》，開列15個重大問題叫板習近平，並要求兩會代表就制定”妄議罪”和”不知敬畏罪”、修憲取消任期制、定於一尊當皇帝、隱瞞疫情真相和拖延防控時間而導致武漢肺炎蔓延全世界、重拾早已被世界所淘汰的計劃經濟模式而嚴重破壞中國經濟、對外四處大撒幣、破壞香港一國兩制、驅使台灣與大陸漸行漸遠、造成中美關係持續緊張惡化和中國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等等錯誤，追究習近平的責任。 這些中共高層異動的傳言，未必都是空穴來風。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全線崩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宣告終結之後，中共政權早就喪魂落魄、風雨飄搖。習近平登基以來禍國殃民的各種折騰，對一心只想歲月靜好的各級官員也是很大傷害。這些在改革開放年代沁潤於歐風美雨、多少認同現代性和普世價值的官員們，本就不應任由習近平大開歷史倒車、不應為習近平車毀人亡殉葬。 可悲的是，那些位高權重、能夠使習近平”禍起蕭牆”的黨國要人，已經整體平庸到不可救藥的程度。面對僭主暴戾、國事日非，他們喪失了放手一搏、為民請命的正常勇氣和行動能力。他們甚至已經喪失了絕地反擊、奮起自衛的一夫之勇。2012年習近平登基以來，走的是玩弄帝王權術、以黑治國的路徑，抓住官員把柄以反腐名義各個擊破、逐步專權。成為習近平打擊目標的廟堂中人，各自打小算盤明哲保身，直到大禍臨頭也仍然噤若寒蟬、束手待斃，一個個身陷囹圄、灰頭土臉。正是針對此情此景，資深中共黨建專家蔡霞在今年6月的一次談話中嘆息中共已是一具”政治殭屍”。 對於中華民族以及整個人類而言，不幸之處遠不是中共墮落腐化為一具”政治殭屍”，而是中共的魔怪之本性未改、繼續造孽人間。1927年上山落草之後，中共的核心骨幹本就蛻化為一群打家劫舍的山匪。他們”打江山、坐江山”，靠的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之所以將中共定性為魔怪，是因為中共干著”打江山、坐江山”的罪惡勾當，卻理直氣壯地打著”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解放全人類”的騙人旗號自欺欺人。 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全線崩潰，得益於部分身居要津的共產黨人的觀念轉變。他們經過長期的反省反思，認識到共產黨人所實行的一黨專整罪孽深重，在面對國民的強大民主訴求時良心發現、人性復甦，對大規模殺戮無辜平民以保衛已經失去民心的政權，有不忍之心。因而他們及時選擇妥協退讓，放下屠刀、將功贖罪。中共政權至今未倒，關鍵因素是中共魔性未改、保持著無底線的殘忍兇狠。中國八九民運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蘇聯東歐各國的民運望塵莫及。這場波瀾壯闊的民運，也曾促使包括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內的黨政軍一大批幹部妥協退讓，終因鄧小平等頑固勢力魔性大發、野蠻屠城而功虧一簣。 1989年6月的大屠殺以及隨後的大清洗，無情地打斷了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但也無法完全阻止中國政治文明的向前發展。蘇聯東歐共產黨的去魔征程，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斯大林死亡之後。中共去魔征程晚了20多年，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毛澤東死亡之後。共產暴政之下，黨開始去魔，也就是黨國的”去極權化”。在1976年的”四五運動”中，在文革噩夢中覺醒的民族先驅已經莊嚴宣示：”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再愚不可及，秦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伴隨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去極權化”為核心內容過程的”改革開放”，中國成功地從一個極權國家轉變為一個後極權國家。一黨專政還在，但領袖獨裁和個人崇拜已被”集體領導”所取代；黨對社會的控制還在，但是黨被迫向個人自主和市場經濟出讓了部分空間；文化專制還在，但是思想界的黨國意識形態痴迷信仰已被相互欺騙的犬儒主義所取代、馬列毛的一統江湖已經讓位於古今中外各種意識形態爭奇鬥豔的多元世界；槍杆子和刀把子依然掌握在專政黨的手中，但是黨國的鎮壓意志已在人性復甦和人權覺醒的大潮中大幅消退。 蒙受1989年6月的大挫敗，中國民主運動沉寂了整整十年又以新的方式起死回生。其標誌性事件包括：1998年，思想界的中國自由主義陣營正式橫空出世、政治界的民運人士正式組建”中國民主黨”、宗教界的基督教 “家庭教會”從地下組織轉為公開活動。1999年，法輪功信眾在遭受鎮壓之後在全球範圍內奮起頑強抵抗。特別是到了2003年，以自由主義普世人權為思想支撐，遍及社會各界的公民維權運動風起雲湧、浩浩蕩蕩。 在自由主義思想傳播和公民維權運動相互激蕩之下，中國公民社會迅速成長，草根非政府組織遍地開花而多達大約五百萬個。”維權”與”憲政”成為強勢話語，風靡網路、家喻戶曉。以朝野互動落實和保護公民基本權利這一途徑推動中國憲政轉型的思路，變得越來越引人入勝。”憲政”話語變得如此時髦，它不僅被納入了官方話語體系，而且使體制內也分化出”社會主義憲政派”和”儒家憲政派”，欲與自由主義主流憲政派爭一高低。在2012年習近平無功受祿而登上大位之時，隨著妄圖復辟文革的薄熙來”重慶模式”的敗亡和維穩沙皇周永康的式微，”維權運動”與”維穩體制”形成相持不下、一決雄雌之對峙，只要向前邁出一小步，便是中國憲政轉型之新局。中國之國運壞到極處，黨國大權在此關鍵時刻偏偏又落入極為陰險狡詐的極權主義者習近平之手。 我在《破解當下中國的極權主義回潮》一文中，系統分析了習近平復辟極權統治的主要表現和社會基礎。必須將習近平上台以來的倒行逆施放在中國憲政轉型的大格局中考察，才能更清楚地看清這位”剝光了衣服也要當皇帝的小丑”對中國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上文提到的假託鄧朴方名義發表的《給兩會代表的一封公開信》，開列的十幾條罪狀都只是按照中共黨內規矩可以在黨的會議上公開拿上檯面說事的錯誤。習近平十惡不赦的滔天大罪是他以黑治國，摧殘窒息初生的中國公民社會，堵死中國向憲政民主和平轉型的道路，妄圖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從新拉回到極權社會中去。 習近平一面高喊”肅清薄熙來、周永康的餘毒”，一面繼承薄熙來、周永康的路線，並且變本加厲地將血淋淋的”維穩體制”推向極端。周永康所推行的”政法委模式”，是在表面上承認公民維權合法性的前提下，偷偷摸摸的法外施法，對冒頭的維權運動和維權人士實施”斬草”式鎮壓；習近平所推行的”國安委模式”，則是系統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法規，實際上取消了公民維權的合法性，對冒頭的和潛在的維權運動和維權人士理直氣壯地實施”除根”式監控和剿滅。正是隨著”國安委模式”的全面推行，習近平當局2013年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剿滅了”新公民運動”；2014年基本摧毀了基督教家庭教會運動；2015年瓦解了以維權律師為核心的草根維權運動領袖群體；2016年完成報刊整肅和”清網”行動，民間自由派網路意見領袖全軍覆沒，在體制內追求新聞自由和專業化而獨領風騷十餘的南方報系徹底沉淪，連有黨內元老廣泛支持的體制內開明刊物《炎黃春秋》也未能幸免於難。實體的公民社會無法繼續從事組織化行動，作為全國性公民社會替代物的互聯網，也無法繼續發揮其社會動員和組織協調功能。 還應指出，習近平所犯下的這一系列滔天大罪，他的那些黨國同僚也是共謀共犯。正是他們在危亡之秋乞靈於極權專制，成就了習近平的狼子野心。他們與習近平之間勾心鬥角、你死我活，但他們在打壓人權民主、捍衛統治特權的種種惡行中，習近平共存於同一利益共同體。習近平與王岐山之間的關係，最具典型意義。王岐山一方面非常不滿習近平對他的猜忌和防範，另一方面又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極權主義信念臣服於習近平助紂為虐，淪落為明代東廠廠公那樣的酷吏角色也在所不惜。”習家軍”是那些由習近平拉幫結派、施恩提拔上位的閩浙舊部以及軍警官佐，與習近平一樣德不配位。他們受寵若驚，藉助極權機製作威作福、謀取榮華富貴，甘當鷹犬打手效忠習近平，與當年黨衛軍效忠希特勒可有一比。 廟堂中並非沒有清醒之人，特別是那些得益於改革開放的官員，在完整的正規教育中形成現代性知識結構、熟悉自由主義價值理念，顯然有別於缺失現代教育及現代知識結構、浸淫於極權主義價值理念的習近平及其跟班們。他們對習近平獨裁專制、戕害國計民生的黑暗內政以及狂熱民族主義的戰狼外交，感到痛心疾首；他們對萬馬齊喑、百孔千瘡的社會現狀以及斷崖式崩潰的險境，難免憂心忡忡；他們對習近平培植爪牙、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種種胡作非為，更有切膚之痛。被邊緣化和隨意侮辱的李克強等人，偶爾會發發牢騷或者在內政外交上展現一些務實之舉以示有別於習近平。困惑彷徨的各級官員，當陽奉陰違的”兩面人”進行懶政怠工”軟抵抗”也在所多有。但是，或者是因為黨國利益共同體的糾纏和牽連，或者是因為眼界見識的局限，他們迄今為止沒有能力超越體制或者捨不得與體制割席，下不了決心脫胎換骨、棄暗投明。寧可依附於黨國體制，如履薄冰、朝不保夕，逆來順受、窩囊透頂地苟且偷生，也不敢分道揚鑣、拚死一搏、公開挑戰習近平。 這樣一來，世人是否只能對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的前景悲觀絕望？明顯的答案是，歷史和現實都激勵世人保持樂觀。中國走向共和之後，曾有過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結果都是曇花一現。蔣介石醉心於”軍政”和”訓政”，為”攘外安內”疲於奔命，但終生不敢顛覆”憲政”的既定目標；其子蔣經國晚年大徹大悟，認識到”世上沒有永久的執政黨”而開放黨禁報禁、完成中華民國的憲政轉型。毛澤東背叛憲政和”人民共和國”莊嚴諾言，將一黨專政加領袖獨裁的極權主義統治推向頂峰，但在晚年只落得眾叛親離凄涼境地，與一群”妃子不像妃子宮女不像宮女”的晚輩女伴反覆吟哦《枯樹賦》：”既傷搖落，彌嗟變衰。······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權欲熏心、痞氣十足的習近平裝神弄鬼，冒天下之大不韙掀起時下這股復辟極權之逆流，顯然是重蹈獨夫民賊袁世凱、毛澤東之覆轍。 缺乏法理合法性的專制政權，一旦遭遇部分覺醒民眾的挑戰，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敗亡。在當前中國這場復辟極權和憲政轉型的生死較量中，力量對比已經明顯向後者傾斜。在國內已出現人心思變的新運道，由於”天下苦習久矣”，知識界噁心、企業界寒心、政界灰心、底層揪心，都與”習核心”離心離德。在海外已形成天下滅共的新格局，民主國家或者單挑或者聯手，都在以不同方式圍堵中共。當民變、兵變、政變相互激蕩的時刻到來，黨國鎮壓意志終會土崩瓦解，孤家寡人習近平終將一敗塗地，屆時再大聲哀嘆”竟無一人是男兒”，有識之士豈能為痞子陪葬？ （作者為悉尼科技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