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華立學院禁小米汽車入校 引發網路熱議
2026 年 6 月 30 日
近日中國大陸瘋傳所謂「限籍令」的消息，指一些擁有雙重國籍，或者本身並非中國籍的藝人，將被大陸封殺，禁止在中國賺錢云云；由一些著名的香港藝人（如謝霆鋒），到由始至終都是新加坡籍的歌手（如孫燕姿），都在這些流傳的名單之內；當中謝霆鋒在接受中共黨媒節目訪問中，提及「看到一些評論說，你不是加拿大人嗎？」然後就回應「自己在香港出生，所以本來就是一個中國人」；再補充說「其實我也已經把退掉加拿大國籍……已經在申請了」──由所謂「傳言」到主動申請退籍，看來總有些人是認真對待未經證實的「流傳」的。 這段說話最奇怪的，就是為何「香港人」會變成「加拿大籍」，而又要「申請退籍」，而且是要去到今時今日才「申請」呢？這自然在香港成為了笑話；然而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為何居然有人會相信，或者真的會發生，這種禁止外國籍人士，在中國演藝圈工作的事情－－今次不止是「政治打壓」，而是即使平日與中共官方親密，雖然持外國護照，卻仍然表現出「愛國」的行為，也一樣會傳出「封殺」的消息呢？這和大家平日口說反對「排外法西斯」，譴責其他國家「保護主義」云云，為何大家竟然會相信，大陸會實施如此「排外」的政策呢？ 例如早前美國對部份中國留學生簽證拒簽，中國外交部就表示嚴重關切，指控這與美國自我標榜的開放自由等理念背道而馳，與國際人才交流的時代潮流背道而馳云云；那麼反過來問，難道藝人「國際化」，在「全球與國際人才交流的時代」，居然要禁止「外籍」人士在中國工作嗎？ 早前香港導演彭浩翔，被朋友爆移民加拿大，更指目前「外來人士」很難在中國大陸拍戲，指相關部門「寧枉勿縱」，除非「極有勢力」或者「已經落籍大陸長居」，否則幾乎都不用想通過審批云云；這些「傳言」後不久，就再爆出不少著名中國藝人「被消失」（如趙薇），以至其他明星被控逃稅等罪名；政府再爆「限娛令」，由禁止排行榜、流量榜，到全面審查藝人的政治立場、以至個人行為與品格云云；因此當再來一個「新傳言」，就要「限制國籍」，大家都「寧可信其有」，認為在中國大陸是自然不過的事情。 然而如果有任何外國的政府，以相同標準去對待中國的藝人或者其他人士，可以想像的就是必然被指「排外」與「歧視」，以至違反「自由」云云；即使不是政府，而只是個人的選擇行為，例如早前香港市民所發起的「黃色經濟圈」，即被親政府人士指控，是「罔顧自由市場規則、人為製造社會撕裂、政治綁架經濟的政治攬炒」云云。 因此這句所謂「排外」，就是「國情不同」；在中國「限籍」，是理所當然，而不是「排外」，是為了「公義」；而凡海外「排外」，只要涉及華人，則必然是「排外法西斯」，以至違反一切原則與公義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海內外主流媒體輿論或自媒體觀察，眾口一詞說中國一連串的整改大動作，是習近平吹響文革2.0確保終身執政的號角，個人以為這可能犯了倒果為因的錯誤，習近平不僅沒有搞文革的本錢，而且恰恰相反，他自己就是當年文革所要打倒的當權派。 首先要了解的是，文革的本質不是要革文化的命，而是要斬掉政敵的命根子，它的背景是毛澤東的左傾激進路線搞得民生凋敝，中共七人千大會炮聲隆隆，老毛被迫退居二線，黨建組織與意識型態抓在劉少奇手裡，促生產保民生則由周恩來一肩來扛，出於權力架空被清算的恐懼，毛澤東於是串聯林彪等老軍頭反撲奪權，文化大革命不過是用來慫恿紅衛兵小將衝撞體制的幌子。 毛澤東膽敢破罐破摔，有他職業革命家收拾善後的自信，他甚至撂出「大不了重上井岡山」的狠話，千萬紅衛兵於是雞血沸騰，滿腦子造反有理，嚇得周恩來俯首貼耳，手無寸鐵的劉、鄧集團當然只有乖乖就擒。 老毛能夠得逞，建立在兩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一是槍杆子出政權，一票打天下的軍頭都是他的舊部，二是廣大無知蒙昧的群眾，與其忍飢挨餓，不如豁出去跟毛主席大幹一場，不是說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嗎？ 習近平胸中韜略雖然不如毛澤東，基本的自知之明應該是有的，如今的中國豈容他複製六十年前的鬥爭經驗？鄧小平開了一扇私有制的小門，為共產主義續命四十年，人民才過沒幾天好日子，就連胡錫進也害怕天翻地覆。也正是這些小太平小確幸，才讓今天的習近平能夠坐上大國領袖的地位。 那麼習近平最近一連串的折騰又是為了什麼？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習一尊都沒有大權旁落的跡象，李克強、汪洋也沒有當年劉少奇、周恩來的野望，整他們不需要靠群眾，換句話說，習近平的危機意識不是來自黨內競爭而是黨外造反，發動文革等於自掘墳墓。 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共一連串的反常作為便比較可以理解了，首先要面對的便是因為成長停滯與貧富分化所累積的民怨，需要一個出口，為了轉移黨國資本主罪的罪愆，抓幾個民營企業家來當黨的替罪羔羊，是個不錯的點子，「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口號，可以大大的宣洩仇富心理累加的社會壓力。至於整頓數據經濟、金融秩序、飯圈文化、教育培訓、外送叫車等行業，無非都是服從這個大目標，一句話可概括，這一切都是基於維穩的需要。 習近平胸中丘壑多深不知道，但他對黨史顯然用功過。三面紅旗大躍進搞得民不聊生，毛澤東知道有亡朝之虞，索性來個閉關鎖國，殺一批民族資本家安撫農民造反的情緒，經驗證明很管用。習近平面對「六億人月入不足一千元人民幣」的殘酷現實，國際圍堵又壓力山大，為了說服十四億人再給他十年或更久一些，只好借馬雲、馬化騰、趙薇、鄭爽們的項上人頭一用了。 我打賭，習近平沒有本錢搞李光滿想要的「一場深刻的變革」。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演員趙薇被整肅，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在《還珠格格》里與趙薇一同擔綱的台灣演員林心如。2018年，林心如在台灣自製自演新戲《我的男孩》取得文化部戲劇節目類2千萬元補助，因此遭舉報為台獨，在中國播出2集就腰斬下架。情況緊急之下，林心如發出聲明，強調以前不曾，以後也不會支持任何台獨的言論或行為，身為製作人的她甚至切割補助款是出自八大電視台行為，與她無關。 但在「台獨事件」後，林心如開始減少在大陸的演出，就連她老公霍建華也在去年12月首先註銷工作室；而在趙薇被整肅的同時，林心如也註銷了自己在東陽橫店的影視文化工作室。儘管經紀人出面回應這只是時間點的巧合，但她淡出中國市場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 林心如事件發生之時，《上報》的專欄作者盧斯達評論道：「林心如以前或現在都不曾支持過台灣獨立，但在中國眼中，你是台灣人，你就是一個台獨的潛在支持者；現在不是，將來也可能是。表面上看不到，台底下你也可能支持。」「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這是黥面者的宿命，在帝國邊陲出生的命運，一點也不輕鬆，不是講道理就能脫身。正如林心如怎樣講道理，傷害都已經造成。只要對方想，還有無數的帽子可以扣。」 其實，所謂「黥面者的宿命」不只是台灣相對於中國，精確地說，它包括在共產黨與不是共產黨之間，也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各方對於趙薇被列為「劣跡藝人名單」的原因有很多揣測，有說她對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投資太多、過從太密；有說她炒作股票，到處套利；也有人翻出她昔日穿過日本旭日旗裝等「黑歷史」。不過，種種原因都不如趙薇事件後的現象駭人。 在共產黨對趙薇「劣行」明確定性後，她的名字忽然從所有作品「被消失」，《還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等代表作不僅全部被下架，在愛奇藝、優酷、百度百科甚至搜尋不到趙薇的名字。就連趙薇昔日的影劇圈好友黃曉明、李冰冰、楊冪等明星好友們也立刻切割，狂刪與趙薇的合照，生怕惹禍上身。一個曾經是數億人關注的中國一線女星，就此人間蒸發，好像從來不存在一樣。 生而為人，總會有自由的意志。在法律規範的前提下，你會有你想過的人生，有你可以賺的錢、想要交的朋友；只要沒犯法，你不用擔心自己賺的錢會一夕之間化為烏有（財產權），不用害怕自己成為一個沒有名字身份的人（人格權），更不用煩惱曾經結交的朋友哪天會成為你的「污點」（人身保護及平等權）。 只是，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你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變成一個沒有身份與名字的人，也不知道你的錢是不是自己的財產，更不知道你所結交的朋友有朝一日會對你造成什麼樣的危害；你沒有表態的自由，其實也沒有不表態的自由。這一陣子以來，很多人驚駭於塔利班政權對婦女的壓榨與人命的侵害，但習近賓士下的新型態共產極權社會，它甚至可以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在一夕之間抹去你的財產權、人格權、自由權、平等權，其駭人的程度，比起塔利班其實不遑多讓。 兩年前，曾經親身參與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前紐約The New School駐校學者徐友漁來到台灣訪問，他提醒台灣人，儘管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曾經保證文革絕不會重演，儘管如今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已誕生，文革已經難以被百分之百複製；但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已經在恢復文革，「這不但是可能性，而且是現實。」 不到中國，不知道文革又在搞；當「有人想當毛澤東」已經成為事實之後，兩岸之爭，早已不是台灣與大陸之爭，更不是統一與獨立之戰，而是你願不願被當成一個人，一場對基本人性的肯認與尊重之爭。 （全文轉自上報）
習近平說他要均貧富，實現共同富裕。而且他還付諸行動，大殺大砍各界的富人，合法的、不合法的手段一起上，罰款收錢之外再踏上一隻腳，直接結束人家的社會生命。流行說法叫做社會死，就是不但結束你的職業生命，還要毀壞你的社會名譽，文革語言叫做「踏上一隻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 嫌貧愛富是人性的基本傾向，羨慕、嫉妒、恨也是人性的基本傾向，兩者相交，貧富差距過大就是社會情緒不滿的火藥庫。火藥庫越大，社會就越不穩定，失控的可能性就越大。鄧小平開創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開放，加上共產黨的專制壟斷政治，造成了不公平的社會現實。幾十年來積累下來的巨大的貧富差距，是中國社會目前最危險的不穩定因素。 習近平想當皇帝，繼續執政沒有任期限制，這就違反了最基本的規矩，也違反了大多數國人的意願。怎麼辦？沒有毛澤東發動文革利用的歷史威望，就得製造一個能忽悠大多數老百姓的畫餅，「畫餅充饑」的那個畫餅。於是鄧小平當年畫的那個大餅，叫做共同富裕的畫餅就又被端上了老百姓的餐桌。 中共建國七十年了，七十年前說打土豪、分田地，可老百姓手裡的田地在哪兒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手裡，農民仍然是貧僱農，耕種著地主的土地；又說要發展民族工商業，後來呢？工業、商業都成了國有企業；再後來看看不行了，就說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共同富裕。再後來呢？四十多年了，一部分人已經富到世界級的前幾百名，中國老百姓的大部分還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還在那兒望梅止渴。 現在中國共產黨遇到了危機，經濟下滑，錢不夠折騰了，怎麼辦？老辦法，打土豪、分田地。割完小資產階級的韭菜還不夠用，現在開始割大資產階級的韭菜而且一舉兩得，既得了錢還平息了民怨，讓那些羨慕、嫉妒、恨的窮人可以拿圖畫上的梅子止渴了。至於共同富裕，你敢找習近平要富裕嗎？找死的節奏。 為什麼習近平不可能讓窮人們共同富裕呢？第一個原因就是，這些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廉價勞動力和所謂的人口紅利。連馬克思都說，維持資本利潤的訣竅就是有足夠的廉價勞動力。如果像民主國家那樣制度性地維持公平的分配，沒有廉價勞動力，怎麼吸引美國資本家來幫共產黨賺錢呢？沒有這些超額利潤，怎麼擴展軍備「解放全人類」呢？你以為習近平沒有這個野心嗎？ 不可能讓你共同富裕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專制政治下的官僚資產階級，他們也是人，也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說了算的政治下，為什麼讓你們掙錢我受窮呢？這不科學。不管轉手幾道彎，我們培養的富人必須和我們共同富裕，否則格殺勿論。現在換了一撥官僚資產階級了，所以要再分配了，但不是分配給老百姓。你想參加黑幫老大的分配嗎？呸！你也配姓「趙」？！ 專制政治的本質就是極大化了人性的貪婪，而專制政治所依靠的，就是大多數老百姓的愚昧。老百姓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職業，夠他們操心的了，沒工夫也沒動力去了解複雜如棋局的政治。所以在政治上，他們程度不等地處於愚昧狀態，這就是政客們大忽悠的空間。只有當一部分政客成為工會、農會的談判專家，才能為老百姓爭取到他們應得的分配。注意，是爭取而不是求取。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日一篇署名李光滿的文章：「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因被幾乎所有黨媒轉載，受到海內外廣泛關注。這篇文章立意很高，有高度概括性和前瞻性，火藥味很濃，殺氣騰騰，海外評論人士都驚呼：第二次文革來了！ 這篇文章當然有背景，它的背景是中共需要把前些日子以來，一連串打擊市場﹑反壟斷﹑講均富的反常行動，一起作一次解釋。政府的混亂行動把市場﹑中國人﹑外國投資者都打矒了，所有人都對政策無法理解，對未來無法預期。為避免全社會思想混亂，需要出一篇文章，給一切非理性政策一個說法，讓這些非理性的行動有一個站得住腳的理由。 那麼，這篇文章是否預示了習近平打算髮動一場毛澤東式的文革呢?要下這個結論，首先要對毛式文革有一個基本了解。 毛澤東搞文革，有兩個基本目的，直接目的是打倒劉少奇政治集團，這個集團威脅了毛至高無上的權力；長遠目的是要建立一套毛澤東自己發明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政權模式，這就是文革後建立的「三結合」領導班子，所謂三結合，就是軍隊幹部﹑領導幹部和群眾代表聯合組成的「革命委員會」。 習近平若準備搞習式文革，他有需要打倒威脅他地位的高幹集團嗎？實際上沒有，足以威脅他的集團和個人都被清除得差不多了，若有能力取代他的，也早就取代了。 習近平有重建共產政權模式的野心嗎?也是沒有的，他沒有那麼大的野心，也沒有那麼大的能力。 毛澤東的文革，有一些基本的運動形式：一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自由」，二是工人﹑農民和學生的造反組織，三是摧毀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四是放手讓天下大亂社會失序，五是亂過幾年後，毛還能把亂局收拾起來。 習近平膽敢讓全國上下實行「四大自由」嗎?只要言論一放開，天下就大亂。習近平膽敢讓工人農民和學生成立自己的造反組織嗎?一旦人民有結社自由，天下也會大亂。習近平膽敢讓各級政權機構全面癱瘓嗎?一旦政府癱瘓，也一定天下大亂。 在毛澤東手上，天下大亂，他有軍隊在手，他有至高無上的威望，憑這兩條，他可以從容收拾亂局。但放到習近平手上，一旦天下大亂，局面就失控，中共的江山就不保。 可以肯定，習近平想都不敢想要搞第二次文革，他沒有能力，他也沒有那麼大的想頭。 那麼習近平想幹什麼？近期一輪亂棍橫掃，究竟目的何在？這就是筆者昨天文章的結論，就是他要閉關鎖國了。 要閉關鎖國，最要緊是保證中共黨的一元化領導，就是黨要把一切都管起來，不留一點私領域。黨要無孔不入，要掌控一切，要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如此才能保證不出一點紕漏。 因此打擊私企和網路巨頭，打擊教培﹑美團﹑滴滴等，都因為這些企業規模太龐大，龐大到黨「針插不進，水潑不入」（毛澤東文革初罵北京市政府的八個字)，黨的權力一定不能有覆蓋不到的死角，一定要佔領它。 此外，肅清西方文化影響，也是「先安內後攘外」的必要措施。對外要與美歐較量，內部不能不統一思想，不能讓西方意識形態有生存空間，造成思想混亂，影響統一行動。因此打擊明星文化，剷平文學藝術影視行業的西方毒素，重回黨文化的「初衷」，也是當務之急。 局勢預後兇險，未來日子難過，怎麼活已經不重要，最重要有飯吃，是活下去。因此，預先打擊民間不必要的開支，好像教培﹑電玩﹑高價酒﹑奢侈消費﹑飯圈文化等等，都是一般平民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應該加以打擊，以儲備更多糧草，應付未來的苦日子。 習近平不可能搞文革，也沒打算搞文革，他只是要閉關鎖國，只有閉關鎖國才有執政安全感，才能應付極端惡劣的內外環境，才能控制一個搖搖欲崩的社會。 要全面閉關鎖國，偌大中國就將與世界脫鉤和隔絕，像朝鮮那樣關起門來做皇帝，但因此就有自置於絕境的危險，這就是為什麼「反制裁法」在香港落地會突然喊停的原因。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仍把香港留給英國，保留一個對外的窗口，以免需要時連一個對外的管道都沒有。 一旦閉關鎖國，香港又有價價了，留香港一線生機，對大陸脫鉤後瀕死的經濟有多少幫補。只是，毛澤東時代香港是英國管，今日香港是中共管，香港還能不能生金蛋，那就沒有人知道了。 美中關係有三種前景，一是合作，那已經不可能，否則不必閉關；二是對抗，對抗的終極是戰爭，戰爭的結果是中共必敗，那是速死之局；三是不戰也不和，中共閉關鎖國，慢慢陰乾，那是緩死之局。 對抗速死，閉關緩死，兩害相權取其輕，這是習近平選擇閉關鎖國的根本原因。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繼一連串氣急敗壞的打擊措施之後，中共突然又祭出私企查稅﹑打擊明星等政策。私企明星偷稅漏稅向來如此，為何現在才來清算? 一個國家要推出影響國計民生的政策，應該小心斟酌，聽取民意，考慮內外影響，然後按部就班逐一推行。一般來說，重大的政策不應該擠作一堆，互相捍挌，應該有條不紊，做完一項再做另一項，讓政府與民間都有足夠的空間時間消化改變帶來的壓力和影響。 但中共近來的舉國「新政」，紛至沓來亂作一團，不計利害不留餘地，好像一個人大難臨頭，只來得及收拾細軟，打捆成包，就奪門而出逃命去一樣。 這是什麼道理?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內外種種不利因素接踵而至，本來外部不妙，如內部健全，那還有恃無恐；或內部不穩，但外部環境尚好，那還有周旋餘地，但內外一起擠壓，好的擠成壞，壞的擠成更壞，互相激化，四下爆雷，那可不是好玩的事。 因此，中共近來急於提前放血，把一些不安穩的因素自行引爆（如地產和金融），把一些長遠影響安定的因素提前排除（如科網巨頭財雄勢大），然後聚焦在做兩件事，一是趕緊斂財在手，二是安撫底層百姓。 斂財不必說了，國庫空虛，囊中羞澀，不少地方政府連公職人員的薪水都開不出來，各省市相繼有討薪的遊行發生。經濟下行，稅收枯竭，哪裡有餘錢流動，中共就把手伸到哪裡。向私企查稅，逼明星吐錢，都是同一道理。 另一方面，一個社會危機四伏，最怕底層貧民沒有活路。中國人固然吃過草，但吃草豈是過癮的事？改革開放四十年，底層社會生活有所改善，即使全面脫貧仍是大話，但窮人都知道好日子應該是什麼樣的。過去幾十年資訊相對自由，外國人的好日子有眼得見，人長了見識，想法就不同了。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現在要叫中國人吃草，搞到大饑荒易子而食，還要乖乖就死，已經沒有呢支歌仔唱了。 中共最怕的是底層百姓餓肚皮，北方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底層百姓爛命一條，無車無房，年輕人都不敢結婚生子，光棍來去，沒有什麼可以喪失的。一旦這批窮光蛋憤怒起來，成群結隊，到處生事，那中共就無以安枕了。 城市中產家有老小，罈罈罐罐捨不得，輕易不敢動粗，相反的，農民工血氣方剛，賺的是辛苦錢，一旦活不下去，聚眾起事無後顧之憂。人人一起鬨，到處生事，事後拍拍屁股回鄉下去，你去哪裡找人? 因此，削平極少數發達階層，安撫大多數貧苦百姓，就成了中共的當務之急，再不想辦法補救，就要來不及了。 美團的外賣小哥，風雨里來去，每送一單只賺幾塊錢，中共現在要求公司為他們付保險金，讓他們組織工會，一旦組織工會，就可以聯合起來與公司討價還價，提高收入水平，這便是中共幹革命的老套路：劫富濟貧，團結大多數，鬥爭一小撮。 當初幹革命，中共自己沒有發達，今日中共紅二代先富起來，家產十億百億計，中共自己成了壓迫者與剝削者，革命者成了革命對象。中共把矛頭對準社會上極少數富裕階層，志在轉移基層的不滿情緒，把窮苦人的憤恨轉移到明星﹑私企老闆﹑科網巨頭身上，中共搖身一變，成了正義之神，為窮人作主，幫窮人討回公道。 劫富得來的錢，有多少中飽私囊，有多少還諸社會，只有中共自己知道。中國農民向來不求甚解，一旦政府擺出劫富濟民的姿勢，窮人又要三呼萬歲了。如此一來，富人吃虧，窮人氣平，就沒有人再聚眾起事，向中共討說法了。這便是中共近來亂棍齊下的原因。 可惜政出多門，互相打架，一邊要討好窮人，一邊卻又把更多平民趕到窮人行列中去（剿滅教培行業﹑打擊電玩﹑美容等，製造千萬計失業人口)，一邊排雷一邊又埋更多的雷，凡事與自己過不去，長此以往，社會何日安寧?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大自然用暴虐的洪水，撕破中國盛世的表面，清晰地展示其殘忍的底色。 七月，河南暴雨。 我們從視頻（影片）上痛心地看到，逃難的災民一眼望不到盡頭，逃不出去的災民在家園道路、在地鐵隧道被洪水瞬間奪命。 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莊稼、財產後，人們在泥水裡絕望地嚎哭…… 自1949年中共建政，中國遭遇的災難數不勝數。 如六十年代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導致的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七十年代造成24萬多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1989年震驚中外的天安門大屠殺,…… 此外大大小小的災難中，還包括曾被隱瞞的1975年河南駐馬店水庫潰壩事件，死亡23萬多人。 然而奇怪的是，無論多麼大的災難，無論這些災難中有多大的”人禍”成分，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度里，每一次災情最終都變成中共政權的政績，都令一些中國人感恩戴德，從而增添了專制政權的合法性。 對於一遇災難動輒追究政府責任的西方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難理解的大謎團。 為此，我試圖以最近的河南洪災為例，探討中共每次災難都能走出危機、並為自己加分的原因。 我分析中共歷來所使用的各種手段，那是一套成熟而有效的維穩體系，其中包括：一，嚴控資訊，槍杆子捍衛謊言;二，喪事喜辦，歸咎自然;三，壟斷做好事，嚴禁民間機構做大;四，煽動民粹主義和仇外世界觀。 這一切手段能夠堂而皇之地實行，都是因為人民沒有政治權利，而任意妄為的中共當局有槍杆子保護。 7月27日，河南省鄭州市一個地鐵站前，民眾獻花悼念水災遇難者。（圖片來源：STR/AFP/Getty Images） 體現制度性失敗 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會遇上災難，但如何對付處理災難，是由政府的好壞與制度的優劣決定的。 2021年河南水災的「人禍」性質，在鄭州悲劇中體現得最為充分。 鄭州是中國當局花費鉅資建設的「海綿城市」，本應具有吸水、蓄水等功能，有防洪排澇的能力。 但一場暴雨證明，在冷漠僵化不作為的共產黨官僚統治下，什麼”海綿城市”都無法阻止人民罹禍。 7月20日，鄭州發生兩起導致人員傷亡的重大事故，一是下午6點地鐵5號線車廂進水，另一起是京廣路隧道被淹，大批車輛人員被困被淹死。 慘劇發生後，人們發現，這兩起惡性事故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早一點停運地鐵，關閉隧道，災難就不會發生。 綜合鄭州當局所犯的嚴重錯誤： 一，按照常規，氣象預報部門發布多次紅色預警，鄭州本應三停：停工、停學、停運，然而鄭州當局違反規則。 鄭州市委書記甚至指示確保「重要交通不中斷」，地鐵照開、隧道照通，因此產生重大傷亡。 二. ，水庫泄洪沒有通知市民，導致嚴重後果。 旅居德國的水利專家王維洛認為，中國水庫營運和人員工資依靠賣水的收益，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泄洪。 鄭州常庄水庫20日上午10時30分開始泄洪，防災服務台卻在21日凌晨1時才發布，居民無法及時撤退。 三，漠視人命，救援遲緩，導致大量死傷者無人及時救助。 很明顯，這是一個政府失效的問題。 中共經常誇耀的”專制效率”，在這裡完全看不到。 相反，這次災難正體現專制制度的弊病：因為不是民選政府，最高層第一考慮的是維護政權、並不在乎民生。 下層官員一切唯上是從，不敢越雷池一步，高層不髮指示，下面就躺平不行動。 就在這個緊急時刻，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到西藏，去接受眾人排演的敬獻哈達與歡呼去了。 正如梁啟超先生指責袁世凱的一句話：”既攔萬事於一身，而萬事都不負責任。 」 救災需要出動武警，但習近平在2018年就將武警收歸於中央領導。 國務院各部門協調，如應急部水利部交通部等衙門，也要習近平批准才能合作行動。 結果，在習近平發話救災之前，鄭州的整個機制和救援系統都在坐等上級指示，不顧災民陷入水火之中。 到8月2日，新華社消息稱：國務院決定成立調查組，對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進行調查。 人們希望中國當局對這場災難進行追責。 然而，中國國務院本身就負有防災、救災的職責，在2018年成立了”應急管理部”，但就是他們不應急、不作為。 這樣的機構，能讓他們自己調查自己的錯誤嗎？ 在瑞典，因為新冠疫情一度嚴重，國家成立了「新冠事務調查委員會」，以調查政府是否抗疫不力。 這個機構由議會各黨推薦組成，由獨立的專業人士負責。 而中國國務院組織的災難調查組，完全沒有反對黨和獨立機構的監督，能指望他們公布多少真相？ 德國和比利時在水災過後，現已展開調查進行法律追究。 而在鄭州險境中有權決定關閉地鐵運行的領導班子已涉嫌重大事故責任罪，但是，誰會去追究他們呢？ 認定了鄭州水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人禍”，我們就以此為例，探討中共當局是怎樣在災難中給自己加分。 手段一：嚴控資訊，槍杆子捍衛謊言 在中國的每一次災難面前，中共政權的拿手好戲就是：封鎖消息。 鄭州洪災時，中國官媒展現了扼殺真相的「三部曲」： 首先，官媒沉默拖延不報災情。 7月20日，河南暴雨傾盆、洪水滔天、陷入水中的人們苦苦掙扎之際，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頭條卻是「歐洲洪災肆虐」，河南衛視竟還在播放抗日神劇，對本地發生的慘劇完全沒有即時直播。 當時民間自媒體上出現很多令人驚心動魄的視頻畫面：被洪水沖走的汽車，無助地浸在水中的人們,……。 此時官媒一片沉默。 即使是民眾被困地鐵呼救，官媒在兩小時後才有所反應，但只是引述網路片段報導，表示被困乘客已全部救出，”無生命危險”。 直到21日，《人民日報》才在第七版才報導河南洪災，但一字不提災情慘重民眾死亡，只是報導寥寥數名軍人的救災表演。 當時新華社發了鄭州7名黨員、公職人員犧牲者名單，不提老百姓的死亡人數。 整個中國只有鳳凰衛視胡玲像個真正的記者，她在微博上追問當局，說要通報死亡人數。 其次，禁言趕人，刪貼封號。 鄭州市民祭奠親人被攔，財新記者拍照片被抓。（網路圖片） 鄭州市民祭奠親人被攔，財新記者拍照片被抓。（網路圖片） 不但自己不報導，中共官方還在災情災難發生後，為掩蓋事實真相，下令不得傳播”謠言”。 他們開始禁外國記者，禁民間組織，禁網路輿論，禁傳播視頻，啟動獨家宣傳機器。 來自官方的指示稱： “多家國外媒體在京廣路隧道現場採訪，易引發國際輿情。 建議轄區辦事處提醒廣大商戶提高警惕，不私自接受國外媒體採訪，不給對方任何歪曲事實可能，發現相關情況及時回饋或直接報警處理。 切不要用簡訊微信通知，挨家挨戶口頭通知。 」 在京廣路隧道周圍布滿員警，實行軍管，禁止觀眾靠近、拍攝隧道。 很多死者家屬被堵在街頭，連倖存者發表的貼文都刪除。 一些身份可疑的義和團民眾開始驅逐外國記者，說不讓境外勢力給祖國抹黑。 再次，中共有自己一套水災宣傳的套路。 不讓外國記者報導，中共要按照自己的路數宣傳：強調天災的嚴重性;宣傳政府搶險的主動性;盡量降低災害中死亡人數。 將報導重點轉移到災後重建。 涉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的統計資料，要嚴格依照權威資訊。 這即是說，只要不是官方發布的，就都是謠言。 人民的知情權、公共事件的透明性蕩然無存。 當媒體都”姓黨”時，人民就和真相一起給拋棄了。 手段二：喪事喜辦，歸咎自然 不準傳播負面消息，那麼，中共當局就可把人民生死存亡的災情，統統塗抹成光採的正面。 他們經久不衰的表演手法是”喪事喜辦”，報喜不報憂，把災難改變成對中共歌功頌德的機會。 首先是把責任歸咎於大自然。 每年大雨他們都會說百年難遇。 今年竟然出現”5千年一遇”了。 不顧中國有氣象記錄才70多年，無邊誇大暴雨的嚴重性，為的是推卸政府應承擔的責任。 胡錫進說：極端天氣導致鄭州洪災是必然的。 然後，黨國開動媒體龐然大物，轟轟烈烈地宣傳官民萬眾一心戰勝災難。 街上開進解放軍車隊，組織好的人們歡呼雀躍，表演送禮品謝親人，塑造了一種「虛構式的感動」：天災無情人有情，感謝國家感謝黨！ 國內網友說，這就像去年武漢疫情。 在央視的畫面里醫院一片和諧，指揮有序，病房乾淨整潔，但真實的情況是醫院裡外一片混亂，運屍車忙個不停。 官方「鄭州發布」的這條微博文字，很好地展現中共在悲劇性災難中表達滑稽的喜劇性：「暴雨雖然很大，但堅強樂觀的鄭州人不怨天尤人，我們堅信，這場歷史罕見的大雨過後，城市會更乾淨，草木會更加翠綠旺盛！ “在這一類災後美景描繪中，河南大地那些被淹的住房和農田、被失蹤的人，那漂浮在水上的屍體，統統不見了。 手段三：壟斷做好事，嚴禁民間機構做大 在西方民主國家，大部分救災活動是民間組織和民眾自發做的，因為政府的資源有限，踴躍的民間救助補充了政府的不足，滿足了災民的需要。 然而，當中國災區老百姓陷入無助的境地時，他們可依賴的救助機構往往只有政府一家。 這種”依賴”很無奈，災民沒有選擇。 集權的中共把那些積極說明救災的民間慈善組織，都視為對其統治權力的威脅，不許他們做大。 這樣長期壓制民間機構的後果是，只有佔有全部公共資源的獨裁政府，才有能力組織和調動一切救災力量。 由此看來，專制政府不僅僅是幹壞事，他們也壟斷了做好事的一切機會，動用國家公權力排斥了願做好事的民間。 獨此一家別無分店，他們獨佔了做好事的功績，藉此吹噓自己的大恩大德，收穫民眾的感激。 現實就這樣荒謬：一個本應對災難負責的政府，結果卻因為救災給自己加分了。 手段四：煽動民粹主義和仇外世界觀 與過去不同，這次河南洪災增添了官方救災敘事的新元素——排外民族主義。 2008年發生汶川地震，胡溫政府還有對西方救援的感謝之意。 當時新華社報導：「汶川地震，寰球震動。 在中國人民艱難危急時刻，國際社會伸來寶貴的救援之手。 」 然而到習近平執政的今天，煽動仇恨排外的民族主義就成了救災主旋律，這也是給中共加分的新手段。 洪災尚未結束，胡錫進就於7月21日發微博鼓動，說河南大水”不妨礙對德吹英吹美吹的鄙視”。 國內一片吹捧之聲，如：”不是河南這場暴雨，我都不知道中國人這麼牛逼。 “”在自然災害面前，我們中國政府的救援，就是世界第一。” 至此，救災不再是單純的救災，而是彰顯專制民族主義的威力，與西方制度較量的戰場。 即使是陷入困境的災民，也受這股蠱魅的民族主義影響。 視頻中看到重災區新鄉一位男子，跪地祈求說：”毛主席把颱風和暴雨弄到美國去吧！ 」 在這種狂熱的愛國主義情緒支配下，即使洪災嚴重，一些中國線民也忙著攻擊奧運會主辦方和外國選手。 環球時報指責「西方媒體長期扮演了抹黑中國的角色」，河南因此發生了對外媒記者的圍堵揪斗，甚至有線民留言：「見到可以往死里打么？ 」 […]
喀布爾時刻之後，世界經歷了一個星期左右的情緒劇變——美國國內對拜登政府的不滿、強烈批評，以及國際社會對美國的強烈不滿、鄙視、失望，二者匯成排山倒海的批評、指責。但日子還是要過下去，拜登政府與世界各國正在調整情緒並思考「沒有美國保護的」未來 。本文擇其要者概述分析，勾畫塔利班存在的未來世界藍圖。 美國國內反應激烈，拜登一錘定音 美國國內的批評基於各種立場，大概分為三類： 一是認為撤軍正確，但執行過程太過糟糕，丟棄了約1.5萬美國公民，將武器留給了塔利班，再現了當年越南撤軍時的「西貢時刻」，是拜登政府與美國的永久性恥辱。這些批評者當中包含幾乎所有在大選時期盛讚拜登極富外交經驗、與多國領導人保持良好私人關係的主流媒體，其中《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寫了公開信，懇求拜登政府將三報的200多名記者及相關的2000餘人安全接回。 二是擔憂此舉影響盟國對美國的信心，認為此次撤軍有損美國自二戰以來的光輝形象。 三是批評拜登政府丟棄了幫助美軍工作的成千上萬阿富汗人，此類批評以《大西洋月刊》為代表，要求政府加快身份審議，打開國門歡迎阿富汗難民。 身為總統的拜登終於露面了，他說：「如果說點什麼的話，過去一周的事態發展進一步證明了美國當前結束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是正確決定。」他表示：「美國軍隊不能也不應該在一場阿富汗部隊不願為自己而戰的戰爭中作戰並犧牲。」《華爾街日報》在登載了這條消息之後，無可奈何地承認：拜登的這番講話和美國的撤離將構成美國最漫長戰爭的終結篇章。 此情此景，讓我想起英國《金融時報》8月4日發表的那篇《為什麼拜登讓批評者無可奈何？》，認為民主黨之所以保護他，是因為拜登是贏取民主黨選民信任的捷徑，如果沒有他，民主黨人可能要很費力才能贏得這樣的信任。 這是該報近年評論拜登唯一一篇正確的文章，但作者沒有說到的是：拜登帶病上崗，幾乎成了媒體與公眾豁免他的主要理由，也成為拜登規避許多問題的憑藉。 盟友審視「美國回來了」 「喀布爾時刻」被拿來與1968年越南撤軍的「西貢時刻」對比，但恥辱遠超當年。在全世界的目光下，美國人眼睜睜地看著美國在國際社會丟盡了臉面，卻無可奈何。 在此，我必須來一段舊文重溫，看看現在這些批評拜登的媒體在2020年大選時，如何通過自家控制的媒體賦予拜登超強的「外交才能」（包括認識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以下只是原話照錄：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甚至FT與BBC都多次稱許的外交才能、國際經驗，《紐約時報》2020年7月6日發表《拜登的非正式外交：如何與習近平這樣的外國領導人建立「私人關係」》，文章說，拜習至少見過8次面，一起散步、在一家中國鄉村學校投籃，私下共同進餐的時間超過25小時。奧巴馬還希望拜登憑藉迷人的魅力與習 「立刻拉上私人關係、讓習近平敞開心扉方面」。 就連還保持一點矜持的路透社也忍不住高度讚許。2020年11月23日，路透社如此展現拜登的外交才能：「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正推動實現他的競選承諾，讓美國再度在全球舞台上扮演領導者角色，同時以專業治國，指派經驗豐富的外交老將擔任重要職務。」這些話重複多了，拜登自己也深信不疑，2020年7月拜登曾表示：「我相當了解美國外交政策。我在全世界都有關係」。「我知道如何做好國際事務方面的工作。」 「喀布爾時刻」讓這些稱讚成了笑話。在美中天津會談美方失利之後，拜登對外說過，今年11月將在G20峰會召開前後，舉辦世界民主同盟大會，共商對抗中共大計，也因喀布爾時刻讓世界失去了期待，因為盟友們都在審視這個回來的美國是否還有足夠的領導能力。 來自盟國的指責內容太多，不過，這對拜登沒有用。拜登終於發話：「無法保證阿富汗空中撤離的最終結果，沒有看到盟國對美國信譽發出質疑。」 事實上，盟友國對美國的批評前所未有地尖銳，媒體均有登載，以下僅摘錄部分： 8月18日，英國下議院就阿富汗局勢進行了長達7個半小時的緊急辯論。這次會議上，英國政界重要人物紛紛表示對美國的強烈不滿。英國前首相特蕾莎·梅表示，英國追隨美國撤軍的決定恰恰表明英國對美國的過度依賴，給英國的外交政策招致了一項「重大挫折」。前北愛爾蘭事務大臣歐文·派特森（Owen Paterson）更是稱，這是「自蘇伊士運河事件以來英國最大的恥辱」，並表示，西方「現在一團糟」。英國議會下院防務委員會主席托比亞斯·埃爾伍德抨擊拜登高調宣稱的「美國歸來」。「這是個諷刺。當我們被一個僅裝備火箭筒、地雷和步槍的叛亂組織打敗時，你憑什麼說『美國歸來』？」 8月22日，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委會副主席博雷利表示，喀布爾落入塔利班之後，國際撤離工作混亂不堪，這些表明，歐洲需要發展獨立於美國的、自己的軍事能力。 對於阿富汗撤軍，德國政界在兩個層面討論：1、當年參與「阿富汗行動」基於北大西洋「盟約」第五條（一國遭襲，群起反擊的「集體防禦」條款），是無奈之舉。2、拜登政府不顧聯盟內的反對聲，也未經充分協商便宣布立即撤軍，導致駐阿兵力第二位的德國軍隊不得不緊急撤退，難以「善終」。要言之，德國的討論觸及到追隨美國是否是個錯誤這個層面。 拜登確實多次在國際會議上高呼「美國回來了」，但盟友們覺得回來的根本不是過去那個美國。國際輿論的看法非常一致，認為眼下的結果是「西方的失敗」。 美國的反思剛開始。在種種分析中，我認為只有美國智庫昆西負責任治國研究會研究員、曾在阿富汗服役的亞當·溫斯坦的反思是個正確路向：「美國真正的失敗在於其長期以來錯誤地認為可以通過武力促成有效的治理。阿富汗軍事干預後的混亂和撤軍後的混亂都源於同一個根本性錯誤——美國認為可以使用軍事力量來實現被佔領國社會和政治的永久性變革。」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本文經上報授權刊出，原出處）
近日，芝加哥全球事務協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公布一份美國對中關係民調，其中在如果中國入侵台灣，美軍是否應出兵保台的調查上，有52%美國民眾表示支持。這是該協會自1982年就此向美國人提問，第一次有過半比例民眾支持美國出兵協防台灣。 今年初拜登剛上任時，同一機構的同一問題，得到的百分比為41%，也就是短短半年，美國民眾支持美軍護台的比例就增加了11個百分點。假若回推到2014年，美國五角大廈公布中國軍力報告，提到中共或有能力在未來5到10年全面封鎖台灣時，那年調查結果，則僅有26%美國人支持美國出兵保台。 就芝加哥全球事務協會長期調查，在美軍保衛台灣議題上縱有黨派之別（本次調查約有60%共和黨人支持出兵護台、民主黨50%，無黨派49%），但「美國民眾支持美軍協防台灣」比例所呈現出的趨勢，確實是持續增長（1982年時僅19%）。而一般來說，「美國民眾」的支持度其實也具有指標意義，否則近40年來何須一直追這個問題。 今年5月，紐約城市大學教授Peter Beinart曾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文章，嚴厲批評新任總統拜登的對台政策「魯莽而危險」。於此之前，他已表示不贊成民主黨去年將其政綱中的「一個中國」字眼去除，進而，他更反對拜登上台後，一連串看似低調、漸進地和台灣建立官方關係，因為那遠比美國從阿富汗撤軍還可能引發世界大戰，關鍵就在這會直接觸犯中國紅線，給中國侵台找到借口。 中國找到借口侵台是一回事，Peter Beinart認為一場災難性戰爭的癥結，主要還在於美國人並沒有保台的意志。他用以佐證的，就是芝加哥全球事務協會今年2月份的調查。他引民調數字說，就算有85%的共和黨領導階層支持美軍出兵保台，但即使是共和黨的支持者，也只有43%表示支持（整體為41%）。而他認為，實際支持美國出兵的美國人只會更少。 Peter Beinart是在5月撰文，結果，8月芝加哥全球事務協會再發布民調，支持美軍保台的美國民眾比例就上升到52%。不待Peter Beinart再為文分析，只要重新看他原本寫的文章，其實就不難找到此民調上揚的原因之一。 Peter Beinart當時反對拜登在對台外交關係上挑戰中國的「一中政策」，所持觀點是，承認美軍無法壓制中國並不是放棄台灣，問題在台灣人民要維護自由，卻沒有人承受的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維持清晰的「一個中國」，不要在對台外交關係上做文章。Peter Beinart通篇論述確實吻合美國「綏靖派」的觀點，他本人也不反對別人這樣歸類他，但他同時也提到，台灣這座島嶼無疑是一個關於民主成功且鼓舞人心的故事，「如果它落得和香港同樣命運，那將是一場巨大的悲劇」。這一兩年下來，正因為中國治下「自由香港」走向「專制中國」的急促變化和悲觀發展，便使得即使是綏靖者，也會油然而生「不應讓台灣落得和香港同樣命運」的表述。 對美國民眾來說，西藏抗暴太遙遠，維吾爾人勞改教育太陌生（新疆種族滅絕之說是這一兩年才終於翻上檯面），唯獨香港的異常近在咫尺，多數人也更容易看得懂今天表象的背後，那個天際線媲美曼哈頓的東方之珠，是如何不斷往專制方向疾駛，成了赤手空拳無力抵抗的悲情城市。 就在Peter Beinart執筆撰文批評拜登對台政策後，不過三個月內，香港情勢立刻又再急轉直下：《港?》五高層被以國安法逮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判刑入監；《港?》前主筆馮煒光避走英國前被拘；《港?》被港府凍結資金後停刊；香港修改《個資條例》，「起底」風聲鶴唳；歌手黃耀明遭控在香港立法會補選造勢現場演唱歌曲被逮；當初騎乘插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樣旗幟摩托車的唐英傑，被依《香港國安法》判刑九年監禁；中共火速通過《反外國制裁法》並即時生效，美國駐港總領事再次召見在港美商，建議他們撤離香港；香港民主遊行示威重要主辦單位「民陣」被迫解散；曾在聯合國為香港人權發言的歌手何韻詩被中國執法部門關注；香港民主派最後一席立法會議員鄭松泰遭褫奪議員資格… 美國人對香港的熟悉，來自過去香港的高度國際化和與他國密切的交流往來，因此它的處境，比起其他東方城市／國家的動亂，更容易令一般人心有戚戚，那麼，當下美國人對美國出兵協防台灣的支持比例，會持續上升且首度過半，道理之一，或是美國人也清楚，若讓中共拿下台灣，下一步就是像Peter Beinart所稱「落得和香港同樣的命運」。可以說中共的治港模式，不是只有台灣人看在眼裡，它也一定程度決定了別的國家人民如何看待中國，「出兵保台」堪為美國人不喜中國的其中表徵，今天這過半比例，恐怕也是中國自己催出來的。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近來亂拳盡出，令人眼花繚亂。 從早前剎停螞蟻美國上市，再到敲打科網巨頭，再到重手打擊教培行業，再到圍剿白酒、美容、遊戲全行，再到重新分配，再到整頓地產代理，日日有新出，簡直都不讓自己喘氣。 按理，面對即將來臨的緊日子，應該持盈保泰，小心駛得萬年船，盡量少折騰，避免自亂陣腳，邊走邊看，慢慢調整。但中共反其道而行，氣急敗壞，慌不擇路，一於和自己過不去，這是什麼道理？ 最根本的原因，當然是預後很不妙。未來將面臨一段非常漫長的艱難日子，外部局勢惡劣，內部問題很多，內外交織在一起，互相拖曳作螺旋式下沉，其後果不可預料。因此，中共急於為往後的緊日子預為籌謀，提前放血，排除不利因素。可惜定時炸彈太多，早前又一味樂觀放任生長，現在一隻水桶上下左右都在漏水，一時手忙腳亂，顧此失彼，沒有章法。 形勢不妙，最要害是兩端：一端是財政要穩健，有什麼事都靠錢來維持；一端是就業要保障，人人有工開，就不怕基層鬧事。但眼前一堆亂麻，互相撕扯不開，牽一髮動全身。 未來日子難過，中共要把國家命脈都掌握在自己手上，所以一切私企，只要大到一定規模，一定要設法打擊，削弱他們的勢力，剝奪他們的市場份額，減少他們對政府政策和人民生活的影響。但如此一來，勢必窒息了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私企奄奄一息，個體經濟走向末路，必然製造大量失業。 未來日子難過，中共要減少民眾日常不必要的開支，省下錢來應付基本生活所需。好像教培、白酒、美容、遊戲，一般人離了這些東西，日子都過得下去。相反的，想維持原有生活方式，勢必消耗大半收入，連維持一日三餐最基本的生活都會有困難。因此以各種成立不成立的理由，削減不必要的生活支出，省下錢來活命。 未來日子難過，所以要重手打擊私企，把國計民生的命脈都掌握在中共手上，全國十幾億人離開中共都無法維生。一家老小都等中共發錢來養活，還有誰敢不聽話？即使吃草過日，還是要乖乖順從。但打擊私企，市場凋蔽，社會失去活力，生產與生活水平都下降，要讓經濟重起，東升西降，對外擴張，那就不用想了。 國庫空虛之下，政府又起「劫富」之心，所謂三次分配，就是要掏空富人口袋，把錢收歸國有，以應付未來的拮据日子。至於會有多少份額流到真正窮人手上，那就只有天曉得了。紅二代在海外有萬億計私人存款，怎不見他們講點「道德」，拿一點回來救濟窮人？ 最近又傳說汪洋政治行情看漲，但以中共目前的內外環境，對外擴張對內左轉的政治路線，換人能解決問題嗎？如果糾錯機制有效，早在美中交惡之前，就應該換人了；再遲一點，也應該在與歐盟交惡前換人；更遲一點，在搞出這麼多內部亂象之前，也應該換人了。幾次該換不換，證明換人的機制失靈，七搞八搞，搞到大錯鑄成，狂瀾欲倒，一切都太遲了。 現在換人，除非來的是神仙。現在不管換什麼人，美中關係不可挽回，兩岸關係也不可修復，香港死局不能改變，經濟下行也不可逆轉，那換人不是「拿來搞」？ 我不太相信換人之說，政治局常委排座次或許有變，有人下去有人上來，但習近平「定於一尊」的地位不會改變。說一句不好聽的，現在沒有「定於一尊」，事情更不可收拾。人人一張嘴，你要這樣我要那樣，從寡頭政治變成多頭政治，一盤散沙更難以為繼。現在好歹都有習近平一人孭曬（扛），看他還有多大本事就是了。 別的不說，單是暴力防疫這一單，老百姓已苦不堪言。病毒一定與人類共存，你又死都不跟它共存，最終是病毒未死，先把自己搞死。 緊日子未到，苦日子先到了。我們看中國人苦，中國人還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希望他們能把這支歌永遠唱下去。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原標題：國家未亂黨先亂：緊日子未到，苦日子先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