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变天后，如何下澳中美的三角棋盘？

自1972年工党总理惠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引领世界新一轮对北京外交承认起，堪培拉与北京的关系就长期保持平顺、亲睦、稳定、互利。1989年是个小插曲，彼时工党总理霍克（Bob Hawke）感情闸门大开，泪涕肆流，还让当时在澳洲的中国大陆人士悉数滞留。1996年霍华德（John Howard）的联盟（Colition，又称‘自由－国家联盟’Liberal-National Coalition；中文也译作‘联盟党’）开始执政，以务实的姿态继续与北京保持“生意是生意，友谊是友谊”这么一种不卑不亢的良好关系。 

有人说北京变得强势得益于911，“没有911，中国就没有二十年的发展机遇”。不过笔者认为中国从那时起到现在为止二十多年的发展机遇，更是由于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简称世贸组织或世贸），一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从而使得军力急速提升。中国得以进入世贸，应该是美国民主党行政当局的一厢情愿。冷战结束，“邪恶帝国”苏联以及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二十世纪两大世界祸源“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西方“自由世界”抵抗中，分别通过六年的二战和四十年的冷战，予以击溃；北京等“共产主义”残渣馀孽已是强弩之末，朝不保夕。因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合掌腾腾信马由缰，静等北京政权经济发展以后，中产阶级发展壮大以后对当局形成政治压力，从而顺应潮流洗心革面，改弦更张走入全球民主化康庄大道。

北京则抓住了美国政客政治愚蠢和短视的这个政治机会，“卧薪尝胆，十年生聚”，扮猪吃虎，弯道超车，鸭子浮水，力图缩小与世界首强美国的差距，只等机会合适，一举将美国打翻在地，实现称霸世界的夙愿。随著中国国力增强，国际与影响力日渐提升，美中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由甜变酸。即使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之下，澳洲还是比较好地在美中之间取得两边平衡，左右逢源。国际安全依赖美国，澳洲繁荣取悦北京。

而北京则有目标、有战略、细润无声地影响和渗透西方国家，澳洲也是北京重要的渗透争取对象。懂中国和北京的人早早就洞若观火，感知其中奥秘，而澳洲的反应如同澳洲特产树熊，比较迟缓。 

北京“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得陇望蜀，孔子学院在西方学界登堂入室，西方几乎没有反应。进而红色意识形态的“歌颂毛泽东音乐会”通过文艺演出在境外强势扩张，却于2016年在澳洲悉尼和墨尔本两地遭受了猛烈狙击。一小部分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士在“维护澳洲民主价值和原则”的口号下奋力击退北京这一轮油腻性的抢滩登陆，但是主流澳洲似乎木木然地作壁上观。 

一直到了2017年末的12月初，总理麦肯谭宝（Malcolm Bligh Turnbull）用发音蹩脚的中文呛声北京：“我们澳大利亚人站起来了。”笔者推测谭宝总理是从他的儿媳那里学得一丁点汉语。

谭宝总理称“澳大利亚政治受到外国干涉”。而北京毫不退让，指责谭宝关于中国影响力的言论“毒害”了两国关系。

对此一事件，澳洲呈现两极化的反应：澳洲国防分析师和多数民意认为北京此举试图恐吓澳洲，支持谭宝总理对北京的立场；代表澳洲政治左翼的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指责谭宝针对中国的行为过分，是公然“打脸中国”，指责他破坏了与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更不应以牺牲澳洲与中国的关系为代价。陆克文把谭宝的诙谐中文表述视作向北京宣告，澳洲人民终于站起来对抗中国人。 

笔者注意到，澳中亲睦双边关系开始发生逆转，最初可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澳洲总理麦肯·谭宝以中文呛声北京：“我们澳大利亚人站起来了！” 

2013年澳洲联邦大选联盟党压倒性大胜，但是当选总理托尼·艾伯特（Tony Abbott）好景不长，一届没有做满就被同党谭宝背后一枪挑落下马，谭宝带领联盟党进入联邦大选，却差点被对手工党击败，政府席位优势严重缩水，只以微弱多数勉强执政。2018年因为其施政不符合联盟党的保守主义而受到内务部长达顿（Peter Dutton）的率先挑战，经过两轮国会内阁投票，谭宝迫不得已退出政坛。最终尝得胜利果实的不是达顿，而是意外渔利的莫里森（Scott Morrison）。澳洲人普遍认为，莫里森不过是留守政府，民调也认定下一届大选必输无疑。 

澳洲似乎准备变天，可是2019年的澳洲联邦大选结果出人意外，哀兵莫里森居然赢得了大选。这个结果不是北京希望看到的，澳洲工党也是错愕并且扼腕。一位笔者熟识的年轻朋友满心喜欢地等待著变天以后与陆克文一道再架起一座澳中的金色桥梁。笔者却是心中暗喜，澳洲的“防红”堤坝可以得到加固加高，澳洲不被北京专制陷落。 

在世界范围内，澳洲虽然只是地区性中等强权，抵抗北京的战狼外交和对世界的攻势所表现出的坚强可谓世界之最，在五眼（Five Eyes，又译五眼联盟）中虽力量排序靠后，仅大于新西兰，其价值和原则的坚守却远胜于美、英、加。所以澳洲敢于叫板北京，对疫情溯源最早提出呼吁。相比较拜登（Joe Biden）行政当局高叫九十天内给出疫情大流行的溯源报告，结果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两者有天壤之别。 

保守主义对于世界邪恶有天然的免疫力，上个世纪80年代独领风骚的是二流演员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前总统和英国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而澳洲的政治领袖们从前总理霍华德数起，前财长彼得·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前总理艾伯特、莫里森、外长佩恩（Marise Payne）和新换位到国防部长（简称‘防长’）达顿都持保守主义理念。 

尤其是半年前才成为防长的达顿更是以强硬著称，他认识到澳洲和世界正面临一个二战以来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的地区环境。作为党内保守派的名义领袖，他对中国持敬业而坚定的立场，称澳洲希望印太地区稳定，要求北京应该为此做出贡献，而不是从中破坏它。达顿还意识到地区风险和军事冲突“并不那么遥远”，尤指台海和南中国海。 

反而离开政坛的谭宝被人党内的人调侃诟病他的从政“入错了门，嫁错了郎”，按照他的思想理念更应该加入工党。好在他获得了前总理霍华德的青睐，还是在自由党内行得风生水起，居然还做了近三年的总理，尽管有鸠占鹊巢之嫌疑。 

“1” 霍克因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涕泗交流做出中国人士滞留澳洲的决定，获益人约两万。   接任霍克的工党总理基廷（Paul John Keating）于1993年11月1日决定，最终确定中国人士永久居留澳洲，获益人数约为四万五千人。这项活动主办单位为了礼数周全，同时邀请两位前总理。基廷婉言推辞，属邀请人意料之中；霍克欣然接受，但称11月1日不克出席，活动或可提前或延后。邀请人明白霍克不属意11月1日前来参加活动，是有意避开的托词，遂接受霍克的提议改期延后一周，求得双方满足。后来，当日多位台湾学者前来参加澳洲的活动，也都参加了这个盛会。有亲北京者前来告诫不可把台湾代表安排与霍克同席，理由是工党主体上亲善北京、冷落台北。主办方不予理会，坚持己见，杨黄美幸和秦晋均为主，霍克等一众工党要员（副总理和部长）为宾，以此排定主宾秩序。

（全文转自独家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