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主卖房突然少了几万澳元！澳洲预算新政还没实施，市场已经先变了
2026 年 8 月 10 日
202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汪洋到新疆调研，说出一句“要完整准确理解和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似乎暗示，中南海有意调整新疆政策，要从习近平的极左路线上往回拉一些。其实，这在去年底由广东省长马兴瑞接替政治局委员陈全国、出任新疆党委书记之时就显露端倪：在国际谴责、压力和制裁下，北京或被迫调整其极端民族政策。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共高层一系列政策调整中的一环。其他方面还包括：防疫抗疫政策，在“动态清零”造成大规模灾难之后，被迫提出“最小代价”的说法。而习近平个人拍板的所谓“动态清零”实为极端清零，重伤中国经济和社会，到处制造封死之城、饥饿之城、绝望之城，乃至于抗议之城，如深圳。 对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态度，中共高层也在战争开始不久后转向，从习近平“中俄合作上不封顶”的极端政策，转向“中立”，至少呈现表面上的中立和平衡。虽然，由习家军把持的党媒基调，仍然是反美、亲俄、冷乌，但亲俄反美却在实质上受到党内反习派抵制。在美国一再打招呼之后，中共是否还会援助俄罗斯？似乎要采取军事不援助、仅有限经济援助的方式？反映在外交官口里，就是所谓“中方提供食品和药品，不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或者，缩小实际援助，但保持政治和外交援助。 而在经济上，习近平所主张的监管高科技行业、打击民企、国进民退、共同富裕等“大跃进”式的运动，也因经济急剧滑坡而遭党内反对派抵制、阻止、叫停。 按理说，习近平的极左和极端政策，不断给中国带来灾难和失败，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党内、尤其高层的反对。然而，他的权力、权位和连任之路，似乎仍然显得“稳稳”的样子？这到底是假象还是没人奈何得了他？或者干脆就是中共制度的完全失败？ 习近平刚刚报复了一个政敌：沈德咏，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主任、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上海市纪委书记。沈德咏被投入大牢，表面上的原因，无外乎“贪腐”之类，但真正的原因却是，他反对习近平连任。据传：早在2018年习近平操纵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时候，沈德咏就是明确的反对者之一。随即遭到习近平报复：免去他的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职务，仅任全国政协的虚职。 鉴于沈德咏是当年主办陈良宇大案的高官，深受胡锦涛和温家宝信任，习近平拿下沈德咏，隐约就是对政治老人胡温的叫板，而广泛的信息是：胡温并不认同习近平的极左路线、且不赞成他连任。前不久更传出，前总理朱镕基反对习近平连任、捍卫党内任期制。这预示着，即将于今年夏天召开的、由中共高层和政治老人云集的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与政治老人之间、习家军与团派和党内其他派系之间，将有一番激烈的交锋和较量。 其实，普京的超期连任、无限期连任和长期执政，已经向各国昭示沉痛教训：对内带给俄国倒退和失败，对外带给世界危险和战争。但凡恋栈权位、图谋长期执政或终生执政的领导人，无论以任何名义或者借口，无一例外地，都会给国家与民族带来危害和灾难，甚至给全人类带来威胁和灾难。 道理很简单，无论口号多么光鲜和高调，独裁者的内心深处，只在乎他自己的权位和名利，根本不在乎国家安危和人民福祉，更不在乎人类利益；他的所作所为，以权力为中心，任何人、任何民族或国家妨碍了他的权力和私利，他就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作恶行凶，使用强制和压迫手段，厉行国家恐怖主义，强求人民或他国臣服于他。 俄罗斯的普京如此，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朝鲜的金正恩又何尝不是如此？超期连任、无限期连任、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几乎就是对内镇压和对外威胁的同义词。作为世界最大党、曾历经数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岂能不自思、自省、自警？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3月10日，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接受法国TF1频道采访时承认，欧盟犯了错，但他的认错却走歪了，他说：“我愿意承认我们犯了一些错误，错过了与俄罗斯走得更近的机会。”欧盟的最大错误就是与俄国走得太近，如果走得“更近”，其错更大。德国和欧盟的大多数西欧成员国的错误是西方左派政府积年累月所犯错误的集中爆发，最后引爆了乌克兰战争，也导致欧盟步入难以解脱的困境。这组系列文章的上篇和中篇谈了德国和欧盟的两个错误，反战的和平主义泛滥而放弃军备，盲目追求绿色能源而导致依赖俄国的天然气供应；下篇则进一步分析，德国这个欧盟领导国的欧洲大一统理念如何导致欧洲陷入混乱。 一、欧洲大一统的乌托邦梦想 欧盟的领导国德国和法国都醉心于实现欧洲大一统，这种理念的意识形态根源其实来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由于西欧以德国为首，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慢慢地向“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方向左转弯，北约和欧盟都被欧洲“左祸”所支配，他们相信世界大同的美妙，钟情于欧洲大一统政府的力量，从欧盟成立开始，一步一步把欧盟引导到欧洲大一统的轨道上。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取消国界、取消关税，到人口自由流动，再到用欧盟的资金补贴经济实力不足的成员国，甚至一度想实现欧盟财政的大一统。一句话，就是用欧盟的大政府来领导各成员国，而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实力最大的欧盟成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欧盟的“当家人”。 这种构想其实早就有一个模板，那就是苏联。实行极权主义的苏联最终解体了，苏联人不满极权主义只是原因之一；而苏联解体的更重要原因其实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当中的“当家人”俄罗斯再也难以承受苏联这个大一统联盟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要寻求解脱，于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率先扔掉了苏联这个大一统包袱，其他小加盟共和国便别无选择，既然无人照应了，就只能自立。 热爱大一统欧洲的德国和法国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浸染中，看不到苏联大一统必然终结这个历史规律，却对大一统欧洲“当家人”的国际地位和权力垂延欲滴。德国和法国自以为，建立并掌控了欧盟，自己就把握了欧洲未来的命运；而为了实现统一欧洲的乌托邦美梦，就要不断扩大欧盟的范围，然后希望以欧洲之主的身份，与美国平起平坐。 相关阅读： 程晓农：俄乌战争的德国因素（上篇） 程晓农：俄乌战争的德国因素（中篇） 由于西欧各国基本上都已成为欧盟成员国了，德国和法国要实现统一欧洲的乌托邦梦想，就只能在欧洲的东部寻找新成员国，而这些新成员国多半都是前苏联集团的成员。这样，欧盟东扩就导致欧盟的边界不断向东延伸，越来越接近俄国的边界。被这个乌托邦冲昏头脑的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完全忘记了，欧盟东扩会警醒俄国，从而加重欧盟对东部成员国的防务义务，而德国自己裁军和缩减军备的战略又取消了欧盟国家的实际国防能力。这种狂妄而昏庸的欧盟国际战略种下了大祸，事实上为普京的霸权主义敞开了大门，创造了乌克兰战争的条件。 二、失败的民主化使俄国恢复霸权主义 如果俄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尊重邻国的领土主权，没有霸权主义野心，那欧盟东扩并不至于引起欧盟和俄国的冲突。但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一些学者一直对俄罗斯的民主化走向作出错误判断，误以为俄国不会走向霸权主义道路。他们缺乏对俄罗斯的深入了解，以为俄罗斯可以变成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像西欧国家一样值得信任。这种自以为是的幼稚错误之根源是，他们根本不懂，俄罗斯在制度转型中走的是民主化必然失败的道路，而民主化失败就必然复活俄国的霸权主义。 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有两个明显的制度建构层面，即民主化和市场化；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通常被忽略的社会层面，那就是，要顺利完成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社会转型必不可少。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指的是全社会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洗脑是“极权国家”维持统治的基本手段，目的是改变人们在共产党建政之前自然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把老百姓改造成按照共产党意识形态教条来思考、行动的人。如果共产党国家走上了转型道路，人们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如果社会转型不顺利，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在所有走过转型道路的共产党国家当中，只有中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实现了社会转型，清理了共产党的价值观，也从中上层排除了大批共产党时代的官僚。而俄罗斯只是在民主化过程中设立了议会，实行了选举，但民众的价值观仍然是共产党时代的，因此叶利钦时代的民主化成果到了普京时代就倒退了。虽然普京时代的选举常被操纵，但俄国民众反复多次地选择普京这样的领导人，根源就在于，多数民众的心目中，苏联时代的自豪感、对强权国家的信任和经济依赖，仍然是左右他们投票行为的内心尺度。所以俄国的民主化是明显失败的，而一个失败了的民主化国家出现民主倒退，就很容易恢复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对外霸权政策；这种恢复对外霸权的政策，常常还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喝彩。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为什么普京敢于发动乌克兰战争。 此外，失败的民主化产生了俄国的制度劣势，又进一步深化了俄国精英和民众的自卑感。普京的倒行逆施毕竟在社会上遇到少部分人的反对，因此普京始终清楚地知道，俄国在他的统治下，与那些成功民主化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的制度相比，俄国的制度劣势是非常明显的，经济上落后而毫无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压制，对外则只能展示强权。因此，普京始终有非常强烈的制度自卑感。他对内用不断增强的政治高压来打击反对他的声音，对外对那些试图靠近西欧国家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充满了妒忌、敌意，总想找机会威胁它们，至少把他们的制度优势削弱。俄国之所以恢复霸权主义，是俄国转型失败后出现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应；它非常害怕周边国家的成功让俄罗斯昔日的辉煌沦为彻底的败落，因此就发动了乌克兰战争，而且想进一步威胁其他前苏联集团的成员国。 三、北约内部对俄罗斯的两种立场 德国之所以坚持亲俄、裁军，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虽然德国算是民主国家，但它同时也是世界上热爱马克思主义的“左祸”发源地。因此，德国对共产党制度从来缺乏深刻批判，更不愿面对俄国民主化倒退所造成的霸权主义复活。而北约的西欧成员国则长期以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以为放弃军备就能换来普京的信任与合作，本篇开头引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的话，就是一个注脚。 而另一方面，欧盟和北约的新成员国当中，有一部分是前苏联集团国家，它们在冷战时期曾经纷纷要求民族自主，发生了反对苏联压迫的抗争，却遭到苏军坦克的残酷镇压，比如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都与这些国家结下了血仇。这些经历过苏联军队血腥镇压的欧盟和北约新成员国并不相信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亲俄政策会带来和平，所以不断寻求美军给以象征性保护。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普京一直谎称，北约东扩对俄国是巨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所以他要发动乌克兰战争。但是，所谓的“北约东扩”其实是个虚假命题，因为今天的北约与昔日的北约大相径庭。当西欧国家日益左倾化、逐步走上亲俄道路时，东欧和中欧新加入欧盟的那些国家却很难接受西欧国家的立场，这造成北约内部对俄罗斯的两种立场。 昔日的北约没有价值观上的严重分歧，这里讲的价值观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区别，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塑造的左派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国家传统价值观的差异。昔日的北约成员国也尊重美国的领导作用，大家要团结一致维持冷战中的优势，不会多头争夺领导权。而今日的北约内部，西欧国家的左派要反战亲俄，其战力急剧萎缩，实际上放弃了与俄国霸权主义对抗的能力；而苏联解体之后加入北约的原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战略野心保持高度警惕，于是两种价值观一直在打架。 今日北约内部，德国、法国率领西欧左派政府，要按照自己的左派价值观把北约改造成“无牙老虎”，为此试图争夺北约的领导权。而欧盟那些前苏联集团成员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前苏联集团附庸国的状态加入欧盟，必然会有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在德国无国防的情况下，向美军求援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所谓的“北约东扩”论，其实只不过是美军在前苏联阵营成员国、现在的欧盟新成员国的小规模进驻，其规模根本不构成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只是一种美军应这些国家的要求做出的象征性姿态。 四、“北约脑死”为哪般？ 北约每年会例行地举行峰会，2017年之前北约峰会的主调是讨论乌克兰东部的分裂问题和欧盟东扩问题。在德国和法国的主导下，欧盟不断向东扩容，而防务却越来越松弛。于是出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随着欧盟不断东扩，欧盟的边界越来越接近俄国，俄国的反弹理应唤起欧盟的防务意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德国和法国却致力于靠拢俄罗斯，德国等一批西欧国家只剩下了象征性的“吃干饭”军队。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欧盟在防务战略上的判断开始背道而驰。一方面，德国和法国希望在国防开支上不要让俄国有威胁感，因此不断压低军费，但同时又不断采取欧盟东扩的措施，事实上不断制造新的对俄国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俄国仍然是潜在的威胁。这样，德国和法国就想主导欧盟乃至欧洲的走向，反对美国对俄国保持警戒姿态，又要美军继续为欧盟免费提供军事防卫。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德国和法国的极度自私和狂妄。一方面，德国认为，欧盟东扩提升了德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所以欧盟的亲俄政策不能受美国的干扰；另一方面，德国不愿花必要的军费来维持军力，却要求美国长期为欧盟的国防买单。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明确表达，德国不能增加军事开支，钱必须用在经济上。而站在美国纳税人的立场来看，既然德国认为，亲俄政策可以保证欧洲的安全，德国的军力不过是摆个“花架子”，没有军队不像话，真有军力不应该，那美国人为什么还得用自己的税款为欧盟的安全买单？ 正因为如此，川普总统上任后，在2017年和2018年的北约峰会上对德国的上述自私而矛盾的立场提出了批评。川普总统指出，德国已经被俄罗斯控制了，成了俄罗斯的俘虏；德国总理默克尔有钱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却不肯为北约支付足够的军费。川普总统认为，北约的欧盟成员国应该老老实实地按照北约的规定，各国的防务开支必须立即达到其GDP的2%。2017年5月在北约峰会上川普总统说：“目前28个成员国中，有23个国家未能支付其应该支付的份额。这对美国人民及其纳税人是不公平的。” 当北约内部德国和美国杠上后，2019年10月底，支持默克尔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时说了一番话：北约已经脑死亡，美国独自做战略决策、不与盟友协调……他的意思是，北约内部在战略和政治维度存在着根本分歧，已经不能在认识上就假想敌而统一思想了。马克龙的“北约脑死”论表达了法国、德国不能完全主导北约防务战略的牢骚；但“北约脑死”可以在字面上用到德国和法国领导人身上，他们的亲俄战略确实导致了“北约欧盟成员国脑死”问题。这种“脑死”状态的后果显而易见，乌克兰战争充分证明，川普总统说对了，德国的亲俄、裁军两大战略都造成了这场战争爆发。所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过，德国对乌克兰遭受的战争苦难是有罪的。 五、欧洲从此陷入困境 以乌克兰战争为转折点，本世纪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对抗比上个世纪欧洲大陆两个阵营的冷战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乌克兰战争是二战后欧洲大陆上爆发的第一次战争，上个世纪欧洲的东西方阵营相互对抗40年，始终处于冷战状态，而乌克兰战争却打破了欧洲二战之后70多年的和平，以致于欧洲国家不得不接受欧洲的战争难民。几百万乌克兰难民不得不流亡到欧盟国家，大部分在波兰；就在这困难时刻，欧盟议会却在3月10日通过决议，制裁接收乌克兰难民的波兰和匈牙利，卡住欧盟本应给这两个国家的经费。这表明，左派占大多数的欧洲议会反对欧盟成员国帮助乌克兰难民，西欧国家害怕乌克兰难民进入自己的领土，增加本国的财政负担。这等于是帮普京逼乌克兰投降，欧洲左派议员们撕碎了自己假装的“高大上”面目。 其次，上个世纪欧洲的东西方阵营相对稳定，界限分明，斗志坚定，而这次欧洲的东西方对抗，西方阵营中有的国家要求旗帜鲜明地顶住，而另一些国家则全无斗志，甚至与敌方眉来眼去，使得双方的对抗变得格外复杂。 不管俄乌战争的结局如何，只要德国不放弃绿色能源方针，它改用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为主要能源，将进一步推高德国的能源成本，造成全面通货膨胀；然后德国的制造业成本大幅度上升，让德国在欧洲的“经济皇冠”摇摇欲坠。德国不可能在坚持高成本能源的同时，还有效遏制高通胀、维持高增长和高福利，又保证高军费，它必定要放弃其中的某些选项；很可能，德国将不得不忍受长期的因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带来的经济萧条和社会福利缩水。德国经济一旦进入自己制造的困境，欧盟对经济落后的成员国实行补贴的方针就难以为继，因为出钱的主要是德国，那时德国对这些成员国的号召力也就荡然无存。德国如此，欧盟的西欧各国无不如此。就这样，乌克兰战争将从此撼动欧洲的稳定；这也同时预示着“政治正确”派衰败的开始。 （评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章原出处）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起全球震荡。但欧洲之外最为关注此次战争的地方非台湾莫属。个中因缘，不言自明。但乌克兰事变教训深刻，世界人民，尤其是台湾人民，必当认真考量和参照。不揣冒昧，略述如下。 国际地缘战略 绝不能寄希望于中共 首先，乌克兰事变告诉我们，在国际地缘战略中绝对不能走中间道路，不能立场不坚定，更不能寄希望于中共，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绝对不可靠。乌克兰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是造成目前乌克兰大难当头的一个重要因缘。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不少乌克兰的政治精英总是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犹豫不决，立场不坚定，不能定夺之际，就寄希望于一种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摆脱与布鲁塞尔和莫斯科的纠缠，和中共发展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希望以此来脱离乌克兰的战略困境。这种思维正中中共下怀，因为中共一直寄希望于将乌克兰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中间来，以便孤立与自己争夺全球战略资源或地缘影响的俄罗斯。于是中共顺水推舟，慷慨大方地与乌克兰签署了一系列信誓旦旦的友好条约，包括二○一一年与乌克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条约，和二○一三年底中乌有关“中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核安全保证”的保证书。这是中国直接向俄罗斯挑战，向乌克兰保证，在其受到第三国核威胁的时候，中共向乌克兰提供核保护伞。除了俄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对乌克兰有核威胁的可能。由此种种，导致乌克兰的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受到这种中共战略保证的误导。 中共也因此获利甚丰。乌克兰长期以来向中共廉价甚至非法提供俄罗斯设计的各种尖端武器，从航空母舰，到重型轰炸机引擎，再到两栖作战气垫登陆艇，以及各种各样的飞弹技术等等，无一不有。多年来，甚至还有好几千名原来苏联训练的乌克兰武器专家受雇于中共的国防工厂和研究机构，为中共的武器现代化服务。不少乌克兰的领袖人物误以为有了中共这个第三条路线的安全保证，有GDP大于俄罗斯近十倍的中国这个战略伙伴，俄罗斯就不敢轻举妄动，中乌友谊合作万古长青。云云。 但是乌克兰现在痛苦地认识到，中共在权衡其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时，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信誓旦旦要支持保护的乌克兰，反而与侵略者沆瀣一气，毫无道德和信义。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明目张胆入侵的时候，中共这个战略伙伴总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如此，中共还公开助长俄罗斯的侵略野心，完全听命于莫斯科。在二○一四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中共就抛弃乌克兰，唯命是从于俄罗斯，拒绝向为其制造尖端武器的乌克兰政府付款，而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乖乖地把欠乌克兰的武器钜款付给了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军工厂。这一次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中共更是毫不犹豫抛弃乌克兰这个战略伙伴，与俄罗斯狼狈为奸，还为其鼓吹打气。台湾人民应该吸取乌克兰这个深刻的教训，不要再相信什么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之类花里胡哨的统战宣传。这只能是自欺欺人。 国防自我独立 绝不能全部仰赖友邦 乌克兰向我们提供的另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就是，一个国家的防务一定要立足于自身而绝对不能百分之百地仰赖于友邦。要向以色列学习，在争取友邦支援的同时，立足于国防独立，推动全民国防动员，为自己的国家独立做出贡献。乌克兰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得到美国和北约直接的军事参与，美国总统拜登从战争一开始就明确地表明美军不会卷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人民全民觉醒，全民抗战，进行了英勇不屈的反抗。虽然代价惨重，但是这种自我防务，免于亡国的经验和国民意识受到举世瞩目。我想这次战争之后，乌克兰一定会更加立足于国防的自我独立。 实际上只有在一个国家能够同仇敌忾，献身于自我防务之时，国际军事支援才有意义，才有源源不断地到来。不管这个国家是大还是小，它最终都会获取无穷的国民力量，也会因此而得到国际友邦的支持。如果自己都对自己的防务缺乏全面的自主投入和全民动员，那么国际社会就难于提供实质性的援助。如果乌克兰这一次没有展现出如此坚强的全民抵抗决心，美国和北约也不会在防御条约范畴之外提供如此实质性的协助，来挫败俄罗斯的军事侵略计划。对于俄罗斯来讲，也不至于在乌克兰的战事如此地停滞不前，陷入战略胶著。 失败主义、投降主义 绝对没有前途 乌克兰事变也深刻地启示我们，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绝对没有前途。乌克兰之所以成为世界抵御侵略的模范和榜样，而振奋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民众，是因为面对有绝对军事政治和经济优势的侵略者，没有表示丝毫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情绪。因为他们认识到国际国内道义和勇气的力量，也认识到侵略者内部的巨大矛盾和弱点。 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大国也有大国的矛盾和困境。而大国的矛盾与困境，往往比受侵略小国的矛盾和困境成比例地庞大。历史上发动侵略战争的强国大国，像沙皇帝国，像纳粹德国，往往都是因为自己在尖锐的内部矛盾下发动战争而垮台。所以有强大武器的侵略国家一旦发动战争，往往会导致侵略者内部问题激化和国际反侵略力量的迅速集聚。对于像中共这样万分恐惧其人民造反，防民之口之行胜于国防和国际观瞻，满处是饱藏戒心和饱受凌辱的邻国与多个伸张正义的世界强国，且无为之肝胆相照，出兵出力配合侵略的狼狈之辈，完全没有道理无端散布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乌克兰人告诉世界，战前言败言和，必败无疑。 侵略者理论偏激危害 必须坚决抵制 最后，乌克兰事变也揭示侵略者理论认知的偏激和危害，必须坚决抵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其打法残酷，更重要的是其推动这种侵略行为的理论非常荒唐和无理。按照中共话语来讲，就是普京搞的是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对历史公然的窜改和捏造。普京总统一直认为在原苏联统治下的加盟共和国统统没有所谓独立的民族性和国家意识，也就是Nationhood。他不仅认为乌克兰这个国家独立的民族意识是莫须有的，是苏联帝国统治时造成一种幻觉，在两、三年以前他也对哈萨克说过同样的话，认为在苏联垮台之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哈萨克独立的民族性。这是他入侵乌克兰一个最大的理论基础，和中共彻底否定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几十年来独立发展起来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我想中共侵犯台湾一个最大的理论基础，就是完全否认台湾人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早已是独立于中国大陆专制独裁生活方式的这个基本事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不去掉，世界上的未来战争是会连绵不断的。 （作者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担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现为哈德逊研究所及2049计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全文转自自由时报）
中共二十大前，有关中南海高层换届，谁进谁退的话题正热。但鲜有人关注：谁将接替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王岐山本来在习近平第一任期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掌管反腐，为习清洗政敌，拿下大批以江派为主的高官，甚至直逼坊间认为最腐败的江泽民和曾庆红。 当时外界传说习、王二人早年当知青时曾同盖一床被，以致后来结成政治盟友，王岐山对习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中共二号人物、总理李克强，一时号称“习王体制”。 不过，留任呼声颇高的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上退任常委和中纪委书记。在2018年3月，王岐山接替比他还要年少两岁的李源潮出任国家副主席，成为1998年以来首个没有任何中共党内职务的国家副主席，官方排名在七常委之后，被称为“第八常委”。 王岐山的特殊任职模式 王岐山就任国家副主席打破了职务惯例。 根据现行中共宪法规定，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使主席的部分职权；在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副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大开会补选。 中共国家副主席职务主要负责的是礼仪性外交工作，至于拥有实权与否则要取决于担任者在党内的地位和职务。 1954年起，首任中共国家副主席是朱德。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失势下台，当时两位副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没有按宪法规定继任主席，只是名义上代行权力。1975年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1982年重新恢复。2018年中共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限制，但没有增加任何权力。 一般认为，中共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惯例成形，是从1998年开始，历届有5名国家副主席，分别为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李源潮和王岐山。 其中，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三任国家副主席因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三职而握有实权。另外，胡锦涛、习近平作为“储君”，在其国家副主席任期后半段兼任军委副主席，随后接任党魁。 2013年李源潮任国家副主席，他只是政治局委员，且中央党校校长一职另由刘云山出任。 无党职的王岐山任国家副主席，则彻底打破过去20年来的人事惯例。 王岐山接班人的四种可能 中共国家副主席是名义上的习近平副手，下届会由谁担任？也就是说，谁会接替王岐山？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如果今年68岁的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获三连任，中共所谓的“七上八下”的高层任职潜规则（67岁可上，68岁要下），等同变成废纸。但1948年7月生的王岐山，毕竟到明年3月已超过74岁，他又并非习近平，不太可能续任。 第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中共二十大有习近平接班人出现，此人可能走胡锦涛和习近平当年的模式，担任政治局常委兼国家副主席，并备位二十一大接班。 换句话说，习近平是否真的规划终身执政，就看中共二十大是否有接班人浮出。观察重点就是，若下一任国家副主席能够同时担任政治局常委，且年龄在60岁左右，外界便可大胆想像了。 第二种可能，再度由握有实权的政治局常委担任，就是曾庆红模式。这种情况可能由刘鹤升任，或是栗战书担任。但栗战书明年已72岁，有点老，而且据说他喝酒较多，身体不好。 这种模式可能性不大，因为习近平还会继续强化集权，不可能容忍副手是握有实权的政治局常委。 第三种可能就是李源潮模式，再次由一名政治局委员担任国家副主席，刘鹤、陈希这两名习的亲信都有可能。至于传闻不获习近平喜欢的胡春华，如果无法入常，也有可能走李源潮模式，接替王岐山。 第四种可能是继续走王岐山模式，将现在其中一名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解除党务后成为习的副手，失去实权后，自然对习毫无威胁，这种情况，李克强、汪洋、韩正、刘鹤都有些可能，但韩正的江派背景可能是障碍，李克强和习近平不和已久，可能自己选择全退。 王岐山口服心不服 王岐山在2017年十九大和次年的两会之间，出现诡异的一去一回的仕途安排，其内情早被认为涉及中南海一场政治交易。据信，习近平为在十九大上确保定于一尊地位，以及为在次年修宪破除连任限制，下令王歧山收兵，解除“兵权”。本来王岐山可以抓捕大小“虎王”江泽民和曾庆红，结果功亏一篑。 王岐山在过去五年实际上已逐步被边缘化。与美国政商界密切，对中国政治经济治理还颇有一套的他，在中美大打贸易战期间，并未起什么作用。只是不时在国内国外走走看看，放放空话。 王岐山疑似因心理落差大，曾数度公开抱怨。 2019年1月23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上，王岐山致辞时按中共惯例照著演讲稿念，并调侃称，“读稿子的人就是低头念完就算了。” 2019年7月1日在中南海会见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时，王岐山再声称，自己的工作性质是“做一点礼仪性外交”。 2021年4月20日，王岐山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称自己是“临时主持人”，只是为习近平的致辞“报幕”。 不仅如此，这两年习近平和王岐山关系破裂的迹象显现。 2020年，与王岐山密切的红二代任志强因批习被捕、判重刑，其中纪委旧部董宏也落马。2021年初，与王岐山渊源甚深的海航集团宣布破产，被政府接管，意味著这一原属王岐山家族的利益地盘被习近平接手。 特别是中共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今年1月28日被判死缓，官方指其贪近5亿，涉贪的轨迹则紧随王岐山在海南、北京以及中纪委任上，不难想像对王岐山有所敲打。 经历了这么多，王岐山表面上还对习近平歌功颂德，三呼万岁。 据中共官媒报导，今年3月5日下午，王岐山参加他所在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由副总理胡春华陪同。 王岐山在这次会上吹捧确立习近平核心地位和习思想“指导地位”的所谓“两个确立”，称这是中共的“最大底气”，云云。 2021中共全国两会，当时就传与习近平不和的王岐山，也在参加湖南代表团会议发言中至少八次提到习近平，称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等等。 中共既有内斗传统，也有两面派传统。那些出位表忠者，未必出于本心忠诚，或是口服心不服，或是口蜜腹剑。从党鞭地位跌落还被习敲打的王岐山，应该也一样。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3月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发表了任内第一次国情咨文，时机点适逢基辅被战火摧残的画面传布全球，拜登于是用了相当篇幅，斥责俄罗斯破坏后冷战时代以来的和平。尽管他当时尚未具体提出将如何遏制普丁暴行，但关于“自由将永远战胜暴政”等慷慨陈词，就足以获得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同时起立鼓掌。美国国会久违的同仇敌忾，对民调表现持续低靡的拜登来说，其实也有反向鼓舞作用。 国情咨文之前，根据民调机构“RealClearPolitics”调查，只有四成美国人对拜登的施政感到满意，主要几个原因，包括疫情控制不利、通膨创下40年新高、物价继续飙升，犯罪率还居高不下，民生不顺，当然会让人怀疑总统的能力。直到乌克兰战事爆发，拜登才看似有机会借此均衡一下个人评价。根据路透社调查，过去六个月以来，美国人关切战争冲突仅次于经济，也唯有这两个议题能得到两位数百分比的个人主要关注度。（拜登国情咨文后／经济23%、战争16%、健康9%、移民7%、环境6%、犯罪6%、公卫6%、能源4%、道德4%、社会公平3%、教育3%、恐怖主义3%） 因此，拜登很清楚他国情咨文重点不只在内政，更在于他对乌克兰遭俄罗斯侵略的回应。因为不只两党议员都很同情乌克兰，另有七成民众除知道乌克兰正爆发战争外，其中四分之三且尤其关心最后谁会取得胜利。这也是为什么拜登的演说能吸引近5成选民收看（至少观看部分），创任内个人演说收视最高的原因。那天之后，美国很多媒体都提到选民对拜登的支持终于有了些微提升。 只不过，根据追踪总统民意的“FiveThirtyEight”统计，国情咨文后两周，拜登整体支持度也不过从41.1%上升到42.9%，不满意度也仅从53.6%下降到52.3%，对照先前民调节节败退，持平虽然已堪安慰，但在举国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如此义愤之下，拜登的民调表现恐怕仍属于“未见起色”。明明拜登当初在国会获得满堂彩，但怎么会这样？ 美国人对乌克兰遭俄罗斯入侵“有感”，其实不只来自国家立场层次的美俄关系竞合，或担忧俄罗斯将进一步冲击国际秩序，最后直接威胁美国，民间层次的论述则更直接单纯，就是“都什么时代了，怎么还会有一个国家竟用武力去吞并另一个国家？”尽管在是否支持美国军援乌克兰问题上，美国社会基于军事行动的复杂性而有分歧，但侵略就是不对，应该是连小学生都很清楚的基本道理。 回到美国本身，这个国家可说历经疫情风暴后尚待恢复元气，偏偏后遗症层出不穷，物价、通膨压力缠身，谁都很难预料此刻军事远征的反作用力会是什么，更别提疯狂的普京似乎已无惧掀起世界大战。那么，拜登终究采取的经济制裁和武器支援，就不可谓带了点折衷性质；只是历经数周，当乌克兰惨况一幕幕在电视机前上演，无疑再深化了美国人油然而生的道德同情，同一时间，拜登又被批评犯了软弱的毛病。正如同媒体上出现过的一段话：“美国人再没那个心情透过安抚俄罗斯去结束战争”。 以人类历史来说，独裁政权其实占去了绝大多数时间，“民主”原来直到近代才取得些许成就，两者之间却已是天差地别。美国总统被称为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但看看拜登，又即使是他的前任川普，面对强势的国会、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和难搞的选民，即可知这样的总统，必然和普京之流处于截然不同的权力情境。 还记得2014年普京并吞克里米亚，就算当时全世界大力谴责，亦借由制裁造成卢布贬值，俄国民众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但在俄罗斯民调机构“Levada Center”的调查中，普京的支持率仍激增到82%。此回入侵乌克兰，西方国家比起前次更团结一致，却不管发动侵略如何不义，还连带殃及俄罗斯人民，普京在国内依旧享有高达七成的支持。另方面，拜登则为了国内棘手的经济问题焦头烂额，且不得不在制裁俄罗斯一事上处处纠结（也必须考虑制裁自己人民要付出的经济代价），搞得自己民调不上不下好像就要偷笑。但此刻不上不下的民调，不正反映了民主对权力者的有效制衡，不令掌握权力的人恣意走向疯狂。 “我爱国，所以我必须爱领袖”，这是俄罗斯。“我因为颇赞同总统的决策，而稍微喜欢一点总统”，这是美国。光就这点不同，以美国全球经济、军武实力，就足够让普京额手称庆，拜登要和他一样，美国要和俄罗斯一样，这世界大战恐怕就轮不到俄罗斯来掀了。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已经输定了。乌克兰人民的坚决抵抗，出乎俄罗斯的预料，使得普京的军队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西方不断加重的制裁使得普京无力支撑一场持久战。僵持之下是乌克兰得到体面的胜利，还是普京得到比较体面的撤军，是目前双方争执的焦点。但乌克兰在得到国际持续加大的支持下，显然处于优势地位。头疼的是普京和他的领导集团。 媒体都在疯传习近平要趁普京搅乱欧洲局势的时机，在今年秋季一举拿下台湾，为他的连任创造条件。尤其是看到美国不愿意出兵解救乌克兰，对野心勃勃的习近平来说是大大的利好。他以为没有美国出兵，以台湾人的软弱性格，一举拿下台湾还是很有把握的。 其实这次小习书记又错了。美国两党都派出重量级政治家前往台湾，安抚鼓励台湾人民的士气，也一再声明不会因为欧洲的战局放松亚太战略这根弦。确实，在现在的地理形势下，分别打一场陆战和海战，美国的能力绰绰有余。特别是现在不需要美国参战，乌克兰自己就能解决普京的侵略。习近平支持俄罗斯的战略又受到西方制裁的约束，无力帮助俄罗斯取胜。打台湾的计划几乎没有胜算。 乌克兰战争戳穿了俄罗斯这个纸老虎。俄军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它的腐败。社会腐败，军队也腐败，使得俄国整体实力大大下降，最终败给了小国乌克兰。中国也已经不是国共战争和朝鲜战争的情况了。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其腐败水平超过了七十年前的国民党。面对台湾，就像俄罗斯面对乌克兰一样，一开战就会把纸老虎暴露无遗。即使美国不参战，小习书记也没多少胜算。 乌克兰在战前没有多少准备，心理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准备，武器装备既少又差，看上去根本就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又是同文同种，具备了被吞并的最好条件。可是同文同种早就不是侵略的理由了，所以遭到乌克兰人民的强烈反抗，也遭到全世界各国的反对和批评。乌克兰人民就是在这种支持和帮助下，战胜了貌似强大的侵略者。习近平要打台湾，面临的是完全相同的局面。看来结果也会相同。 台湾和乌克兰的最大不同，就是从两蒋时代就有很好的军事准备，其武器装备的质量高于共军，对共军的苏俄式装备具有很大的优势，数量也还算充足，不会像乌克兰那样初战大大失利，倒是有可能像以色列对抗强大的阿拉伯军队那样立于不败之地，很快就把战场推向敌人的土地上。 但是目前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台湾最大的软肋，就是没有以色列那样的心理准备和乌克兰那样的斗志。二十多年前我就批评台湾像南宋一样，二十年来情况更加恶化了。自以为美国会帮助他们打仗对付共产党，依赖心理使得社会和军队都比南宋还南宋，甚至学西方的时髦，连兵役制都快要取消了。全社会都没有保卫自己的意识，台湾就等着选一位特首后投降吧。 台湾人民通过乌克兰战争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了。恢复兵役制还在讨论的阶段，增强预备役训练的工作正在开展，向国外寻求更多武器装备也在进行中。但是如果习近平为了他的连任，突然发动战争，你们那个应付选民的，按部就班的工作还来得及吗？这是习近平唯一的胜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乌克兰战争和德国的能源政策有什么关系？战争不就是普京要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吗？表面上这两件事似乎毫不相关；但深究起来，德国的绿色能源方针还真与乌克兰战争有关。多年来德国为了贯彻绿色能源的既定方针，形成了依赖俄国天然气供应的能源战略，这就把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的能源绞索奉送给了普京；而普京等到德国今年决定废除所有核电站、必须大量进口俄国天然气的关键年份，看准了德国冬季取暖依赖俄国天然气的时机，发动了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一、德国把勒住自己脖子的“绞索”送给普京 为什么普京选在今年侵略乌克兰？我3月8日在《大纪元》上的文章《俄乌战争的德国因素（上篇）》中介绍过，早在乌克兰现任总统泽连斯基当选前的2018年，乌克兰就已经把加入北约和欧盟写入了宪法，但当时普京并没采取任何行动，他耐心地等着德国 这条“鱼”上钩；而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年，就在德国这条“鱼”上钩之后发生了。 德国为了自身错误的气候政策而做了大量违反北约国家集体安全的事情，等到德国把可能勒死自己的“绞索”交到了普京手上之后，普京获得了德国奉送的开战机会。这根“绞索”就是德国的绿色能源方针。德国准备今年彻底废除核电，因此就必须从俄国大量进口管道天然气；而德国形成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它就不可能在欧盟和北约成员中发起对抗普京侵略乌克兰的行动，这等于是充当了普京在欧盟和北约国家当中的“内应”。 为什么普京选在寒冷的冬季侵略乌克兰？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第一，普京侵略乌克兰，用的还是二战时传统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步兵发动攻击，而冬季的乌克兰地面冻得很硬，方便坦克行动；第二，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高度依赖俄国的天然气供应，而需要天然气取暖的德国在冬季变得尤其软弱，它为了自己的能源安全，不会支持乌克兰，因此普京抓住了这个时机讹诈欧盟和北约。 要解决乌克兰危机，欧盟的团结一致和强有力的坚定立场是前提，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的态度非常暧昧。这次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德国不仅反对北约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对抗姿态，也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甚至还反对彻底切断俄罗斯使用国际支付系统（SWIFT）。这就导致欧盟面对俄罗斯的侵略十分软弱。 二、荒谬的全球监测网布点 德国的绿色能源方针源起于“全球暖化”论，如果不了解左派的全球气候政策之由来，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德国政府的绿色能源方针本身十分荒谬。遏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气候政策建立在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这个假设之上。世界气象组织(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通过全球大气监测网(Global Atmosphere Watch Program , GAW)来监测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但这个监测网的布点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全球大气监测网在地球上一共设立了30个观测基准站，其中12个观测站设在没有人类活动的地方，那里的监测结果无法直接反映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这12个观测站当中，南极3个，北极圈附近4个，太平洋上3个，印度洋2个，它们周围基本上没有多少人类活动，其空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主要是季风或火山造成的。 其次，全球大气监测网在有人类活动的各大陆上的观测点一共只有18个，但这18个观测点对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基本上不怎么关注。这18个观测点的分布非常奇怪，整个美洲大陆上，仅在南美洲最南端面向南极的位置设了1个观测点，而北美洲不设点；亚洲大陆只有2个（1个在印度，另1个在中国西宁市西南90公里的瓦里关）；东南亚2个，大洋洲2个，非洲大陆5个，西欧国家6个。这18个网点的分布有一个特点，它并不想有代表性地监测分析全球各地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变化，而主要是为了证明西欧国家减排政策有效。 按照这样的监测点来分析各国实际的二氧化碳浓度情况，其严重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采用这样的观测网点数据来评判世界各国的二氧化碳减排程度，本身大可质疑。其实，世界气象组织并不了解，从东亚、中亚、南亚、东欧、中欧、中东，到北美和南美大部分国家，广大而人口密集的地区里究竟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宣称，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造成了地球暖化。 三、两个观测点决定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正因为世界气象组织不了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所以它只能依赖这30个观测网点中个别网点的数据，便轻率地做出了地球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这样的结论，由此导出了地球暖化论和气候政策。 2020年9月9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气候变化并未因COVID-19而止步》指出，“根据WMO全球大气监视网(GAW)中基准站的报告，2020年上半年二氧化碳浓度超过百万分之（ppm）410。2020年7月莫纳罗亚(Mauna Lua，夏威夷)和格里姆角(Cape Grim，塔斯马尼亚)分别为414.38ppm和410.04ppm，高于2019年7月的411.74ppm和407.83ppm……要稳定气候变化，必须持续将排放量减少到净零。” 从这段话来看，去年11月全球气候峰会大力推行的气候政策，其所谓的“科学”依据就来自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仅凭这两个点的观测，能得出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因人类使用化石燃料而明显提高，因此地球变暖这样的结论吗？何况，这两个点的数据根本就与人类活动无关。 塔斯马尼亚观测点位于澳洲自然生态保护最完善的地方，当地自然保护区的土壤干燥后会转变成易燃的“褐煤”，容易发生野火，排放出二氧化碳，这与人类活动无关。而夏威夷观测点位于美国夏威夷州最大的夏威夷岛，这个岛有活火山，经常喷发，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被用来证明地球暖化，大可质疑。假如地球暖化确实日益严重，世界气象组织就不必选用塔斯马尼亚和夏威夷那不靠谱的数据；而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被选用，恰好反映出该组织的无奈，因为它实在找不出恰当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造成“地球暖化”的证据。 虽然“全球暖化”这个词现在已经消失了，但“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成了代名词。小布什任总统期间首次愚蠢地使用了“气候变化”来代替“地球暖化”，原因是“全球暖化”论声誉不佳。如今已没有一个政府继续使用“地球暖化应对政策”这样的概念了。塔斯马尼亚的野火或夏威夷的火山不至于毁了地球，人类也并未愚蠢到去阻止火山喷发。然而，“气候变化”已被纳入西方左派“政治正确”的框架，而“政治正确”派不容许别人质疑自己的“正确性”，理由是，它“政治上是进步的，因而就是正确的”。这逻辑和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来证明其制度优越是一样的。 四、德国的绿色能源政策走向“自杀” 德国是推进绿色能源最积极的国家，它也带领着西欧各国沿着这条“自杀之路”前行。由于西方的左派政党认定，煤炭和石油等传统燃料会排放二氧化碳，加速地球暖化，而核电又可能产生核泄漏，所以最安全又“绿色”的能源就只有可再生的太阳能、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但水力发电要建水电站，而大自然中能建水电站的地方有限，要充分满足能源需要，只有太阳能和风能可以替代。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极高，而且电力来源既不稳定，又难以储存；退而求其次，就需要大量使用天然气。 德国地势平坦，水力发电的条件差，2000年以水力为主的再生能源只占能源消耗的5%；过去20年来德国的能源政策非常激进，2010年能源消耗中再生能源占比提升到了19.2%；计划到2030年把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到总发电量的65%，到2050年占80%。德国2000年时核电占三成，为了配合绿色能源战略，德国政府决定逐步淘汰核电，2019年核电降低到能源消耗的13.8%，并准备2022年底关闭所有核电站。这样德国就需要大量增加天然气进口来替代核能。 进口天然气有海运液化气和管道天然气两种途径。前者运途远，要从美国和加拿大海运，而且成本高；后者成本低，从俄国进口。这样，德国为了维持绿色能源的价格不致于超出经济承受力，就走上了能源方面严重依赖俄国的道路，进口天然气的55%靠俄国用管道输送；而且，为了实现废除核电这个目标，还要大量增加俄国天然气进口，为此修了从俄国输送天然气的“北溪2号”管道工程，准备为德国2,600万户家庭供应50年天然气。如果这个管道工程开始输气，将把德国将近八成的能源供应变成完全依赖俄国。 德国这样经济上高度依赖潜在的敌国，就把自己花钱买的“上吊绳”送给敌方，成为敌方用来威胁自己的“杠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本来就喜欢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以对俄国的红色权贵掌控民主化并不反感；相反还发展出双方紧密的经济关系，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上台的前总理施罗德甚至离任后直接帮助俄国天然气公司修建输往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工程，后来又充当俄国石油公司的董事。当年，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因此把施罗德看作是“政治妓女”。后来默克尔上台了，她在东德共产党政权下长大，对共产党统治从来有好感，她理所当然地继承了施罗德那套能源依赖俄国的政策。 要解决乌克兰危机，欧盟的团结一致和强有力的坚定立场是前提，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的态度非常暧昧。默克尔在任多年，引导德国一直走交好俄国、削减军备的道路。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德国不但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也不愿意承诺减轻对俄国天然气的依赖。因此欧盟就无法表达针对俄罗斯侵略意图的坚定立场。为什么德国如此偏向俄罗斯？这是一个西方国家都心知肚明而又不愿意完全点穿的问题，那就是，德国为了自身错误的气候政策而做了大量违反北约国家集体安全的事，以至于最后把可能勒死自己的绞索交到了普京手上，让普京有机会和本钱对北约叫板。 因此，德国的国际政策经常要考虑普京的眼色，凡是普京反对的，德国就在欧盟内部反对；也在国防政策上采取弱国防、对俄亲善外交的基本策略。正因为如此，德国一直坚持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嘴上虽然不说，但利用欧盟内部规则要求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接受新成员国的机会，采用“拖字诀”。德国的乌克兰政策让普京认为，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抓住德国依赖俄罗斯能源的软肋，有德国在欧盟内部做“内应”，如果侵略乌克兰，不会遇到欧盟的强烈反应。 五、欧盟集体落入绿色能源政策陷阱 德国现任总理朔尔茨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上一直坚信要与俄罗斯对话，但普京的入侵把德国对莫斯科的交往逼入了死胡同。波兰总理指责德国总理说：“我们在德国这里看到了自私自利的现象，现在我们没有自私的时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来找奥拉夫·朔尔茨（德国总理），来晃动德国的良知。”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德国总理朔尔茨2月27日在德国议会宣布政府的国际战略做重大转变，要扩充军力，削减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这等于是承认，德国多年来的和平主义国策和能源依赖俄国战略全错了。 但是，德国总理朔尔茨的立场转变马上遭到副总理、绿党的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的反对，哈贝克说，如果不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会危及德国的社会凝聚力。这番话的意思是，德国社会的多数人依然相信绿色能源必须坚持到底，如果不进口俄罗斯能源，绿色能源方针就会破产，这就是左派意识形态绑架国策的典型例子。 欧盟于3月8日提出了一个计划，要“摆脱对俄罗斯石化燃料的依赖”，同时加快部署《欧洲绿色协定》。去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了1,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占天然气总进口量的45%，而乌克兰战争之前从俄国进口天然气的涨价已经逼近西欧承受能力的极限。欧盟在不得不摆脱对俄国能源依赖的同时，又想挽救绿色能源政策的失败，在经济困境和坚持“政治正确”之间陷进了两难处境。这也印证了德国绿党党魁担忧的事，那就是，欧洲左派政党集体落入绿色能源政策的陷阱之后，如何再向他们的支持者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 实际上，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为了维持能源价格，已经开始讨论恢复使用煤炭；倘若如此，德国的左派政府将自己抛弃绿色能源政策。那去年底刚召开的全球气候峰会是不是也要重新开会，宣布全球气候政策作废，拜登也应该解雇他的气候特大使克里？这是骑虎难下的西方左派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 德国的绿色能源政策走向“自杀”，为乌克兰战争铺平了道路，这还只是开头；不管乌克兰战争的结局如何，欧洲左派政党的“噩梦”已经开始，从此欧洲不再太平，经济、对外关系、欧盟内部冲突会接连发生。乌克兰战争强制地切断了德国和欧盟国家对俄国的能源依赖，而在能源价格暴涨造成的经济困境和绿色能源政策之间，欧洲的左派政党只能放弃后者，而那无疑将是一场不亚于乌克兰战争威胁的国内政治灾难。 （评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章原出处）
各方消息显示，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因陷入战争泥潭而不可自拔，莫斯科向北京要求军事援助，指望中共至少提供军事装备、包括无人机等。中共方面虽然否认有此事，但普京极可能有此要求，而习近平也极可能陷入左右为难。当此之际，国际社会都在问：中国如何选边站？ 设想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是中共选择全面支持俄罗斯，援俄抗美，其实是援俄抗乌，准确而言，是援俄打乌。另一种情况，中共选择抛弃俄罗斯，站在美国、西方和主流国际社会的一边。 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中俄公开结盟，再纠集叙利亚、伊朗、朝鲜等国，结成邪恶轴心，与美、欧、日、澳为主的民主阵营对抗，几乎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降临，甚至不排除核大战的威胁。人类陷入黑暗。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共产中国再次迎来一个战略机遇期，当俄罗斯成为美国和西方主要敌人的时候，中共转身，成为美国和西方的某种非正式盟友。这种“战略机遇”，对中国人民而言，未必是好事，但习近平有没有如此的战略智慧和灵活身段？则又是另外一个疑问。 根据中共的惯性，极有可能选择一种中间方案，即，表面上不得罪俄罗斯，但仅给俄罗斯有限的支持（如果中共援助俄罗斯，也必是暗来，而不是明来）；表面上反美反西方，但避免与美欧直接冲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以规避制裁或因美欧制裁俄罗斯而引发对中共的间接制裁；当然，此时，中共也可能借机敲诈美欧等国，要求松动西方已经对中共实施的某些制裁和封锁。 之所以会出现中间方案，是由中共政治的特点所决定。就习近平个人而言，普京大概是唯一支持他连任的外国领导人，习近平似乎应该对普京感恩戴德。但，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权势究竟有多大？尽管在党媒党报上受到高捧，貌似大权在握，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并非就能乾坤独断。比如，在俄罗斯问题上，他并非就能独自拍板、全面援俄打乌。 根据中共党内潜规则，政治老人在重大事务上有参与权和决策权，习近平的盲动和冲动有可能受到多数政治老人的抑制；而在中共高层，习近平也必然受到其他派系的牵制；即便在习家军内部，恐怕也会呈现不同思维和站队。这大概就是资深外交官杨洁篪被派出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意大利会见和密谈的背景之一。 换言之，围绕乌克兰战争，中共党内，尤其中南海高层，必然发生激烈的思想斗争、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习近平能否在今年的二十大实现连任梦，最终毕竟不能由普京来决定，而取决于中共党内的斗争与平衡。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夕，北京冬奥会开幕日，习近平与普京密谈并签署近二十份协议。外界、包括中国人民对这些协议或密约不得而知，但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的一句话“中俄合作上不封顶”却引发热议。如果习近平与普京合谋入侵乌克兰，那么，乐玉成的话就是对习近平的出卖；而习近平对留在乌克兰的六千多中国留学生和公民弃之不顾，更是对本国同胞的陷害。如果习近平遭普京欺骗，后者只部分告知、并部分隐瞒入侵乌克兰的计划，那么，习近平就有理由与普京疏远，保持一定距离。 如果习近平一意孤行，并绑架整个中共，坚持顽固地与普京捆绑在一起，但，即便是中共加俄罗斯，也并无胜算。根据历史的规律，纵观一战、二战和冷战的结果，中俄联手战胜美国和欧洲的可能性很低，况且，还有广大的民主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台湾等，坚定站在美欧一边。 美国不仅在道义上占据高度，而且在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加上西方国家的空前团结和同仇敌忾；如果中共选择与美国为敌，后果可想而知。至于俄罗斯，连吞下乌克兰都如此艰难，何况跟北约交战？如果俄罗斯或中共选择使用核武器，孤注一掷，要么是两败俱伤，要么是自取灭亡，就算习近平个人愿意冒险，中共领导层也不得不掂量再三：这么蛮干是否值得？ 俄罗斯早先就求助于哈萨克斯坦，要求后者出兵相助，但遭到哈国总统托卡耶夫的断然拒绝。普京以为，他曾出兵帮助托卡耶夫巩固权力（2022年1月），后者理应为他出兵，却事与愿违。当时，托卡耶夫与老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生权力斗争，双方军警驳火，与民众抗议交织在一切，借助“集体安全组织”名义，托卡耶夫邀请普京派兵“平乱”，助他扳倒老总统势力。如此而已。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关一国主权，如果乌克兰亡国，哈萨克斯坦也必感受唇亡齿寒。哈萨克斯坦拒绝俄罗斯，也给了北京一个参考：是否甘愿与俄国捆绑，成为共同的人类公敌？即便无视国家和民族利益，是否考虑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本身利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