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华立学院禁小米汽车入校 引发网络热议
2026 年 6 月 30 日
近日中国大陆疯传所谓“限籍令”的消息，指一些拥有双重国籍，或者本身并非中国籍的艺人，将被大陆封杀，禁止在中国赚钱云云；由一些著名的香港艺人（如谢霆锋），到由始至终都是新加坡籍的歌手（如孙燕姿），都在这些流传的名单之内；当中谢霆锋在接受中共党媒节目访问中，提及“看到一些评论说，你不是加拿大人吗？”然后就回应“自己在香港出生，所以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再补充说“其实我也已经把退掉加拿大国籍……已经在申请了”──由所谓“传言”到主动申请退籍，看来总有些人是认真对待未经证实的“流传”的。 这段说话最奇怪的，就是为何“香港人”会变成“加拿大籍”，而又要“申请退籍”，而且是要去到今时今日才“申请”呢？这自然在香港成为了笑话；然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何居然有人会相信，或者真的会发生，这种禁止外国籍人士，在中国演艺圈工作的事情－－今次不止是“政治打压”，而是即使平日与中共官方亲密，虽然持外国护照，却仍然表现出“爱国”的行为，也一样会传出“封杀”的消息呢？这和大家平日口说反对“排外法西斯”，谴责其他国家“保护主义”云云，为何大家竟然会相信，大陆会实施如此“排外”的政策呢？ 例如早前美国对部份中国留学生签证拒签，中国外交部就表示严重关切，指控这与美国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等理念背道而驰，与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云云；那么反过来问，难道艺人“国际化”，在“全球与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居然要禁止“外籍”人士在中国工作吗？ 早前香港导演彭浩翔，被朋友爆移民加拿大，更指目前“外来人士”很难在中国大陆拍戏，指相关部门“宁枉勿纵”，除非“极有势力”或者“已经落籍大陆长居”，否则几乎都不用想通过审批云云；这些“传言”后不久，就再爆出不少著名中国艺人“被消失”（如赵薇），以至其他明星被控逃税等罪名；政府再爆“限娱令”，由禁止排行榜、流量榜，到全面审查艺人的政治立场、以至个人行为与品格云云；因此当再来一个“新传言”，就要“限制国籍”，大家都“宁可信其有”，认为在中国大陆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然而如果有任何外国的政府，以相同标准去对待中国的艺人或者其他人士，可以想像的就是必然被指“排外”与“歧视”，以至违反“自由”云云；即使不是政府，而只是个人的选择行为，例如早前香港市民所发起的“黄色经济圈”，即被亲政府人士指控，是“罔顾自由市场规则、人为制造社会撕裂、政治绑架经济的政治揽炒”云云。 因此这句所谓“排外”，就是“国情不同”；在中国“限籍”，是理所当然，而不是“排外”，是为了“公义”；而凡海外“排外”，只要涉及华人，则必然是“排外法西斯”，以至违反一切原则与公义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海内外主流媒体舆论或自媒体观察，众口一词说中国一连串的整改大动作，是习近平吹响文革2.0确保终身执政的号角，个人以为这可能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习近平不仅没有搞文革的本钱，而且恰恰相反，他自己就是当年文革所要打倒的当权派。 首先要了解的是，文革的本质不是要革文化的命，而是要斩掉政敌的命根子，它的背景是毛泽东的左倾激进路线搞得民生凋敝，中共七人千大会炮声隆隆，老毛被迫退居二线，党建组织与意识型态抓在刘少奇手里，促生产保民生则由周恩来一肩来扛，出于权力架空被清算的恐惧，毛泽东于是串联林彪等老军头反扑夺权，文化大革命不过是用来怂恿红卫兵小将冲撞体制的幌子。 毛泽东胆敢破罐破摔，有他职业革命家收拾善后的自信，他甚至撂出“大不了重上井冈山”的狠话，千万红卫兵于是鸡血沸腾，满脑子造反有理，吓得周恩来俯首贴耳，手无寸铁的刘、邓集团当然只有乖乖就擒。 老毛能够得逞，建立在两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一是枪杆子出政权，一票打天下的军头都是他的旧部，二是广大无知蒙昧的群众，与其忍饥挨饿，不如豁出去跟毛主席大干一场，不是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吗？ 习近平胸中韬略虽然不如毛泽东，基本的自知之明应该是有的，如今的中国岂容他复制六十年前的斗争经验？邓小平开了一扇私有制的小门，为共产主义续命四十年，人民才过没几天好日子，就连胡锡进也害怕天翻地覆。也正是这些小太平小确幸，才让今天的习近平能够坐上大国领袖的地位。 那么习近平最近一连串的折腾又是为了什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习一尊都没有大权旁落的迹象，李克强、汪洋也没有当年刘少奇、周恩来的野望，整他们不需要靠群众，换句话说，习近平的危机意识不是来自党内竞争而是党外造反，发动文革等于自掘坟墓。 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共一连串的反常作为便比较可以理解了，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因为成长停滞与贫富分化所累积的民怨，需要一个出口，为了转移党国资本主罪的罪愆，抓几个民营企业家来当党的替罪羔羊，是个不错的点子，“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口号，可以大大的宣泄仇富心理累加的社会压力。至于整顿数据经济、金融秩序、饭圈文化、教育培训、外送叫车等行业，无非都是服从这个大目标，一句话可概括，这一切都是基于维稳的需要。 习近平胸中丘壑多深不知道，但他对党史显然用功过。三面红旗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毛泽东知道有亡朝之虞，索性来个闭关锁国，杀一批民族资本家安抚农民造反的情绪，经验证明很管用。习近平面对“六亿人月入不足一千元人民币”的残酷现实，国际围堵又压力山大，为了说服十四亿人再给他十年或更久一些，只好借马云、马化腾、赵薇、郑爽们的项上人头一用了。 我打赌，习近平没有本钱搞李光满想要的“一场深刻的变革”。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演员赵薇被整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在《还珠格格》里与赵薇一同担纲的台湾演员林心如。2018年，林心如在台湾自制自演新戏《我的男孩》取得文化部戏剧节目类2千万元补助，因此遭举报为台独，在中国播出2集就腰斩下架。情况紧急之下，林心如发出声明，强调以前不曾，以后也不会支持任何台独的言论或行为，身为制作人的她甚至切割补助款是出自八大电视台行为，与她无关。 但在“台独事件”后，林心如开始减少在大陆的演出，就连她老公霍建华也在去年12月首先注销工作室；而在赵薇被整肃的同时，林心如也注销了自己在东阳横店的影视文化工作室。尽管经纪人出面回应这只是时间点的巧合，但她淡出中国市场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林心如事件发生之时，《上报》的专栏作者卢斯达评论道：“林心如以前或现在都不曾支持过台湾独立，但在中国眼中，你是台湾人，你就是一个台独的潜在支持者；现在不是，将来也可能是。表面上看不到，台底下你也可能支持。”“问题从来不是台湾人实际上是抵抗中国，还是顺从中国，而是台湾对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异质子集，从来是信不过的潜在敌人……这是黥面者的宿命，在帝国边陲出生的命运，一点也不轻松，不是讲道理就能脱身。正如林心如怎样讲道理，伤害都已经造成。只要对方想，还有无数的帽子可以扣。” 其实，所谓“黥面者的宿命”不只是台湾相对于中国，精确地说，它包括在共产党与不是共产党之间，也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各方对于赵薇被列为“劣迹艺人名单”的原因有很多揣测，有说她对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投资太多、过从太密；有说她炒作股票，到处套利；也有人翻出她昔日穿过日本旭日旗装等“黑历史”。不过，种种原因都不如赵薇事件后的现象骇人。 在共产党对赵薇“劣行”明确定性后，她的名字忽然从所有作品“被消失”，《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等代表作不仅全部被下架，在爱奇艺、优酷、百度百科甚至搜寻不到赵薇的名字。就连赵薇昔日的影剧圈好友黄晓明、李冰冰、杨幂等明星好友们也立刻切割，狂删与赵薇的合照，生怕惹祸上身。一个曾经是数亿人关注的中国一线女星，就此人间蒸发，好像从来不存在一样。 生而为人，总会有自由的意志。在法律规范的前提下，你会有你想过的人生，有你可以赚的钱、想要交的朋友；只要没犯法，你不用担心自己赚的钱会一夕之间化为乌有（财产权），不用害怕自己成为一个没有名字身份的人（人格权），更不用烦恼曾经结交的朋友哪天会成为你的“污点”（人身保护及平等权）。 只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没有身份与名字的人，也不知道你的钱是不是自己的财产，更不知道你所结交的朋友有朝一日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你没有表态的自由，其实也没有不表态的自由。这一阵子以来，很多人惊骇于塔利班政权对妇女的压榨与人命的侵害，但习近平治下的新型态共产极权社会，它甚至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在一夕之间抹去你的财产权、人格权、自由权、平等权，其骇人的程度，比起塔利班其实不遑多让。 两年前，曾经亲身参与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纽约The New School驻校学者徐友渔来到台湾访问，他提醒台湾人，尽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曾经保证文革绝不会重演，尽管如今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已诞生，文革已经难以被百分之百复制；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已经在恢复文革，“这不但是可能性，而且是现实。” 不到中国，不知道文革又在搞；当“有人想当毛泽东”已经成为事实之后，两岸之争，早已不是台湾与大陆之争，更不是统一与独立之战，而是你愿不愿被当成一个人，一场对基本人性的肯认与尊重之争。 （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说他要均贫富，实现共同富裕。而且他还付诸行动，大杀大砍各界的富人，合法的、不合法的手段一起上，罚款收钱之外再踏上一只脚，直接结束人家的社会生命。流行说法叫做社会死，就是不但结束你的职业生命，还要毁坏你的社会名誉，文革语言叫做“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嫌贫爱富是人性的基本倾向，羡慕、嫉妒、恨也是人性的基本倾向，两者相交，贫富差距过大就是社会情绪不满的火药库。火药库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定，失控的可能性就越大。邓小平开创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加上共产党的专制垄断政治，造成了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目前最危险的不稳定因素。 习近平想当皇帝，继续执政没有任期限制，这就违反了最基本的规矩，也违反了大多数国人的意愿。怎么办？没有毛泽东发动文革利用的历史威望，就得制造一个能忽悠大多数老百姓的画饼，“画饼充饥”的那个画饼。于是邓小平当年画的那个大饼，叫做共同富裕的画饼就又被端上了老百姓的餐桌。 中共建国七十年了，七十年前说打土豪、分田地，可老百姓手里的田地在哪儿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手里，农民仍然是贫雇农，耕种着地主的土地；又说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后来呢？工业、商业都成了国有企业；再后来看看不行了，就说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共同富裕。再后来呢？四十多年了，一部分人已经富到世界级的前几百名，中国老百姓的大部分还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还在那儿望梅止渴。 现在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危机，经济下滑，钱不够折腾了，怎么办？老办法，打土豪、分田地。割完小资产阶级的韭菜还不够用，现在开始割大资产阶级的韭菜而且一举两得，既得了钱还平息了民怨，让那些羡慕、嫉妒、恨的穷人可以拿图画上的梅子止渴了。至于共同富裕，你敢找习近平要富裕吗？找死的节奏。 为什么习近平不可能让穷人们共同富裕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和所谓的人口红利。连马克思都说，维持资本利润的诀窍就是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如果像民主国家那样制度性地维持公平的分配，没有廉价劳动力，怎么吸引美国资本家来帮共产党赚钱呢？没有这些超额利润，怎么扩展军备“解放全人类”呢？你以为习近平没有这个野心吗？ 不可能让你共同富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专制政治下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也是人，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说了算的政治下，为什么让你们挣钱我受穷呢？这不科学。不管转手几道弯，我们培养的富人必须和我们共同富裕，否则格杀勿论。现在换了一拨官僚资产阶级了，所以要再分配了，但不是分配给老百姓。你想参加黑帮老大的分配吗？呸！你也配姓“赵”？！ 专制政治的本质就是极大化了人性的贪婪，而专制政治所依靠的，就是大多数老百姓的愚昧。老百姓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够他们操心的了，没工夫也没动力去了解复杂如棋局的政治。所以在政治上，他们程度不等地处于愚昧状态，这就是政客们大忽悠的空间。只有当一部分政客成为工会、农会的谈判专家，才能为老百姓争取到他们应得的分配。注意，是争取而不是求取。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一篇署名李光满的文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因被几乎所有党媒转载，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这篇文章立意很高，有高度概括性和前瞻性，火药味很浓，杀气腾腾，海外评论人士都惊呼：第二次文革来了！ 这篇文章当然有背景，它的背景是中共需要把前些日子以来，一连串打击市场﹑反垄断﹑讲均富的反常行动，一起作一次解释。政府的混乱行动把市场﹑中国人﹑外国投资者都打矒了，所有人都对政策无法理解，对未来无法预期。为避免全社会思想混乱，需要出一篇文章，给一切非理性政策一个说法，让这些非理性的行动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那么，这篇文章是否预示了习近平打算发动一场毛泽东式的文革呢?要下这个结论，首先要对毛式文革有一个基本了解。 毛泽东搞文革，有两个基本目的，直接目的是打倒刘少奇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威胁了毛至高无上的权力；长远目的是要建立一套毛泽东自己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政权模式，这就是文革后建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所谓三结合，就是军队干部﹑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联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 习近平若准备搞习式文革，他有需要打倒威胁他地位的高干集团吗？实际上没有，足以威胁他的集团和个人都被清除得差不多了，若有能力取代他的，也早就取代了。 习近平有重建共产政权模式的野心吗?也是没有的，他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毛泽东的文革，有一些基本的运动形式：一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二是工人﹑农民和学生的造反组织，三是摧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四是放手让天下大乱社会失序，五是乱过几年后，毛还能把乱局收拾起来。 习近平胆敢让全国上下实行“四大自由”吗?只要言论一放开，天下就大乱。习近平胆敢让工人农民和学生成立自己的造反组织吗?一旦人民有结社自由，天下也会大乱。习近平胆敢让各级政权机构全面瘫痪吗?一旦政府瘫痪，也一定天下大乱。 在毛泽东手上，天下大乱，他有军队在手，他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凭这两条，他可以从容收拾乱局。但放到习近平手上，一旦天下大乱，局面就失控，中共的江山就不保。 可以肯定，习近平想都不敢想要搞第二次文革，他没有能力，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想头。 那么习近平想干什么？近期一轮乱棍横扫，究竟目的何在？这就是笔者昨天文章的结论，就是他要闭关锁国了。 要闭关锁国，最要紧是保证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党要把一切都管起来，不留一点私领域。党要无孔不入，要掌控一切，要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如此才能保证不出一点纰漏。 因此打击私企和网络巨头，打击教培﹑美团﹑滴滴等，都因为这些企业规模太庞大，庞大到党“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毛泽东文革初骂北京市政府的八个字)，党的权力一定不能有覆盖不到的死角，一定要占领它。 此外，肃清西方文化影响，也是“先安内后攘外”的必要措施。对外要与美欧较量，内部不能不统一思想，不能让西方意识形态有生存空间，造成思想混乱，影响统一行动。因此打击明星文化，铲平文学艺术影视行业的西方毒素，重回党文化的“初衷”，也是当务之急。 局势预后凶险，未来日子难过，怎么活已经不重要，最重要有饭吃，是活下去。因此，预先打击民间不必要的开支，好像教培﹑电玩﹑高价酒﹑奢侈消费﹑饭圈文化等等，都是一般平民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应该加以打击，以储备更多粮草，应付未来的苦日子。 习近平不可能搞文革，也没打算搞文革，他只是要闭关锁国，只有闭关锁国才有执政安全感，才能应付极端恶劣的内外环境，才能控制一个摇摇欲崩的社会。 要全面闭关锁国，偌大中国就将与世界脱钩和隔绝，像朝鲜那样关起门来做皇帝，但因此就有自置于绝境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反制裁法”在香港落地会突然喊停的原因。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仍把香港留给英国，保留一个对外的窗口，以免需要时连一个对外的管道都没有。 一旦闭关锁国，香港又有价价了，留香港一线生机，对大陆脱钩后濒死的经济有多少帮补。只是，毛泽东时代香港是英国管，今日香港是中共管，香港还能不能生金蛋，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美中关系有三种前景，一是合作，那已经不可能，否则不必闭关；二是对抗，对抗的终极是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中共必败，那是速死之局；三是不战也不和，中共闭关锁国，慢慢阴干，那是缓死之局。 对抗速死，闭关缓死，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习近平选择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继一连串气急败坏的打击措施之后，中共突然又祭出私企查税﹑打击明星等政策。私企明星偷税漏税向来如此，为何现在才来清算? 一个国家要推出影响国计民生的政策，应该小心斟酌，听取民意，考虑内外影响，然后按部就班逐一推行。一般来说，重大的政策不应该挤作一堆，互相捍挌，应该有条不紊，做完一项再做另一项，让政府与民间都有足够的空间时间消化改变带来的压力和影响。 但中共近来的举国“新政”，纷至沓来乱作一团，不计利害不留馀地，好像一个人大难临头，只来得及收拾细软，打捆成包，就夺门而出逃命去一样。 这是什么道理?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内外种种不利因素接踵而至，本来外部不妙，如内部健全，那还有恃无恐；或内部不稳，但外部环境尚好，那还有周旋馀地，但内外一起挤压，好的挤成坏，坏的挤成更坏，互相激化，四下爆雷，那可不是好玩的事。 因此，中共近来急于提前放血，把一些不安稳的因素自行引爆（如地产和金融），把一些长远影响安定的因素提前排除（如科网巨头财雄势大），然后聚焦在做两件事，一是赶紧敛财在手，二是安抚底层百姓。 敛财不必说了，国库空虚，囊中羞涩，不少地方政府连公职人员的薪水都开不出来，各省市相继有讨薪的游行发生。经济下行，税收枯竭，哪里有馀钱流动，中共就把手伸到哪里。向私企查税，逼明星吐钱，都是同一道理。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危机四伏，最怕底层贫民没有活路。中国人固然吃过草，但吃草岂是过瘾的事？改革开放四十年，底层社会生活有所改善，即使全面脱贫仍是大话，但穷人都知道好日子应该是什么样的。过去几十年资讯相对自由，外国人的好日子有眼得见，人长了见识，想法就不同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现在要叫中国人吃草，搞到大饥荒易子而食，还要乖乖就死，已经没有呢支歌仔唱了。 中共最怕的是底层百姓饿肚皮，北方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底层百姓烂命一条，无车无房，年轻人都不敢结婚生子，光棍来去，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一旦这批穷光蛋愤怒起来，成群结队，到处生事，那中共就无以安枕了。 城市中产家有老小，坛坛罐罐舍不得，轻易不敢动粗，相反的，农民工血气方刚，赚的是辛苦钱，一旦活不下去，聚众起事无后顾之忧。人人一起哄，到处生事，事后拍拍屁股回乡下去，你去哪里找人? 因此，削平极少数发达阶层，安抚大多数贫苦百姓，就成了中共的当务之急，再不想办法补救，就要来不及了。 美团的外卖小哥，风雨里来去，每送一单只赚几块钱，中共现在要求公司为他们付保险金，让他们组织工会，一旦组织工会，就可以联合起来与公司讨价还价，提高收入水平，这便是中共干革命的老套路：劫富济贫，团结大多数，斗争一小撮。 当初干革命，中共自己没有发达，今日中共红二代先富起来，家产十亿百亿计，中共自己成了压迫者与剥削者，革命者成了革命对象。中共把矛头对准社会上极少数富裕阶层，志在转移基层的不满情绪，把穷苦人的愤恨转移到明星﹑私企老板﹑科网巨头身上，中共摇身一变，成了正义之神，为穷人作主，帮穷人讨回公道。 劫富得来的钱，有多少中饱私囊，有多少还诸社会，只有中共自己知道。中国农民向来不求甚解，一旦政府摆出劫富济民的姿势，穷人又要三呼万岁了。如此一来，富人吃亏，穷人气平，就没有人再聚众起事，向中共讨说法了。这便是中共近来乱棍齐下的原因。 可惜政出多门，互相打架，一边要讨好穷人，一边却又把更多平民赶到穷人行列中去（剿灭教培行业﹑打击电玩﹑美容等，制造千万计失业人口)，一边排雷一边又埋更多的雷，凡事与自己过不去，长此以往，社会何日安宁?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大自然用暴虐的洪水，撕破中国盛世的表面，清晰地展示其残忍的底色。 七月，河南暴雨。 我们从视频（影片）上痛心地看到，逃难的灾民一眼望不到尽头，逃不出去的灾民在家园道路、在地铁隧道被洪水瞬间夺命。 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庄稼、财产后，人们在泥水里绝望地嚎哭…… 自1949年中共建政，中国遭遇的灾难数不胜数。 如六十年代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七十年代造成24万多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1989年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大屠杀,…… 此外大大小小的灾难中，还包括曾被隐瞒的1975年河南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死亡23万多人。 然而奇怪的是，无论多么大的灾难，无论这些灾难中有多大的”人祸”成分，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里，每一次灾情最终都变成中共政权的政绩，都令一些中国人感恩戴德，从而增添了专制政权的合法性。 对于一遇灾难动辄追究政府责任的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大谜团。 为此，我试图以最近的河南洪灾为例，探讨中共每次灾难都能走出危机、并为自己加分的原因。 我分析中共历来所使用的各种手段，那是一套成熟而有效的维稳体系，其中包括：一，严控资讯，枪杆子捍卫谎言;二，丧事喜办，归咎自然;三，垄断做好事，严禁民间机构做大;四，煽动民粹主义和仇外世界观。 这一切手段能够堂而皇之地实行，都是因为人民没有政治权利，而任意妄为的中共当局有枪杆子保护。 7月27日，河南省郑州市一个地铁站前，民众献花悼念水灾遇难者。（图片来源：STR/AFP/Getty Images） 体现制度性失败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遇上灾难，但如何对付处理灾难，是由政府的好坏与制度的优劣决定的。 2021年河南水灾的“人祸”性质，在郑州悲剧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郑州是中国当局花费钜资建设的“海绵城市”，本应具有吸水、蓄水等功能，有防洪排涝的能力。 但一场暴雨证明，在冷漠僵化不作为的共产党官僚统治下，什么”海绵城市”都无法阻止人民罹祸。 7月20日，郑州发生两起导致人员伤亡的重大事故，一是下午6点地铁5号线车厢进水，另一起是京广路隧道被淹，大批车辆人员被困被淹死。 惨剧发生后，人们发现，这两起恶性事故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早一点停运地铁，关闭隧道，灾难就不会发生。 综合郑州当局所犯的严重错误： 一，按照常规，气象预报部门发布多次红色预警，郑州本应三停：停工、停学、停运，然而郑州当局违反规则。 郑州市委书记甚至指示确保“重要交通不中断”，地铁照开、隧道照通，因此产生重大伤亡。 二. ，水库泄洪没有通知市民，导致严重后果。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认为，中国水库营运和人员工资依靠卖水的收益，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泄洪。 郑州常庄水库20日上午10时30分开始泄洪，防灾服务台却在21日凌晨1时才发布，居民无法及时撤退。 三，漠视人命，救援迟缓，导致大量死伤者无人及时救助。 很明显，这是一个政府失效的问题。 中共经常夸耀的”专制效率”，在这里完全看不到。 相反，这次灾难正体现专制制度的弊病：因为不是民选政府，最高层第一考虑的是维护政权、并不在乎民生。 下层官员一切唯上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高层不发指示，下面就躺平不行动。 就在这个紧急时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到西藏，去接受众人排演的敬献哈达与欢呼去了。 正如梁启超先生指责袁世凯的一句话：”既拦万事于一身，而万事都不负责任。 ” 救灾需要出动武警，但习近平在2018年就将武警收归于中央领导。 国务院各部门协调，如应急部水利部交通部等衙门，也要习近平批准才能合作行动。 结果，在习近平发话救灾之前，郑州的整个机制和救援系统都在坐等上级指示，不顾灾民陷入水火之中。 到8月2日，新华社消息称：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 人们希望中国当局对这场灾难进行追责。 然而，中国国务院本身就负有防灾、救灾的职责，在2018年成立了”应急管理部”，但就是他们不应急、不作为。 这样的机构，能让他们自己调查自己的错误吗？ 在瑞典，因为新冠疫情一度严重，国家成立了“新冠事务调查委员会”，以调查政府是否抗疫不力。 这个机构由议会各党推荐组成，由独立的专业人士负责。 而中国国务院组织的灾难调查组，完全没有反对党和独立机构的监督，能指望他们公布多少真相？ 德国和比利时在水灾过后，现已展开调查进行法律追究。 而在郑州险境中有权决定关闭地铁运行的领导班子已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但是，谁会去追究他们呢？ 认定了郑州水灾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我们就以此为例，探讨中共当局是怎样在灾难中给自己加分。 手段一：严控资讯，枪杆子捍卫谎言 在中国的每一次灾难面前，中共政权的拿手好戏就是：封锁消息。 郑州洪灾时，中国官媒展现了扼杀真相的“三部曲”： 首先，官媒沉默拖延不报灾情。 7月20日，河南暴雨倾盆、洪水滔天、陷入水中的人们苦苦挣扎之际，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头条却是“欧洲洪灾肆虐”，河南卫视竟还在播放抗日神剧，对本地发生的惨剧完全没有即时直播。 当时民间自媒体上出现很多令人惊心动魄的视频画面：被洪水冲走的汽车，无助地浸在水中的人们,……。 此时官媒一片沉默。 即使是民众被困地铁呼救，官媒在两小时后才有所反应，但只是引述网路片段报导，表示被困乘客已全部救出，”无生命危险”。 直到21日，《人民日报》才在第七版才报导河南洪灾，但一字不提灾情惨重民众死亡，只是报导寥寥数名军人的救灾表演。 当时新华社发了郑州7名党员、公职人员牺牲者名单，不提老百姓的死亡人数。 整个中国只有凤凰卫视胡玲像个真正的记者，她在微博上追问当局，说要通报死亡人数。 其次，禁言赶人，删贴封号。 郑州市民祭奠亲人被拦，财新记者拍照片被抓。（网络图片） 郑州市民祭奠亲人被拦，财新记者拍照片被抓。（网络图片） 不但自己不报导，中共官方还在灾情灾难发生后，为掩盖事实真相，下令不得传播”谣言”。 他们开始禁外国记者，禁民间组织，禁网路舆论，禁传播视频，启动独家宣传机器。 来自官方的指示称： “多家国外媒体在京广路隧道现场采访，易引发国际舆情。 建议辖区办事处提醒广大商户提高警惕，不私自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给对方任何歪曲事实可能，发现相关情况及时回馈或直接报警处理。 切不要用简讯微信通知，挨家挨户口头通知。 ” 在京广路隧道周围布满员警，实行军管，禁止观众靠近、拍摄隧道。 很多死者家属被堵在街头，连幸存者发表的贴文都删除。 一些身份可疑的义和团民众开始驱逐外国记者，说不让境外势力给祖国抹黑。 再次，中共有自己一套水灾宣传的套路。 不让外国记者报导，中共要按照自己的路数宣传：强调天灾的严重性;宣传政府抢险的主动性;尽量降低灾害中死亡人数。 将报导重点转移到灾后重建。 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统计资料，要严格依照权威资讯。 这即是说，只要不是官方发布的，就都是谣言。 人民的知情权、公共事件的透明性荡然无存。 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和真相一起给抛弃了。 手段二：丧事喜办，归咎自然 不准传播负面消息，那么，中共当局就可把人民生死存亡的灾情，统统涂抹成光采的正面。 他们经久不衰的表演手法是”丧事喜办”，报喜不报忧，把灾难改变成对中共歌功颂德的机会。 首先是把责任归咎于大自然。 每年大雨他们都会说百年难遇。 今年竟然出现”5千年一遇”了。 不顾中国有气象记录才70多年，无边夸大暴雨的严重性，为的是推卸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胡锡进说：极端天气导致郑州洪灾是必然的。 然后，党国开动媒体庞然大物，轰轰烈烈地宣传官民万众一心战胜灾难。 街上开进解放军车队，组织好的人们欢呼雀跃，表演送礼品谢亲人，塑造了一种“虚构式的感动”：天灾无情人有情，感谢国家感谢党！ 国内网友说，这就像去年武汉疫情。 在央视的画面里医院一片和谐，指挥有序，病房干净整洁，但真实的情况是医院里外一片混乱，运尸车忙个不停。 官方“郑州发布”的这条微博文字，很好地展现中共在悲剧性灾难中表达滑稽的喜剧性：“暴雨虽然很大，但坚强乐观的郑州人不怨天尤人，我们坚信，这场历史罕见的大雨过后，城市会更干净，草木会更加翠绿旺盛！ “在这一类灾后美景描绘中，河南大地那些被淹的住房和农田、被失踪的人，那漂浮在水上的尸体，统统不见了。 手段三：垄断做好事，严禁民间机构做大 在西方民主国家，大部分救灾活动是民间组织和民众自发做的，因为政府的资源有限，踊跃的民间救助补充了政府的不足，满足了灾民的需要。 然而，当中国灾区老百姓陷入无助的境地时，他们可依赖的救助机构往往只有政府一家。 这种”依赖”很无奈，灾民没有选择。 集权的中共把那些积极说明救灾的民间慈善组织，都视为对其统治权力的威胁，不许他们做大。 这样长期压制民间机构的后果是，只有占有全部公共资源的独裁政府，才有能力组织和调动一切救灾力量。 由此看来，专制政府不仅仅是干坏事，他们也垄断了做好事的一切机会，动用国家公权力排斥了愿做好事的民间。 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他们独占了做好事的功绩，借此吹嘘自己的大恩大德，收获民众的感激。 现实就这样荒谬：一个本应对灾难负责的政府，结果却因为救灾给自己加分了。 手段四：煽动民粹主义和仇外世界观 与过去不同，这次河南洪灾增添了官方救灾叙事的新元素——排外民族主义。 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胡温政府还有对西方救援的感谢之意。 当时新华社报导：“汶川地震，寰球震动。 在中国人民艰难危急时刻，国际社会伸来宝贵的救援之手。 ” 然而到习近平执政的今天，煽动仇恨排外的民族主义就成了救灾主旋律，这也是给中共加分的新手段。 洪灾尚未结束，胡锡进就于7月21日发微博鼓动，说河南大水”不妨碍对德吹英吹美吹的鄙视”。 国内一片吹捧之声，如：”不是河南这场暴雨，我都不知道中国人这么牛逼。 “”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中国政府的救援，就是世界第一。” 至此，救灾不再是单纯的救灾，而是彰显专制民族主义的威力，与西方制度较量的战场。 即使是陷入困境的灾民，也受这股蛊魅的民族主义影响。 视频中看到重灾区新乡一位男子，跪地祈求说：”毛主席把台风和暴雨弄到美国去吧！ ” 在这种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支配下，即使洪灾严重，一些中国线民也忙著攻击奥运会主办方和外国选手。 环球时报指责“西方媒体长期扮演了抹黑中国的角色”，河南因此发生了对外媒记者的围堵揪斗，甚至有线民留言：“见到可以往死里打么？ ” […]
喀布尔时刻之后，世界经历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情绪剧变——美国国内对拜登政府的不满、强烈批评，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强烈不满、鄙视、失望，二者汇成排山倒海的批评、指责。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拜登政府与世界各国正在调整情绪并思考“没有美国保护的”未来 。本文择其要者概述分析，勾画塔利班存在的未来世界蓝图。 美国国内反应激烈，拜登一锤定音 美国国内的批评基于各种立场，大概分为三类： 一是认为撤军正确，但执行过程太过糟糕，丢弃了约1.5万美国公民，将武器留给了塔利班，再现了当年越南撤军时的“西贡时刻”，是拜登政府与美国的永久性耻辱。这些批评者当中包含几乎所有在大选时期盛赞拜登极富外交经验、与多国领导人保持良好私人关系的主流媒体，其中《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写了公开信，恳求拜登政府将三报的200多名记者及相关的2000余人安全接回。 二是担忧此举影响盟国对美国的信心，认为此次撤军有损美国自二战以来的光辉形象。 三是批评拜登政府丢弃了帮助美军工作的成千上万阿富汗人，此类批评以《大西洋月刊》为代表，要求政府加快身份审议，打开国门欢迎阿富汗难民。 身为总统的拜登终于露面了，他说：“如果说点什么的话，过去一周的事态发展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当前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是正确决定。”他表示：“美国军队不能也不应该在一场阿富汗部队不愿为自己而战的战争中作战并牺牲。”《华尔街日报》在登载了这条消息之后，无可奈何地承认：拜登的这番讲话和美国的撤离将构成美国最漫长战争的终结篇章。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英国《金融时报》8月4日发表的那篇《为什么拜登让批评者无可奈何？》，认为民主党之所以保护他，是因为拜登是赢取民主党选民信任的捷径，如果没有他，民主党人可能要很费力才能赢得这样的信任。 这是该报近年评论拜登唯一一篇正确的文章，但作者没有说到的是：拜登带病上岗，几乎成了媒体与公众豁免他的主要理由，也成为拜登规避许多问题的凭借。 盟友审视“美国回来了” “喀布尔时刻”被拿来与1968年越南撤军的“西贡时刻”对比，但耻辱远超当年。在全世界的目光下，美国人眼睁睁地看著美国在国际社会丢尽了脸面，却无可奈何。 在此，我必须来一段旧文重温，看看现在这些批评拜登的媒体在2020年大选时，如何通过自家控制的媒体赋予拜登超强的“外交才能”（包括认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以下只是原话照录：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甚至FT与BBC都多次称许的外交才能、国际经验，《纽约时报》2020年7月6日发表《拜登的非正式外交：如何与习近平这样的外国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文章说，拜习至少见过8次面，一起散步、在一家中国乡村学校投篮，私下共同进餐的时间超过25小时。奥巴马还希望拜登凭借迷人的魅力与习 “立刻拉上私人关系、让习近平敞开心扉方面”。 就连还保持一点矜持的路透社也忍不住高度赞许。2020年11月23日，路透社如此展现拜登的外交才能：“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正推动实现他的竞选承诺，让美国再度在全球舞台上扮演领导者角色，同时以专业治国，指派经验丰富的外交老将担任重要职务。”这些话重复多了，拜登自己也深信不疑，2020年7月拜登曾表示：“我相当了解美国外交政策。我在全世界都有关系”。“我知道如何做好国际事务方面的工作。” “喀布尔时刻”让这些称赞成了笑话。在美中天津会谈美方失利之后，拜登对外说过，今年11月将在G20峰会召开前后，举办世界民主同盟大会，共商对抗中共大计，也因喀布尔时刻让世界失去了期待，因为盟友们都在审视这个回来的美国是否还有足够的领导能力。 来自盟国的指责内容太多，不过，这对拜登没有用。拜登终于发话：“无法保证阿富汗空中撤离的最终结果，没有看到盟国对美国信誉发出质疑。” 事实上，盟友国对美国的批评前所未有地尖锐，媒体均有登载，以下仅摘录部分： 8月18日，英国下议院就阿富汗局势进行了长达7个半小时的紧急辩论。这次会议上，英国政界重要人物纷纷表示对美国的强烈不满。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表示，英国追随美国撤军的决定恰恰表明英国对美国的过度依赖，给英国的外交政策招致了一项“重大挫折”。前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欧文·派特森（Owen Paterson）更是称，这是“自苏伊士运河事件以来英国最大的耻辱”，并表示，西方“现在一团糟”。英国议会下院防务委员会主席托比亚斯·埃尔伍德抨击拜登高调宣称的“美国归来”。“这是个讽刺。当我们被一个仅装备火箭筒、地雷和步枪的叛乱组织打败时，你凭什么说‘美国归来’？” 8月22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委会副主席博雷利表示，喀布尔落入塔利班之后，国际撤离工作混乱不堪，这些表明，欧洲需要发展独立于美国的、自己的军事能力。 对于阿富汗撤军，德国政界在两个层面讨论：1、当年参与“阿富汗行动”基于北大西洋“盟约”第五条（一国遭袭，群起反击的“集体防御”条款），是无奈之举。2、拜登政府不顾联盟内的反对声，也未经充分协商便宣布立即撤军，导致驻阿兵力第二位的德国军队不得不紧急撤退，难以“善终”。要言之，德国的讨论触及到追随美国是否是个错误这个层面。 拜登确实多次在国际会议上高呼“美国回来了”，但盟友们觉得回来的根本不是过去那个美国。国际舆论的看法非常一致，认为眼下的结果是“西方的失败”。 美国的反思刚开始。在种种分析中，我认为只有美国智库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研究员、曾在阿富汗服役的亚当·温斯坦的反思是个正确路向：“美国真正的失败在于其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可以通过武力促成有效的治理。阿富汗军事干预后的混乱和撤军后的混乱都源于同一个根本性错误——美国认为可以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被占领国社会和政治的永久性变革。”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本文经上报授权刊出，原出处）
近日，芝加哥全球事务协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公布一份美国对中关系民调，其中在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军是否应出兵保台的调查上，有52%美国民众表示支持。这是该协会自1982年就此向美国人提问，第一次有过半比例民众支持美国出兵协防台湾。 今年初拜登刚上任时，同一机构的同一问题，得到的百分比为41%，也就是短短半年，美国民众支持美军护台的比例就增加了11个百分点。假若回推到2014年，美国五角大厦公布中国军力报告，提到中共或有能力在未来5到10年全面封锁台湾时，那年调查结果，则仅有26%美国人支持美国出兵保台。 就芝加哥全球事务协会长期调查，在美军保卫台湾议题上纵有党派之别（本次调查约有60%共和党人支持出兵护台、民主党50%，无党派49%），但“美国民众支持美军协防台湾”比例所呈现出的趋势，确实是持续增长（1982年时仅19%）。而一般来说，“美国民众”的支持度其实也具有指标意义，否则近40年来何须一直追这个问题。 今年5月，纽约城市大学教授Peter Beinart曾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严厉批评新任总统拜登的对台政策“鲁莽而危险”。于此之前，他已表示不赞成民主党去年将其政纲中的“一个中国”字眼去除，进而，他更反对拜登上台后，一连串看似低调、渐进地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因为那远比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还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关键就在这会直接触犯中国红线，给中国侵台找到借口。 中国找到借口侵台是一回事，Peter Beinart认为一场灾难性战争的症结，主要还在于美国人并没有保台的意志。他用以佐证的，就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协会今年2月份的调查。他引民调数字说，就算有85%的共和党领导阶层支持美军出兵保台，但即使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也只有43%表示支持（整体为41%）。而他认为，实际支持美国出兵的美国人只会更少。 Peter Beinart是在5月撰文，结果，8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协会再发布民调，支持美军保台的美国民众比例就上升到52%。不待Peter Beinart再为文分析，只要重新看他原本写的文章，其实就不难找到此民调上扬的原因之一。 Peter Beinart当时反对拜登在对台外交关系上挑战中国的“一中政策”，所持观点是，承认美军无法压制中国并不是放弃台湾，问题在台湾人民要维护自由，却没有人承受的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维持清晰的“一个中国”，不要在对台外交关系上做文章。Peter Beinart通篇论述确实吻合美国“绥靖派”的观点，他本人也不反对别人这样归类他，但他同时也提到，台湾这座岛屿无疑是一个关于民主成功且鼓舞人心的故事，“如果它落得和香港同样命运，那将是一场巨大的悲剧”。这一两年下来，正因为中国治下“自由香港”走向“专制中国”的急促变化和悲观发展，便使得即使是绥靖者，也会油然而生“不应让台湾落得和香港同样命运”的表述。 对美国民众来说，西藏抗暴太遥远，维吾尔人劳改教育太陌生（新疆种族灭绝之说是这一两年才终于翻上台面），唯独香港的异常近在咫尺，多数人也更容易看得懂今天表象的背后，那个天际线媲美曼哈顿的东方之珠，是如何不断往专制方向疾驶，成了赤手空拳无力抵抗的悲情城市。 就在Peter Beinart执笔撰文批评拜登对台政策后，不过三个月内，香港情势立刻又再急转直下：《港?》五高层被以国安法逮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刑入监；《港?》前主笔冯炜光避走英国前被拘；《港?》被港府冻结资金后停刊；香港修改《个资条例》，“起底”风声鹤唳；歌手黄耀明遭控在香港立法会补选造势现场演唱歌曲被逮；当初骑乘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字样旗帜摩托车的唐英杰，被依《香港国安法》判刑九年监禁；中共火速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并即时生效，美国驻港总领事再次召见在港美商，建议他们撤离香港；香港民主游行示威重要主办单位“民阵”被迫解散；曾在联合国为香港人权发言的歌手何韵诗被中国执法部门关注；香港民主派最后一席立法会议员郑松泰遭褫夺议员资格… 美国人对香港的熟悉，来自过去香港的高度国际化和与他国密切的交流往来，因此它的处境，比起其他东方城市／国家的动乱，更容易令一般人心有戚戚，那么，当下美国人对美国出兵协防台湾的支持比例，会持续上升且首度过半，道理之一，或是美国人也清楚，若让中共拿下台湾，下一步就是像Peter Beinart所称“落得和香港同样的命运”。可以说中共的治港模式，不是只有台湾人看在眼里，它也一定程度决定了别的国家人民如何看待中国，“出兵保台”堪为美国人不喜中国的其中表征，今天这过半比例，恐怕也是中国自己催出来的。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近来乱拳尽出，令人眼花缭乱。 从早前刹停蚂蚁美国上市，再到敲打科网巨头，再到重手打击教培行业，再到围剿白酒、美容、游戏全行，再到重新分配，再到整顿地产代理，日日有新出，简直都不让自己喘气。 按理，面对即将来临的紧日子，应该持盈保泰，小心驶得万年船，尽量少折腾，避免自乱阵脚，边走边看，慢慢调整。但中共反其道而行，气急败坏，慌不择路，一于和自己过不去，这是什么道理？ 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预后很不妙。未来将面临一段非常漫长的艰难日子，外部局势恶劣，内部问题很多，内外交织在一起，互相拖曳作螺旋式下沉，其后果不可预料。因此，中共急于为往后的紧日子预为筹谋，提前放血，排除不利因素。可惜定时炸弹太多，早前又一味乐观放任生长，现在一只水桶上下左右都在漏水，一时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没有章法。 形势不妙，最要害是两端：一端是财政要稳健，有什么事都靠钱来维持；一端是就业要保障，人人有工开，就不怕基层闹事。但眼前一堆乱麻，互相撕扯不开，牵一发动全身。 未来日子难过，中共要把国家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上，所以一切私企，只要大到一定规模，一定要设法打击，削弱他们的势力，剥夺他们的市场份额，减少他们对政府政策和人民生活的影响。但如此一来，势必窒息了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私企奄奄一息，个体经济走向末路，必然制造大量失业。 未来日子难过，中共要减少民众日常不必要的开支，省下钱来应付基本生活所需。好像教培、白酒、美容、游戏，一般人离了这些东西，日子都过得下去。相反的，想维持原有生活方式，势必消耗大半收入，连维持一日三餐最基本的生活都会有困难。因此以各种成立不成立的理由，削减不必要的生活支出，省下钱来活命。 未来日子难过，所以要重手打击私企，把国计民生的命脉都掌握在中共手上，全国十几亿人离开中共都无法维生。一家老小都等中共发钱来养活，还有谁敢不听话？即使吃草过日，还是要乖乖顺从。但打击私企，市场凋蔽，社会失去活力，生产与生活水平都下降，要让经济重起，东升西降，对外扩张，那就不用想了。 国库空虚之下，政府又起“劫富”之心，所谓三次分配，就是要掏空富人口袋，把钱收归国有，以应付未来的拮据日子。至于会有多少份额流到真正穷人手上，那就只有天晓得了。红二代在海外有万亿计私人存款，怎不见他们讲点“道德”，拿一点回来救济穷人？ 最近又传说汪洋政治行情看涨，但以中共目前的内外环境，对外扩张对内左转的政治路线，换人能解决问题吗？如果纠错机制有效，早在美中交恶之前，就应该换人了；再迟一点，也应该在与欧盟交恶前换人；更迟一点，在搞出这么多内部乱象之前，也应该换人了。几次该换不换，证明换人的机制失灵，七搞八搞，搞到大错铸成，狂澜欲倒，一切都太迟了。 现在换人，除非来的是神仙。现在不管换什么人，美中关系不可挽回，两岸关系也不可修复，香港死局不能改变，经济下行也不可逆转，那换人不是“拿来搞”？ 我不太相信换人之说，政治局常委排座次或许有变，有人下去有人上来，但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地位不会改变。说一句不好听的，现在没有“定于一尊”，事情更不可收拾。人人一张嘴，你要这样我要那样，从寡头政治变成多头政治，一盘散沙更难以为继。现在好歹都有习近平一人孭晒（扛），看他还有多大本事就是了。 别的不说，单是暴力防疫这一单，老百姓已苦不堪言。病毒一定与人类共存，你又死都不跟它共存，最终是病毒未死，先把自己搞死。 紧日子未到，苦日子先到了。我们看中国人苦，中国人还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希望他们能把这支歌永远唱下去。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原标题：国家未乱党先乱：紧日子未到，苦日子先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